1985年我比较走运，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太阳鸟》，与其称之为诗集，不如叫诗歌小册子更准确。薄薄的五十来页，二十多首。但那年月能出这样的诗集已很了不起，当时还没有自费出版一说，并非出版社付不起稿费，而是论资排辈，出诗集似乎是艾青、李瑛那样卓有影响的“前辈”的荣耀，跟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没什么关系。之前之后只有叶延滨、王家新等一些青年诗人也出过这种开本的集子。其实在国外，很多著名诗人一直出版只有二十来首新作的册页，只有中国诗人出版诗集以及民刊都愈来愈像买电器，喜欢大型和豪华。
翌年，《太阳鸟》获了广西首届文艺创作“铜鼓奖”。
能碰上这种运气，起因完全是广西民族出版社想推出几个少数民族特别是壮族的青年诗人，觉得需要加入同等数量的汉族作者，这样我有幸成为非少数民族的第一人选。我于是推荐了林白和李迅。林白那时还用本名林白薇写诗，开始成为叫林白的小说家还是一年以后的事情。李迅写诗，而他的小说一起步就很醒目，才二十一岁处女作就获了《中国青年》“五四征文奖”，同时获奖的几个人有韩少功、王安忆、陈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各地都有民间文学小团体，我们那个小圈子也是每周隔三岔五见面，为文学争吵，互相读作品，碰上谁家做饭，有什么就随便吃点。林和李之外，还有梅帅元和张仁胜。1985年我们整天忙乎于打“百越境界”旗号，主张并身体力行魔幻现实主义加中国寻根再加少数民族地域背景元素的写作。我和梅帅元执笔写了一论和再论，在广西吵得沸沸扬扬，人大复印资料等都转载了。《上海文学》当时把我们的文章和韩少功的《文学的“根”》、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放在一起，尽管他们影响更大，但说实话我并没有受他们“启发”，因为我跟他们没有任何个人联系，我写的也早于他们几个月发表。只能说是出自生命的敏感。就像这一年前我写了《走向花山》，后来才看到江河《太阳和他的反光》，尚不知欧阳江河在成都吭哧吭哧写《悬棺》。
我写的组诗《红河的图腾》作为要目上了《青年文学》1985年3月号封面，可能是当年这家发行六十万份的期刊唯一的上过封面的诗歌。该组诗后来获得了“1984—1988青年文学奖”，同一奖项的“牛人”要数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王朔《橡皮人》，但后来没有举办颁奖仪式。拖到九十年代，我还是拿到了奖杯和庄重文先生的一点港币奖金，奖座据说太重没人愿意帮从北京带到南宁。
现在回过头去看，我才明白当初我在南宁写诗为何单枪匹马，不是故意追求“孤独”，也不是清高，而是确实没有几个很能写诗的。与我来往较多的诗人是吴小军（无尘）。而写小说的几个“狐朋狗党”甚为了得，李迅把我们主张的小说连续写上了李陀编的《北京文学》，还有《上海文学》，张仁胜拿了国际青年小说奖，梅帅元的中篇作为《人民文学》头条尽管因前一期马健《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被牵连撤掉，后来还是出笼了。林白更是屡有斩获。但最终这一代人的文学还是被历史无情终结了。九十年代以后，这几个哥们都不写小说了，他们跟各省我那批中断文学写作的朋友一样，成了“有钱人”，梅帅元做出品人的《印象刘三姐》被张艺谋演绎在阳朔的山水间，眼下每天都在创造利润；张仁胜为策划者之一的“大地飞歌”国际民歌节，也替他挣了银子；李迅也早就不写了。只有林白和我一直写，所以今天被看成小说家和诗人。但我对这种“坚持”并不感到多少骄傲，1990年年头，《作家》杂志发表了我《观察河流的几种方式》等诗歌，写还是不写，在当时对我而言是个问题。
1985年年中，我当上了《广西文学》诗歌编辑，头一桩活动就是举办全国大学生诗歌征文比赛，这个评奖如今唯一有趣一点的细节是，我上任第一次责编就发了西川“正式出版物”的处女作《鸽子》，他好像念大四了。评委陈建功、王小鹰等都是刚出校门两三年的著名作家。不开会，初评终评都是从北京上海等地把选票寄过来，也许他们都是写小说的缘故，初评推选西川一票都没有。那年月年轻气盛，我作为编辑个人意见，补进了西川，终评也是同一批评委，西川却反过来拿了唯一的最高奖。列在小说散文之上。奖金相当于大学毕业生两个月的工资，对在校生的他而言也算一美事。
