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个人“奋斗史”
朱元璋，今人言及这位大名赫赫的皇帝，往往和“骇人听闻”这个四字成语联系起来，人们总是指斥他诛杀功臣的千古凶暴和个人性格方面的阴鸷沉猜。确实，这位明太祖立法严酷，尽揽朝中大权于己手，建立锦衣卫皇家特务组织，禁锢百姓思想。为了诛除功臣，他机关算尽，大肆罗织，戕害无数无辜人命。
在朱元璋时代，帝王皇权不仅仅被神化，也被推至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顶尖地位。同时，文臣士大夫再无“尊严”可讲，随时会被皇帝或者太监一声令下，按在朝堂上当众被“杀威棒”一样的“廷杖”击打。看见众臣士大夫在殿下翻滚哀号，朱元璋脑海中很有可能幻化出他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形象：一位步履匆匆、惊惶四望、衣衫褴褛、手提打狗棒、四处乞讨的和尚。
所以，看见自己的臣下被卫士们用大棒乱打，朱元璋那变态的心中，肯定会涌起无限的快意。
但无论如何，朱元璋在开国者最基本的“道德”方面，却无任何令人指摘的地方：明朝得国，正大光明！
中国历史，自上古三代之后，得国最正的，只有汉朝与明朝。刘邦与朱元璋，皆平头百姓出身，一刀一枪拼打出国家，化家为国，由匹夫而成为天子。其兴兵之始，本来就是荒乱末世活不下去，原意并无欺上造反之心和狡诈乱世之意。而且，他们两个人又不似曹操、司马懿、刘裕、萧道成、赵匡胤之流，那些人凭借在手中的掌国大权，篡夺老主人的国家。
当皇帝后，朱元璋忌讳多多，唯独不忌讳自己“匹夫”的苦出身身份，在诏书中多次自称发迹前是“淮右布衣”，总忘不了自比刘邦。也甭说，史书上记载，朱元璋“先世家沛（地），徙句容，再徙泗川。父（朱）世珍，始徙濠州之钟离”。不知是朱元璋授意还是当时记实录的史臣“希旨”，连他的“老家”也与汉高祖刘邦同籍。
当然，时代在进步。史臣笔下，朱皇帝他妈不像刘皇帝他妈是被“神龙”摁在地上受的孕，而是“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
古人每当涉及记载皇帝之诞生，想象力总是贫乏，刚刚在“神龙”“神虎”梦奸帝母的叙述上有些“改进”，笔势一转，又归流俗：“（朱元璋）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这些当然纯属瞎编滥造。朱元璋家穷得叮当乱响，不可能连夜烧柴煮鸡蛋。果真数夜屋里发光，也早被元朝政府的探子上报加以铲平。无稽之谈，帝王附会罢了。
朱元璋自濠梁起兵以来，定东南，平“汉”，灭“吴”，击降方国珍，打败陈友谅，收取两广，而后收拾队伍，鼎力北伐，平秦晋，取大都，继而收蜀取滇，十五余载苦战经营，终成大一统的明朝。
所以，史臣这句话，绝对不是拍马屁：
“明太祖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
早岁已知世事艰
濠梁起兵
读过宋史、元史的人都知道，元朝的武力之盛，自古罕匹，亚欧大陆，无数帝王、国王、部落酋长，皆在蒙古铁蹄下颤抖。然而，黄金家族统治中国才几十年，由于“马上得之”，继而“马上治之”，致使国祚日衰。昔日赫赫雄武，竟沦为不堪一击。
特别是元顺帝继位以来，天灾人祸不断。自广州朱光卿和汝宁的“棒胡”造反以后，全国动乱蜂起，按下葫芦又起瓢，最终闹出了刘福通等人的“红巾军”。一时间忽变为燎原之态，元朝灭亡，已成必然之势。
朱元璋，这个名字是他投附郭子兴后由郭子兴取的，他原名朱重八。朱重八的父亲，也不叫朱世珍，原名朱五四。朱元璋的妈妈，叫陈二娘。朱元璋的大哥叫朱重四，二哥叫朱重六，他本人排行老三，叫朱重八。
看见这么多“数字”，我们当代人可能奇怪，这朱家难道是“数学世家”，咋起名字都按数字排列？
清朝人俞樾在他的《春在堂随笔中》写道：“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而以行第及父母年龄合计为名，此于《元史》无征，然证以高皇帝（朱元璋）所称其兄之名，正是如此。”他又举当时绍兴乡间为例：“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命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生子即名‘五九’，五九相乘，四十五也。”
据俞老钩沉，明朝大将常遇春的曾祖父叫常四三，爷爷叫常重五，父亲叫常六六；大将汤和的曾祖叫汤五一，爷爷叫汤六一，父亲叫汤七一，等等，皆为佐证。
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淮河大灾，水旱蝗灾祸不单行，活人一个个倒下变成死人，速度快得不及掩埋，当然就爆发了传染病。朱家虽然在朱重八小时候夜夜“冒光”，此时却无任何“异兆”，与常人凡家无异。几天内，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幼弟均病死，贫不能殓，只得用草席一裹随便挖坑埋掉。又过几天，朱元璋二哥朱重六也染病而亡。
无奈之下，年仅十七岁的小朱只得就进入皇觉寺为僧。他并非信佛，只图有口饭吃。仅仅一月刚过，庙里粮食被僧人食尽。树倒猢狲散，小朱重八只得身着僧服，步行西至合肥，在光州（今河南潢州）、固州、汝州等处辗转流浪，化斋乞食。
三年下来，天天辛勤奔走，只为饱腹活命，朱元璋熬过人生一大劫难，终得不死。
大饥荒之际，淮西地区已经遍布动乱的种子。当地最活跃的当属游方僧出身的彭莹玉，人称“彭和尚”。此人到处散播“弥勒教”，以烧香拜佛为名，奉“弥勒佛”和“明王”为大神，称为“明教”。彭和尚属明教南宗一系。北宗一系是家在河北栾城的韩山童。韩家几代人皆为白莲教教主，一直想趁天下大乱的时机称王称帝，便也称明王要出世，暗中加紧准备。
明教，其实最早叫“摩尼教”，乃波斯人摩尼在3世纪创立的一种糅合佛教、祆教、基督教为一体的混合宗教，武则天时代传至中国，一度在汉人与回鹘地区大盛，信众人数颇多。唐武宗时期毁佛，顺便也把明教禁了。转入地下后，本来就是大杂烩的明教适应能力很强，道教及民间淫祀诸神和原始传说日益添入其中，最终形成了类似会道门的邪教组织。北宋时期，明教一度大盛，特别是江南地区，明教斋堂比比皆是，其中供奉摩尼和耶稣的画像。由于明教人戒吃乳葱，以菜为食，又供“魔鬼像”（百姓见画像中人皆黄毛绿睛，以为是鬼），不在教的人就称明教为“吃菜事魔”。
但凡邪教发展到一定地步，都会和政府叫板。日后，明教与白莲教合流，在缺少经济联系的广大农村地区如火如荼发展，多次起事，也多次被镇压。元顺帝时，天灾频频，人心思乱，正是邪教出手之机，于是信徒们纷纷暗中串联，号称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蠢蠢欲动。1337年，陈州人胡闰儿起事，就是明教规模很大的一次暴动。1338年，彭和尚的弟子周子旺在惠州起事，自称“周王”，率众五千人造反，但很快被元朝平灭。彭和尚由于擅用符水“治病”，为当地民众掩蔽逃走，跑到淮西潜伏起来。
元末大乱，除了各种政治、经济原因外，导火索是黄河水灾。时任元朝宰相的脱脱知难而进，非要征国内几十万人治理黄河。他在至正十一年初夏发调民工，开河二百八十里，以贾鲁主持河政，勒黄河入故道。此举此行，“利在千秋”，患在元朝。
一直寻摸起事机会的韩山童得到消息后，暗中凿刻了一个一只眼睛的石头巨人，派人埋于黄陵岗开河必经之地，并派遣徒众四处散布谶谣：“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于是，韩山童以及得力助手刘福通、杜遵道等人四处活动，大肆宣传明王出世的消息，开始打起复兴宋朝的旗号。
结果，石人挖出，数万黄河挑夫、兵士亲眼所见，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本来就遭受元朝重重压迫的汉人百姓，均闻言思乱。
于是，韩山童自称宋徽宗八世孙，刘福通自称宋将刘光世后人，大家齐推韩山童为明王，聚众起事。不料，人多口杂，消息泄露。元朝地方政府派出几百人，在“开幕式”上把韩山童逮个正着，立马押这个造反头子送县府开斩。刘福通、韩山童之妻杨氏与其子韩林儿好不容易才得逃脱。
依理讲，擒贼先擒王，韩山童都被杀掉了，大事应该不成才对。但刘福通有勇有谋，振臂一呼，旬日之间，得河工数万人。这些人均头缠红巾，一哄而起，杀掉元朝监工，四处攻掠。由于红巾军很快攻下朱皋这个大粮仓（今河南固始），开仓放米，马上吸引饥民十余万来加入。这样一来，江南大震，义军四起。
彭和尚闻讯，当然不会闲着，推徐寿辉为头目，拉起队伍，攻克沔阳、武昌、江陵、江西等多处府郡。
几个月时间内，数支起义队伍几乎占领了西至汉水、东至淮水之间的所有土地，成为元朝的“国中之国”。
元末士人叶子奇在其笔记《草木子》中，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元末社会的图景：
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
当然，这种景象并非元末才有，实际上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元代，只不过“发展”到末期，“名目”得到更细的划分。
政治上自不必讲，元朝“四种人”的划分，是毫无遮掩的民族压迫。经济方面，元朝的破坏可谓罄竹难书。北方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最为悲惨，几个世纪以来，契丹、女真、蒙古，一次又一次浩劫，人口锐减不说，大部分良田变成荒地，昔日“衣冠上国，礼仪之邦”，长此以往沦为异域。蒙古人成为中原大地的主人以后，不仅“继承”了宋、金留下来的大片“官田”和“公田”，把战争中死亡人口的有主土地划为“官田”，还强行侵夺当地汉人正在耕种的良田，没为“公田”。然后，慷慨至极的蒙古大汗和皇帝们很快把这些田地分赐给宗王、贵族以及寺庙。
这些奴隶主领主，各拥赐地，俨然是独立王国的土皇帝，大的“分地”（蒙古贵族在“赐田”以外还有“分地管辖权”）可广达方圆三千里，户数可达二十万之多。由于“分地”有免役特权，寺庙又免纳租赋，最后一切沉重的负担，均转嫁到所谓的自由民身上。特别在初期，蒙古贵族不喜欢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上万顷土地被刻意抛荒，使之成为他们思慕梦中故乡的“草原”，以供放牧之用。而在其间，供他们残酷役使的“驱丁”，则完全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奴隶。
在中国南方，除大量人口被掳掠、卖到北方做奴隶以外，当地汉族人民还要忍受与元朝上层相勾结的汉族“功臣”或投附地主的压迫。这些人并不因为自己一直身处南方而在剥削方面稍显温情，他们甚至仿效北方那种压榨“驱丁”的方式盘剥佃户。
元朝的佃户与前后朝代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可以整家整家地被田主任意典卖，他们所生的后代仍是男为奴仆女为婢，完全是奴隶制的一种另类表现形式。即使在大罗网中星星点点分散些少量的自耕农，仍旧被元朝沉重的徭役和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无奈之下，他们常常又跌入另一种万劫不复的深渊——向官府以及与官府勾结的色目人借高利贷，即骇人听闻的“翰脱钱”。这种高利贷的利息有个很好听的名字：“羊羔儿息”——一锭银本，十年后即飞翻至一千零二十四锭。
在如此残酷的压榨下，自耕农的破产与逃亡成为元代社会的常态。
对元帝国大唱赞歌的人们，总是炫耀地声称元代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商品货币关系：纸币交钞是元帝国唯一合法的通货，在欧亚大陆诸多地区畅行无阻。但是，这种“畅行无阻”，是基于铁火和刀锋下的强制。除元初忽必烈时代交钞尚有基本信用外，这种基本上没有准备金的纸币政策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元朝政权在贪淫暴政下肆无忌惮的掠夺。
忽必烈死后，元朝的通货膨胀一天比一天加剧。红巾乱起后，军费支出剧增，元廷只能拼命赶印纸币，最终使得这些“通货”形同废纸。即使是在所谓的“和平年代”，元朝也凭这种纸币形式不断地掠夺人民的资产，除支付军费、征服开支以及维持官僚机构运行外，都是套取现货输往海外，换来一船又一船、一车又一车价值连城的宝石、美酒、金银器、地毯等奢侈品。
一部分东西方元史专家夸夸其谈的横跨欧亚的帝国交通线，最初的目的就是便于运输这些帝王贵族的“必需”之物以及能够更快更准确地把帝国军队派往每一处角落，镇压任何可能的反抗。至于后世所谓的“加强了世界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非元朝统治者的原意，他们至死（甚至元朝灭亡）也没什么人会想到这样的“积极意义”。而且，设驿站、铺道路、开漕运的所有这些“方便”，无不是建立在被奴役人民的血汗之上。
元朝最后的崩溃，很大程度上也源自“钞票”这小小的纸片。财政崩垮后，再想维持统治，难比登天。
施行如此残暴而无人性的统治，在冷兵器时代，元朝的灭亡就成为必然。
身为天下至尊，元顺帝整日与十个“倚纳”宠臣在宫中群交滥交，性活动的过程扑朔迷离，骇人心目：各人赤身裸体，脑袋上都戴顶黄色高帽，上缀黄金打制的“佛”字，手执念珠，列队在大殿内边行走边念咒语。同时，殿内有美女数百人，身穿奇装异服，璎珞流苏，按弦品箫，玉体横陈，高唱《金字经》，四下蹦跃，大跳“雁儿舞”。顺帝等人，又饮酒又服食春药，心醉神迷，大有一日快活敌千年的极乐之感。
不仅自己快乐，顺帝表示“太子苦不晓秘密佛法，此秘戏可以延年益寿”。于是他又让秃鲁帖木儿教太子有样学样，“未几，太子亦惑溺于邪道也”。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淫暴如秦始皇、齐显祖、隋炀帝、金炀帝，都仅仅是自身宣淫，对下一代储君太子皆付名师硕儒教诲，从未听说让人教儿子也“学坏”的。元顺帝可谓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向儿子传授性学古怪大法的皇帝。
当元顺帝浸沉于歌舞享乐的时候，元朝的“叛逆”们力量越来越大。
刘福通于至正十五年（1355年）在亳州立韩林儿为帝建“宋”后，打败元朝的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鲁，并生俘其子孛罗帖木儿。但不久元军发动突袭，又抢回了孛罗帖木儿（此人日后还有“大故事”可说）。同时，元廷调察罕帖木儿等军进攻“宋”军。
刘福通才略不凡，他以进为退，以攻为守，在1356年秋发动三路大军北伐：李武、崔德率西路军出潼关，直奔晋南；赵均用、毛贵统东路军，由海道攻山东；关铎和潘诚领中路军跨越太行山进攻山西。刘福通本人则率大军转战冀南、豫北地区，大败答失八都鲁。刘福通勇猛善战，他使计，派人四处放出风声，说答失八都鲁与自己暗中讲和。元廷侦之愤怒，下诏严责答失八都鲁，这位骁将竟忧愤而死，其子孛罗帖木儿接替了他的职位。
刘福通趁元军内部混乱之际，于1358年攻克汴梁。这是一座政治含义极浓的城市，刘福通终于可以以之为都城，希望以昔日北宋的首都当招牌，真正重开“大宋之天”。
三路北伐军方面，西路军在攻凤翔时失利，一战溃散，诸将散走；东路军开始连连得胜，几乎占据整个山东，并挥师北上，直逼大都。当时，山西的两部元军察罕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正因争地盘“窝里斗”，打得不可开交。毛贵、赵均用二人如果抓住有利时机，稳扎稳打，很可能一举攻下大都。由于内部不和加上轻敌，红巾军在柳林大败，溃退回济南。不久，内讧发生，赵均用杀毛贵；过了一阵子，赵均用又被毛贵手下杀掉。如此一来，本来是统一队伍的山东红巾军分裂成数股散贼。中路军本想进入山西后驰援毛贵进攻大都，中途被元军阻挡，在河北南部战斗一阵，就忽然转攻晋北。
1357年，这支行踪飘忽的中路红巾军竟然一举攻破元朝两都之一的上都，把宫阙尽数焚毁。然后，他们又进攻辽阳。至正十九年，关铎等人又率大军攻入高丽，并攻占高丽都城。高丽王本人使出他们祖辈以来最擅长的功夫：“跑”，一溜烟跑到耽罗躲避。这一支红巾军虽然神勇，可他们的首领就知道四处指挥兵士辗转征杀，没有任何坚定的政治理念和终极目标。
高丽王逃跑，其手下大臣很精明，重演“装孙子”的好戏，一大帮人跪迎红巾军，纷纷献出自己的女儿、姐妹，分配给红巾军各级将领为妻。
上行下效，红巾军士们纷纷娶高丽女人为大小老婆，恣情往来。转战多年的红巾军乍入温柔乡，天天偎红倚翠吃泡菜，一下子丧失了斗志和警惕性，数万人挤在高丽王城中，成日醉了睡、睡了醉。
