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禅修"禅"是梵语Dhya-na音译"禅那"的略称，汉译是思维修、静虑、摄念，即冥想的意思。与禅的含义相应的梵语还有Samadhi，音译为三摩地、三昧等，汉译作定、等持等，是指心神凝然不动的状态。在中国通常是梵汉并用，称作"禅定"。实际上，禅定的主要内容是禅，其要点是静虑、冥想。禅定是印度佛教戒、定、慧"三学"之一，也是大乘菩萨修持的六种德目"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之一，在佛教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印度佛教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来考察，相对而言，印度早期佛教偏重于持戒实践，中期以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为代表则偏重于义理的阐扬，到了后期，佛教又逐渐密教化，奉行身、口、意"三密"的修法。中国佛教则有所不同，从佛教传入迄今两千余年，禅定一直是中国佛教修持的基本方式。太虚法师据此提出"中国佛学特质在禅"的论断（太虚：《中国佛学》，北京，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1989。），揭示出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特点。禅修作为中国佛教的特点，表现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僧人，尤其是北方僧人的修持实践上，更表现为中国化佛教宗派——天台、华严、禅诸宗也都以禅修为立宗基点，甚至于净土宗在其演变中也出现日益与禅修合流的倾向。天台宗先驱慧文禅师一生力阐禅观，于《大智度论》、《中论》深有所得，而悟入"一心三观"的观行方法。慧文后继者慧思禅师则是日间谈义理，夜间禅观思维。慧思的杰出弟子智禅师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慧文、慧思的"一心三观"，还吸取了其他有关学说，倡导圆顿教观，在佛教的教义和观行方面构成一家教法，创立了天台宗。天台宗的独特禅观，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中国佛教重禅修的特点。
华严宗的学统传承，一般作杜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杜顺早年从僧珍禅师受持定业，相传他撰有《华严法界观门》。杜顺弟子智俨作《华严经搜玄记》，阐扬《华严经》的教相和观行。智俨门人法藏继承杜顺、智俨的学说，并发扬光大，创立宗派。此宗宣导理事圆融、事事无碍的观法，构成中国佛教禅观的一项重要内容。华严宗四祖澄观早年广泛参学禅教各家，后更是融会禅教，强调唯心，立一心法界无尽缘起说。澄观弟子宗密，以诵经、禅修为业，后世称为圭峰禅师，尊为华严五祖。他继承澄观的融会教禅的思想，盛倡教禅一致。历史表明，华严宗与禅修有不解之缘。
禅宗更是把本来是佛教的实践德目之一禅定发展为一种独特的实践方式，以用参究的方法，彻见心性的本原为主旨，强调成佛主要是显现本心本性，从而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修持的独具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在唐末以后，日益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派别，这是中国佛教重禅修最为典型的表现。
净土宗本以专修称名念佛而求死后往生弥陀净土的法门而得名。五代以后，净土宗逐渐与禅宗合流，同时实行禅与净土念佛相结合的修习法。宋、明以来还出现了"念佛禅"，践行念佛的禅法。
禅源自印度，但把禅作为佛教整体修持实践的重点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其中禅宗的创立及其禅修方式更是中国佛教的重大创造。
（四）重顿悟
佛教讲的悟，即觉悟。所谓觉悟，指对宇宙人生的真理的认知和体悟；相应地，也含有生命的烦恼痛苦获得解脱的意思。总体来说，佛教的觉悟方式通常分为两种：渐悟和顿悟。渐悟是经历不同次第、阶段，渐次悟入真理，证得佛果。顿悟则是当下的、顿然的觉悟，成就佛道。
印度小乘佛教认为人通过长期修行只能证得阿罗汉果。大乘佛教也认为修行是一种漫长的渐次过程，要经历极为复杂的次第阶段。渐修是顿悟的前提和基础，顿悟是在渐修的最后次第才出现的。如菩萨的修行要经过五十二个阶位，才能臻于成佛。也就是要经"三阿僧祇劫"，即经过异常久远的时间，在功德圆满时才能成就为佛。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僧人也有持渐悟说的，且时有渐顿之争，但就其主流来说，则是主张顿悟的。顿悟说的首创者是东晋南北朝时的竺道生，他说："夫称顿者，明理不可分，悟语照极。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理、智恚（"恚"，此字意义不明。《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卷21有云："事须理、智兼释。谓之顿悟。""恚"或为"兼"字之误。）释，谓之顿悟。"（慧达的《肇论疏》引道生语，见《续藏经》，第1辑第2编2节第23套第4册，425页。）