或许是源于生命中的艺术直觉，1985年我闯荡到西南走了一圈，成都、重庆、贵阳如同诗歌圣地。记忆深刻的是被赵野拉到川大旁边的黑屋子里，他们吵吵嚷嚷要高举“第三代”大旗，那个年代这种“非法集会”警察要找你麻烦是不难的。我毕竟是长途坐火车到的，半夜三点实在困得不行，就说我看来当“第二代”算了，独自爬到床上睡觉，迷迷糊糊听他们继续争吵或互相出主意。几年后台湾《创世纪》介绍“朦胧诗”。继而又推出大陆“第三代”小辑，不仅我在其中，宣称自己不是第三代的陈东东在其中，海子还在榜首。至今我都不甚清楚“第三代”的确切含义，两个月前在黄山，“第三代”的发明人赵野说也就是泛指朦胧诗后写诗的那一拨人吧。成都给我的第二印象是吃，也是刚从校园里出来的吉狄马加花了二十八元请我大撮了一顿川菜，这是我吃过的空前当然不是绝后的最贵的饭了，是他大半个月的工资。而他那时连住的固定的床都没有一张，今天成了我辈诗人最大的官。
其实1985年我已经“老江湖”了，跟现在70后80后“大器晚成”不同，“第三代”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十几二十岁就“冒头”了的。我不清楚我出任主编的“晨钟”文学社是不是广西第一个民间文学社团，但肯定是广西同时最早的几个社团之一。因为中国各地只有最早办民间文学社的才知道最初的民刊很少是纸刊，而是大面积贴到墙上去的。到处都有人来抄，我本人贴在墙的诗就在几百里外的另一所学校被大学生集体朗诵。这种墙上民刊因北京“民主墙”的中止才中断。也编过报纸型的，但被点名批评了。我曾主持了广西各主要高校学生文学社的联席会议，打算出一本共同的纸刊，但因为国内大学生联办的第一家民刊《这一代》只出一期就被叫停，我们的自然没问世就夭折了。有的学校参加联席活动的学生，比如广西艺术学院，当年度好些人被剥夺评“三好生”资格，原因不是说文学或诗歌，而是跳了“摇摆舞”，也就是迪斯科。因此我很早就明白一个原理，有时打击一个人的理由。跟端到桌面的那一个也许风马牛不相及。
因为办文学社的缘故，我竟然也“混”进了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讨论诗歌理论问题的学术会议。那就是1980年的南宁诗会，全称“中国当代诗歌讨论会”。作为大二学生原本无资格与会，我是被抓差去录音。我记得会上最尖锐的支持朦胧诗的发言是孙绍振先生，可以说振聋发聩。谢冕先生题为《新诗的进步》的发言层次分明，相对用词比较温和。但会后谢老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遂有“第一个崛起”。（1995年和孙老师在澳门参加诗会，我还开玩笑说：你干吗会后不发文章呀？）会上具体肯定朦胧诗人作品的，是诗人公刘，他关于顾城的几首小诗的那篇文章是我根据发言录音整理的，首发（可能是《当代文学学会会刊》之类）署名杨克根据录音整理。九十年代中期去三亚参加一个诗会，在飞机上遇到公刘先生，两人还说起过我学生时代的回忆。会议期间最糟糕（悲哀）的事件，是曲有源被邀请到南宁师院（就是现在的广西师院）做讲座，被听课的告到上面（不知是老师还是学生），这是导致曲有源回去被抓的因素之一（当然还有他参加民主墙贴诗）他当时发在《广西日报》的诗，也是最“先锋”的了。因为他被抓，导致有关部门来找我们要会议的录音带，我和几个参与录音的同学私下议了一下，决定把录音全部洗掉，很可惜这样会议的全部发言录音就没有了。1987年曲有源平反，出狱后第一个活动，就是我以个人名义邀请他来广西一走（还有谢冕、英儿、罗洛等），以表达作为一个广西人的歉意。（他们在南宁期间的住宿等，就是我写诗的朋友吴小军个人出的，其他地方是我找不同部门接待的。）在桂林，当年曾和艾青一起在“桂林文化城”办诗刊的画家阳太阳（当时七十九岁），听闻过程，还专门给我们写了书法条幅，给曲有源写的是“风骨”二字。
我最早认识的“朦胧诗人”是王小妮，她读书期间就有此身份了。毕业分配在长影总编室，1983年来南宁组稿，我主要的任务就是几乎每天转交一封徐敬亚寄给她的信，这种罗曼蒂克恋爱是受俄罗斯文学影响。后来我还跟她一道去广西电影厂见了张艺谋、张军钊，因为她听说他们拍的《一个和八个》和《黄土地》很了不得，没上映，想看看。老谋子说《一个和八个》有几个镜头审片没通过，陈凯歌正去北京找关系。张艺谋他们比小妮年长，但对“朦胧诗人”很恭敬。大约1984年小妮又来，自治区主席的司机也爱好诗歌，我私下打电话给他，竟能用他的车拉小妮去大学做讲座。可见文学暴热的八十年代，“先锋诗人”在社会上威望之高。