见时机差不多，一天晚上，在京的高丽大臣和平民忽然接到高丽王命令：立刻进攻，王京内只要是不讲高丽话的，立刻攻杀，一个不留！
事起仓促，红巾军上下本来都把这些天天把他们伺候周到的高丽男女当成亲人，不时还亲热地跟倒茶递水的阿妈妮来几句不伦不类的高丽话，忽然之间，石头代替了泡菜缸，大刀片子代替了高丽参。惊愕之余，军士们脑袋纷纷搬家，主将关铎等人及数万兵士皆一夕被杀，唯独绰号“破头潘”的潘诚手下一名偏将左李命大。他因驻守城外，最终率一万不到的兵马逃回鸭绿江，向元军投降。
大概交代了刘福通等红巾军将领和元顺帝，回来再讲朱元璋。
出外走动三年，乞讨三年，阅尽人生冷暖。此时的朱元璋，身在皇觉寺，心在众山间。外间动乱四起，红巾军到处拉杆子占城池。元军打不过红巾军，整日杀掠良民百姓邀赏请功，世间怎一个乱字了得。
于是，和尚更思人间事，小朱在佛前掷卜三次，终于为自己出去做“贼”找到了心理凭依。至正十二年三月十五日，朱元璋穿件破烂僧服，直抵濠州（今安徽凤阳）城下，要见当时占据此城的“城大王”郭子兴。
郭子兴，原籍曹州。其父乃一走方郎中兼算命师傅，年轻时为谋生在定远一带转悠，最后，他娶县中一老财主瞎而胖的闺女为妻，家财益饶。腰中有了钱不算，瞎老婆还为郭生下三个儿子，其中老二就是日后的郭子兴。郭子兴长大后，任侠好施，喜筵宾客。如此的“惹事精”，赶上乱世，定为一方英雄。
乱起之时，郭子兴聚数千青年人，一举攻克濠州，一时间声名大振。与郭子兴同为事头的，还有郭德崖等四个人。五位爷各称“元帅”，谁都不服谁。郭子兴本人土豪出身，另外四位百分之百的“流氓无产者”，粗鲁野蛮，日行剽掠。郭子兴很看不起他们。
四人不悦，合谋想搞掉郭子兴。
濠州门兵见朱元璋这样一个粗头大脸的怪和尚要见元帅，以为是间谍，立刻把他五花大绑并通禀郭子兴。结果，郭子兴见来人状貌奇伟，聊了几句，很投脾气，大悦之下，他把和尚任命为自己的贴身亲兵，立刻就让朱和尚当上十夫长。
日后，凡有攻伐，郭子兴皆让朱元璋打头阵。小朱运气不错，往往旗开得胜。由于当时郭子兴与四帅倾轧，正需贴身卖命的心腹，他很快就把自己的义女马姑娘嫁给小朱为妻，正式为他起名为朱元璋，字国瑞。
成为郭元帅的乘龙快婿后，朱元璋在军中地位日益提高，人皆呼之为“朱公子”。至于他的老婆马氏，乃郭子兴老友宿州人马公之女，十余岁时父死，入郭家为义女。
“朱公子”个人事业有成，但当时“红巾军”的形势却一派大坏：十月间，元朝丞相脱脱亲率兵马，在徐州大败义军“芝麻李”。赵均用、彭早住（彭大）两部人马也被击溃，一起窜入濠州。赵、彭二人喧宾夺主，入濠州后地位反而在郭子兴等“五帅”之上。
“五帅”见风使舵，郭子兴尊礼彭早住，孙德崖等人拥推赵均用，各自拉帮结派。城外，脱脱派贾鲁率大批元军把濠州围个水泄不通。
大乱当前，濠州城内诸人互相算计。孙德崖挑拨赵均用，说郭子兴眼中只有彭大。赵均用愤怒，设计诱执郭子兴，捆起来准备杀掉。朱元璋当时正在淮北带兵，闻讯大惊，忙回濠州向彭大诉怨。彭大怒，拍胸脯说：“有我在，你岳父肯定无事！”于是，两个人拥兵而行，直冲入赵均用府邸，把浑身枷锁的郭子兴救出。
麻秆打狼两头怕，赵均用没敢吱声。只有孙德崖心中暗恨没杀成郭子兴。
还好，濠州被围七个多月后，元军主将贾鲁病死，围解。城内的赵均用和彭大来了精神，一个称永义王，一个称永淮王，关上门当起王爷来。
朱元璋处于“创业”期，很注意招募人才，陆续得淮西二十四将为自己效力。这些人的名字一定要记住，除汤和外，再除去明朝建国前战死的，其余皆在功成后被朱元璋整族诛除。他们是：徐达、汤和、吴良、吴桢、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常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材、张赫、周铨、周德兴。
带着这些人，朱元璋南攻定远，软硬兼施，连蒙带骗，收降附近占山据寨的红巾军近三万人，“军威大振”。
不久，定远人冯国用、冯国胜（又名冯胜）兄弟也率众来投。与其他苦大仇深的起义军首领不同，冯氏兄弟地主出身，读过书。特别是冯国用，很有政治头脑，向朱元璋建议道：“金陵虎踞龙盘，帝王之都。您应该先拔金陵，定鼎之后，命将四出，救生灵于水火，施仁义于远近，切勿贪妇子玉帛之小利，如此，天下不难定也！”
朱元璋闻言大悦。
继冯氏兄弟之后，定远儒生李善长也来投靠。此人与朱元璋一见倾心，气味相投，马上就被任命为“掌书记”，军政大事皆咨之而后行。
红红火火之际，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和外甥李文忠也来归附。当时李文忠年仅十二，牵着二舅的衣服不放，朱元璋感动：“外甥见舅如见母呵。”就把他和沐英等少年兵皆“赐”姓朱，养为义子。每逢大乱之世，诸将皆喜养“义子”自固。日后，朱元璋有义子二十余人，有名的除李文忠、沐英外，还有朱文刚、平保儿等人。这些义子并非只是充任朱元璋保镖那么简单，日后朱元璋“生意”做大，义子们又兼“监军”之用，监视诸将。
朱元璋庄稼汉出身，统驭人才却很有一手。除义子外，他攻下金陵后又实施主将留家眷当“人质”的做法，逐渐使之成为制度，以防将领叛变。而且，冯氏兄弟、李善长等“知识分子”给予他很大启发，为防止手下大将身边也有“诸葛亮”出谋划策，朱元璋严禁诸将手下置儒生，只允许设办事员一类的吏来处理公务。
濠州方面，彭大、赵均用二人裹胁郭子兴等人，窜往泗州。其间，彭、赵二人争权，士卒内斗，彭大本人竟中箭而死。由此，赵均用一支独大，兼并彭大手下部伍，又开始打郭子兴算盘，时刻想整死他。
在外掠地的朱元璋闻之，遣人劝解：“赵王您当年落魄趋濠州，倘若郭公闭门不纳，必死无疑。入城后，您又踞位其上，以势凌之。郭公乃无大略之人，容易对付，所可虑者，乃郭公手下驻滁州将领。”
赵均用思之，甚觉有理，加上收受朱元璋大笔金宝孝敬，便放郭子兴去滁州。
郭子兴人到滁州，朱元璋立刻率两三万人马来归。郭感觉很好，也想过下当王爷的瘾，想立刻称王。
朱元璋劝阻：“滁州四面皆山，舟楫商旅不通，非求安立国之地。”
郭子兴悻悻，但不得不听。
郭的为人，枭悍善斗，个性刚强不容人，待人寡恩。每俟事急，郭总召朱元璋谋议，亲如左右手一样；事解，则马上轻信人言，戒备这位屡立大功的女婿。
入滁州才一个多月，郭听信谗言，剥夺朱元璋一切兵权，并要召女婿的文胆李善长为自己做事。李善长厚道人，涕泣不行，依旧待在朱元璋身边。
在这种危急情势下，朱元璋发挥其天性中“大奸似忠”的品质，对老丈人“事之愈恭”。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妻子马氏从家中拿出大把金银珠宝往自己干妈那里送。
枕边风最硬，郭子兴老婆天天在老公面前说干女儿、干女婿的好话，终究使得朱元璋免于被杀的命运。
至正十四年（1354年）冬，元朝丞相脱脱率大军进攻高邮的张士诚，分兵围六合。六合守将心慌，遣人来求郭子兴出手相援。
张士诚本人不是红巾军出身，郭子兴与六合守将多有旧怨，根本不愿发兵。
朱元璋劝说：“唇亡齿寒，六合一破，滁州不能独存，何必因小而失大！”郭子兴醒过味来，连连称是，询问诸将谁愿领兵救六合。
当时，元军号称百万，众人皆畏，无一人愿往。
朱元璋自告奋勇，提数千人东去，坚守瓦梁垒。元军势大，不久攻下六合，直逼滁州，朱元璋赶忙回防。
其间，朱元璋用计，命部将耿再成佯败，引元兵来攻。元兵追击，朱元璋忽然掉头反击，埋伏的兵马四起，滁州兵又冲出，大败元军。
得胜后，朱元璋忙派人把缴获的马匹悉数还与元军，送酒送牛慰劳，表示滁州城内皆是大元良民，目的是完城自保，对官军没有恶意。
元军有了面子，又攻不下滁州，就上报说“招安”了滁州，径直参与高邮围城战，放了郭子兴、朱元璋一马。
可笑的是，高邮城内张士诚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之时，元廷内讧，顺帝一纸诏书解除丞相脱脱兵权，散罢其兵。一时间，高邮围解。
朱元璋方面，此时得到虹县壮士胡大海入伙，此人长身铁面，智力过人，立即被任命为先锋将。
眼见归附人马日多，滁州乏粮，朱元璋就建议郭子兴南攻和州。郭子兴同意。于是，朱元璋派胡大海领兵，一鼓而下和州。郭子兴大喜，命朱元璋为总兵官，镇守和州。至此，十夫长变成了总兵官，朱元璋终于有了发家的大本钱在手。
为了经营“根据地”，朱元璋整肃军纪，严禁掠人妻女。于是附近百姓大悦，都把他的军队当成人民的队伍。
刚刚消停了几十天，濠州“五帅”之一的孙德崖率部下拥至和州就食。朱元璋见老上司来，不敢不让他进城，连忙热情招待。
身在滁州的郭子兴闻讯大怒，率众兵前往和州，想与老对头孙德崖火拼。孙德崖听说郭子兴气势汹汹而来，心里也惊，忙指挥人马往外撤。
朱元璋觉得过意不去，亲自送部队出城，并让孙德崖率军殿后，镇抚己军，免得与郭子兴的入城先头部队发生冲突。
不料想，郭子兴怒气冲冲来得快，正赶上孙德崖往城外走。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两支友军登时交手，杀得你死我活，孙德崖被郭子兴活捉。
朱元璋闻变，策马欲逃，被孙德崖手下军将一棍子打落马下，捆个结实，拥之而行。半路，众人遇见孙德崖弟弟，一起商量，准备杀掉朱元璋泄愤。
彼时，日后的朱皇帝命悬一线，只要有哪位急红眼的孙德崖部下上前给他一刀，日后中国历史就会全然改变。
关键时刻，孙德崖部中有一位张姓将领上前全力阻止杀人，认为现在还不知道孙德崖死活，如果杀掉朱元璋，主帅也必死无疑。
和州城内，郭子兴正高兴逮住孙德崖，准备千刀万剐了这个“老战友”以泄愤。忽听女婿朱元璋被对方生擒，他快乐顿成郁闷，如失左右手，立即派汤和为“人质”换回朱元璋。又是那位张姓将领力争，孙部兵将释放了朱元璋。无奈之下，郭子兴只能放掉孙德崖，不久汤和也从孙部得归。
此次遭遇，险过剃头，如无那位张姓将领，朱元璋早就被砍掉人头。可叹的是，这位张姓将领并未留下名字，日后再无出现于史书之中。一是可能在混战中死亡，二是可能隐姓埋名。否则，朱元璋就会和他儿子朱棣一样，也有一个“恩张”了（事见朱棣传）。
值得一表的是，作为堂堂一方统领，郭子兴因放走孙德崖一事郁闷至极，终日咬牙切齿，自己和自己较劲。三个月后的一天，他酒后越想越气，一下子脑溢血，死了。
当时，红巾军中势力最大的刘福通拥立韩林儿为皇帝，号“小明王”，改元“龙凤”。自然，刘福通以“大龙头”自居，行檄天下，也派使者到和州招抚，任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为都元帅（郭子兴有三子，长子战死，次子郭天叙，三子郭天爵），以张天佑和朱元璋为副元帅。这个张天佑是郭子兴的小舅子。
《明史》和《实录》等书上讲，太祖（朱元璋）慨然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即拒绝接受刘福通的“任命”，“然念（韩）林儿势盛，可倚藉，乃用其年号以令军中”，这完全是日后朱元璋“阔”了翻脸不认人的瞎编派。
当时接到这种任命，几个人乐得屁颠屁颠。与方国珍、张士诚不同，那些人有与同元朝讲条件受招安的“本钱”，而朱元璋等人当时的身份是“群贼”，翻来翻去想找一条粗腿来抱。他们巴结不上大元，好歹先靠上一个韩林儿这样的“皇帝”，混个名号，心理上也好受些，四处攻掠更有借口和凭恃。
郭子兴的两个儿子，从前在滁州时见干妹夫声名日盛，当时就想以毒酒害死朱元璋。朱元璋当时不说穿，如期与二人一起赴宴，中途忽然勒马跃起，往复再三，仰头向天空喃喃自语，煞有介事似在与“神人”谈话。而后，朱元璋变脸大骂：“我怎么对不起你们两个人，空中神人告诉我，你俩要用毒酒杀我！”
这两人不察是消息泄露，真以为有神灵佑护干妹夫，骇汗浃背，自此再不敢对朱元璋萌生害意。后来，郭天叙与另一个副元帅张天佑均死于陈野先之叛。郭天爵被韩林儿任为中书右丞。朱元璋得势后，找个借口把这位干小舅子杀掉。由此，他干老丈人郭子兴就成了绝户。不过，郭子兴有一妾生女，后被朱元璋享用，封为惠妃，还生下蜀王、谷王、代王三个儿子。这样讲的话，郭也有幸使血脉得延。洪武三年，朱皇帝追封老上司郭子兴为滁阳王，终于了却他当王爷的耿耿“夙愿”。
势之在起，人人从龙。虹县人邓愈、怀远人常遇春两位神勇之将即来投附。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很有政治权谋和御人手腕。他知道常遇春乃武装头目刘聚手下，便说：“汝因部队无粮来归，然汝故主在，吾安得夺之。”
常遇春顿首泣诉：“刘聚剽掠盗贼，胸无大志。如能效力于您，虽死犹生！”
当时，朱元璋正要渡江发展，便激言道：“能相从渡江乎？取太平之后，归我未晚也。”
本来，朱元璋坐屯和州，一直想渡江开辟新领地，却找不到渡船。之所以忙着渡江，重要原因之一是军粮问题。虽只一江之隔，对面的太平路周围皆是产米区，乃鱼米之乡。如果部队得进，吃穿不愁，日后的发展肯定就是硬道理了。
恰在此时，廖永安、俞廷玉一伙人，率领一帮人马船只泊于巢湖结水寨自保，遣使向朱元璋表示投附之意。朱元帅大喜，“此天意也，机不可失”，亲自率兵至巢湖与廖永安等人会合。接着，他登舟前行，在黄墩大败元军水师，打通了通向长江的水路。
1355年夏，朱元璋集结大军，直攻采石矶。常遇春身先士卒，在牛渚矶大显神威，单人持戈跃上岸边，所向披靡，攻克采石矶。大军乘胜，径冲太平（今安徽当涂）。元朝太平路平章完者不花等人弃城遁逃。
在太平，朱元璋定下攻取金陵方略，又得儒士陶安、汪广洋等人，开帅府，立规模，移文仍用龙凤年号，旗帜战衣皆红色，俨然一支正规的红巾军。
但是，太平一点也不太平，城四周元朝军队密布，元将蛮子海牙等人以巨舰拦截采石矶，中闭姑孰口。元朝地方民兵武装头领陈野先进攻最积极，与其将康茂才水陆分道，充当元军先锋，直杀太平城下。
岂料，朱元璋早有准备，命徐达、邓愈出奇兵突出其后，在襄阳桥设下伏兵，一举生俘了陈野先。
朱元璋释之不杀，陈野先表示降附，但他心中仍然想帮元朝灭红巾军。于是，他写信给蛮子海牙等部以及屯于集庆路附近的元军“招降”，表面上是招降之辞，实则意在激之，想激发这些人的血气和斗志反攻。
不料，各路元军本就怀有二心，见到这位陈猛将都投降了，皆无斗志，一时间真有许多人前往太平向朱元璋投降。
自悔失计之余，陈野先暗嘱其老部下，待红巾军攻集庆（今南京）时不要卖命，并声称自己有机得脱的话，一定复归元军。朱元璋闻之，也不强留，纵之使还。
溧阳、句容、芜湖等地，皆在朱元璋掌握之中。
陈野先被朱元璋释放后，纠集旧部，在秦淮河附近集结，暗中与元军集庆主将福寿联络。此时，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与舅舅张天佑两人均领兵，先于朱元璋对集庆展开进攻。攻了几日，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陈野先部根本不卖力，郭天叙和张天佑手下又无猛将，双方在集庆呈胶着状态。
陈野先以商议军事为名，请都元帅郭天叙和副元帅张天佑来自己营中饮酒。二人不知是计，欣然前往。刚一落座，大刀横飞，两位主帅前后脚进地府报到。
陈野先与元将福寿立刻对红巾军败军猛打，边杀边追，一直追击到溧阳。
岂料想，溧阳的元朝地方武装只知道陈野先投降的事情，认定他是“贼”，听说有人打着他的旗号来，立刻准备上好的埋伏圈，正好把陈野先候个正着。见到迎前的一伙人皆元军装束，陈野先还没在意，刚要张口打招呼，对方箭飞枪掷，自己成了血蜂窝，死于马下。
即使有了陈野先的“前鉴”，朱元璋仍旧礼待元朝官员。太平陷落后，元朝贵族哈纳出（木华黎后人）被俘，天天郁郁不乐。朱元璋对他说：“人臣各为其主，何况你又有父母妻子，还是放你回去吧。”这些小伎俩，日后证明效果奇佳。
1356年春，大将常遇春又出奇兵，在水上大败元朝蛮子海牙的水军，自此，元军扼江阻遏之势遂衰。四月，朱元璋率领诸将，水陆并进，向集庆发动猛攻。
朱元璋部下勇猛，又无陈野先这样的人诈降与城内里应外合，一下子就把驻守城外的元军陈兆先部打得大败投降，得数万降卒为己用。
为了表示自己宽宏大度，朱元璋故意从这数万降兵中挑出五百精壮之士为自己的护卫，并在夜间解甲而寝，安睡达旦，以示不疑。此计管用，新降兵士疑惧顿消，铁定心要为朱元璋卖命。
几天休整后，红巾军尽力攻城，冯国用将五百兵为先锋，在蒋山大败元军，直抵城下，诸军拔栅竞进。元将福寿督兵力战，终于不敌，兵败身死，集庆最后落入朱元璋之手。
元将康茂才率部投降，蛮子海牙逃归张士诚。
有了集庆这块风水宝地，朱元璋终于为帝业奠定了最稳固的根基，不仅获形胜之地，又平添兵民五十万。
于是，他改集庆路为应天府，并设天兴、建康翼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上报韩林儿后，“朝廷”升任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不久索性让朱元璋做了江南行中书省平章，诸将不少人也获封为元帅。
此时，元朝大军正和刘福通诸部周旋，所以朱元璋暂时还很安全。
当然，应天府周围，东有元将定定，西有徐寿辉，南有元将八思尔不花，北有元朝地方武装青衣军，而且东南还有张士诚势力，皆虎视眈眈，想不居安思危都不行。
平定江南首攻坚
击灭陈友谅
讲陈友谅，必定先要提一下“天完”政权。这一支湖北红巾军，事主是“彭和尚”彭莹玉，主要执行人是邹普胜。至于被推为“领袖”的徐寿辉，本来是布贩子一名，彭和尚见他相貌不俗，便推举为王，实则绣花枕头一个。
