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中旬，高原上的山里，天气似乎还滞留在冬季。在离采矿场半华里的地方，出现了两顶帐篷。矿部通知我，那是修筑两套破碎系统的工程队到了。在人数不多的工程队中，在这海拔五千三百米的山上，竟有多半是姑娘。工程队负责人老吴看出了我的诧异，告诉我说，她们都是藏族，在工程队做小工，干起活来踏实泼辣，内地的小伙子根本比不上。
为了提高工效，矿部决定由我带着各种机械操作手和矿车司机进驻采场。记得那是个阳光灿烂的上午，运送帐篷和行李的汽车在盘山公路上奋力而上。转过两个弯后，已经能清晰地看见山上的采场。车窗外远远地飘来了悠扬的歌声：
手捧洁白的哈达呦，
格桑啦，
祝愿我们幸福长久，
格桑啦……
原来是工程队的藏族姑娘由于施工材料还未到齐，趁空闲在帐篷门前边舞边唱。她们身穿制服棉衣和紧身牛仔裤，在这举步艰难的高海拔地区更显示出了她们青春的活力和精干。
看到我们在卸车，姑娘们主动迎了上来，很快就搬下了帐篷和行李。接下来，就在她们帐篷的旁边，拿起工具，平整起帐篷地基。几乎不用我们动手，只一会儿工夫，两顶崭新的帐篷就在她们手中利索地支起。她们坦诚无比的眼神，爽朗的笑声，好像我们是分散多年的旧故；看着她们，我就像远在异乡贫苦潦倒之际，遇到了家中的亲人。
记得在二〇〇五年春节前夕，我们结束了在伏牛山中的地质勘查匆忙赶车回家。在城市拥挤的公交车上，冷不防身后传来一声女士的呵斥“别靠近我！”我赶紧回头打量自己，工作服和背着的工具包上还沾满了泥土，蓬头垢面不修边幅，如同街上落魄的拾荒者。
当然，城市中不乏那些举止得体修养颇佳的人群，但也有在公交车上与老人争抢座位的绿女红男，或者在公共场合旁若无人地高声接打电话并且脏话连篇的帅哥靓妹。每当我走出喧嚣拥挤的城市，在山中呼吸到的新鲜空气啊，是那么地沁人心脾！
每天早上，我们的汽车都要去山下的河里拉水，作为我们和工程队的生活用水。拉水车一到，姑娘们跑前忙后拿来水桶脸盆摆成一片。她们脸上挂着笑容，年龄大概都在十七、八岁。只有拉姆和卓嘎看起来大点，有二十三、四岁。而拉姆好像是她们的领导，常常发现无论是捡牦牛粪还是招呼干活，都是她在组织大家。她一米六五左右的个头，乌黑的头发盘在脑后，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嘴角常常挂着甜美纯真的笑容。
这天，我扶着水管往各个水桶中灌水，她却过来凑热闹，无意中我碰了一下她的手，她扭过头来俏皮地一笑，手却飞快地一闪，接着又在我的手背上连拍三下，弄得水管脱手喷我一身水，她却躲在旁边“哈哈”大笑。
经过一段时间的突击，矿体的剥离工作已近尾声。放眼望去，各个工作平盘就像人造梯田一样平展地铺开，履带式大型潜孔钻和牙轮钻已经上采场分别作业；运输平台上矿用大型载重车你来我往，挖掘机和装载机在作业点上不断灵巧地伸展着臂膀，景色单一的山谷出现了新的画面，在这个旷古沉寂的山中奏起了铿锵的山石交响曲。
为了保证安全生产，矿部制作了许多警示牌。比如“您已进入矿区，请注意安全”、“请带安全帽”、“当心浮石滚落”等等。还在山坡上设置了隔离网栏以防止牦牛进入。但标语牌放置多日，由于我们没有富余人员而无法立起。随着放炮时间的临近，车辆和机械日趋增多，使我感到忧心如焚。
工程队的老吴看出了我的心事，正好他们的工人还在等料，便将几个藏族姑娘分配给我去立标语牌。
开始我还以为栽标语牌像在内地一样轻而易举，谁知道在这地方刨开浮石或浮土全是冰层，任凭几个姑娘怎么轮换努力，两个小时才挖开一个不足三十厘米的浅坑。我犯愁了，应该怎样才能降低体力劳动而又可以提高效率……用挖掘机显然不切合实际；用破碎锤打桩洞但是还没有到货。无论我怎么苦思冥想都找不到一个解决问题的良方。正在我愁肠百转的时候，却听见拉姆她们在用藏语商量着什么。
