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是天下第一大家，皇族是天下第一大族。刘邦当皇帝，把自家刘氏的族规、家法与国法融为一体。汉家天下的礼仪，为后世历朝做了垂范。后世历朝皇帝谥号中，大多数有“孝”字。东晋有孝武帝，南朝宋有孝武帝。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文帝、明帝、庄帝、武帝、静帝都有“孝”字谥号。北齐有孝昭帝。唐朝24帝中，17帝谥号有“孝”字。五代时期，后梁朱温，后唐李存勗，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后周郭威、柴荣等皇帝谥号均有“孝”字；北宋有6帝、南宋有3帝、元朝有7帝的谥号中有“孝”字。明清两代，孝道益浓。明代16帝中，12帝上“纯仁至孝”、“洪仁大孝”、“渊仁懿孝”、“至德广孝”等谥号。清朝是满族人建立，他们接受汉族孝文化，从太祖努尔哈赤至德宗（年号光绪）共11帝，全有孝字的谥号，如“仁孝睿武”、“睿孝敬敏”、“至仁纯孝”、“大孝至诚”、“圣孝渊恭”等等。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是清朝开国之前、之初的帝王，也追上了“孝”谥号，为在其他朝代所未有。另外，明清两代的皇后，不少人也有“孝”谥号，如明代的“孝慈高皇后”、“仁孝皇后”、“诚孝皇后”等，清朝的“孝慈”、“孝庄”、“孝仪”、“孝圣”、“孝淑”、“孝恭”等。
皇帝子孙如此多称孝，只不过表示“敬遵祖宪”，希望能守住万代江山。另一方面，也昭示孝治天下，提倡孝道。
皇帝以孝治国，向皇族子孙提倡孝道，向天下臣民更是大力宣传孝道。前面已讲到汉高祖以孝治国之事。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尊儒学为国学，也是大倡仁孝之道，以孝治天下，效果良好。汉文帝赞叹曰：“孝悌，天下大顺也。”唐太宗对孝敬病母的大臣房玄龄、突厥使臣、韩王元嘉、霍王元轧等予以垂恩嘉赏、褒谕，“宠遇弥厚”。明太祖对浦江郑氏大族的孝道族规、家法大加褒美，并根据其内容旨意，拟订六条《圣训》：“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同时将之公布于天下，号召国民将其作为言行的规范。明太祖在科举制实施的同时，又在“征辟”中察举“孝廉”，洪武十四年选3人，洪武十九年选5人。清朝康熙皇帝效法前代帝王的“尚德缓刑”之治，大力提倡孝道人伦与是非教育。他在颁布天下民间的《圣谕》中，首句就是“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并命各府州县官督率，向民间讲此“圣谕”，达到“以化民俗”的目的。
历史上，以孝治国的政策以“举孝廉”选拔人才最具代表性。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结果是产生了“举孝廉”的察举制度。公元前134年，武帝“初令举国举孝、廉各一人”；并规定，郡国若对此执行不力，“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举廉，不胜任也，当免”，即会遭到罢黜或刑事追究。朝廷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提倡天下孝道，选拔治国人才。这些孝廉之才成为国家臣工僚属，真个是“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母”；孝事亲，忠事君，辅弼君王以治天下。2005年3月，都江堰渠首外江中出土东汉建安四年（199）郭择碑、赵汜碑，郭赵二人均是举孝廉而成为太守的守吏，负责都江堰维修工程。
“察举”制至隋朝止，此后至明清是采用科举制选拔人才，科举以考“四书”、“五经”为主。史书上立“孝友传”、“节妇传”，《晋书·孝友传》列李密、王裒等14人。在社会生活中，统治者大倡仁义道德，礼义廉耻，旌表孝子、节妇。清朝顺治年间诏准直省府州县旌表孝、节妇，每人银30两自立孝坊。
孔子说：“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终于立身”；“其为人也孝悌，而犯上作乱鲜矣；不好犯上而作乱者，未之有也”。孝子在家谨守父父、子子的人伦，在社会上就会谨守君君、臣臣的尊卑上下与法纪道德。若天下人都是孝子，则天下人都是顺民，天下也就大治了。
四、以孝齐家
传说时代的舜是以孝齐家的远古模范，为后世人景仰，那不过是故事。后世人敦讲孝道，主要遵照周朝礼制和儒家学说。先秦孝道文化比较集中地记载于《礼记》、《论语》、《孝经》等书里。《诗经》、《仪礼》等书对孝道文化习俗也有不少记载。