另一个好玩的人是顾城，那时开笔会，二十来岁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带夫人，但是顾城每次都带谢烨，因为他连买个火车票也弄不太明白。顾城跟日常生活有隔膜，会议晚上有卡拉OK什么的，他觉得受不了，只想钻到桌子底下去，他似乎只能跑去森林里面，听那种诸如鸟的叫声，树叶掉下的声音，蚂蚁从地上爬过的声音。顾城发言时眼睛会翻到上面去看屋顶，不看会场。说“街上走过的女孩像水草，男人都像矿石”，他用这种语言来谈诗。我跟他一起在桂林上街，街边有人卖古钱币，我过去问，这个多少钱？人家会说二十或三十块。顾城一问，人家会说，你们买不起的，走吧，就把我们赶走。因为他问的都是比较真的，我问的都是假的。我很奇怪，顾城说他有一个笔记本，写了厚厚的一本，专门记这些东西。
我不清楚王小妮还记不记得顾城1986年在漓江游轮上随口给我们几个人朗诵的几句诗。他说一个诗人，需要一把刀子，切几片面包。王小妮在船上给了我徐敬亚邀请参加深圳青年报诗歌大展的信，但老徐要求参加者必须有流派和宣言，我那时写的《现代诗朗诵会》《某某》绝对口语，但我觉得自己没有流派。“86大展”有其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也有好些“流派”和“宣言”是为了参展临时命名的，这些人之前没怎么写诗，之后也不写。今天说这些，是让那些不在场的研究者明白，当时并非真的有如此多的“流派”。
我最后见到顾城是在1986年12月31日召开的“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名曰“第三届”，第一、二届是五六十年代开的。在人民大会堂照相前，跟他聊了一会。《诗刊》请参加那个会议的诗人座谈了，除了舒婷、杨炼等朦胧诗人，于坚、韩东、唐亚平等“第三代”也参加了，王家新好像还做了大会发言。会外跟唐晓渡去吃涮羊肉，吃了很多。那是我第一次见他，我当初第一次上《诗刊》是他编发的。那个会议很无聊，几无内容，没有主题和调子，变成看电影和联欢。天很冷，下雪，于是互相打电话，冒充崇拜者来访，约到楼下去等人。据说贾平凹最惨，等了好久。我也参与了这种把戏，因为被骗在前，幸好只走到电梯口就明白过来了。听说这一玩笑的“始作俑者”是舒婷和《青年作家》副主编何慧，无从考证。八十年代不仅老百姓，就是一般干部都是不能乘飞机的，为了避免多事，主办方要求散会后不要停留在京，特批所有人乘飞机返回。我于是生平第一次飞行。
次年参加了“青春诗会”，凌晨四五点抵达秦皇岛火车站，外面黑咕隆咚。在候车大厅等天光。终于瞅到一个模样有点像诗人的，上前询问，竟是欧阳江河。说起来《诗选刊》（不是后来河北的，是当时内蒙古办的）上还有诗歌和照片，于是结伴同行，自然被安排“同居”一室。这届还有西川、陈东东、简宁、郭力家、张子选、刘虹等。老木作为文艺报记者从头至尾采访，《诗刊》来了副主编刘湛秋、编辑王燕生和王家新。欧阳江河有的诗没能通过，白天参观完耀华玻璃厂，熬夜另写，半夜我醒过来，问他搞好没有，他说好了，这就是《玻璃工厂》。诗会上西川提出“知识分子写作”，几个人有点结盟的意思。郭力家说：你发言再当庞德秘书总提他语录我就打你一拳。西川喜欢独自观海，张子选容易被湖北来的女诗人邀去玉米地谈心，我则跟老木、简宁夜里去海边小店吃螃蟹。由此跟简宁的兄弟情谊持续至今，我前几个月去北京，都还住他家。多年过后程宝林去美国，往来广州办签证，也都是我张罗住处。十二年后发生“盘峰论剑”，当晚回到北京，在北师大朗诵诗歌出来，到简宁的黄亭子酒吧，遇到欧阳江河和贾樟柯，跟他们两个换了两个地方喝酒到凌晨三点。“论剑”刚发生我们都还能一起泡吧，完全是因为“青春诗会”同室。说明诗人除了所谓诗歌观念，还有个人交往。生命之树常绿，理论总是灰色的。
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去谢冕先生家，请他为我的《图腾的困惑》作序，遇见程文超，谢老师说，这是我带的第一个博士生，刚来的。于是我和文超到外边的小店小聚。这个好人，九十年代也到了广州，正当大好年华，却被折磨多年的癌症夺去了生命。噫嘘！
2007年1月18日于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