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孔子微言备于《论语》
宋翔凤晚年的微言大义说，以《易》与《春秋》为孔子微言的经典，但是，他又认为《易》、《春秋》之微多未显彰，而其说备于《论语》二十篇，所谓“孔子受命作《春秋》，其微言备于《论语》”（宋翔凤：《论语说义一》，《皇清经解续编》卷三八九，第1页。）。所以，探求孔子的微言，应当主要从《论语》中去寻求。
以此出发，宋翔凤认为《论语》各篇都是发挥孔子微言的作品。如他说：
先王既没，明堂之政湮，太学之教废，孝弟忠信不修。孔子受命作《春秋》，其微言备于《论语》，遂首言立学之义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人不知而不愠”，谓当时君子皆不知孔子，而天自知孔子，使受命当素王，则又何所愠于人？……《礼运》记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六君子，以素王当之，亦继君子之号。先王兴学以治人情，圣人设教以维世，故作君作师，统绪若一也。（宋翔凤：《论语说义一》，《皇清经解续编》卷三八九，第1页。）
《论语》于《学而》之后次《为政》之篇者，著明堂法天之义，亦微言之未绝也。（宋翔凤：《论语说义一》，《皇清经解续编》卷三八九，第7页。）
《学而》、《为政》二篇，明太学、明堂之法，《八佾》一篇遂明宗庙之礼。曰庭曰堂皆在庙中。《孝经》曰：“宗庙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是宗庙之法，见孝弟之至，而为仁之本，如季氏三家之僭，无君臣父子之义，何有于敬，何有于孝弟，礼之本既荡焉泯焉，故谓之忍谓之不仁，微言之所存，亦可思矣。（宋翔凤：《论语说义二》，《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〇，第1页。）
此篇（指《子罕篇》）之文皆以说圣人微言之故。（宋翔凤：《论语说义五》，《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三，第1页。）
《公冶长》一篇言卿大夫之事，故究之以忠信好学。（宋翔凤：《论语说义三》，《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一，第8页。）
《雍也》篇明人君之道，故究以《中庸》之为德与立人达人之说也。（同上。）
《里仁》专论人之心术为风俗之所系。（宋翔凤：《论语说义二》，《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〇，第28页。）
故《论语说义》一书，对《论语》的各篇都有孔子微言的“发现”。在《论语说义》的最后一卷，宋翔凤更有一大段类似全书结束语的总结性论说，集中地论说了孔子微言备于《论语》的观点：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此孔子之微言也。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此尧之中庸也。由是受命有天下者，皆有中庸之德。故《礼·中庸》记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孟子》曰：“汤执中立贤无方。”《洪范》曰：“五皇极，皇建其有极。”《传》曰：“皇，大极也。”凡此皆言中庸之德也。庸者，用也，能用中者斯谓中庸，盖学问不出于中，则邪辟隐怪而不可用以为治，是中庸之为德乃自古圣王相传之大法，而莫之可改，此其所以为至也。文武既远，斯理绝续，五德之运将归素王，故孔子叹为民鲜久矣，而己当应其时也。故《尧曰》一篇，叙尧舜禹汤及周，而继之以子张问从政，言尊五美，屏四恶，皆本执中之义而用之。复继之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命者，天命，知天命之所与，而受之，见素王之成功，遂发之于此，则孔子受命之事显然可知矣，《春秋说》：“孔子母梦黑帝而生，故曰元圣。”《尧曰》篇述元牡者，见受命之应也。继之言知礼，《为政篇》曰：“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明三统之义，故举夏殷周而不及虞。《春秋》于三正并冠以春王，盖知其所损益，则三代之理自见，其或继周者，孔子之《春秋》也，故成《春秋》之法而不合于周礼。