吕维祺《孝经或问》指出，《孝经》“为阐发明王以孝治天下之大经大法而作也。孝经立孝，大在立身行道”。即是说，此书是为后世帝王治天下而著的。《孝经》的著者，年代不详，大约是战国晚期儒家弟子集孔孟关于孝的论述而成，是儒家孝道理论的集大成者。此书流传至汉代有“今本”和“古本”之别，梁朝时“古本”佚失。唐朝开元、天宝年间朝廷命诸儒鉴定、整理、颁行。清朝乾隆年间，孔注“古本”从日本传回。宋朝郭昺再注疏唐朝颁定的《孝经》，为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刊本。
在《孝经》中，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要用天之道，地之利，谨养父母，因此周代以孝配天。汉代儒学加强了天命观念。天下人孝，是天命，天地之性。宋代程朱理学认为，子孝敬父母是天理。既是天理，人自觉或不自觉都应该按照天理而孝。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天下人的孝观念和孝行为。孔子说：“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君子之教以孝”［33］。孝的教育，日益受重视，愈来愈普及。在社会中的孝道教育，普及于百姓家庭的经典应推《礼记》、《四书》。元、明、清三代，孝的宣传教育愈加世俗化（甚至愚昧化）。元朝人编的《二十四孝》，作者或说为郭守正（科学家郭守敬之弟）。此书内容主要汇编了虞舜、曾参、汉文帝、闵损、仲由、董永、郭巨、黄香、王祥、姜诗、老莱子等24人的孝行故事。后又有人作《二十四孝图》、《二十四孝图诗》、《女二十四孝图》等书，这些大众读物，普及广泛，对百姓家庭中的孝道教育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礼记·曲礼》载：“夫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对父母，早晚问候、请安，使父母冬季莫冻着，夏天莫热着。又载：“见父之执，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此孝子之行也。”即随时尊崇父亲，不要随便违忤其意。又载：“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即出入家庭要禀告父母，娱乐要符合社会常规人情，为生要有业务，不能游手好闲。又载：“为人子者，居不立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门……不苟笑。孝子不暗，不贪色，惧辱亲也。”《尔雅》载：宫（室）“西南隅谓之奥”。奥室、中席、中道、中门都是尊者、老者居、坐、行、立的地方。孝子要一本正经，不苟言笑，不搞阴谋诡计，不贪色，如此才不会损害亲人的名声。又载：“父母存，不有私财”；“父母存，冠衣不纯素，孤子当室，冠衣不纯彩”；“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倾听”等等。
《礼记》在先秦主要是贵族家庭的孝道，随着社会演进，人情大有变化。不少文人遵照先秦儒学和所处实际情况，将其加以民间化、实践化，拟定为孝行规范。这里以宋朝大儒司马光《居家杂议》（共十二章）对父慈子孝的规范摘要示例如下：一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分之以职，而责其成功。对财用之节，量入为出。上下为食莫不均，禁止奢华。
一凡诸卑幼，事无大小，毋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
一凡为子为妇者，不得蓄私财。
一凡子事父母，妇事舅姑，天欲明咸起，盥漱栉总，具冠带。昧爽，适父母、舅姑之所省问……尊长举箸，子妇乃各退就食。丈夫、妇人设食于他所，依长幼而坐。饮食必均一。男坐左，女坐右……言语应对，必下气怡声。出入起居，必谨扶卫之。
一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记而佩之，时省而遵行之。事毕，则返命焉……有不可行者，则和色柔声具事（是）非利害而白之。若不许，苟于事无大害者，亦当曲从。若以父母之命为非，虽所执皆是，犹为不顺之子。
一凡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从，起敬起孝，悦则复谏……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在怨，起敬起孝。
一为人子弟者，不敢以贵富加于父兄、宗族。