他认为宇宙人生的最高真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既然最高真理是不可分割的，对真理的悟得也是不可能分阶段、渐次实现的。道生的顿悟说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隋唐时代，宗派佛教处于鼎盛时期，顿、渐之争十分激烈。有主渐修顿悟的，也有主顿修渐悟的，还有提倡渐修渐悟的。在诸宗派中，禅宗慧能南宗力主顿悟说，神秀北宗则偏重渐修说。敦煌本《坛经》载，慧能结合本人的宗教体验说："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是故将此教法流行后代，令学道者顿悟菩提，令自本性顿悟。"（敦煌本《坛经》，[31]。）慧能所谓顿悟，是顿然悟得菩提智慧，直接契证本性（觉性）。王维在《六祖能禅师碑铭》（见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2卷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中称慧能倡言"本觉超于三世"，"超于三世"就是顿悟。顿悟是在刹那间、瞬息间实现的。竺道生的顿悟说重在悟理，把握最高真理。慧能的顿悟说则重在悟性，顿悟清净自性。悟理和悟性有相通之处，其间的桥梁是悟菩提智慧。就悟理和悟性相较而言，悟性比悟理似较易操作，也更能体现修持的主体特征。慧能突出了众生自心的觉悟，并以此为解脱的根本思想和唯一途径。顿悟本性说开辟了一条自心快捷觉悟的成佛之道，成为祖师禅区别于如来禅的主要标志，也成为尔后禅宗各派系禅修方式的根本指导思想，影响深远。
（五）重简易中国
佛教的重简易，首先表现为净土宗修持的简易法门。净土宗实际创始人善导把往生净土的行业分为正、杂二行。正行是依净土经典所修的行业，杂行则是修持其他善行。正行有五种：读诵净土经典、观察弥陀净土的庄严、礼拜弥陀佛、赞叹供养弥陀佛和专称弥陀佛的名号。五行中前四行是助业，称名是正业。善导的净土法门是舍杂行，归正行；正修正业，旁修助业；念念不舍，一心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也就是以称名念佛为主，以往生净土为目的。称名念佛与禅修念佛不同，也与礼拜、赞叹、供养弥陀佛不同，而是口上称颂阿弥陀佛的名号，心中念想之，心、口并用。善导认为，只有称名是符契阿弥陀佛本愿的正业，而通过念佛，就能得到阿弥陀佛的他力的帮助往生净土。也就是说，净土法门不仅易行，也"易往"，易于往生，即"速超生死"，进入净土。净土法门既无深奥义理之解和艰难劳苦之行，又定能进入极乐世界，并不会退转，而直至成佛。净土宗正以其简易修行方法，凝聚了广大信徒。宋代以来，也吸引了不少禅宗、天台宗和律宗的信众兼弘净土。其次，慧能禅宗的根本思想和修持方式也具有简易性。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排除经典学习和戒律修持，把成佛归结为自我本性的还原、呈现，具有主观、简易和便捷的特征。后世禅家还把这种思想渗透到日常生活里头，使之成为一种随缘任运的态度。《景德传灯录·慧海传》里有这样的故事："有源律师来问："和尚修道，还用功否？"师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曰："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师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师曰："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大正藏》卷51，247页。）这就是说，一切言语举动，不著事相，行无所事，顺其本然，就是用功修道的法门。禅修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在举手投足间，这也是简易性的突出表现。印度佛教修学纲要和实践要道是戒、定、慧"三学"。佛教徒要修持遮恶从善的各种规范，要摄散澄神，观悟佛道，要广学佛理，消除无明，提升智慧。由戒生定，由定发慧，戒、定、慧三者，缺一不可。此外，又有八圣道、六度等的进一步阐论。相较之下，中国净土宗专修称名念佛，禅宗主随缘任运，其修持之简易性是十分明显的。
（六）重圆融
圆融，即圆满融通。从中印佛教史来看，圆融构成了中国佛教区别于印度佛教的又一重要特点。
印度佛教历史大体上是由统一到分裂、分派，是一个不断地分化、衍生的过程。印度佛教于公元前6-前5世纪创立，约公元前3世纪，分裂为保守的上座部和革新的大众部两个部派。后来这两个部派又分化为18个或20个部派。公元1世纪，在家信众组织的菩萨团成立，标志着大乘佛教的形成。迄至大乘佛教中期，又分为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两大派别。后来两派又各自分化出不同的派系。公元7世纪中叶，又形成密教。密教的产生，涉及佛教与印度教的关系。此时伊斯兰教军队屡次入侵印度，印度大众由于反抗意识主导而倾向于民族宗教印度教，佛教则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也逐渐融合于印度教并导致密教化。至12世纪末，佛教已完全融入于印度教中，并在伊斯兰教军队的摧毁下，奄奄一息，终至销声匿迹。可见，印度佛教虽也有圆融思想，但在内部，不断分化是其主流，而在外部，则因与印度教融合而导致自身特质的丧失，从而也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值。