忽然她们全都放下了工具，由拉姆把标语牌在坑中扶正，姑娘们纷纷往坑中填充石块。“不行不行！”我赶快制止她们，“埋得太浅，大风会刮倒的。”“我们会有办法。”拉姆一边回答一边又用藏语对她们喊着什么。
那情景使我联想到，在草原在荒漠在山巅，藏族人民常常利用放牧的闲暇，从容地搬起石块，日复一日地垒起一座座石供。人儿赶着牦牛羊群逐草而去，只留下一堆堆石供在辽阔的天际中静静伫立，空空地守望。
栽完最后一块，我扶着标语牌不由自主地望了望湛蓝的天空，几朵白云悠悠地飘来。“想家了吗？谢工？”拉姆笑嘻嘻地问我。“是有些想家，离家快两个月了，这儿的通讯基站还没有建好，电话也打不成。”“那你家在哪儿？”说真实地名她们也许不知道，我想起从我们城市进藏的一位女性，她应该是藏族人民妇孺皆知的人物。“我家就在文成公主的家乡。”“啊——”她们听懂了，嘴里还相互说个不停。从她们喜悦的表情中我看到了姑娘们对这位一千三百多年前的杰出女性表现出深深的尊崇。
“你家都有什么人呀？”“有妈妈和姐姐，姐姐已经出嫁了，现在只有妈妈一个人。”“那你爱人和小孩呢？”“爱人还在丈母娘家养着呢。”看到她们眼里充满疑惑，显然没有听懂我的话，我连忙边比划边解释，“我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她们明白了我的意思，笑得前仰后合。拉姆和次珍笑得肚子疼得在草地上打滚，还“咯咯”地笑个不停。
是的，我属羊，七九年生人，甭说结婚连对象也没有，早已跨入剩男的行列。那个初中给我起绰号的“猴子”同学，早把学校里官二代富二代都没有追到手的校花搞掂了。现在人家的孩子都快要上初中了。
我崇尚自然质朴坦诚，我渴望的爱情是人间淳朴的真情。芸芸众生之中，当你与她四目相对便会使人心潮澎湃；一个眼神便让人心旌摇曳。什么车子房子票子，什么文化程度家庭出身职业贵贱都被忽略得无影无踪。唯一的就是这个人，她可以与你在凄风苦雨中互相搀扶，她可以与你矢志不渝地度过短暂而漫长的人生。
由于工作地点的不固定，我的手机也是经常换号。同学们毕业后为了生活而各奔东西，姐姐也结婚生子，妈妈在家偶尔给姐姐带带孩子。因此我回家后一般独居。尽管妈妈姐姐和同学朋友都在为我介绍对象，但日久这个话题让我厌烦，对任何人都想发急。难怪姐姐常说“我家出了个‘愤青’！”
回家期间，我不是在书店里浏览，就是在喷泉广场的座椅上待上半天。婀娜多姿的水舞随着音乐的节拍在阳光下发出五彩的光环，又将我带入清心寡欲的童年。
那年初春，山里的迎春花儿盛开的时候，我才上小学二年级，父母所在的三线企业回迁城市。早上我没有再去上学，工厂的大卡车被家里的家具行李装得满满的。因为驾驶室的空间有限，妈妈在车厢的行李中间放了把藤椅。我坐在椅子上，汽车就在漫漫的黄沙公路上起步了。
“小华哥哥——”啊，妮妮妹妹！她刚上一年级，是刘大妈家的女儿。甜甜的圆脸梳个小辫，大大的眼睛，娇娇的声音招人喜欢。我们小伙伴进山玩的时候，她总是我的“尾巴”。尽管我经常吓唬她山里有狗熊有狼有豹子，但她还是哭着缠着我。没有办法，她走不动我还得背着她。因为搬家太匆忙，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她。
只见她背着书包追着汽车跑，嘴里还不停地哭喊，滑倒了，她爬起来还在追，慢慢地慢慢地，我看见她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夺眶而出的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后来，在爸爸妈妈的交谈中我才知道，刘大妈一家没有随厂回迁，而是调回到老家辽宁兴城的八五三厂去了。啊，妮妮妹妹，你现在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