继刘福通起事后，至正十一年十月，彭和尚与麻城人邹普胜拥徐寿辉起事，攻陷蕲水和黄州路。彭与邹二人马上以蕲水为都城拥徐寿辉称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
天完者，大元上各加一横一宝盖，“压”大元为主。文字游戏，智短谋浅，“天完”，天要它完，能不完吗？
也甭说，天完政权初开张时，攻伐四克，不仅打败元朝威顺王宽彻不花大军，连陷饶州、信州以及湖广、江西诸郡县，未几又破昱岭关，攻克杭州。赵普胜一军也能打，连克太平诸路，声势大振。
可惜的是，天完政权中，没有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知识分子教他们长谋远略，虽得城多多，却遂得遂失。折腾一年多，所存广大地区一个一个丢掉，最后连“国都”蕲水也被元军攻下，“皇帝”徐寿辉只能跑到黄梅躲着。
彭和尚见势不妙，携带大笔珠宝不知所踪，日后此人再未露面，估计蓄发当起了富家翁。
节节败退之时，天完政权幸好有倪文俊能干，率军接连攻克沔阳、襄阳、中兴（今江陵）、武昌、汉阳、蕲水等地，最终把“徐皇帝”迎驾到汉阳。
不久，天完政权内讧，陈友谅杀掉倪文俊，并统其军。
陈友谅，沔阳打鱼人出身，本姓谢，其祖父入赘陈氏，因从其姓。他小时候也读过几天书，略通文义。青年时代有算卦人说他家祖坟风水好，当出贵人，这使得陈友谅窃喜之余，一直怀有造反异志。
徐寿辉起兵时，陈友谅正当小县吏，即刻投笔从戎，加入造反队伍。他首先在倪文俊手下当文书，不久自将兵出外发展，很快成为天完政权的一方军将。
倪文俊与徐寿辉相处了一阵，“君臣”不和，倪想杀“皇帝”徐寿辉，不成，只得跑往黄州自己老部下陈友谅处。谁料，陈友谅正愁自己手下人马不多，见倪自己送上门，欢天喜地迎接。没过几天，陈友谅就在酒宴上杀掉老上司，并其兵马，自称宣慰使，不久自称平章政事。
陈友谅部与朱元璋部最早的“接触”，是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年）底的事情。常遇春、廖永安等人率军自铜陵进攻池州（今安徽贵池），杀天完将洪元帅。
陈友谅兼并倪文俊部队后，一路进击，连下江西隆兴、瑞州，并遣部下猛将赵普胜率军猛攻池州。赵普胜原是巢湖水贼，曾归附过朱元璋，后来叛去归徐寿辉。此人外号“双刀赵”，骁勇能战，一直以安庆为大本营。攻克池州后，他进袭太平。朱元璋恼怒，急遣徐达等人突袭赵普胜的栅江大营，并夺回池州。
朱元璋深忌赵普胜勇武，派人携重金入陈友谅处行离间计，使其亲信陈说赵普胜有自立之心。赵普胜当然不知道这些情况，每次接待陈友谅来使，皆洋洋自得、大夸自己的功劳，很有“舍吾其谁”的架势。陈友谅正疑他，听使人如此说，终定杀心。
于是，他以会师为名，从江州领大军忽至安庆。赵普胜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派人驾船，亲自带了烧羊美酒迎接。两舟交会，陈友谅一脸笑容现于船头，赵普胜连忙跨身上前见礼。赵刚一低头，精光一闪，脑袋就掉在自己双脚之间。
杀了如此勇将，诚为陈友谅一大败招。他兼并赵部后，即刻挑选精兵奔袭池州，被朱元璋手下徐达杀得大败而去。
“皇帝”徐寿辉听说臣子陈友谅在外边干得不错，又攻占了龙兴（今南昌），觉得这地名不错，表示自己要迁都龙兴。陈友谅当然不想身边多出一个“皇帝”来，表示不可。
徐皇帝也是该死，大草包带着几万人就从汉阳出发，直奔江州而来。
江州乃陈友谅大本营，见徐皇帝自来寻死，他也不敢“怠慢”，伏兵郭外，把徐寿辉及其“禁卫军”迎入城中，即刻关闭大门，把数千人杀个精光，软禁了徐寿辉。
陈友谅自称汉王，置王府官爵。
1360年夏，陈友谅挟持徐寿辉，率水军直犯太平。
朱元璋手下猛将花云守太平，人数只有数千，顽强抵抗。三天后，陈友谅乘涨水之际，巨舰直泊于太平城西南角，大船船尾高与城平，士卒蜂拥而登，太平城被攻陷。
猛将花云被擒，不屈痛骂：“贼奴！汝辈现缚我，吾主必为我报仇，斩汝等万段！”他奋力跃起挣开绳索，夺刀杀五六人。
陈友谅大怒，派人把花云绑在大船桅杆上，命兵士万箭齐射，把花云射成个刺猬。
攻得太平城，陈友谅更觉徐皇帝再无用处，派壮士用铁锤击碎其头，胡乱抛尸完事。
天完政权，这下真的彻底完了。
然后，陈友谅在采石矶一带的五通庙举行登基仪式，自称皇帝，国号“汉”，改元“大义”。
这位陈皇帝称帝太心急，“群臣”立于江边，草率行礼，突遇大雨，殊列仪节，狼狈不堪。最早拥立徐寿辉当“皇帝”的邹普胜，如今反成为陈友谅的“太师”。陈友谅以张必先为“丞相”，以张定边为“太尉”。然后，他率军还江州。
到了老窝后，他马上遣使送信给张士诚，约定共灭朱元璋。张士诚只想自固，没有应承。
在江州修整了数日，陈友谅引大军东下，直扑建康。
金陵城中，人心大骇，朱元璋手下不少人心意摇动，有欲降的，有欲逃的，有欲据钟山死守的，人心惶惶。
朱元璋问计于刘基。刘基心沉气稳，说：“天道后举者胜。我军以逸待劳，何患不克！明公您宜开府库，固士心，倾至诚，伏兵伺陈击敌。取威制胜，以成王业，在此一举。”
朱元璋遂意决。
当是时也，朱元璋文臣武将中多有出迎自保之心，估计连朱元璋本人也多夜睡不着觉，细想过是否当个“汉臣”。正是刘基一席话，终使朱元璋心稳神固。
刘基于1360年春与宋濂、章溢、叶琛三人一起往建康投附朱元璋，此人精通天文、兵法，是个通才人物，很是有真本事。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乃元朝进士出身（元朝汉人中举者，百年间仅两千人左右，极其稀罕）。
这时，有人提议朱元璋先收复太平以牵制敌方，有人建议朱元璋自己亲自指挥出建康御敌，均为朱元璋所拒。朱元璋没读过什么兵书，属于那种天生有感觉的军事家，他说：
“太平城壕堑深固，如果当时陈友谅没有巨舰，不能水上进攻，太平根本不会陷落。倘使我们现在去围城，不可能短时间拿下。而且，贼军水军十倍于我军，屯兵于坚城之下，进不能取，退不及援，肯定吃亏。如果我军出城逆敌，敌军以偏师牵制我们主力四处兜圈，陈友谅会以舟师顺流而下直奔建康，半日即可抵城下。到时，即使我们的步兵骑兵能够即时回援，也是百里趋战，精疲力竭，此乃兵法大忌。”
朱元璋先派出胡大海直捣广信（今江西上饶）以制其后，然后召指挥康茂才议事。康茂才乃先前降而复叛的陈野先属下将领，闻诏立至。朱元璋开门见山：“听说你一直和陈友谅关系不错，今其入寇，我很想让他快些来。你假装充当他的内应，派人捎信给他，约他速来，最好让他兵分三道来击，以弱其势。”
康茂才唯唯，仍旧有些摸不着头脑：“我家中有个门子，从前一直在陈友谅家中做事，让他送信，对方必无疑心……不过，我们如今多数人都害怕汉军到来，为何要引诱对方来打我们？”
朱元璋一笑：“情况再发展下去，陈友谅必和张士诚联手，二寇谋合，何以对付！今先破陈贼，则张士诚闻之胆落！”
康茂才恍然，依计行事。
康茂才的门子化装进入陈友谅军，陈得书大喜，问：“康公今何在？”
门子答：“正提军守护江东桥。”
问：“桥是何质地？”
答：“木桥。”
陈友谅喜形于色：“你回去告诉康公，我很快就去那里，到达后则高呼‘老康’，让他闻呼而出。”
门子回来后，康茂才马上报知朱元璋。朱元璋大喜：“贼人入套了！”忙命李善长派人把江东桥木板拆掉，改成铁石桥。一夜之间，桥成。
同时，听说陈友谅一军打探过新河口方面的道路，朱元璋派大将赵德胜在新河两岸筑虎口新城。
于是，朱元璋动员所有人马，命常遇春、冯胜等人率精兵三万埋伏于石灰山侧，徐达等人陈兵于建康南门外，杨璟驻兵大胜港，张德胜等人率水军出龙江关外，朱元璋本人亲统大军在卢龙山待敌。
他命令持旗信号兵分持红黄旗埋伏于卢龙山左右，“寇至，则举红旗；黄旗举，则伏兵皆发”。
陈友谅自恃有康茂才做内应，人马船只又多，果然引水军浩浩荡荡杀来，直进大胜港。
港湾窄狭，又有朱元璋大将杨璟严阵以待，每拨只能有三船并进，急得陈友谅跳脚，也不想分兵了。他马上从大胜港掉头，出长江之上，径直扬帆趋江东桥。
结果，船队大集出发，巨船大舟，本想一下子撞毁木桥直行，近前却发现桥身是大石砌成，绕以铁环，灌以铁汁。
陈友谅大惊，忙急呼，希望“内线”康茂才出来接应。喊了半天，根本没人应声，陈友谅忽悟自己中计。
迂回半日，费了好大的劲，陈友谅只能下令舰队再次掉头，直趋龙江。汉军势锐，他们绕了半天道，却都是待在船上，体力并未消耗。靠岸后，一万多精兵飞身下船，在滩头立栅，准备结阵进攻。
身在卢龙山的朱元璋看得仔细，下令击鼓举旗。红旗扬起，诸军争相趋前拔栅，与陈友谅汉军厮杀在一起。正相持间，又一轮鼓声响起，山前黄旗又起，常遇春伏兵忽现，徐达率部杀至，张德胜的水师也一时云集。
内外合击之下，陈友谅登岸的兵士根本招架不住，争相往岸边的船上跑。恰值退潮，无数巨舰搁浅，汉兵被杀掉、溺毙无数，仅被俘虏的就有近万人，又有巨舰百余艘、战船数百皆为朱元璋所得。
坐在指挥大舟上的陈友谅见势不妙，忙乘小船逃走。朱元璋没有鸣金收军，下令诸将急追。追至采石矶，陈友谅纠结溃亡之众，复与朱元璋军大战，复被廖永忠、华云龙等人打得大败。
朱元璋军队乘胜之下，吓得陈友谅太平守军也无斗志，慌忙遁去。朱元璋收复了太平城。
汲取上次太平城西南临姑溪水道的经验教训，常遇春派人改筑城墙，往后移二十余步重筑，以免敌方巨舰可以直泊城头。
胡大海方面进展也不错，攻取信州。
有了这次大胜，朱元璋声名赫赫，被小明王封为吴国公。朱元璋并未见好就收，很快占据了长江上流要地安庆。安庆本来是陈友谅手下勇将赵普胜坚守，由于此人被陈诱杀，将领皆有怨心。赵普胜手下将领张志雄向朱元璋投降，尽告安庆城守详情，带着朱元璋军队一举攻克安庆。但不久，陈友谅手下大将张定边率军突袭，又把安庆夺回。
1361年，朱元璋觉得火候差不多，决定亲征陈友谅。
他亲乘巨舰，自率水师进攻安庆。安庆城坚，数攻不下。刘基进言，要朱元璋舍安庆不取，直接进攻陈友谅的老窝江州。朱元璋从之，立刻率兵西上。
经小孤山时，陈友谅大将傅友德、丁普郎主动率部投降。朱元璋早闻傅友德的勇名，大喜过望，立刻把他擢为大将，派他去江西招谕诸郡归附。
由于朱元璋行动迅速，陈友谅根本不知道对方径来江州施行攻击。
忽然之间，陈友谅发现朱元璋大型水师舰队在江州城外江面上密密麻麻一大片，真如神兵天降。陈友谅仓促间不能成军，只得携妻子率亲随逃奔武昌。苦心经营几年的老根据地，一朝为朱元璋所据。
大军乘胜，攻克蕲州、黄州、兴国、黄梅、广济等地。不仅如此，形势逼人之下，为陈友谅守南昌的胡廷瑞见风使舵，派人向朱元璋约降。不费吹灰之力，南昌又入版图。虽然后来小有反复，南昌仍为朱元璋牢牢掌握。
此时此刻，陈友谅与朱元璋调换了位置。朱元璋咄咄逼人，陈友谅频频招架，疆域日蹙。
愤恨之下，陈友谅大整水军，命人制作上千艘巨舰，皆高数丈，丹漆涂饰，上下三层，每层可以驰马，又置马栅于其间。楼船巨大，骇人心目，可称是古代版航空母舰。更惊人的是，陈友谅巨船皆以铁皮包裹，极其坚实。他纠结六十万兵（不一定有这么多，但怎么也有四十万），尽载其家属官员，倾国而来，直冲南昌，准备先拿下这一重城。
可见，陈友谅毕竟一鲁莽汉，净爱干孤注一掷的事情。
鄱阳湖大战，即将开始。
陈友谅轻躁，大军甫出，便径自去南昌，想攻陷此城。
当时的南昌守将，乃朱元璋亲侄朱文正和心腹大将邓愈。朱文正派出各将校分守南昌各门后，自提两千精兵，往来指挥、策应。
陈友谅相中了看似容易进攻的抚州门，亲自指挥兵士进攻，并立于船上督战。守抚州门的正是猛将邓愈。汉兵准备很充分，各人手举箕状竹盾牌，矢石不能伤，加上威胁巨大的撞墙机，一下子撞毁城墙二十余丈，汉兵呐喊拥上。
关键时刻，邓愈守军一排人从墙后忽然站起，个个手持火铳，枪声响处，冲在前排的汉兵全被打倒。如果是箭弩，威力即使比火铳大，也吓不住汉兵。眼见敌人手持喷火冒烟的怪家伙，声音震耳欲聋，汉兵很少有人见过这东西，登时胆落，屁滚尿流而去。其实，火器早在南宋对完颜之水军作战时就第一次使用。宋元更迭之际，忽必烈把这些东西发扬光大。火铳之物，发明制作于元朝中后期，战争中使用得并不多。江南多巧匠，朱元璋属下大将邓愈脑子活，先人一步，把这些“玩物”用在战场之上，效果惊人。倘无此物，南昌城当时就会陷落。
一顿狂轰后，陈友谅督战队斩杀汉兵数人，剩下的人咬咬牙，又重新冲向城边。守城兵士在城门处和城墙倒塌处争竖木栅，汉兵争先恐后攻击。朱文正督诸将死战，且战且筑，连夜把被撞毁的城墙又重新修整完毕。
酣战之中，南昌城内李继先、牛海龙等数名将领皆战死。
见抚州门难以遽破，陈友谅督军转攻新城门。守城猛将薛显更出人意料，率领锐卒突然先发制人，守城部队大开城门，首先向汉军发动进攻。陈友谅猝不及防，手下平章刘震昭被斩杀，死伤数千人，乃退。
情急之下，陈友谅增修攻城器具，想破栅后从南昌水关攻入城内。他下达死命令，退后者皆斩，于是汉兵冒死冲撞。
朱文正派兵士手持长槊，隔栅刺杀汉兵。汉兵此次有准备，几个人抱住长槊尖头，死命往回拉，夺槊后，汉兵又发动新一轮猛攻，使得近战中南昌守兵被杀不少。
幸亏朱文正的临时兵工厂就设在栅后，他命令士兵把长槊槊尖放入锻铁的火炭中烧红，再伸出栅外刺敌。汉兵夺槊，一时间皮焦肉烂，哀号遍地，终不得进。
陈友谅用尽攻击之术，但城中备御万方，汉军被杀伤众多。
见南昌攻不下，陈友谅分兵陷吉安、临江，把俘虏的几个守将斩于南昌城下，朱文正等人丝毫不为所动。陈友谅恼急，又挥兵猛攻官步、士步二门，朱元璋手下勇将赵德胜中伏弩身亡。
南昌被围攻，内外隔绝，音信不通，朱文正在派遣千户张子明赴建康告急的同时，又派出一名外号“舍命王”的士兵出城诈降，诉称稍缓几日，城内主帅要降。
陈友谅无谋，信以为真，马上缓其攻势。到了约定的“投降”日，南昌城上旗帜一新，杀声动天。
陈友谅恨极，命人把诈降的“舍命王”捆在城前碎剐。这位爷出来就没想活着回去，不然就不叫“舍命王”了。
当时的朱元璋，正亲自率兵去解救安丰（今安徽寿县）被张士诚攻击的小明王和刘福通。张士诚并非有意和陈友谅相互响应牵诱朱元璋，纯粹的临时性军事行动而已。激战中，刘福通战死，朱元璋赶到，打败了张士诚大将吕珍，“救”了小明王。至此，“皇帝”韩林儿变成朱元璋手中之物。
张子明报告陈友谅猛攻南昌，朱元璋真吓了一大跳，问：“陈友谅兵势如何？”
张子明答：“陈友谅兵势很盛，但攻城中战死不少。现今江水转涸，很快就不利于巨舟泊行。其师出已久，兵粮马上也会成问题。如果有援兵至，里外夹攻，必可破敌！”
朱元璋沉吟片刻，对张子明说：“你回去告诉文正，让他再坚守一个月，我将亲自率兵前往破敌！”
张子明得命而还。行至湖口，被陈友谅巡逻兵抓住。
陈友谅亲自审问，说：“如能为我诱降，不仅不杀你，高官厚爵任你选。”
张子明假装答应。
转天，汉军押张子明至南昌城下，守城将士皆凭城往下观望。
张子明站定，仰头高呼道：“主上令诸公坚守，大军马上就来！”
朱文正等人闻言，守志益坚。狂怒之下，陈友谅又在阵前剐杀张子明。
朱元璋调兵遣将，他立命正围攻庐州的徐达、常遇春还兵，集水陆兵二十万，与自己一起共征南昌。
进至湖口后，朱元璋先遣一军屯于泾江口，又派一军屯于南湖嘴，准备一战全歼这个宿敌。
至此，陈友谅整整包围南昌八十五天，虽杀掉朱元璋十四员大将，仍未能克坚城。
听闻朱元璋亲自来战，陈友谅马上解围，掉头杀出鄱阳湖，前来迎战。
朱元璋胸有成竹，他率水军自松门入鄱阳湖，扬帆而来，与陈友谅军在康郎山附近相遇。
当时，乍从水军的阵容看上去，汉军占有明显优势，其巨舰高大威猛，铁皮闪烁黑光，虎虎逼人。
朱元璋仔细观察后，对诸将说：“彼巨舟首尾相连，不利进退，可破也！”于是，朱元璋命己方舟师列为二十队，其间以小船遍载火器弓弩，告诫诸将说：“接近敌船后，先发火器，再发弓弩，舟船相接后，则以短兵击之！”
由此，鄱阳湖大战拉开序幕。
徐达、常遇春、廖永忠等人先发，驱船直逼敌人巨舰搏战。徐达表现最出色，他身先士卒，击败汉军前锋，杀敌一千五百人，并俘获汉军巨舰一艘，使得军威大振。
首战告捷，对于朱元璋一方军士的心理来讲起了真正的鼓舞作用。大将俞通海乘风发射火炮，又一举焚毁汉军巨舰二十艘，汉兵被杀被溺一万多，不少人身上着火在水中扑腾。
当然，汉军并不示弱，以巨舟逼近，箭弩齐发，朱元璋手下两位元帅当即战死。而且，汉兵船高，先施火攻，居高临下扔火把，连徐达的指挥船也被烧着。徐达临危不惧，边扑火边指挥，奋战得免。
陈友谅手下骁将张定边有勇有谋，他看见朱元璋的指挥舰居中，立刻率几只巨舰直扑而来。
朱元璋心慌，掉头避逃时慌不择路，在近岸处搁浅。汉军一围而上，数艘巨舰及几千兵士包拢过来。
朱元璋手下猛将程国胜和陈兆先冒死抵抗。情急之下，牙将韩成跪告朱元璋说：“古人言杀身成仁，臣不敢爱其死。”言毕，他穿上朱元璋本人的冠服，面对密密麻麻进攻的汉军大叫一声，投水而死。
汉军见“朱元璋”投水自杀，喜跃高呼。消息传出，围攻之势稍缓，不少兵将开始把注意力放在打捞“朱元璋”的尸体方面，准备捞上后剁成数块向陈友谅请功。
混战之间，朱元璋指挥舰上的大将陈兆先和宋贵皆战死。
危急时刻，常遇春指挥船队逼近敌将张定边巨舰，一箭射中正站在前甲板指挥的张定边，使得他本人的指挥舰不得不后撤。
俞通海闻朱元璋被围，也红了眼。他从水战中抽出数艘船，一直冲向朱元璋的指挥舰，连挤带撞，终于把大船从沙中撞动，重新返入深水之中，朱元璋躲过一大劫。