一凡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宾客不敢坐于正方……
一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妇无故不离侧……
一凡子事父母，父母所爱，亦当爱之；所敬，亦当敬之……
一凡子事父母，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饮食忠养之。
一凡子妇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其不可怒，然后笞之，屡笞而终不改，子放妇出……
司马光所定十二条，是依据《礼记》和宋朝贵族家庭生活的实际情况而拟出的。它是我们了解宋朝贵族以孝治家的宝贵资料。这些孝行规条，至明清也流行着。曹雪芹《红楼梦》中的宝玉对父母，贾府老小对“老祖宗”贾母的孝道，书中有许多生动的生活场景描写。
了解古代社会人们以孝齐家的情况，遗存至今的族规、家法等等也是好资料。
浦江郑氏，是宋、元、明三代合族同居的大家族，至明天顺三年（1459）共历332年、13代。《郑氏规范》70则，要求家人忠于国，孝于家，乐于助人，造福乡里；禁止失长幼之序，乱男女之别等等。明初，太祖朱元璋认为郑氏治家、睦族的一套规范大补于国法，给予褒扬和推广。开国功臣宋濂帮助郑氏子孙完成了《郑氏规范后录》、《续录》的编纂。
家法、族规的第一内容，就是“孝悌”，所谓“百善孝为先”、“孝为人之本”。《九江岳氏家规》载：“人生百行，首重孝友。盖父母乃身之根本，弟兄为身之手足。孝则根基无亏而脏腑不损，友则手足相顾而痛疾无虞。”
《盘谷高氏新七公家训》载：“谋国则当尽忠，事亲则当尽孝，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兄爱而友，弟敬而顺”；严申“戒忤逆，五刑三千，罪莫大不孝”。
族规、家法中以孝为主旨，人伦老幼男女的秩序与行为列入规条，对孝道提倡、褒扬，人人实行，代代教育。汉民族支系客家人，“最重祖宗最重根”，笃行孝道。他们四海为客，天下为家，无论迁徙何处，都要将亡故的父母骨骸迁移到新住地，春秋供祭。“携家至蜀慈心显，运骨来川孝道隆”。这风俗名“拾金葬”、“捡金骸”。明末清初，从闽、粤、赣迁移四川的客家人，在他们的子孙保存的家谱、族谱中，有着丰富的孝道文化。
以孝齐家，不仅为了“木本水源”，“笃本根，望叶茂”，培养立家兴族的孝子，而且还能为国家社会培养良民和忠臣。《武陵熊氏四修族谱·家法十则》载：“家法章足国宪，况国法远，家法近，家法森严，自有国法所不及。”家法、族规“以辅国法之行”，补国法之不足［39］。家法与国法相济，共臻升平社会，由此可见孝在齐家治国中具有的巨大社会意义。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家庭和社会就在孝道的精神信仰、道德理念、行为规范中延续发展下来。
五、精神家园
检点中国社会几千年发展史，孝道是人们道德的根本，是社会文治的精神信仰和秩序建立的根基。道德始于孝。孝道始，人伦立，人际关系明。孝立而礼定，孝悌延伸于社会，“泛爱众”而仁义成，由此而“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
“齐家而后治国”是中国的传统。事父之孝可移于事君，事兄之悌可移于事官。家法可补国法之不足，家中孝子定是社会中的顺民。孝使家和，家家和顺，社会自然安定。封建王朝“家天下”，皇家（族）的伦常大多演化为国法、国礼。统治者以“孝慈治天下”，使孝道在普天下获得强劲的发展与丰富。孝道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灿烂，其生命力至今不衰。
检点孝道文化史，十分清楚，孝是以血缘而定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态度，仁是以孝为本（即孝的扩展、延伸）的社会人际关系和态度，忠是以孝为基因的国家政治行政上下级的关系和态度。遵守这三者为礼，维护这三者的言行为义。古代中国以孝、仁、忠、礼、义五常来“齐家治国”，治理了几千年的社会，并成为人们传统的道德。今天，继承孝道文化优秀传统，注入新时代精神，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第一，家庭文明建设。《诗经·蓼莪》载：“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执之德，昊天罔极”。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三年襁褓哺育，十年教育树人，父母养育之恩，地大天大，子女怎能不报答！父母养育子女的“慈”，已非自然（动物）的“舐犊”，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已非仅仅“报恩”，而是怀有无限的尊敬与深厚的亲情，这就是“孝”的本义。