礼，今文家所传具在，惟知礼而后可以作《春秋》，以为后世有天下者之则，故圣人所以为百世师也，终之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可以见《论语》一书，皆圣人微言之所存。子贡以夫子之文章与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为二，又曰：“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又曰：“子曰：‘余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孔子微言之所在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有知命之君子传微言，以治天下之人，别之于禽兽之域，存之于几希之间，知人之非易易也。子思明圣祖之意，为《中庸》一篇。而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于《易》成既济，《春秋》受命致太平之道，昭揭无遗，日而月之，而终言“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即“天何言哉”之义，此发挥微言，以著大义也。《孟子》称：我知言，先陈诐淫邪遁之害，如百家之说是也，而后言愿学孔子，又记宰我、子贡、有若之辞。赵岐说曰：“从孔子后百世上推，等其德于前百世之圣王，无能违离孔子道者。”其说与继周之义相为发明，吾故曰：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盖其命意备于传记，千百世而不泯者，故好学深思者之所任也。（宋翔凤：《论语说义十》，《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七，第1-3页。）
宋翔凤在这段话中，对孔子的微言作出了多方面的论说，可以说是他的微言说的集中体现，这点将在后面分别论述。这里需指出的是，宋翔凤的“继之以子张问从政”、“复继之曰”、“继之言知礼”、“而终言”云云，不过是要说明《论语》全书都是孔子微言的阐发，而且这些微言是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这就是所谓“《论语》一书，皆圣人微言之所存”。而他的引《易》、《春秋》、《中庸》、《孟子》与《论语》相互发明，则是要说明《论语》的微言与《易》、《春秋》、《中庸》、《孟子》是相通的。因此，宋翔凤实际上是以孔子的微言集中体现于《论语》，是以《论语》统综六经与诸子传记。汉儒赵岐曾说：“《论语》者，《五经》之，《六艺》之喉衿也。”（赵岐：《孟子题辞》，转引自焦循《孟子正义》卷一，中华书局，1987年。）宋翔凤以孔子微言备于《论语》，与赵岐之说不同，但同样是将《论语》视为理解五经的关键所在。这与刘逢禄的以微言集中见于《公羊》，《论语》只是《公羊》微言的发挥有所不同。因此，在孔子微言的论说上，刘逢禄是重《公羊》，宋翔凤则是重《论语》。
《论语》在汉代有齐、鲁、古、张禹四种版本，孔子素王说的微言到底出于何种版本《论语》呢？刘逢禄在《论语述何·叙》中说：“何君既不为守文之学，其本于《齐》、《鲁》、《古论》、张侯所定，又不可知。”以何休从《论语》阐发三科九旨的微言依据的版本，是不可知的。宋翔凤则提出：
《问王》谓《春秋》素王之事，备其问答；《知道》，知率性之道，故能知人知天。《论语·尧曰》篇记尧、虞、夏、商、周，至子张问从政，为孔子素王之事，其记知命、知礼、知言，皆以《知道》贯之。传《齐论》者，于二十篇之后，又作此二篇，以发挥其蕴，盖出于内学。汉时齐地最盛，故齐《诗》问五际六情；《公羊春秋》亦出于齐人胡母生，有孔子受命之事，《齐论》此二篇亦是秘书之流。（宋翔凤：《论语师法表》，《食旧堂丛书》，中国书店，1984年，第1页。）
《齐论语》较它本多《问王》、《知道》两篇，宋翔凤据篇目推断当为孔子素王之说；又以《公羊春秋》为齐学，亦有孔子素王说，《齐论语》也为齐学，所以，他是以《齐论语》可与《公羊春秋》的微言相发明的。从经学家法原则来说，刘逢禄以何休说不知本于何家，不如宋翔凤的《齐论语》与《公羊春秋》可相互发明之说高明。
§§§第三节性与天道的微言发明
性与天道是宋翔凤谈论得较多的孔子微言。他谈性与天道，总是与文章相对而言，并以六经分别为说。
一性与天道存于《易》与《春秋》
宋翔凤在《论语说义》中，多次以六经的《诗》、《书》、《礼》、《乐》为孔子教人的文章，属于可得而闻之列；以《易》、《春秋》为性与天道，属于不可得而闻之列。为证此说，他以孟子、荀子、太史公为说：