俞通海的小船，复为敌人巨舰所压。士兵们以头抵舰，兜鍪尽裂，才逃过一劫。俞通海救了朱元璋后，与廖永忠一起乘轻舸小船追击败走的张定边，边追边放箭，致使张定边铠甲上中箭百余，完全成了一个刺猬，倒在甲板之上。
见天色已晚，朱元璋定定心神，鸣金收兵，召集诸将议事，总结首战一日的经验。为防止张士诚乘虚而入，朱元璋命令徐达率一支部队回防建康。
转日，朱元璋亲自布阵，与陈友谅重新交手。
陈友谅急红了眼，下令把所有巨舟接连锁串在一起为水中巨阵，旌旗楼橹，望之如山。壮观是壮观，但陈忘了“火烧赤壁”的故事。三国故事在元末成型，四处开讲，比现在的《百家讲坛》还热闹。
战事紧急，陈很可能早忘了那些评话。他忘了，朱元璋没忘。也甭说，面对如此水中浮荡的巨舰，朱元璋船队短小简陋，似乎面对铜墙铁壁。
朱元璋怒恼，立刻下令斩杀退却的队长十多名，但仍然止不住退势。正当朱元璋声嘶力竭下令杀人的当口儿，大将郭兴进言：“不是我方将士不用命，敌人舟船太高大，我认为一定要火攻才行。”
这句话提醒了听过《三国演义》的朱元璋，他马上命常遇春等人分别调集七艘渔船，载满芦苇秆柴，以火药填充其间，等待时机投入战场。
待东北风起，时机成熟，朱元璋命士兵捆扎稻草人在七艘渔船上直立，衣以甲胄战盔，持矛在手，伪装成兵士的样子。然后，他分募敢死士卒伏于船中划船。这样，陈友谅军士以为来船是普通战船，没有太多防备。
时值黄昏，七艘渔船竟然趁乱驶入汉军巨舰近前。敢死士卒乘风纵火，风急火烈，须臾之间已经冲撞到汉军舰队内，猛烈燃烧。火势迅急，数百艘船一齐着火。燔焰涨天，湖水尽赤，汉军死者大半，且多数是被烧死。
这一把大火，烧死陈友谅两个弟弟陈友仁、陈友贵及大将陈普略。特别是陈友仁，号称“五王”，此人眇一目，多智谋，骁勇善战。他的死亡，对陈友谅军形成了极大的心理打击。当然，朱元璋方面损失也不小，丁普郎等数员大将也战死。
第三天，双方再次大战。
汉军虽然损失惨重，战斗力仍旧不弱于朱元璋军，双方在湖上进行殊死搏斗。
文士刘基在朱元璋船上东走西望，一直不闲着。他忽然大叫“难星过，马上换船！”拉起朱元璋就跳上另外一艘船，甫坐未定，朱元璋原来所乘大船立刻被炮石击毁。
刘基也是装神弄鬼，大白天哪里能见到“难星”，无非是观察到有敌船的大炮在向帅舰瞄准而已。虽如此，精神暗示作用很大，朱元璋及其手下均觉得有“诸葛亮”在船上，勇气倍增。
陈友谅见朱元璋指挥舰被击碎，高兴得大叫。俄顷，见帅旗高悬，朱元璋又出现在船头指挥，汉军将领皆相顾失色。
廖永忠、俞通海等人率六只战船深入，汉军联大舰拒战，波浪翻滚下，小船一下子看不到踪影。不久，六舟旋绕汉军而出，势如游龙。朱元璋诸将见之，勇气百倍，呼声震天。
打仗打的就是精气神，精神原子弹一爆发，想不胜也难。就这样，朱元璋军队以小打大，无数小船围着汉军巨舰，纷纷飞登敌船，待甲板上汉军被杀尽，底层摇橹兵士犹茫然不知，仍旧一个劲儿喊号子卖力摇橹。
朱元璋士兵图省事，掷火烧船后，纷纷跳回自己小船上，摇橹汉兵尽被烧死。
战至中午，陈友谅汉军气泄，大败，所丢弃的旗鼓器杖，浮蔽湖面。
俞通海等人回来报功，朱元璋喜不自胜，赞赏道：“今日之捷，诸君之功也！”俞通海进言：“湖水有浅有深，战船难以回旋。不如急入大江，据敌上流。”朱元璋颔首。水军先行抵至罂子口，横截湖面，把陈友谅军队堵在水道中不敢动弹。
这一次，陈友谅丧胆，再不敢轻易出战。不久，朱元璋指挥水军连夜行至左蠡，扼控咽喉水道。相持三日后，陈友谅最强的左右金吾部将领来降，更使汉军势弱胆丧。
见陈友谅龟缩不出，朱元璋写信激之：“陈公您乘尾大不掉之巨舟，殒兵蔽甲，与我相持。以陈公平日之强暴，正当亲自决一死战，奈何徐徐随后，似听我指挥，此非大丈夫所为也！”
陈友谅见信大怒，下令尽杀交战中生俘的朱元璋士兵几千人。
朱元璋一反其道，下令把所有汉军俘虏放掉，伤员发药疗伤，仁义得不行，又下令公祭敌方死难者。
如此，人心向背，不言而明。
相持一月有余，朱元璋除写信激怒陈友谅逗他玩以外，天天与博士夏煜等人草檄赋诗，意气弥壮。同时，他分兵连克蕲州、兴国。
陈友谅残军粮尽，遣精锐突袭南昌抄粮，朱文正派人尽焚其舟，陈偷鸡不成蚀把米。
不顾朱元璋军水陆结营的严阵以待，陈友谅最终不得不冒死突围，准备顺江而下，由禁江遁回。
朱元璋早有准备，指挥诸军精锐出击，纵火筏冲击敌舰。汉军舟船散走，朱元璋军队追奔数十里。
其间，陈友谅把脑袋伸出舷窗察看形势，一支箭弩飞来，不偏不倚贯其眼睛而入，遂一命呜呼。
朱元璋军士闻讯，欢呼雀跃，斗志更盛，激战中又活捉了陈的“太子”陈善见。不久，汉军的“平章”陈荣等人，率水军五万余人投降。
张定边趁天黑，乘小船装载陈友谅尸体及其另外一个儿子陈理奔还武昌。回武昌后，张定边拥立小孩子陈理为帝，改元“德寿”。
朱元璋回金陵休整，不久，他率大军亲征武昌。
在城下安排围城事宜后，朱元璋分兵徇汉阳、德安州郡，湖北诸郡皆不战而降。
见形势大好，朱元璋留诸将围城，自己率护卫军返回金陵。
当然，鄱阳湖大战胜利后，朱元璋也知道自己胜得侥幸，对刘基说：“我不该亲自去安丰（救韩林儿）。假使那时陈友谅乘我不在建康，顺流而下直捣巢穴，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大事去矣！今陈友谅不攻建康，而围武昌，出此下计，不亡何待！”
性格即命运，陈友谅的冒险轻躁，也决定了他失败的结局。
进围武昌四个月，城坚不下。1364年春，朱元璋从建康出发，再次亲自临敌指挥。
其间，汉军“丞相”张必先自岳州率军来支援，乘其立足未稳，朱元璋派常遇春突然中道攻袭，活擒了这位外号“泼张”的骁将。
常遇春押着张必先来到城下，向上喊话：“汝所恃者，唯泼张一人，今已为我所擒，尚何恃而不降！”
张必先也气沮，仰头向上，对张定边喊话：“吾已至此，事不济矣，兄宜速降为善。”
城上的张定边，垂头丧气。本来他在水战中就中箭百余、一身箭疮，此时却依旧想咬牙坚持。
见火候差不多，朱元璋派俘虏的陈友谅旧臣罗复仁入城劝降，表示说：“陈理若来降，当不失富贵。”
罗复仁入城，与陈理抱头大哭，张定边也在一旁大哭。
于是，转天大清早，陈理衔璧肉袒，率张定边等人出城，诣军门投降。
这小孩子俯伏战栗，不敢仰视。朱元璋见其弱幼，心觉可怜，亲自扶起，握其手称：“我不会治罪于你。”
归建康后，朱元璋授陈理为归德侯，又授陈友谅的爸爸陈普才伯爵，封陈友谅两个弟弟伯爵。明朝建立后，陈理逐渐长大，朱元璋不放心，把陈理远徙高丽，命高丽王严加看视，并把陈友谅二弟迁往滁阳软禁，但都未加以杀害。
陈友谅僭号称帝四年，未料想后代子孙倒去高丽天天吃泡菜度日，福兮祸兮，自不多讲。
在来武昌生擒陈理之前，朱元璋已在建康称吴王。本来李善长等人劝朱元璋称帝，朱元璋一直记得六年前儒士朱升的规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所以，他不着急称帝，以自己手中小明王的名义，先“任命”自己当了王爷。
当时，张士诚也自称吴王。所以，张吴就被称为东吴，朱元璋的“吴国”是“西吴”。
值得一提的，浴血奋战南昌八十五天的朱元璋侄子朱文正，很快为按察使李钦冰劾奏其“骄侈觖望”，并说他有“异志”。疑惧之下，朱元璋竟然亲自率水师至南昌城下查看虚实。
朱文正惶骇出迎，立刻被逮捕，押回建康。朱元璋杀心大动，欲拿亲侄开刀立法，幸亏朱元璋妻马氏劝解：“此儿只是性刚而已，不可能有别的事。”由此，朱元璋才没有“显诛”侄子。
史书称朱文正“免官安置桐城，未几卒”，应该不是好死。朱元璋之猜忌，此时已显端倪。
劾奏朱文正的李钦冰也没活多久，很快“以他事伏诛”。估计是朱元璋杀侄后后悔，故而又杀李钦冰。
朱文正死时，其子守谦才四岁，朱元璋抚摸小孩儿的脑袋说：“宝贝别怕，你爸爸欠家教让我不高兴，我不会因他之故而废你。”朱元璋视之如己子，更名为炜。后来朱守谦（朱炜）被封为靖江王，世镇桂林。
卧榻之侧不容鼾
击灭张士诚
张士诚，小字九四，泰州人。他自青年时代起，就做当地盐场帮闲记账一类的杂差，很能损公肥私，凭关系让三个弟弟干上操舟运盐的营生，顺便走私贩盐。这些虽然不算什么大恶，却无“职业道德”可言。盐铁在封建社会一直是国家严管专卖产品。由此，利润颇丰。
手中有了钱，张士诚自然轻财好施，很似《水浒传》中的“及时雨”宋江，颇得当地老百姓欢心。从人品上讲，张士诚为人是元末群雄中数一数二的“好人”，不奸险，能容人，礼待读书人。但乱世大伪，既然他没有杀妻灭子的“气魄”，根本就熬不到最后胜利的那一天。
由于张氏兄弟向寿州附近诸富人家卖盐期间多受凌侮，不少大户还欠钱不给，加上盐场一个保安（弓手）丘义没事就辱骂张士诚，惹得张氏兄弟杀心顿起。恰值当时天下已乱，他们便于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年）夏天，忽然起事。
加上张士诚和他三个弟弟，以及一个名叫李伯升的好汉，当时一伙人一共才十八位。起事时，他们并无远大理想，只是杀人泄愤而已。就这十来号人，先冲进盐场保安室把弓手丘义乱刀剁死，然后遍灭周围诸富家，放火烧掉不少大宅院。
由于当时盐场工人生活极其艰辛，苦大仇深，见有人带头挑事，纷纷报名加入，共推张士诚为主，百多人聚集一起，一下子就“攻克”了泰州。接着，他攻破兴化，占领重镇高邮。
胜利如此容易，张士诚便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开始过称王称帝的瘾。
转年，张士诚树大招风，大元朝的丞相脱脱亲自率百万大军来攻，把高邮团团围住。当时的张士诚，叫天不灵，呼地不应，悔得肠子都青了。最惨的是，他想投降都不行，脱脱铁定了心攻下高邮后要尽屠当地兵民，以在江南树威示警。
人算不如天算，脱脱遭朝中奸臣算计，元顺帝一纸诏书把他就地解职押往吐蕃，半路毒酒赐死。至于那“百万大军”，一时星散，群龙无首，张士诚终能逃出生天，率一股人马逃出高邮当流寇去也。
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张士诚很快东山再起，并迅速占领了江南最富庶的常熟、平江（今苏州）两个重镇。平江即苏州，粮仓、衣仓、钱仓，真正的大富之地。而后，张士诚势力发展极为迅速，湖州、杭州、诸全（今浙江诸暨）、绍兴、宜兴、常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泗州以及朱皇帝的老家濠州，全部被其占领。刘福通如此勇武之人，也被张士诚手下大将吕珍包围于安丰，出战时被杀。如果朱元璋不来救，连小明王韩林儿也会被张士诚军队活捉。
有一点要弄清，张士诚打刘福通，不是所谓的“起义军内讧”，这两个人根本不是一个派系。
江南群雄，分为两大派系，即刘福通和徐寿辉的红巾军系，以及张士诚、方国珍的非红巾军系。红巾军系又分东西两派，东派名义上以小明王韩林儿为其主，实由刘福通掌握，郭子兴、朱元璋这一支其实就是东派红巾军系，在淮水流域四处闯荡。西派红巾军包括徐寿辉、陈友谅以及日后割据四川的明玉珍，他们的活动地点主要是汉水流域。红巾军之间，平时也互相争得你死我活，所以，张士诚打刘福通，可称是天经地义之事。
而且，张士诚和元朝的关系也很好玩。起事当年他就受朝廷“招安”，还弄了个官做。但当元廷要他出兵去打濠州等地红巾军时，他怕吃亏，推托不去，而是径直占了高邮当起自封的王爷来。脱脱丞相大军百万来攻，张士诚差点就被抓住碎刀凌迟。时来运转后，他改平江为隆平郡，开弘文馆，招贤纳士，提前干起“贤德”帝王的营生。
后来，张士诚受苗军杨完者部的打击和朱元璋的排挤，他就接受元朝江浙行省右丞相达识帖木儿的“劝告”，再次投降元朝，当起大元的“太尉”来。
扯虎皮做大旗，张在几年间据地两千余里，北逾江淮，西至濠泗，东至海，南连江浙，俨然江南一国。
再往后，张士诚要当真王爷，元朝不答应，他就自立为“吴王”，和元朝基本闹翻，连粮食也不往大都运送了。
朱元璋、张士诚二人的冲突，源于至元十六年（1356年）。本来降附朱元璋的“黄包军”（这些人以黄帕包头）头目陈保二忽然倒戈，逮捕朱元璋派来的将领，向张士诚投降。
当时朱元璋正忙于西线作战，起先还不敢与张士诚闹翻，派人送信一封，以“隗嚣称雄”的字眼奉承张士诚，希望两家“毋生边衅”。张士诚左右不少文人，他自己也读书，深恨朱元璋信中以“隗嚣”比拟自己，若如此，朱元璋就是“汉光武帝”刘秀了。
就因这几句话，张士诚把朱元璋的来使扣压，不肯讲和。
于是，朱元璋派大将徐达进攻常州，张士诚派弟弟张九六来援。徐达设伏，活捉了张九六这员悍将。张士诚气沮。
不久，华云龙等将在旧馆大败张士诚另外一个弟弟张士信。
连败之下，张士诚与朱元璋书信，表示愿意送黄金五百两、白银三百斤以及粮食二十万石，双方讲和。朱元璋得理不饶人，复信历数其罪。结果，和议不了了之。
围了数日，朱元璋军队终于夺回常州。徐达善战，又顺利攻克常熟。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张二次受元朝“招安”。
1358年春，朱元璋派大将廖永安、俞通海、桑世荣等人大张旗鼓去“讨伐”张士诚，并派出邓愈、李文忠、胡大海等人从徽州显岭关攻取了张士诚的建德路。
张士诚大恼，复遣兵反攻常州、常熟，均失败而归。
东边损失西边补，这年秋天，张士诚以计杀掉元朝的苗军元帅杨完者。
杨完者一部苗军乃元政府为了平息江南叛乱从湖广招来的少数民族部队。这部苗军烧杀抢掠，备极惨毒。在所有江南一带打仗的军队中，天完政权纪律最好，其下依次是刘福通红巾军、张士诚军、朱元璋军、元朝政府军、陈友谅军，最差的就是杨完者的苗军。所以，元朝江南行省的达识帖木儿才与张士诚暗中约定联手，做掉了这个骄横滥杀的苗帅。
张士诚杀杨完者，不仅是为民除害，为元除害，也是为朱元璋除害。杀掉杨完者，张士诚很快占据杭州和嘉兴两处要地，愈无所惮，再不把元朝的官员达识帖木儿放在眼里。
张士诚正在兴头上，派兵攻常州，被汤和击败，顺便又丢了宜兴。朱元璋手下水帅大将廖永安乘胜入太湖，深入追击，反而被张士诚大将吕珍候个正着，生俘了廖永安。
朱元璋想以俘获的三千张士诚兵将换廖永安一个人，张士诚不答应，他提出要以廖永安换自己弟弟张九六（张士德），朱元璋又不答应。害怕张九六乘间逃出为其兄平添羽翼，朱元璋先下手宰了张九六。
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胡大海、李文忠攻下张士诚的重镇诸暨州。
张士诚遣将攻江阴，被守将吴良打得大败而去。
朱元璋得江阴后，张士诚的舟师不敢溯大江而上。
数败之下，张士诚不甘心，1359年秋天，他仍旧派人攻常州，又败；1360年派兵侵诸全，杀守将；派大将吕珍入长兴，也败。
1361年，朱元璋遣胡大海进攻绍兴，不克而还。同年冬天，张士诚大将李伯升率精兵十余万进攻长兴，水陆并进，先胜后败，最终遭朱元璋守将耿炳文和常遇春内外夹击，狼狈而去。
对张士诚来说，否极也有小泰来。
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守金华的朱元璋大将胡大海被属将蒋英、刘震杀掉。蒋、刘二人本是苗帅杨完者部下，张士诚杀杨完者，二人向朱元璋投降。胡大海喜二人骁勇，置于麾下，待之不疑。二人日久思变，约定几个苗将，准备起事。他们邀胡大海到金华八咏楼观射弩。后者很高兴，如约而来，想视察将士操弩演兵。还未下马，蒋英袖中突现铁锤，把胡大海脑袋击碎。然后，他们还杀掉胡大海儿子胡关住及金华数位文武官员。起事后，几个人心中也害怕，忙派人向张士诚投降，大掠金华而去。
趁乱，张士诚派其弟张士信和大将吕珍率十万兵马包围诸全。结果，守将谢再兴与朱元璋外甥朱文忠设计使吕珍分兵，又以炮铳等火器相攻，以少胜多，打得张士信仓皇逃走。
1363年，气急败坏的张士诚派大将吕珍集十万大兵进围安丰，杀掉了红巾军领袖刘福通。刘辛苦数年，为朱元璋除残去秽。张士诚杀刘福通，其实等于是为朱皇帝做事前的“驱除”工作。
由于名义上的“共主”韩林儿从安丰跑到滁州被吕珍追打，朱元璋不得不救，亲率徐达、常遇春移大军而来，终于击走吕珍。当是时也，险过剃头，如果西面的陈友谅倾国顺流直下建康，后果不堪设想。
朱元璋正擦冷汗，忽然传来一个大坏消息：诸全守将谢再兴（朱元璋亲侄朱文正的岳父）叛降于张士诚。
谢再兴之叛，缘自朱元璋待人太苛：谢为了赚钱，暗中不时派军士私携银两去张士诚所占据的杭州买东西，带回来低买高卖。朱元璋怒，严责谢再兴，并下令召他回金陵，以他将替代其职务。此外，谢再兴二女儿在建康，朱元璋不打招呼，擅自将她许配给大将徐达，有如分配军需品，也惹得谢恼怒。（日后谢再兴女婿朱文正不明不白而死，也可能是朱元璋恨和尚憎及袈裟而致。）
谢再兴深知朱元璋杀人不眨眼，惶惧之下，杀掉知州栾凤，率诸全守军赴绍兴向张士诚投降，不久便率更改服色的吴军攻击东阳。幸亏李文忠闻乱后从严州急驰赶到，诸全方面才没捅大娄子。
这时，朱元璋正在前线指挥军队与陈友谅干仗，无暇东顾。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秋，张士诚逼元朝江浙行省长官达识帖木儿自杀（前一年九月他已经自称“吴王”），基本上独立，不过年号仍用元朝的“至正”。
江浙富庶地，竟成温柔乡。苏杭的张士诚部伍很快就从上至下腐化得一塌糊涂。方圆两千余里，甲士数十万，又据天下富庶胜地，他不得不感觉良好。特别是其弟张九六（张士德）在时，已经延致不少著名文士，诸如高启、杨基、陈基、张羽、杨维桢等人，终夕饮乐于幕府之中，唱和往来。