第二，社会文明建设。孝道教人，尊老爱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爱人就是“仁”。“祖国母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中国人的信念和处世态度，因之孝悌可移于社会，“泛爱众”，可“施于有政”，这就是孝道的社会意义。
第三，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礼记·大传》载：“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诗经·大雅》载：“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正因为尊老及列祖列宗，以孝治家，子子孙孙传宗接代，人类才得以永远发展，世世代代孝子无穷。《礼记·中庸》载：“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即继承祖宗遗训，世世代代、子子孙孙都尊敬祖宗，不忘祖宗、祖训。由此升华到不忘亲情血缘的根，不忘民族精神，这就是孝道的传统文化意义。
明白了以上三点意义，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有隆重的家庭观念，一首《常回家看看》何以唱遍华夏大地而经久不衰；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国人那样重视中秋节、春节和清明节（过大年时，全国几百万农民工从四面八方不怕路途遥远，即使冰天雪地也要赶回家过春节；清明节时香港同胞如潮涌进罗湖桥海关回内地祭祖）；就能明白为什么海外侨胞、华人念念不忘自己的根，当今寻根旅游热日益升温。明白以上三点意义，或许对于为什么中国家庭那样稳定，为什么历史上中国较长时期做到统一的原因多一些了解。
这就是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家园。孝道的精神信仰、道德观念和民风习俗，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传统文化是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我们应继承与弘扬，并注入新时代的人本思想和社会大爱的感情。历史上的孝道文化，载于儒家经典、史籍、古人文集、家乘族谱，此外大众读物《三字经》、《增广贤文》、《二十四孝》等书广泛流传，妇孺咸知，影响深巨。古代孝道文化，有些内容只适应那个时代的家庭与社会。当今继承古代孝道文化应趋时更新，摒除糟粕，弘扬精华。历史上那些宣传愚孝的糟粕，《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的编造，其实直接违背了“父慈”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孝道。“王祥卧冰求鲤”的愚说，不仅不教人凿冰洞巧捕鱼的知识，而教人愚笨地去送死（冰薄人会先落水淹死）。至于那些伤肤毁身的孝行，更是违背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孝道。鲁迅先生曾犀利地批判说：“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其实，在元朝已明令禁止诸种不合情理的“孝行”，规定：“诸为子行孝，辄以割肝、刲股、埋儿之属为孝者，并禁止之。诸民间丧葬，以纸为屋，金银为马，杂彩衣物帷帐者悉禁之。”明朝洪武皇帝朱元璋也反对那种伤己身、埋亲子的愚孝，认为是“灭伦害理”，必须“亟宜治罪”。但是《二十四孝》仍长时期广泛流传，足见不少人实属愚昧。愚孝奉行者实在是被愚弄得可悲。愚孝倚仗着愚忠流行，愚忠培养愚孝，这是秦汉以降专制主义政治的产物。先秦社会中的孝道与孔子阐发的孝道，尊祖敬老是本义。父慈子孝，兄睦弟顺，两者之间都是相互尊重的；延伸于社会为“仁”，也是以人为本、尊重人，尊重人的身体、生命和持续发展。当今应当张扬此义，继承和弘扬其信仰价值和道德价值，批判和扬弃如《二十四孝》中那些孝道文化中的浊流，建设新时代的共同精神家园，培育父慈子孝的文明家庭，建设尊老爱幼的文明社会。我们要形成不忘家族、民族的根，热爱祖国的新风尚。家和万事兴，人和天下太平，愿人子的孝心永恒。
（李映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