孟子、荀卿之书，皆言《诗》、《书》、《礼》、《乐》，而不为《易》、《春秋》之教；太史公《儒林传》亦先言《诗》、《书》、《礼》三家，而后及《易》、《春秋》，以二书于当时不可得闻之数。（宋翔凤：《论语说义四》，《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二，第7页。）
宋翔凤认为孟子、荀子无有《易》、《春秋》之教，太史公的《史记·儒林传》先言《诗》、《书》、《礼》，后及《易》、《春秋》，也是可得而闻与不可得而闻的性与天道、文章之分。但是，孟子在书中几次论及孔子著《春秋》，宋翔凤对此的解释是：“《孟子》言《春秋》，明孔子之统绪，不举其文，知不以教也。”（同上。）这一解释牵强附会，很难令人信服。宋翔凤不过是以此证明，孔子的微言与大义之分从孟子到汉代，一直有人知晓。
同时，宋翔凤又鉴于《论语》中孔子多《诗》、《书》、《礼》、《乐》之教，而无有《易经》、《春秋》的论说，指出不可得而闻的微言与可得而闻的文章之间，二者是相通的，可以由可得而闻的文章去体悟不可得而闻性与天道，也就是从《诗》、《书》、《礼》、《乐》的大义去知道《易经》、《春秋》的微言。他在论“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论语·公冶长》。）时说：
所谓一者，仁之性也，仁性合乎天命，是谓性与天道，以仁之道修其教于人，是为文章，子贡悯一世之人不被《诗》、《书》、《礼》、《乐》之教，故守其所闻者，以发明之。寻《论语》一书，孔子教人之法，以推言《诗》、《书》、《礼》、《乐》，而《春秋》之义则曰窃比，学《易》则曰假我，答问未尝及至，究乎其极，则《诗》、《书》、《礼》、《乐》皆归乎《春秋》之治太平，《易》之“既济”定，然唯圣人能知之，非学者所能至，至颜子慕圣，庶几夫，既博文约礼，而又进以欲罢不能，知十之旨，有所独造。（宋翔凤：《论语说义三》，《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一，第2页。）
孔子教人以《诗》、《书》、《礼》、《乐》，虽不及《易经》、《春秋》，但是，《诗》、《书》、《礼》、《乐》的文章却是本于《易经》、《春秋》的性与天道，而且《诗》、《书》、《礼》、《乐》的最终旨归，也就是《春秋》的治太平。所以，《诗》、《书》、《礼》、《乐》的文章存有孔子的微言，可以通过《诗》、《书》、《礼》、《乐》的文章，来探求不可得而闻的微言。宋翔凤说：
故言语与文学相为表里者也，闻夫子之文章，则夫子之言性与天道，虽不可得闻，而终不绝也。如子游、子夏之徒，无不闻性与天道，而以文学为科者，欲以《诗》、《书》、《礼》、《乐》公之于天下后世，而微言存乎其间，以待其人。则俗儒疑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者，固其宜也。（宋翔凤：《论语说义六》，《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四，第2页。）
他认为，孔门四科的语言与文学，虽然都是以文章为务，但是，其中包含有待后人去发挥的微言。所以，宋翔凤以为发明孔子的微言，并不是什么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本是一些经学派别指责《公羊》学的言论，宋翔凤此说是为《公羊》学的微言说制造理论与历史的依据，也是为正逐渐兴起的《公羊》学提供其正当性的理论辩护。
而究竟如何由文章以通微言，宋翔凤以为必须通过学与问。他在解释“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时说：
谨按：此明文章之用，由乎学问也，如孔子之好学下问，则《诗》、《书》、《礼》、《乐》明而可以为政治国，子贡以其谥发问，以见列国非无其人，皆当学于孔子，则有所就裁，此亦《春秋》之微言与。（宋翔凤：《论语说义三》，《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一，第4页。）
只有通过学问，才可以知晓《诗》、《书》、《礼》、《乐》，而明《诗》、《书》、《礼》、《乐》，又为的是为政治国，这与宋翔凤以《诗》、《书》、《礼》、《乐》的最终旨归，就是《春秋》的治太平等等论说一样，都是以政治为其中心。而所谓文章的最终旨归与文章之明，也就是合于所谓微言了。因而，宋翔凤所说的《易经》、《春秋》不可得而闻的微言，其实是以政治为旨归的。最能表明此点是宋翔凤对明堂之法的论说：