张士诚也和张士信一样，喜欢招延宾客，又向这些文人墨客大赠舆马、居室、文房精品，远近潦倒的文人雅士，一时争相趋之。
张士诚为人，“外迟重寡言，似有器量，而实无远图”。据有吴中地区后，眼见自己辖区户口殷盛，他日渐骄纵，怠于政事。其弟张士信和其女婿潘元绍特别喜欢聚敛，大肆搜罗金玉珍宝及古书名画，日夜歌舞自娱。
穷人乍富，也不是多么反常。可怕的是，张士诚手下军将也腐化至极。史载，这些军爷们，“每有攻战，辄称疾，邀官爵田宅然后起。（将帅）甫至军，所载婢妾乐器踵相接不绝，或大会游谈之士，樗蒲蹴鞠，皆不以军务为意。及至丧师失地还，（张）士诚概置不问，已而复用为将。上下嬉娱，以至于亡”。
相比之下，朱元璋兢兢业业，朝夕不寐，从严治军，连他自己都说：“我无一事不经心，尚被人欺。张九四（士诚）终岁不出门理事，岂有不败者乎！”
从前陈友谅要张士诚一起夹击朱元璋，张不出手。现在，陈已败亡，张士诚反倒来了精神。
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春，他派大将李伯升与朱元璋叛将谢再兴一起，率马步舟师二十余万，跨越浦江，包围诸全之新城，造庐室，建仓库，预置州县官属，大作持久必拔之计。结果，朱元璋外甥李文忠与大将朱亮祖等人以少胜多，把东吴军杀得丢盔卸甲，李伯升等人仅以身免。
朱元璋指挥若定，麾兵攻克泰州，数月后又攻下张士诚的发家之地高邮。
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徐达与常遇春会师攻淮安，克兴化，淮地皆平。五月，攻取了对朱元璋来讲最有象征意义的“龙兴之地”——濠州老家。
朱元璋亲自至濠州，拜陵墓，宴父老。宴父老是真，省陵墓嘛，纯属瞎掰。他一家皆葬乱坟岗，席烂土浅，“龙凤”之尸早已被野狗吞食，哪里还找得到。
大好形势下，朱元璋集团内部仍有不少人高估张士诚势力，文臣之首的李善长就表示：“（张士诚）其势虽屡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多多积蓄，恐难猝拔。”
武将徐达深谙主子意图，进言曰：“张氏骄横，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时也，其所任骄将如李伯升、吕珍之徒，皆龌龊不足数，唯拥兵将为富贵之娱耳。居中用事者，迂阔书生，不知大计。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锐之师，声罪致讨，三吴可计日而定！”
朱元璋大喜，立命徐达出师。
1366年9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二十万精兵，集中主力消灭张士诚。
朱元璋多计，命二将不要先攻苏州，反而直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疲，然后移兵姑苏，取之必矣！”有如此战略家，不胜也难。
二将依计，徐达等率诸将发龙江，另遣李文忠趋杭州、华云龙赴嘉兴，以牵制张士诚兵力。诸将苦战。
在湖州周围，东吴兵大败，大将吕珍及外号“五太子”的张士诚养子等骁勇大将皆兵败投降，其属下六万精兵皆降。湖州城中的张士诚司空李伯升本想自杀“殉国”，为左右抱持不死，不得已也投降。
到了年底，在朱亮祖大军逼迫下，杭州守将谢五（叛将谢再兴之弟）也被迫开城门投降。如此，东吴左右臂膀皆失，平江成为孤城，面临南、西、北三面被围之势。
平江城坚，一直打了十个月，才最终被攻克。
在派军出发攻打张士诚的同时，朱元璋派大将廖永忠“迎接”小明王，行至瓜州时，廖永忠入舱把韩林儿一刀砍死，然后把船凿沉，施施然回来复命。从此以后，朱元璋再也用不着打“龙凤”年号。
杀韩林儿之事，当时，后世不少人皆认定是朱元璋指使，但也有历史研究者认为此举实是廖永忠多事，为表功媚主。朱元璋大可封韩林儿一个王号什么的软禁般养起来，用不着做这么“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事情。当时朱元璋还算厚道，没有像司马氏对成济那样“嫁祸”于他，但估计心中很是鄙薄廖永忠的为人。
元至正二十七年（太祖吴元年，1367年），见围城三月不下，朱元璋也不着急，从建康发来“最高指示”：“将在外，君不御，古之道也。自后军中缓急，将军便宜行之。”
徐达接书感奋，更加细心和卖命。
朱元璋见张士诚龟缩平江，志在必得，但也怕攻城死人太多。他原本之意就是围之困之，让张最终不支出城投降。同时，朱元璋不断派人送书城内，以钱镠、窦融相比拟，劝张自动归服。张士诚倔强，不降。
延至七月，张士诚见城中余粮渐尽，他又是厚道好人，干不出杀人为食的恶事，便率绰号“十条龙”的上万亲军冒险突围。
出城后，望见城左西吴兵队阵严整，心虚不敢犯，便转至舟门，向常遇春营垒杀来。这下可是遇到了煞星，常遇春有勇有谋，百战良将，挥兵直前，与东吴兵激烈厮杀。同时，他指挥善舞双刀的猛将王弼从另路绕出，夹击东吴兵，把张士诚万余扈卫精兵皆挤逼于沙盆潭中，杀掉十分之三，溺死十分之七。张士诚本人马惊坠水，几乎被淹死。亲兵冒死把他救起，以肩舆扛上，复逃回城中。
过了十来天，缓过劲来，张士诚咬咬牙，再次亲自率兵从胥门突出。出于玩命心理，张士诚军勇锐不可当，打得正面拦击的常遇春部招架不住。
如此天赐良机，本来能突围，站在城头上的张士诚弟弟张士信不知是坏了哪根神经，大呼“军士打累了，可以歇兵”，马上鸣金收兵。
张士诚等人愣怔之余，常遇春复振，掉头进击，把东吴兵打得大败，从此张士诚不敢复出。
形势危急如此，张士信这个倒霉蛋丝毫不知愁，总是没事人一样大张盛宴，遍摆银椅，与亲信左右饮美酒，食佳肴。仆从向他进献一个大水蜜桃，张士信欣赏久之，刚张嘴要吃，忽然城下发巨炮，恰恰打中张士信，这位爷脑袋被击烂，与桃汁一起四溅飞迸。
兵败弟死，张士诚仍旧很顽强，指挥城中兵民抵抗，杀伤不少西吴兵马。
十月间，徐达展开总攻，百道攻城。东吴军终于不支，城陷。
张士诚在府邸中闻城溃，对其妻刘氏说：“我兵败且死，你怎么办？”
刘氏良德妇人，冷静答道：“君勿忧，妾必不负君。”言毕，她怀抱两个幼子，在齐云楼下积柴薪，与张士诚诸妾登楼，自缢前令人纵火焚楼。
时值日暮。大英雄张士诚真是日暮途穷，独自呆坐室中良久，望着齐云楼的大火若有所思。然后，他投带上梁，准备上吊自杀。
张士诚旧将李伯升受徐达谕旨，到处寻找张士诚，刚好发现前主人在半空蹬腿，忙上前解救下来，号哭劝道：“九四英雄，还怕不保一命吗！”
徐达立即押张士诚上船，由水路送往建康。其间，张士诚一直坚卧舟中绝食。被押送建康中书省后，朱元璋派李善长劝降。张士诚大骂，两个人几乎动手。当夜，趁人不备，张士诚终于上吊自杀。
昔日拥强兵大胜之时，张士诚内怀懦弱，坐失良机；当其被俘为虏时，辞无挠屈，绝粒自经，也不失为一大丈夫。
对于吴地人民来说，张士诚为人宽厚多仁，赋税轻敛，因此吴人对他颇多怀恋。至于明人书中对他的多种指斥，多不属实。张氏属下贪纵，但并不残暴，也没滥杀人，加之吴地殷富，即使东吴官员爱钱，也不是挖地三尺那种搜刮。
反观朱元璋，恨吴人为张士诚所用，他取大地主沈万三家的租薄以为依据，格外加赋，高达每亩实粮七斗五升，并在数年时间内把吴地的中小地主基本消灭干净。明朝人贝清江记载说：“三吴巨姓……数年之中，或贫或覆，或死或徙，无一存者。”
苏州当地人一直很怀念昔日张士诚轻徭薄赋的仁德，每年七月三十为张士诚烧香，托名为地藏菩萨烧香，实际上是烧“九四香”（张士诚原名张九四）。
仔细分析，张士诚已经落入朱元璋之手，朱元璋还派人劝降，这种心理很难捉摸。
很可能是朱元璋为了找感觉。想想陈友谅、刘福通等人皆死，终于抓住一个活的，如果看见对方匍匐自己脚下称臣，肯定是件很爽的事情。不料张也是大倔头，宁自杀不哀求。
听说对手自杀，朱元璋怒极，派人把张士诚尸身以大棍击烂，分尸喂狗。朱元璋的变态，从此可见一斑。
中原北望气如丝
驱逐元朝统治者出大都
干掉陈友谅、张士诚，朱元璋在江南一带已无劲敌，于是他就在1367年底，派徐达与常遇春等人率大军开始北伐。北伐之始，朱元璋发表《奉天北伐讨元檄文》，乃大文豪宋濂手笔，气势磅礴，震古烁今，不得不全文录之：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酖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仪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抱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闵。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雠，絜家北走，陷溺犹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等其体之。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北伐，从精神层面上讲，朱元璋非常有优势。他以汉人为正统，以民族主义为号召，在标榜“天命”的同时，自称是前去驱除“胡虏”，从道义上明显占据了上风。
而且，朱元璋在檄文最后也留了个“尾巴”，表示只要“胡虏”诸族规规矩矩不反抗，一样可以宽大处理，成为大明顺民。
其实，早在元顺帝至正十九年（1359年）秋，听说察罕帖木儿平汴梁、定山西，尽有秦陇之地，朱元璋就吓得心惊肉跳，忙派人从方国珍处搭船入海绕道去北方，侦察形势。不久，他在两年后正式派汪河去察罕帖木儿处。明朝史书都讲是去“通好”，实际上是朱元璋派人携厚宝向元朝称臣。
天不祚元，最有能力中兴元朝的察罕帖木儿被红巾军降将王士诚刺死，其势遂衰。虽然其义子王保保（扩廓帖木儿）骁勇善战，却无其义父的政治远略。所以，当王保保在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春派人携书来“通好”时，朱元璋态度大变，拘其使节不遣。
元朝方面，乱成一锅粥。自孛罗帖木儿与扩廓帖木儿两军开始“内战”，一直到李思齐、貊高等人在晋地厮杀，整整八年过去，元朝的正规军与杂牌军一直在北方相互绞缠，杀得你死我活。正是由于这样，江南的朱元璋才能从容放开手脚，先后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等人。除江南地区外，湖南和两广也尽入朱元璋手中。
在北方元军诸部自相残杀正酣时，至正二十七年年底，朱元璋正式开始了北伐。这位要饭花子出身的爷们儿很有远略，他并不主张直捣大都，而是这样向诸将布置：
“元建都百年，其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鼓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
于是，明军（两个多月后的至正二十八年，即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才建立“大明”，此时应称为“南军”）二十五万人，由徐达和常遇春率领，浩浩荡荡杀向北方。
果然，一切皆按朱元璋先前布置施行，明军所至皆克，迅速逼向大都。
眼见国家危亡在即，元顺帝下诏重新强调皇太子“总天下兵马”的威权，诏谕诸将，作了最后一番垂死挣扎而又详尽的“战略部署”：
“复命扩廓帖木儿仍为前河南王、太傅、中书左丞相，统领见部军马，由中道直抵彰德、卫辉；太保、中书右丞相也速统率大军，经由东道，水陆并进；少保、陕西行省左丞相秃鲁统率关陕诸军，东出潼关，攻取河洛；太尉、平章政事李思齐统率军马，南出七盘、金、商，克复汴洛。四道进兵，掎角剿捕，毋分彼此。秦国公、平章、知院俺普，平章琐住等军，东西布列，乘机扫殄。太尉、辽阳左丞相也先不花，郡王、知院厚孙等军，捍御海口，籓屏畿辅。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悉总天下兵马，裁决庶务，具如前诏。”
王保保接诏，并未遵诏而行，而是向云中（今山西大同）方向进发。其帐下不少将领很狐疑，问：“丞相您率师勤王，应该出井陉口向真定（今河北正定），与在河间的也速一军合并，如此可以截阻南军（明军）。如果出云中，再转大都，迂途千里，这怎么能行？”
王保保敷衍：“我悄悄提军从紫荆关（今河北涞源）入袭，出其不意，有什么不好？”
倒是他身边谋士孙恒一语挑明：“朝廷开抚军院，步步要杀丞相。现在事急，又诏令我们勤王。我们驻军云中，正是想坐观成败！”
进言者听此话，只得默然。
可见，大都元廷危急，王保保仍持坐观态度，元军其余诸部可以推想。
很快，明军打到通州。元朝知枢密院事卜颜帖木儿像条汉子，出兵力战，可惜兵败被杀。
眼看大都不保，元顺帝在清宁殿召集三宫后妃、皇太子等人，商议出京北逃。左丞相失烈门等人谏劝，一名名叫赵伯颜不花的太监更是跪着叩头哀号：“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死守，奈何弃之！臣等愿率军民及诸卫士出城拒战，愿陛下固守京城！”
顺帝已经吓破胆，当然不听。太祖元年七月二十八夜，元顺帝最后看了一眼元宫的正殿“大明殿”，嘴里嘀咕了一句什么，即率皇后、皇太子等人开健德门，出居庸关，逃往上都方向。八月二日，明军攻入大都城，元朝灭亡。
元朝的宫殿正殿，名字就叫“大明殿”，元顺帝临行前看着那三个字，兴许和我们后人想的一样：莫非这是“大明”取代“大元”的象征？其实，如同“大元”取自《易经》“大哉乾元”之语一样，元朝的“大明殿”也是出自《易经》乾卦的“彖辞”：“大明始终”；元顺帝逃走时所经的“健德门”，出自乾卦“天行健”；“厚载门”出自坤卦“坤厚载物”；“咸宁殿”出自乾卦“万国咸宁”；等等。元代大多是根据《易经》为宫殿和宫门起的名字，至于日后与“大明”暗合，也是小概率的巧合吧。
元顺帝在一年多后因痢疾病死，终年五十一岁，蒙古人为其上庙号为“惠宗”。他之所以被称为元顺帝，是朱元璋日后认为这位元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其号曰“顺帝”。
元顺帝遁走，徐达上《平胡表》给朱元璋：
惟彼元氏，起自穷荒，乘宋祚之告终，率群胡而崛起。以犬羊以干天纪，以夷狄以乱华风，崇编发而章服是遗，紊族姓而彝伦攸理。逮乎后嗣，尤为不君，耽逸乐而招荒亡，昧于竞业；作技巧而肆淫虐，溺于骄奢。天变警而靡常，河流荡而横决，兵布寰宇，毒布中原。镇戍溃而土崩，禁旅颓而瓦解，君臣相顾而穷迫，父子乃谋乎遁逃。朝集内殿之嫔妃，夜走北门之车马。臣（指徐达自己）与（常）遇春等，已于八月二日，勒兵入其都城。
百年汉族郁结之气，竟能在这一篇表章中一泄而出。
自顺帝跑出大都后，标志着蒙古人在中国统治的终结。日后再提及这个流亡政权，就只能称其为“北元”了（明朝称“鞑靼”或者“瓦剌”）。元朝虽亡国，但并没有灭种。
元顺帝从大都出逃后，一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用了近二十天工夫逃到上都。但此时的上都宫阙府衙先前曾遭红巾军一部劫掠焚烧，根本不像个都城，到处残垣断壁，四处瓦砾。见此情景，顺帝一行人心凉了大半，本想再远窜和林，不久就听说明军并未派大部队来追，诸人方敢喘口大气。
元朝虽亡，当时的残余势力仍旧让元顺帝觉得有重回大都的希望：辽阳有兵十万，云南仍旧掌握在蒙古宗王手中，王保保有大军三十万在山西，李思齐、张思道有数万兵在陕西，加上各地杂七杂八的零散武装以及集民自保的所谓“义军”，全部军队人数加起来有几十万之多。
可惜的是，由于从前当众砍杀了宗室阳翟王，顺帝对西北诸藩的“亲戚”们不抱幻想，他目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夺回元朝政治统治的象征地大都。其实，早知如此，他当初就不应逃跑得那样仓促。
朱元璋是位懂谋略的帝王，他深知山西的王保保不除，元朝仍旧有死灰复燃之日。于是，他令徐达、常遇春两人即刻统军去平山西，同时又增派汤和等人提军赴援。明军一路基本顺利，接连攻下泽、潞两州（今山西晋城和长治），准备合围云中。
王保保在元顺帝的催促下正往大都方向赶，听说明军要倾其老巢，他立刻回军。走到半路，明军已经拿下太原。双方对垒，王保保挑选数万精兵，准备拼死一决。
未料想，明军策反了王保保部将“豁鼻马”（估计是绰号），连夜劫营。元军霎时惊溃，王保保惊慌中跳上一匹马就跑，狼狈得脚上只穿一只靴子。由此，数万劲骑，王保保带走的只有十八骑，余众不是被杀，就是投降明军。
王保保先逃至大同，惊魂未定，又驰往甘肃。由此，山西皆为明军攻克。
明军一鼓作气，稍事休整后又开拔，准备克复陕西。
元顺帝思念大都心切，命右丞相也速率数万骑兵经通州攻大都。当时通州由明将曹良臣驻守，兵员不满千人。他只得使“疑兵计”，白天夜里轮流不断让人摇旗呐喊，击鼓不绝。元军以为明军人多，也速竟然惊骇退走，失去了进攻大都的最好机会。
朱元璋得知顺帝用意后，急遣大将常遇春率所部从凤翔急行军驰援大都（明朝已将大都改称“北平”）。在优势兵力下，明军数战皆胜，接连攻克会州（今辽宁平泉）、大宁州（今辽宁朝阳）。