中国佛教则不同，它的流传是一个从译经、讲习到创新的过程，是一个由分派到融合的过程。它在流传过程中，不仅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而且又保持了自身的特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佛三大组成部分之一。中国佛教的圆融是成功的，谱写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光辉篇章。
中国佛教内部的圆融，主要表现为，一是教相判释，二是中印异质文化融合，三是诸宗合流。教相判释即判教。佛教经典浩如烟海，且又大小乘不同派别的学说混杂一起介绍过来，在教义内容上多有不一致之处。中国佛教各宗派普遍采用判教方式，把各经典加以综合、融通，依说法的时序、对象、内容和形式的不同进行排列，成为一种顺序过程，而不致产生矛盾。关于中印佛教文化，如上所述，印度佛教追求未来，重在来世的安顿，中国文化奉行忠、孝、仁、义之道，重在现实的关照，两种文化基质不同。而中国佛教运用中道圆融精神，使两者互相融合，成功地实现了佛教中国化的整合。又与判教学说相适应，唐代以后各个宗派之间融合倾向也日益增强，先是实现禅教一致，次是各宗与净土的合一，再是以禅净合一为中心的各派大融合，这也是中国佛教历久不亡、没有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
中国佛教外部的圆融，表现为与中国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信仰习俗等多方面的融合会通。如佛教鼓吹"仁道"的政治，宣扬佛教的存在需要"国主"的支持，以求王权的保护。佛教主动调整有违中国伦理道德的话语，宣扬孝顺父母、尊敬君主，以求与中国伦理道德观念的协调。佛教综合因果报应论与中国固有报应观念，提出新的生死价值观，并结合中国平民的习俗与需要，构成以观音等菩萨信仰为重点的神灵崇拜体系。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圆融，也可以说集中表现为与儒、道的圆融。佛教与儒、道有冲突有融合，但融合是主要的。相对而言，佛教与儒家的融合重在伦理道德层面，而与道家的融合则重在哲学理念层面。最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不断提出儒、道、佛三教"同源"、"一体"、"一道"、"一致"、"合一"等说法，并把三教合一定位在心性上面，强调儒、佛、道三者是名，三者的心是实，心是成就儒、佛、道理想人格或神格的根据。因三教的心有其共同之处，心也就成为三教合一的融会点。佛教强调与儒、道圆融的基础是心性论，这对于认识中国佛教乃至中国哲学、文化的特质，都有重要意义。
此外，中国佛教还重视圆融理论的创新。如天台宗的空、假、中三谛圆融论和华严宗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说，就是中国佛教圆融实践的理论总结，并从哲学上为中国佛教的圆融特质提供了方法论根据。
由上可见，中国佛教以其鲜明的特点而异于印度佛教。虽然作为佛教，中国佛教对印度佛教有其必然的继承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佛教对印度佛教有着重大的发展，这种发展构成了佛教的新特色，这种新特色集中表现为中国化的成佛之道的形成。
中国佛教的六个特点中，大体而言，重自性和重现实，属于佛教信仰价值取向的范畴，而重禅修、重顿悟、重简易和重圆融，则属于佛教信仰修持方式的范畴。偏重修持主体的本源心性和现实生活，是六个特点中最重要的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体现了中国文化重实践不重思辨的特性，从而不仅决定了中国佛教偏重禅修的特点，而且连同重禅修特点又决定了中国佛教偏重顿悟的特点。此外，重自性和重现实的特点，连同重禅修和重顿悟的特点，又影响了简易和圆融两个特点。六个特点之间有着紧密程度不同的逻辑联系，反映了内容决定形式的客观规律。
从文化背景来考察，中国佛教的信仰价值取向，深受中国修学之道的影响。《礼记·中庸》云："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认为君子既要尊崇天赋的善性，又要通过学习来培养善性。直至宋明理学之前，儒家虽将问学与德性并提，但实际上是重德性之尊而轻问学之道，关注心性修养而忽视知识探求。该书又云："极高明而道中庸。"强调追求崇高的境界要遵循平常的中庸之道，包含着在现实日常生活中实现境界提升的意义。儒家成就人生理想人格的基本模式和思维定式，影响了中国佛教在确立成佛之道进程中关切自性和关注现实的特点的形成。
中国佛教的特点也彰显了中国佛教僧侣乃至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与开放性的和谐统一。中国佛教僧侣既保持有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以中国佛教的发展需求为本位，去重构成佛的根据、道路和方法，同时也持有开放的心态，虚心吸纳印度佛教适应中国佛教需要的因素。主体性与开放性的结合，迸发出创造性。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启示：一个民族文化要想获得不断发展，也同样必须具有主体性与开放性两种素质，并且善于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断地推动民族文化的创新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