《论语》于《学而》之后次《为政》之篇者，著明堂法天之义，亦微言之未绝也。明堂之治，王中无为以守至正，恭己南面自明其德，上法玹机七政，故曰政者正也，德者得也，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王者上承天之所为，下以正其所为，未有不以德为本。（宋翔凤：《论语说义一》，《皇清经解续编》卷三八九，第7页。）
这里尽管讲到自明其德，以德为本，但是，明堂之法不过是人君的上法玹机七政，恭己南面的无为而治，最终还是归结为人君治国平天下的政治。
所以，宋翔凤在以《易经》与《春秋》相互发明时，多以君王、治道之类为说：
夫子赞《易》、修《春秋》，弟子不得闻，《易》有四德，《春秋》有五始，元年以当元，元者，始也；春以当亨，所谓阴阳之中，在二五也（春为阳中，举阳以兼阴）；王以当利，使物各得其宜，为天下所归往也；正月以当贞，贞，正也。《易》以元亨利贞为仁元义亨礼利知贞，而乾为君也，《春秋》本乎天，以陈王道，故终之以公即位。《易》言君德之体天行，故始之以乾，而天道咸备，弟子撰微言则曰：利与命与仁者。（宋翔凤：《论语说义五》，《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三，第1页。）
这是说《春秋》的“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的所谓五始，也就是《易经》的元、亨、利、贞的所谓四德，也就是孔子不可得而闻的性与天道。但是，宋翔凤在这里又言君王、言王道、言君德，言王以当利为天下攸归，完全是以政治为说。而性与天道并不是讲政治学说的，在儒家经学中天道属于哲学的问题，性属于人性论的问题。宋翔凤的微言在实际上以政治学说为根本内容，这与他的性与天道为微言之说是不合的。这是宋翔凤经学思想中的诸多不协调现象之一。（陈静华在《清代常州学派论语学研究（以刘逢禄、宋翔凤、戴望为例）》也谈到宋翔凤经学的不协调说：学术界“多以宋氏说经牵强附会，妄加比附之说，此是一颇值玩味之现象，因为根据刘、宋二氏之生平及治学观之，宋氏受汉学之熏习，远较刘氏为深，何以反不及刘氏专讲微言大义者之精当？”（该文第180页））明明以性与天道为孔子微言，实际上又以政治为其归属，最好不过地说明了在宋翔凤的思想，他的探求微言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政治太平的出路。
就《易经》与《春秋》而言，《易经》道阴阳，虽涉及天道的内容，也有关于性的论说，但是，从总体上说《易经》是一部讲“变易”的哲学典籍，还不是以性与天道为主的典籍；《春秋》则以笔削见褒贬诛绝，主要是一部政治著作，基本上没有关于性与天道的论说。由天道的阐发而构成一套系统的理论，是汉代才形成的，而以性为中心的较为系统的理论则是思孟学派才有的，所以，宋翔凤以《易经》与《春秋》存有性与天道的微言之说，既缺乏文本依据，也没有历史依据。
但是，从理论的自足性而言，他还必须说明《论语》中确有性与天道的所谓微言。为了证明性与天道的微言，宋翔凤在《论语说义》中，利用了从《易传》以后到宋明理学有关性与天道的各种论说。由于这些论说，不过是宋翔凤利用来证明孔子微言的材料，所以，宋翔凤在性与天道的问题上并没有多少个人的独到见解，而主要是历史上儒家经学关于性与天道的各种学说的综合。他所发明的性与天道的微言，实际上就是依他的观念而对历代经学相关论说的一种个人取舍，并由此构成了他所谓性与天道的微言的内容。
二性与天道的论说
宋翔凤对性与天道所谓微言的发挥，重点是在人性上面，而几乎没有对天道的单独论说。论及天道，也总是与人性联系在一起。历代儒家经学对人性论说较多的是思孟学派与宋明理学，所以，宋翔凤多取以为说。由这些论说，可以看出宋翔凤关于性与天道的微言如何杂采各家之说道。试举宋翔凤有关性与天道的几个主要方面的论说：
其一，关于人性与天的关系。
宋翔凤说：
性本乎天，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也，欲生于性，所谓发而皆中节也，迨形为动静，而发为内外，则性为天理，欲为人欲，遂判两涂。（宋翔凤：《论语说义二》，《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〇，第24页。）
《说文》曰：“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情，人之阴气，有欲者也；仁义礼知信为五性，喜怒哀乐好恶为六情，由于情欲之诱，将流于恶而不知所极。（宋翔凤：《论语说义二》，《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〇，第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