偷鸡不成蚀把米，现在元顺帝连上都也待不住了，只得逃往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
常遇春明军势锐，一举攻克上都，斩首数万，降敌一万有余，得辎重、牲畜、粮草无数。
陕西方面，徐达一军直下奉元（今西安），元将张思道未战即逃，李思齐虽有十万大军，也不敢做像样的抵抗，西奔临洮。
徐达与诸将产生异议，他坚持己见，认定要先拿关中元将中最硬的李思齐开刀，直下陇州（今陕西陇县）、秦州（今甘肃天水）、巩昌（今甘肃陇西）、兰州。由于事先做过不少“思想工作”，李思齐向明军投降，附近元军残部皆望风降服。
张思道从奉元逃跑后，向宁夏方向逃跑，留其弟张良臣和姚晖等人守庆阳。到了宁夏，穷蹙势孤的张思道走投无路，只得向王保保“报到”。王保保这个气，张口大骂：“从前你与我争关中的勇气哪里去了？”马上把他押入囚牢关了起来。
庆阳方面，张思道之弟张良臣诈降，结果使明军受降部队损失惨重。徐达闻讯大怒，指挥四路大军围攻庆阳。北元派出数道兵增援，皆被围城明军打败溃逃而去。坚守数日，庆阳城中粮尽，守将之一的姚晖向明军投降，张良臣等人跳井未死，被明军捞出后皆剐切于军营之前。
王保保得知庆阳失陷后，便集兵猛攻兰州。猛攻数日，难克坚城。愤懑之下，王保保率元军在兰州附近大掠泄愤。出乎他意料的是，明朝大将徐达来得快，在定西车道峪与其狭路相逢。
元、明两军中间隔一条深沟，各自树栅建鹿角，作持久相斗状。明军粮多兵壮，有持久战的本钱；王保保元军情怯粮少，先自慌了心神。
徐达使心理战，命令明军昼夜不停发动假攻击，使元军不得片刻休息。
闹腾了两天，明军忽然闭营假装休整。筋疲力尽的元军谢天谢地，终于有机会吃口军粮歇一觉。
殊不料，大半夜间，明军全军发动攻击，又累又乏的元军根本不敌，近十万将卒被生擒。王保保仅与妻儿数人北走黄河，抱持流木渡河，奔逃和林。
这次，不仅他本人狼狈到家，基本上也把北元最大一份家底赔光。
应昌方面，城池完整，但仍旧面临老问题：粮草不足，难以拒守。王保保等人一直上书顺帝让他离开这一危险地带来和林，但顺帝仍旧想回大都，希望元军会创造“奇迹”。
奇迹未看到，痢疾却先到。早已被“大喜乐”淘虚了身子骨的元顺帝又因贪嘴，多吃了些不干净的牛羊肉，忽染痢疾。缺医少药加上抵抗力过弱，五十一岁的顺帝活活拉肚子而死。大元最后一代帝王，死得如此不堪。
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这回终于可以做皇帝了，他改元“宣光”，即杜甫《北征诗》中之“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颇有中兴大元之意。这位太子爷虽然一直是个“事头”，又好佛法又喜欢腐化，但其实他的汉文化功底颇为深厚，除能写一笔潇洒遒劲宋徽宗体书法外，还会做汉诗。其诗大多散佚不存，只在《草木子》一书中存有一首《新月诗》：“昨夜严陵失钓钩，何人移上碧云头。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照九州。”清新可喜，就是没有帝王气象在诗中。（此诗有人误记为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所作。）
爱猷识理达腊的帝位还未坐热乎，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已经统大军杀来。本来他是大将常遇春的副手，常大将军在攻克上都后暴疾身亡，所以他就成为这支大军的总指挥。
听说元顺帝已死，皇太子还在应昌，求功心切的李文忠马上向这座城市发动进攻。结果自不必说，明军杀擒元军数万，并活捉了北元皇帝爱猷识理达腊的皇后、嫔妃、宫女以及他的儿子买的里八剌。
北元的这位“新帝”腿脚利索，又逃过一次大难，最终逃往和林。
明洪武五年，朱元璋怕北元死灰复燃，派徐达、李文忠等人大军四出，统十五万精骑准备彻底消灭王保保和爱猷识理达腊。
明军初战得胜，但进至岭北，遭遇王保保埋伏，大败一场，死了几万人（明朝自己说是一万多）。转年，王保保复攻雁门，太祖下令诸将严备。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中原地区，此后明兵甚少出塞主动进攻元朝残兵。
早在此次出师前，明太祖曾七次派人往王保保军营“遣使通好”，王保保皆不应。最后，朱元璋派出王保保父亲的好友、元朝降将李思齐出塞，想以言语打动王保保归降。
王保保对这位先前与自己关中大战的“老叔”很客气，又请吃饭又请喝酒，就是不提归降之事。待了数日，王保保派人礼送“老叔”出境。行至塞下，送行骑士临别忽然对李思齐说：“主帅有命，请您留一物当作纪念。”
李思齐很奇怪：“我自远方而来，未带重礼。”
骑士说：“希望您留下一臂以为离别之礼！”
望着面色严肃的精甲铁骑数百人皆对自己虎视眈眈，李思齐自知不免，只得自己抽刀切下一条胳膊交与骑士。伤口虽然齐整，又有从人救护，但难免流血过多。他回来后不久即死掉，在新朝也没享几天好福。
正因如此，朱元璋对王保保更是油然生敬。一日，他设宴大会诸将，问：“天下奇男子，谁也？”大家皆回答：“常遇春所将不过万人，横行天下无敌手，足可称是真奇男子！”朱元璋摇头一笑：“常遇春虽人杰，我能得而臣之。天下奇男子，非王保保莫属！”
大起大落后，王保保在和林与从前的“皇太子”相处和睦。洪武六年他又统军杀回长城边，但被老对手徐达候个正着，在怀柔把他所率元军打得大败而去。
洪武八年，正值壮年的王保保染疾而死，其妻毛氏自缢殉夫。
洪武十一年，爱猷识理达腊也病死，残元大臣谥其为“昭宗”，并拥其弟（有说是其子）脱古思帖木儿为帝。十年后，这位爷在捕鱼儿海（有说是贝加尔湖，有说是距热河不远的达尔泊）晃悠，被明朝大将蓝玉侦知消息，率十万大军前去攻击。明军杀元军数千，生擒近八万人，就是跑了脱古思帖木儿本人。此时的北元皇帝再无昔日的威赫声名和尊严。逃往和林的路上，他被叛臣也速迭儿缢死。
百年之前，蒙古军队如同火山中喷流出的炽热岩浆，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他们滚滚向前。他们骑着蒙古矮马，武器皆简单而实用。正是凭借这些头脑仍处于蒙昧时代的原始的冲动，蒙古武士以极少的人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征服，无数种文明皆似漂亮的琉璃一样粉碎在狼牙棒下。
欧洲的重铠骑士们有命逃回城市的，便向主教和国王渲染黄色面孔海潮般急涌而来的恐惧，这就是“黄祸”一词的产生。实际上，这些骑着高头大马身穿精钢铁甲的大个子们无非是以敌人的众多来掩饰自己战败的无能而已。西进的蒙古军队虽然杀人无数、毁城无数、击败有建制的军队无数，但他们最大的战役也从未使用过十二万人以上的兵力。当然，“黄祸”渲染者的谎言基本无人拆穿，因为己方的目击者基本上都已在惊愕中死于蒙古人的弓箭或者刀下。
光荣蒙古武士的后代，仅仅过了一百年，退化如此严重。与从前相比，他们的战马更高大，身体更肥硕，打仗的行头要复杂数倍，但仍然被汉人军队摧枯拉朽般地一击再击，一退再退，终于回缩至青草漫天的草原。其实，蒙古战士的体魄并未因百年岁月而变得虚弱，唯一改变的，是他们昔日那种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勇气！
《明史》《新明史》对“鞑靼”的记载混乱不堪，均列于《外国传》中。但“鞑靼”（即北元）系系相传，一直有二十八代之多。反观“大明”，不过才十六君而已。明成祖把蒙古人当成心中大患，亲征数次，仍旧不能把“黄金家族”的直系继承人连根拔掉。北元最昙花一现的荣光，当属脱脱不花大汗（权臣也先）时期，堂堂明英宗皇帝，竟然成为蒙古军队的俘虏。明武宗正德年间，元朝正系后裔达延汗一举击败漠南蒙古西部的地方部落势力，基本上找回了昔日漠南漠北蒙古大汗的感觉。1570年，达延汗的曾孙俺答汗（又称阿勒坦汗）手下有十余万蒙古铁骑，为蒙古诸部之雄。张居正等人很有政治远见，封其为顺义王，从经济上给予蒙古人不少好处，换来的是和平以及顺义王对明朝的朝贡关系。
1632年，满洲人猛攻察哈尔，把蒙古最后一位大汗林丹汗打得大败，窜至大草滩急火攻心发痘而死。1636年，女真人建立的后金汗国征服了漠南蒙古。时光流逝四百年，女真人的灭国之恨终于得报，现在反过来是蒙古王公要匍匐于女真人的马下舔靴尘了。
1644年，清朝在北京坐稳龙廷后，把蒙古诸部划分成四十九个旗，成吉思汗的子孙完全丧失了独立的领地。至此，他们祖先那宏阔帝国的美妙图景，永远地变成了昔日黄金般的回忆和静夜无人时焦渴的梦想。
如果读者想研究北元数百年的历史，就只得去翻看罗卜藏丹津的《黄金史》、无名氏的《黄金史纲》、无名氏的《大黄金史》、善巴的《阿萨拉格其书》以及《蒙古源流》。这些书皆成于17世纪那一百年之中。西藏人写“黄金家族史”是为凸显喇嘛教在元朝受尊崇的“神话”；蒙古人写民族史是抒发愤懑，追述列祖列宗以及各位大汗的无上光荣。这些，总能暂时抚慰他们在清朝高压统治下那些受伤的心灵。
可悲的是，明朝虽然号称是把汉族人从元朝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但宋朝以来正常的合理发展的势头已经被严重遏制和扭曲，中国人的主动性、创造性、进取性，都极大程度地被停滞的重负所拖累。所有这些，表现在民族性方面，便是汉民族自己长时期形成某种心理障碍，缩手缩脚，畏首畏尾。
明朝除了初期宣泄了残杀的劣性外，基本上完全没有了之前那种积极进取、努力拓疆的雄心，而是变得十分内向和拘谨，把自己的心理安全建立在一道长城之上。
所以，崇祯帝自缢煤山（今景山）的悲剧，其实早在明朝建立的那一刻就已经有了某种征兆。帝国初立，已经有疲惫之态。
再接再厉定国家
方国珍降、陈友定灭、两广归附、蜀地纳款、云南大定
甫灭张士诚，朱元璋迫不及待下令对方国珍动手。
方国珍是元末群雄中辈分最高的“老前辈”。诸多人中，属他起事最早，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他就聚众千人劫掠元朝运粮船，梗塞海道。
此人长相也奇特，史载，他“长身黑面，体白如瓠”。仔细思之，也不奇，脸黑，是因为他“世以贩盐浮海为业”，太阳晒的；身体皮肤白，衣服遮拦阳光，所以就白。
无论如何，方国珍四兄弟横行海上，忽东忽西，让元朝伤透了脑筋。后来，对元朝他也是忽降忽叛，据有温州、台州（今浙江临海）等地，并受元朝诏命进攻张士诚，且七战七捷。不久，张士诚受招安，也当上了元朝的太尉，二人才停止相攻。
方国珍初作乱时，元朝很当回事，官府出空白宣赦数十道，募人击贼，海滨壮士多应募，打得方国珍有些招架不住。但元地方政府官吏腐败，该赏官时反而向击贼者索重贿。对方只要不出钱，根本也得不到官，往往有一家数人战死而最终不得官者。反观方国珍党徒，元朝一再招安抚谕，子弟宗族皆至大官。由此当地人羡慕他们，转而加入其中为盗，方国珍手下日益增多。
虽然起事早，但方国珍并无大志。朱元璋攻取婺州后，他忙奉书送黄金五十斤、白银五十斤及文绮百匹来献，并派次子方关为人质向朱元璋“效忠”。
朱元璋也会做人，归还其质子，厚赐遣返，并派人委任方国珍为福建行省平章事。
方国珍阴持两端，一面受朱元璋印诰，一面仍派海船替张士诚运粮输往元朝大都。
朱元璋军队攻克张士诚后，方国珍大恐，一面遣使佯称贡献侦察形势，一面暗中勾结王保保和陈友定等人，阴图互为掎角。
朱元璋闻讯大怒，移书数其罪，并责军粮二十万石让他来献。
方国珍倒不是特别慌，海贼出身的他，日夜倒腾珍宝，大治舟楫，时刻准备逃往海上。
张士诚被灭后，朱元璋大军来势汹汹，台州、温州皆被攻克。方国珍自知不敌，率所部乘船遁入海中。但是，朱元璋手下也有“水贼”出身的将领廖永忠等人，率水军配合汤和等人的陆军倾力围剿，方国珍部下多降。
本来朱元璋十分恼怒这个三心二意的东西，但方国珍手下詹鼎“谢罪表”写得好，朱元璋览后顿起可怜之意：
臣闻天无所不覆，地无所不载。王者体天法地，于人无所不容。臣荷主上覆载之德久矣，不敢自绝于天地，故一陈愚衷。臣本庸才，遭时多故，起身海岛，非有父兄相藉之力，又非有帝制自为之心。方主上霆击电掣，至于婺州，臣愚即遣子入侍，固已知主上有今日矣，将以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余润（拍朱元璋马屁，说自己早知道朱元璋是真天子）。而主上推诚布公，俾守乡郡，如故吴越事。臣遵奉条约，不敢妄生节目。子姓不戒，潜构衅端，猥劳问罪之师，私心战兢，用是俾守者出迎（从前的冒犯，我不知情，都是属下们干的，我一直孝敬）。然而未免浮海，何也？孝子之于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臣之情事适与此类。（这几句话最让朱元璋开心，看见比自己岁数还大的方国珍拿自己当亲爹来比拟，能不高兴吗？）即欲面缚待罪阙廷，复恐婴斧钺之诛，使天下后世不知臣得罪之深，将谓主上不能容臣，岂不累天地大德哉。（如果您杀我，可就是您的不厚道了。）
方国珍在信中把朱元璋比成亲爹，把自己比成犯事避杖逃走的儿子，不能不让朱元璋欣喜。于是，他表示说，方国珍虽然负恩实多，只要投降，我仍饶你一命。
方国珍至建康后，朱元璋当面责让：“你来得太晚了！”
方装可怜，顿首谢罪。
朱元璋心中舒服，授他为广西行省左丞，食禄而不予之官，赐大宅院于建康，挂个荣衔养起来。
明朝成立后，方还多次以“功臣”身份参加盛大宴会。一次赴宴，他突发脑溢血，“嗷”的一声就倒地了。
朱元璋对他特厚道，忙授其二子官职，派人通知濒死的方国珍。方欣慰颔首，死了。
如此导致元朝灭亡的大祸首，又落在朱元璋手里，竟然善终，真是一个天大的奇迹。
方国珍此人，也有一“花絮”可表。他割据一方时，其女儿年方妙龄，由于病痘，前往延庆寺祈福。庙中一个名叫竺月华的年轻和尚风流轻佻，看见美人来庙内，便顺口吟诵《望江南》词，挑逗方国珍女儿：“江南柳，嫩绿未成阴。攀折尚怜枝叶嫩，黄鹂飞上力难禁，留下待春深。”词中很有些猥亵的意思。
方姑娘人小心细，冰雪聪明，回家后就向父亲告状，说和尚调戏自己。
方国珍大怒，命人立刻把“贼秃”捆来，准备装入“猪笼”内扔到水中淹死。
见押来的和尚容貌俊俏，吓得浑身乱颤，方国珍又笑又气，仿效其口吻，也作词一首：“江南竹，巧匠结成笼。好与吾师藏法体，碧波深处伴蛟龙。方知色是空。”方本来大字不识的一个粗人，此时倒很幽默。
临死之际，竺月华这个年轻和尚还算镇定，表示说：“死即死耳，容我再作词一首。”方国珍答应。
竺和尚吟道：“江南月，如鉴亦如钩。如鉴不临红粉面，如钩不上画帘头。空自惹肠愁。”
见年轻俏和尚以自己名字入词，自我贬损一番，方国珍转怒为喜，笑言：“这次就放掉你这个小和尚！”
由此事可以看出，方国珍的确不是一般的憨人粗汉。
在发兵攻打方国珍时，1367年冬，朱元璋派中书平章胡廷美为征南将军，会同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辉，前去福建平灭陈友定。不久，又令汤和、廖永忠由海道进攻福州。
元朝这位大将陈友定，与陈友谅没有亲戚关系。
陈友定，字安国，福建福清人，小商贩出身，在明溪驿任驿卒。由于善谈兵事，为元朝汀州地方官蔡某赏识，授为黄土寨巡检，以讨山贼起家。元末大乱，英雄莫问出处，陈友定几年内就当了清流县令。至正十九年（1359年），陈友谅部将攻汀州，被陈友定击退，元朝政府命他为福建行省参政。
与陈友谅打了三年，福建大部皆归陈友定所有。元朝的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燕只不花徒拥虚名而已，陈友定才是真正的行省一把手。到了至正二十四年，大都方面诸道隔绝，只有陈友定每年向大都运输贡物。由于绕取海道，十次运物只有三四次能送到，很有一番忠心赤诚。
至正二十五年，陈友定受元廷之命，进攻朱元璋的地盘处州（今浙江丽水），但没得到便宜，匆忙撤军。
陈友定虽拥八闽之地，但各地守将心意不一，多有向朱元璋归降者，诸城相继被攻下，福州也被汤所攻陷。
陈友定无奈，只得拥兵死守延平（今福建南平）。不久，漳州、泉州、建宁（今福建建瓯）皆落入明军之手。
汤和、廖永忠先礼后兵，攻延平前派出使节招降陈友定。陈友定杀掉来使，与诸将歃血为盟，发誓忠于元朝。但陈友定毕竟不是大军事家，总以为明军千里远道而来，诫使诸军毋出战，想待明军气泄兵疲时再出城攻杀。
长期固守愁城，将吏多怨。诸将被围急了，缺衣少吃，想冲出拼死一搏，也为陈友定所阻。在这种情势下，城内将士多有出城投降者，陈友定因疑心，又枉杀一员能战大将，致使众心解体。
受围十日后，延平城内有炮声响。明军误以为是城中降将内应，鼓噪登城，歪打正着，很快就攻克延平坚城。
陈友定知大势已去，对左右从官讲：“公等善自为计，我为元朝死耳！”他独坐省堂，按剑仰药自杀。
明军来得快，灌水压腹，为陈友定排毒，把活人押送建康。
朱元璋起先对陈友定很敬重，诘问道：“元朝已亡，你为谁守城？”
陈友定虽遍身绳索，仍不屈不挠，直斥道：“无须多言，除杀掉我以外，你又能干什么！”
朱元璋大怒，立命人杀陈友定及其子于闹市。
陈友定虽败亡，但对元朝忠心不二，始终如一，父子骈首，慷慨赴死，不失为乱世大丈夫！
相较平定方国珍和陈友定，朱元璋平定两广就顺利得多。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朱元璋命廖永忠、朱亮祖二人从海道取广东，又命湖广行省的杨璟带兵攻取广西。结果，廖永忠水师甫到潮阳，就接到元朝广东行省左丞何真的降表。
何真，东莞人，本为淡水盐场小管事。元末乱起，他结民自保城池，一步一步被元朝加官。此人很知“天命”，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递降表后，亲自去惠州迎接廖永忠，被马上安排入京见驾。
朱元璋大喜，赐宴，特赠白金千两，立授何真为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并誉为“识时达变”的天下豪杰。
何真降明，乱世自保而已。此人受元朝恩惠不多，投降又保全不少生民性命，无可厚非。
广西方面，明兵不是很顺利，围攻永州时死了不少军士。梧州方面还好，元朝当地的“达鲁花赤”拜住（蒙古人好多叫这名字）率官吏父老迎降，藤州、容州相继而下。
明军最难打的当属靖江（今桂林）。元朝广西行省平章政事也儿吉尼死守死斗，最终因城内将领叛降明军，靖江得陷。也儿吉尼逃跑未成，被擒送建康处死，成为为数不多的为元朝殉国的蒙古人。
至此，两广归于大明版图。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派大将汤和与傅友德分头从湖北和陕西进兵，准备全取四川。
四川当时还存有一个地方政权，国号“大夏”，乃昔日徐寿辉手下大将明玉珍所建。
明玉珍在至正十七年受命外出抢粮，溯江而上，一下子就攻取了重庆、成都以及今天的贵州部分地区，当上了天完政权的陇蜀行省右丞。至正二十年，听说陈友谅杀掉徐寿辉，明玉珍非常气愤，断绝与陈的来往，并于至正二十二年春在重庆称帝，建元天统。此人虽无远略，但本性节俭，颇好读书，折节下士，在四川“国”内开进士科，定赋税，以十分取一，可称是难得的宽明廉厚之主。其间，他与朱元璋也信使往来，颇为友好。朱元璋当时敌人多，卑辞下意，自比孙权，以明玉珍比刘备，双方很是亲热。
明玉珍人好，命不好，为“皇”五年即病死，时年仅三十六岁。当时是元至正二十六年春天。
明玉珍死后，其子明升嗣位，年方十岁，诸大臣皆粗暴无礼，互相争权夺势，不肯相下。由此，“大夏”开始走下坡路。
朱元璋建明后，明升派使臣来贺。转年，朱皇帝怪明升“不懂事”，没有主动“归命”，就派人去诏谕。明升不从（此人还小，主要是左右大臣及其母后彭皇后不从）。
如此，朱元璋下令诸将进攻。
蜀地虽险，也抵不住大明的虎狼之师。明将傅友德走当年邓艾袭蜀的老路，一路攻克江油、绵州（今绵阳）、江州（今广汉）。汤和走水路，直落夔州（今重庆奉节），逼近重庆。
明升大惧，有大臣劝其逃往成都，明玉珍老婆彭氏泣言道：“成都即使可以到，不过是迁延旦夕之命罢了。大军所至，势如破竹，不如早早投降以全活百姓性命。”
于是，明升“面缚、衔璧、舆榇”，向明军投降。
朱元璋在建康见明升，怜其幼弱，没有依照孟昶降宋故事让他行“伏地上表得罪”之礼，授其为归义侯，赐第京师。
转年，为长久安定之计，明太祖把明升与陈友谅之子陈理一起送往高丽施行高级别的软禁。小伙子吃惯了四川泡菜，这回要换口味吃高丽泡菜了。
有人见此可能问，高丽王数代一直都是元朝的驸马爷，怎么现在又听明朝使唤呢？
当过元朝的驸马确实不假。但明朝初建，高丽国王当时是王颛，他马上贡方物，进贺表，并上书请封。“事大主义”，是高丽避免被中原王朝打击灭亡的铁定规则。高丽王交回元朝所赐金印，敬用明朝新赐印章，贡献数至，孝敬恭谨。朱元璋见高丽贡使频来，也不忍心，加之高丽使臣乘船来贡，每年都淹死不少人，就下诏：“高丽贡献繁数，困敝其民，宜遵古诸侯之礼，三年一聘。”
洪武六年，高丽内政有变，国王王颛被权臣李仁人所弑。王颛无子，以宠臣辛肫之子王禑为义子，李仁人就扶这个王禑为傀儡国王。自那时开始，明朝与高丽的关系陷入僵局，但高丽政府一直死乞白赖巴结大明，又贡马又贡金，明朝却而不受。到了洪武二十一年，高丽王王禑上表称铁岭之地实属高丽旧地，乞求朱皇帝赏还与他。朱元璋断然回绝，坚称高丽一直以鸭绿江为界，警告对方不要再生诈挑事。这一点，朱元璋深明民族大义。
高丽王向明朝上表的当月，国中有事。王禑因怒杀大将李成桂之子。李成桂率兵反攻都城，软禁了王禑，推立其子王昌为王。不久，废王昌，立另外一个宗室王瑶。由于王瑶确属王氏高丽王族血系之亲，朱元璋遣使表示承认他的地位。
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王瑶派儿子王奭来建康朝贺，结果，王奭未归，李成桂便踢掉王瑶，自立为王。至此，高丽王氏自中国五代以来传国数百年，终于寿终正寝。
李成桂当了国王心中极不踏实，很怕大明派兵来攻，就上表“哀陈”自己迫不得已被众人推为国王，希望皇帝“原谅”。朱元璋认为高丽僻处东隅，也懒得生事，命礼部移谕道：“果能顺天道，合人心，不启边衅，使命往来，实尔国之福，朕又何诛！”
这样，明朝算是承认了李氏高丽，李成桂这才大出一口气踏实下来。
洪武二十五年，李成桂遣使求更改国号，朱元璋下诏，依据古义，仍称“朝鲜”。所以，从那时开始，明朝和朝鲜关系一直非常亲密，并曾在它即将被倭人攻亡时伸手相援。
至此，朱元璋只剩下云南一地未破。
云南之地，乃忽必烈之子忽哥的后代袭封，一直称梁王，当时的梁王是巴匝剌瓦尔密。洪武六年，朱元璋派王伟为诏使到云南，前去招降。王伟很擅言辞，在大殿上历陈天意人事，侃侃而言，使得梁王手下相顾骇服，颇有降意，礼敬之余好吃好喝厚待王伟。
不久，北元太子在沙漠自立，派使臣脱脱（蒙古人好多叫这个名字）从西藏入云南征粮，策划联兵以拒明师。脱脱打听到梁王有降意，便逼迫他杀掉明使以表对元朝的忠心。梁王犹豫，下不了手，就派人把王伟藏于民间。
脱脱闻知后，讥诮梁王说：“国家颠覆不能救，却欲附他人！”言毕，跃马驰去。梁王不得已，只得把王伟交出与脱脱相见。
王伟虽为文士，铁骨铮铮，朗言道：“天命终结元朝，大明当代之！烟烬余火，敢欲与日月争光乎！汝早晨杀我，大明兵晚夕必至！”
脱脱大怒，立杀王伟。可惜王伟奇才之士，竟死于胜利之后。
王伟说得对，也不对。对，在于明朝必得云南，不对，在于没有“朝发夕至”那样快。直到洪武十四年（1381年），一切准备停当，朱元璋才对云南用兵。
明军兵分两路，分由傅有德和郭英指挥，连下城池。傅有德手下有猛将蓝玉和朱元璋义子沐英，兵强将勇，仅三个月就由遵义（今属贵州）打到曲靖。
当时梁王也不示弱，派出大将达里麻率十万精兵与明军大战。
沐英督师涉水，气势如虹，直冲元军大阵。双方交手，元军根本不是对手，横尸十余里，主帅达里麻被活捉。
梁王闻败讯，知道事不可为，忙挈妻子逃入普宁州一个军事据点，把自己的王爷龙衣烧掉后，先驱妻子入滇池，他随后跳入，自杀身亡。
明军入昆明，秋毫无犯。
洪武十五年（1382年）春，蓝玉、沐英等人进攻大理，生擒土司段世。同时，分兵取丽江，破石门关，攻克金齿，于是附近土司相继投降，云南悉平。
想当初，在元世祖忽必烈最盛时，在这些地方屡遭败绩，大明军却能步步为营，屡战屡胜。
很快，云南附近的缅国和八百媳妇国（元成宗曾在此大败）均上表请求内附。
朱元璋设置大理指挥使司，派人统兵守之。委任将军沐英率军数万，留镇滇中。
沐英多次平定云南“百夷”的造反，最终卒于镇所，时年四十八，追封黔宁王。以后，沐氏世代镇云南，自明仁宗开始，铸征南将军印给沐氏家族，沐氏与明朝同始终。
沐氏在滇日久，威权日盛，但沐氏诸人活着时，没有人当过云南王。沐氏基本都是明朝公爵，只有沐英和其子沐晟死后被追封为王。
狡兔已死狗当烹
胡蓝之狱
朱元璋以一平头百姓出身，无倚无靠，奋起而得天下，古往今来大概只有汉高祖刘邦与他有得一比。其手下儒臣文士，言谈话语中，也多以汉高祖来“鼓励”朱元璋。
李善长初入幕府，即对朱元璋讲：“汉高祖布衣之士，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五年遂成帝业。朱公你生长濠州，距沛地不远，如取法汉高祖，天下不足定也！”
有了这种“说法”，朱元璋要成为“汉高祖”就成为一种心理暗示，步步习刘邦，处处效高祖。
首先是他在金陵建都一事，穷极壮丽，正是效当初萧何建未央宫之前例。未几，又迁江南十四万富户于中都，也是仿汉高祖徙齐楚大户以实关中的事情。还有，就是分封子弟。本来汉朝时的“七国之乱”“八王之乱”为封建制度敲起了警钟，真“封建”之事渐行渐远。结果朱元璋在这一点仍旧效仿汉高祖，大封子弟为王，最终种下儿子燕王的篡弑之祸。
至于刘邦兔死狗烹，诛韩信、杀彭越，朱元璋也有样学样，“胡蓝之狱”弄死四万多人，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
朱皇帝诛杀功臣，并非一般人想象中的刚刚建立明朝就大开杀戒。
明朝甫立，天下未定。他屠刀首举之时，当为洪武十三年开始对宰相胡惟庸下手。而当时之事，胡惟庸确有谋逆之心，论理该杀，同诛者也不过陈宁等几个大臣。所谓“胡党”大狱，则是十年之后的事情，族诛三万多人。过了三年，朱元璋又兴“蓝党之狱”，借诛蓝玉之名，族诛一万五千多人。由此，功臣宿将，芟夷几尽。
胡惟庸阴险，当杀，蓝玉跋扈，也该死。至于株连的数万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朱元璋借题发挥牵扯上的，他们都比窦娥还冤。而且，诛死的四万多人，不是后人穿凿附会瞎添数，当时的官方文件《昭示奸党录》（胡案）、《逆臣录》（蓝案）记载得清清楚楚，所以数字方面没有一点夸大。
好在历史是“后人”写的，蓝玉等人并未入《明史》逆臣传，倒是胡惟庸名列《奸臣传》第一的位置。
明朝一代，有“丞相”之名的，只有四个人：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但徐达只是挂荣衔，真正理过事的只有三个文臣。
胡惟庸，定远人，在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和州时即来帐下投附。这样一个乡村学究，很快就成为朱元璋幕府的笔杆子。早年，胡惟庸遭遇也一般，最多做到宁国知县、吉安通判此类的下级官员。由于善敛财，知道买官的门径，他向当时深受朱元璋信任的李善长献上黄金二百两，才在吴元年进入朝廷当上了太常卿（礼部主事）。
得入京城当官，凡事就好办多了，机会也日益增多。为了巴结李善长，胡惟庸把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两家成了亲家，更增添了家族势力。
李善长作为朱元璋左右手，定榷盐、榷茶诸法，开铁治，定钱法，奏定官制，监修《元史》，规划明初开国的祭祀、爵赏、封建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居功甚伟，被朱皇帝誉为“朕之萧何”，称为“真宰相”。
由于李善长当权日久，遍引亲信于朝，朱元璋也日渐冷落于他。李善长知道急流勇退，称病退休。朱元璋念起旧情，还把女儿嫁给他儿子，并在洪武十三年起复他一次，与外甥李文忠一起“总理中书省等军国大事”。
李善长的丞相位置空出来后，朱元璋曾向刘基询问继任人的合适人选。当然，朱皇帝是自己提出人选，要刘基出主意拿捏。朱元璋首先认为杨宪合适，刘基与杨宪两人关系相当好，但他秉公直言：“杨宪有宰相之才，无宰相之器。任宰相之人，当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能置身事外，杨宪没有这种器量。”朱元璋又提名汪广洋，刘基摇头：“他比杨宪差远了。”朱元璋提名胡惟庸，刘基更是竭力反对，认定此人是小牛不能拉大车。
也甭说，胡惟庸虽然是“小牛”，在倾害他人方面乃大老虎一只。他听说杨宪要入相的风声后，马上找到李善长，表示说这个山西人当了丞相，我们淮西人便再不能当大官了。
淮人集团在明初势力最大，乡里乡亲，文臣武将，遍列朝廷，里外上下一合手，最后果真把杨宪排挤得丢了性命，为朱皇帝所杀。
杀了杨宪，加上李善长推举，胡惟庸天天一脸谄媚，很受朱元璋喜欢，宠遇日盛。洪武六年，他被升为右丞相，未几又进左丞相。
独相数年，胡大权在手，生杀黜陟，往往不奏报皇帝而行。内外诸司上奏封事，他必先取阅。凡有不利于自己的奏章，都匿下不呈。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对胡惟庸百般巴结，馈遗金帛、名马，不可胜数。
对此，大将军徐达曾向朱皇帝反映情况。胡惟庸阴险，用重利引诱徐达的门人，想让他上告徐达谋反。结果门人反把胡惟庸托出，只不过朱皇帝当时没深究而已。
另外，深恨刘基说过自己不能为相，胡惟庸以替刘基治病为名，派医生携慢性毒药治死了刘基。刘基一死，胡惟庸更加肆无忌惮。
由于胡惟庸定远老家宅院的旧井中忽生石笋，“吉瑞”突现，又有人告诉他祖坟中好几个坟头夜有火光炽天，坟头冒烟，他以为是天降吉兆，暗喜中更加自负，忖度自己又要“进步”了。官至丞相，再“进步”，就只能当皇帝了。
恰巧，当时有明朝功臣吉安侯陆仲亨擅用公家驿传，平凉侯费聚嗜酒好色，均为朱元璋节责重谴。胡惟庸看中二人戆勇无谋，便吓唬二人早晚会被正法。二人大惧，哀求胡出主意。胡惟庸便让二人在外收集军马，以备“急用”。同时，他在朝中与陈宁勾结，阅示天下军马图籍，很想把明朝取而代之。
为了成事，胡还托李善长的弟弟、时任太仆寺丞李存义劝说李善长也入伙。估计当时并未明说，李善长年老，也装糊涂，其实是“婉拒”。
胡惟庸确是很“庸”，造反这么大的事，竟然让这么多人知道。而真正起作用的禁卫军军官，他一个也没争取到，反而大老远派人携书向元顺帝儿子、远在沙漠的旧元太子称臣，还派他的心腹明州卫指挥林贤从海道借倭兵准备里应外合。
甭说，林贤还真从日本“借”来了四百倭兵，按原计划，这些人准备充当贡使随从趁觐见之时行刺朱皇帝。具体方法是：贡使在大殿上奉巨烛，里面事先装填火药和刀剑。试点时，巨大的蜡烛放出的不是芳香而是烟雾和刀剑，贡使趁机操兵，在殿上杀掉皇帝。结果，当这批日本人坐船抵达南京时，胡惟庸已经被杀，四百人刚上岸就被铁棍打翻，一齐押往云南深山老林去“劳改”。
胡惟庸太自得，本来没着急动手，一是想趁朱元璋外出巡视时动手，二是想等林贤与倭使朝见时行刺。但是，几件小事，让他狗急跳墙，不得不匆忙布置。
其一，占城国入贡，胡惟庸未及时报告，朱元璋怪罪下来，他又转嫁责任，惹起朱元璋愤怒；其二，朱皇帝推究刘基死因，赐死汪广洋；其三，胡惟庸儿子乘马车遇“车祸”而死，他怪罪车夫，一刀把人砍了，朱元璋闻之愤怒，让他“偿命”。
数事相加，胡惟庸越想越怕，对左右说：“主上任意杀掉有功之臣，我可能也不免。同样是死，不如先发，以免寂寂受戮！”
未等胡惟庸动手，本来与他一伙的御史中丞涂节关键时刻害怕，主动上奏，在洪武十二年年底向朱元璋告发了他。同为中丞的商嵩由于被胡惟庸贬为中书省小吏，怀恨在心，也向皇帝汇报胡的“阴事”，并涉及御史大夫陈宁和最早上告的中丞涂节。
朱元璋大怒，立刻逮捕胡惟庸等人审讯。
被牵引联告的御史大夫陈宁，很早因文字才气为朱元璋任用，但此人本性严苛，在苏州任地方官时为催赋烧铁烙人，人称“陈烙铁”。他入京为御史后，益加严苛，连朱元璋都数次斥责他。陈宁儿子劝其收敛，他竟然操起大棒把儿子活活打死。朱元璋闻讯，深恶其杀子之举，说：“陈宁对儿子如此，心中怎能有君父！”闻皇帝此言，陈宁心惧，故而串通胡惟庸谋反。
据《明通记》记载，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诡言其府中水井出醴泉，邀朱皇帝临幸。驾出西华门，有一太监云奇驰马冲驾，因气勃口不能言，比比画画。朱元璋怒其不敬，令左右乱棒击打，把云奇胳膊都打断，几乎当场打死，但英勇的云公公仍然指着胡惟庸宅院做刀砍状。“上悟，乃登城望其第（胡家），（见）藏兵复壁间，刀槊林立。（帝）即发羽林（军）掩捕”。
此记，实乃小说家语。朱元璋半老头子，又没望远镜，不可能在宫城上看见胡惟庸家中的情形。
实际情况是，涂节上告胡谋反，后商嵩又上告，朱皇帝派人逮捕胡惟庸，自然一审即清。
案子定结，胡惟庸、陈宁，包括首先上告的涂节，皆拉入集市碎剐，族诛诸人，并杀胡党羽、僚属以及一切与胡惟庸有关系的人（包括向他送过书画签过名的几个文人画家），共一万五千余人。
本来，名单中还有大文豪宋濂。由于他的孙子与胡惟庸相识，不仅孙子被杀掉，连累得已经退休的宋濂也被解送入京。幸亏有马皇后劝解，言宋濂曾为诸王老师，又不知谋反事，被“从轻”发落流放茂州，但中途病累而死。
当时，群臣认为李善长知情不告，也应加罪，朱皇帝还装宽容仁义，说：“朕初起兵时，李善长来谒军门，曰‘有天有日矣’，是时朕年二十七，善长年四十一。所言多合我意，遂命掌书记，赞计划……陆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为乱兵所掠，持一升麦藏于草间。朕见之，呼曰‘来！’遂从朕。既长，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时股肱心膂，吾不忍罪之。”
但是，过了十年，朱元璋为诛除群臣，旧事重提。不仅赐死李善长，又族灭李善长全家以及陆仲亨等人，滥杀两万多，株连蔓引，数年未平。
李善长最冤，这位“萧何”不仅自己以古稀之年上吊，还三族被诛，只有当驸马的儿子李祺侥幸逃过一命。为此，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为他辩冤：
（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善长与惟庸，犹子之亲耳，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当元之季，欲为此者何限，莫不身为齑粉，覆宗绝祀，能保首领者几何人哉？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为此者，必有深仇激变，大不得已，父子之间或至相挟以求脱祸。今善长之子（李）祺备陛下骨肉亲，无纤芥嫌，何苦而忽为此。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
由于这封由大才子解缙代笔的奏疏写得过于合情合理，杀人如麻的朱皇帝竟然没生气，不了了之。但字里行间也虚透这样一个信息，朱皇帝迷信，不过杀李善长避天灾罢了。大功臣如此待遇，朱元璋也忒狠了些。
胡惟庸一案，除李善长、陈宁、涂节等人族诛以外，还有如下功臣也牵涉入案被族诛：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延安侯唐胜宗、南雄侯赵庸、济宁侯顾敬、临江侯陈镛、营阳侯杨通、淮安侯华中、申国公邓镇以及诸将丁玉、李伯升等人。
这些人名，读明朝开国史的人一定觉得很眼熟。不错，千百战役中，为朱元璋出生入死的，皆是这些人及其子弟家属。
再谈谈蓝玉一案。
蓝玉与胡惟庸一样，也是定远人，乃明朝开国大功臣常遇春的小舅子。此人长身赤面，仪表堂堂，是勇略双全的大将材料。他最早录于常遇春帐下，临敌勇敢，所向皆捷。后来，他跟从傅友德伐蜀地，从徐达北征，与沐英一起定云南，功勋卓著。朱元璋娶其女为自己儿子蜀王的王妃。
洪武二十一年，蓝玉与大将冯胜北征残元，在金山击降蒙古纳哈出二十万众，并顶替冯胜为大将军。（冯胜在明开国功臣中名列第三。北伐大胜后，朱元璋借口他藏匿良马、向纳哈出老婆索求大珠异宝，诬之以罪，逮捕软禁于凤阳。诛蓝玉后两年，又下诏赐死于南京。）
投降的纳哈出随傅友德征云南，中途病死。其子察罕倒霉，这位蒙古青年最后竟坐蓝玉案被诛。
蓝玉屯兵蓟州，在洪武二十一年统大军十五万，深入漠北。在捕鱼儿海大败北元可汗脱古思帖木儿（元顺帝之孙），俘获蒙古王公、妃、公主、将校以及兵卒八万多人，脱古思帖木儿仅与数十人逃脱。不久，蓝玉领兵破蒙古哈剌率军，获人畜六万余。还师后，得封凉国公。洪武二十二年，蓝玉督修四川城池；二十三年，蓝玉率军平灭施南、都匀等地土人造反；二十四年，蓝玉总七万兵马，定西番，平灭月鲁帖木儿之叛。
功成还师，蓝玉被加衔为太子太傅。闻此，他怏怏不乐，说：“我的功劳，难道不能当太师吗？”
朱皇帝闻此，杀心大动。
蓝玉身为大将军，的确比较跋扈，平时多养义子，乘势暴横。而且，俘获北元可汗妃子后，他竟入帐强奸，使得元主妃子羞愧自杀。
即使没有这些过错，以蓝玉的功劳和能力，他也逃不出一个“死”字。
洪武二十六年春，锦衣卫指挥蒋瓛上告蓝玉谋反，蓝玉被逮捕。
只要进了大牢，没罪也要有罪，据狱辞上记载：“蓝玉与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为变，将伺帝出耤田举事。”这种“口供”，百分之百是屈打成招。
据《明通鉴》记载，蓝玉征讨纳哈出回京后，曾对太子朱标说：“我观燕王（朱棣）在北平（今北京），阴有不臣之心，殿下应该有所防备。”蓝玉之所以亲近太子，是因皇太子妃是常遇春女儿，蓝玉本人是常遇春小舅子。有这层关系，他自然倾向于太子一系。
皇太子朱标天性孝友，自然不信。
但燕王朱棣不久即得知蓝玉的这些话。所以，太子朱标病死后，朱棣入朝，便意味深长地劝父皇“注意”蓝玉等人“尾大不掉”。
史载，“上（朱元璋）由是益疑忌功臣，不数月而祸作”。
朱元璋、朱棣一对阴诈父子，两人合谋，任谁也活不了。
蓝玉一案，族诛一公、十三侯、二伯，牵连被杀一万五千多人，元功宿将，相继诛戮。
谋逆之罪一般都是碎剐凌迟处死，念及蓝玉与自己是儿女亲家，朱元璋心一软，宽大处理：碎剐改成剥皮。
这样，刽子手把蓝大将军整张人皮剥下来，算是留了全尸，并把人皮送往他女儿蜀王妃处“留念”。
明末农民军攻破蜀王府，在王府祭堂发现了这件“文物”。
要说朱皇帝真是天下大残忍人，洪武八年，杀德庆侯廖永忠（沉小明王那位爷）；洪武十三年，鞭死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十七年，杀临川侯胡美；二十五年，杀江夏侯周德兴；二十七年，赐死定远侯王弼、永平侯谢成以及颍国公傅友德；二十八年，赐死宋国公冯胜——所有这些人，均为明朝开国浴血奋战半生。
至于文臣方面，朱元璋也不手软，李仕鲁谏言不要佞佛，被武士掼死阶下；叶伯巨谏言诸王分封太侈，被拷死狱中；王朴廷辩，朱元璋怒其“无礼”顶嘴，乱棍打死；张来硕谏止取已婚配的少女做宫女，被当廷割肉而死；茹太素进忠言，被拉下去砍头，等等。加上日后的“空印案”及“郭恒案”，朱皇帝诛死文臣无数。
四十年间，根据朱元璋自己审定的《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等统计，所记枭首、凌迟、族诛、剥皮、抽筋等共计一万多案，杀人上十万，以至于杀到后期，连地方办事的官员都严重空缺，出现了罪官带枷坐堂办案理事的“奇迹”——倘使这些“犯官”不办事，政事就无人料理了。
朱元璋不仅爱杀人，他还喜欢用各种花样杀人，不仅恢复了黥刺、劓刑，又新发明了去势、挑膝、抽筋、刷洗（用竹批搓肉把人搓死）等新名目，极肆淫毒。以至于众官上朝前，皆像赴死一样和妻儿诀别，嘱托后事，唯恐上班就回不来了。晚上活命回家，阖家欢喜，庆幸又活一天！
文臣武将中，第一功臣徐达在洪武十八年生背疽，最忌吃蒸鹅。朱元璋闻讯，特赐蒸鹅一只，徐达不敢不吃，跪在床上谢恩，一口一口吃完，不几日病发身死。
据笔者揣测，蒸鹅不一定能吃发了把人吃死，只不过皇帝已明确表明了态度，不死，就“辜负”了朱皇帝，弄急了没准族诛。为保全宗族，他只能舍己救人，服毒药“按时”过去了。
真正幸免于难的，只有主动交兵权的朱元璋的儿时玩伴汤和以及朱元璋外甥李文忠。有传李文忠被朱元璋毒死，可能不是事实。所以，朱元璋臣下最“幸运”的，当属早先病死的常遇春和邓愈，二人死得是时候，不仅死后封王，后代也得保全，早死而得“福全”，悲哉！
为此，清朝历史学家就发过感慨：
汉高（祖）诛戮功臣，固属残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韩（信）、彭（越）。至栾布则因谋反而诛之，卢绾、韩王信亦以谋反有端而又征讨。其余萧（何）、曹（参）、绛（周勃）、灌（婴）等，方且倚为心膂，欲以托孤寄命，未尝概加猜忌也。独至明祖，藉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
所以，以明太祖较宋太祖，赵的“杯酒释兵权”，简直就是人间活菩萨！
朱皇帝不仅诛杀文臣武将，还大兴文字狱，把元末明初的文人祸害得十死八九。由于他粗通文墨，比不通文墨的“大老粗”更坏，咬文嚼字近乎变态：
浙江林元亮进表有“作则垂宪”、北平赵伯宁有“垂子孙而作则”、福州林伯璟有“仪则天下”、桂林蒋质有“建中作则”、澧州孟清有“圣德作则”，都是替府署进贺表撰写的马屁辞。朱元璋多疑，认定“则”为“贼”，觉得这几个人是讥笑自己，杀，杀全家。常州蒋镇有“睿性生知”，朱元璋认为“生”字讥讽自己曾为僧，杀。怀庆府吕睿有“遥瞻帝扉”，朱元璋以“扉”为“非”，想远看老子的“不是”，杀。亳州林云有“式君父以班爵禄”，朱元璋认为“式”有“弑”音，杀。尉氏县许元有“藻饰太平”，朱元璋认为是讥讽本朝“早失太平”，杀。德安府吴宪，有“天下有道”，朱元璋理会为“天下有盗”，杀。又有异域僧人学会汉语作诗显摆，诗中有句为“愚僧万里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卖弄典故，朱元璋拆字，“殊”字，“歹朱也”，称我为“坏朱”，又言我“无德”，杀！
朱元璋如此炽旺的杀心和疑心，只缘于其手下臣子一句提醒：“文人善讥讪，张九四请文人起名，儒生为其名曰‘张士诚’。”
朱元璋当时还不明白，说：“此名挺好呵。”
文臣解释：“《孟子》曰：士，诚小人也。儒士暗中讥讽，张士诚至死不知。”
朱元璋闻言，疑心大起，故以此无厘头杀人百数，均是州郡高级知识分子。
由此，文臣叶伯巨上书，称：“朝廷取天下之士，网罗捃摭，务无余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师，而除官多以貌选，所学或非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学。洎乎居官，一有蹉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为差，不少顾惜。”这个章奏，极其实在地反映了当时的明朝朝廷现状，即不当官要被杀，当了官更挨杀，人人自危。
叶伯巨上表后，也被逮入狱，折磨而死。
唯一言事未见杀的，乃中书庶吉士解缙。
朱元璋很喜欢这个才子，对他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有这圣谕，人精一样的解缙才上万言书，遍及时政，大略有以下内容：
臣闻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锄根剪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乡，终始如一者也。
…………
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
…………
陛下天资至高，合于道微。神怪妄诞，臣知陛下洞瞩之矣。然犹不免所谓神道设教者，臣谓不必然也。一统之舆图已定矣，一时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慴矣。天无变灾，民无患害。圣躬康宁，圣子圣孙继继绳绳。所谓得真符者矣。何必兴师以取宝为名，谕众以神仙为征应也哉。
…………
夫罪人不孥，罚弗及嗣。连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伪书。今之为善者妻子未必蒙荣，有过者里胥必陷其罪。况律以人伦为重，而有给配妇女之条，听之于不义，则又何取夫节义哉。此风化之所由也……
解缙虽对朱元璋当时政事多所指摘，但出发点是一个“忠”字，并把一切的一切皆归罪于“臣下乏忠良”，而非“陛下任喜怒为生杀”。因此，表疏一上，朱元璋连连称道，赏观不已，大叫“才子，才子”。
解缙小骂大帮忙，搔到痒处，说得痛快。
后来，解缙入兵部找人办事，言语傲慢，为人所告，朱元璋便对来京朝见的解缙父亲说：“解缙大器晚成。你带你儿子回家，十年后再来，朕将大用。”
结果，八年后朱元璋就崩了，官迷解缙入京哭吊，被言官弹劾其违制，不守母丧，置九十老父于家不顾，贬为河州卫吏。建文帝待其不错，免责免罚，召为翰林待诏。结果，朱棣篡国，解缙一马当先迎候这位燕王，大受信用，擢为侍读，以文渊阁阁臣的身份参与机务。而后，解缙得罪了明成祖朱棣的儿子汉王，被诬称私谒皇太子。朱棣大怒，把解缙逮捕，下诏狱拷打，一关就是五年。最终，解才子被锦衣卫埋于雪中窒息而死。
可见，朱元璋心中唯一的“忠臣”解缙，正是这种急功近利、人品不好的人。
朱皇帝还首设锦衣卫，布置检校于各级部门，大行特务政治，这些手段最终为其子朱棣发扬光大，立东厂，荼毒忠良，惨不忍言。
而且，朱元璋首先破除“刑不上大夫”的古制，大兴廷杖之风，有事没事就在上朝时把大臣活活打死，摧残士气，前所未有。
说了朱皇帝这么多“坏事”，也该说点他的“好事”。
明（朝）承法纪荡然之后，损益百代，以定有国之规，足与汉唐相配。
朱元璋开国规模，盛运弘略，可谓一代大有为君王。有心之人，可细观明史中《食货志》《刑法志》《职言志》等内容。他进行了诸多的制度“创新”。特别是衣冠语言方面，明太祖也力挽狂澜，破百年胡风胡俗，一返中华之风：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复衣冠如唐制。……命复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卍”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绸、绢。其乐妓则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不得服两截胡衣。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明太祖实录》卷三）
此外，明初贡举制度大有可称道处，国学中培养了大批的政治人才，隆于唐宋。在沿袭元朝政治体制基础上，朱皇帝惩元朝权臣之乱，削弱相权，并以胡惟庸之乱为借口最终取消了宰相制度，把中书省六部之权全收于皇帝自己手中。（此举有利必有弊，最终弊大于利，造成君主绝对独裁。）他还在洪武九年撤销“行中书省”，把地方大权一分为三，以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三名官员分管行政、司法、军事，取消了从前行省参知政事大权独揽的局面，更利于中央集权。而且，军事方面的“卫所”制度，也是一种创新，深得唐朝府兵制度的优良传统和精髓。
朱元璋出身贫民，最恨官吏贪污，他在这方面下手很狠，力度很大，剥皮抽筋，以惩贪官。严刑峻法之下，明初地方和中央政府吏治澄清，官员治理各方面确实比较清明。
此外，朱元璋刻铁牌于内宫，严禁宦官干政，违者必斩（此牌在宣德年间由太监王振派人盗毁）。
可笑的是，明太祖防阉最严，而明代阉祸最烈，这是朱元璋始料不及的。
朱元璋杀人，动辄以数十万人计，在此不再赘言。笔者撷取他亲自编纂的《大诰》中一则小事，来彰显这位变态君主那种猫玩耗子的残虐。
皇帝诛杀大臣，屠戮功臣家属，历史上不乏事例。但是，一位九五之尊的帝王亲自审讯一个集市中普通的卖药郎中，几乎是史无前例、闻所未闻。
事情的大概缘由是这样：锦衣卫监者有个厨子叫王宗，因犯小错，怕事发后被杀头，就让家人到卖药郎中王允坚处买一副毒药准备自杀。王允坚就卖与王宗家属。从法理上讲，王允坚并非是故意毒死别人性命，他所做之药无非是砒霜巴豆一类的，还有可能是可使老病难医之人“安乐死”的良药。
不幸的是，王郎中生活在朱元璋时代，出售毒药，本身就是必死的罪过。如果按罪杀头，杀了也就杀了。朱元璋阴暗心理发作，非要亲自鞠审这位倒霉的卖药郎中。
王允坚被押入内廷宫殿，已经吓得半死。朱元璋高坐于御座之上，喝令王允坚吞服自己制作的卖给厨子家属的毒药。
王允坚本人持药在手，颜色大变，诚惶诚恐，犹豫半天，才把药吞下。
见王郎中吃下毒药后，朱元璋问：“此药用何料制成？”
王允坚：“砒霜巴豆为主，以饭黏之成丸，裹以朱砂。”
朱元璋：“服后多久人会死？”
王允坚：“半天光景。”言毕，这位郎中泪如雨下。
朱元璋见状，狰狞一笑，问：“尔何以有如此凄凉之感？是怕死还是眷恋妻子儿女？”
王允坚：“我有一个儿子在军队做事，还有一子出门在外，临死不见二人，所以心内生悲。”
朱元璋接着问：“此毒可以解吗？”
王允坚：“可以。”
问：“何物可解？”
答：“凉水，生豆汁，熟豆汤，可以解毒。”
朱元璋也懂些医理，说：“此解不快，何法可以快解药毒？”
王允坚说：“粪清掺凉水。”
朱元璋马上派人取来凉水半碗，又用蛋壳装来粪清，放置于一旁。但他并非马上给王允坚解毒，而是煞有兴趣地等待这位卖药郎中腹中毒性发作，欣赏他备受折磨的惨状。
果然，药性发作，王允坚在地上辗转呻吟，浑身上下抓挠，不停用手抚肚腹，眼神张皇。
朱元璋很悠闲地从御座踱下，站在王允坚身边问：“毒发时什么感受？”
王允坚边喘息边回答：“五脏不宁，心热血升。”
朱元璋又问：“这种毒药入体，伤摧哪种经络？”
王允坚汗如雨下，腹如刀绞，一边打滚一边回答：“五脏先坏，毙命后，全身发黑。”
朱元璋抚须微笑，又问：“几时可解，过多久不可解？”
王允坚几乎说不出话，被锦衣卫兵士猛踹一脚，挣扎回答：“过了三个时辰，就不能用解药救治了……”
欣赏毕王允坚中毒打滚全过程，朱元璋十分满意。终于，他命人把解药灌入这位郎中的腹中。
卫士把王允坚拖下殿，放在庭院。朱元璋气定神闲，远观这位倒霉蛋上吐下泻、捶胸揉腹，上下数窍在那里排山倒海一样“排毒”。
最终，王允坚活过来，啥事都没有。毒性已解，又成好人一个。
朱元璋冷笑一声，下令：“押入死牢，明早闹市，枭首示众！”
折腾半天，这位卖药郎中仍然逃不出一个“死”字。
日理万机之余，朱皇帝能抽出数个时辰观看“医学试验”，不说明别的，只能说明这个人极其残忍、阴暗。为此，他还津津乐道，编入法律笔记一样的《大诰》。
《大诰》里洋洋大观，全文皆以“朕”为第一人称记录，娓娓而谈，语言十分口语化。朱元璋的目的就是让他统治下的百姓皆能读懂。
时过数百年，我们掀开书页，仍觉冷气森森，骇人心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