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抨击分裂势力和亲日派。傅斯年1934年2月在《独立评论》发表《“不懂得日本的情形”！？》，文中陈述国内状况说：“东北有个‘受命于天’的新帝国，华北有个‘亲善和平’的新政权，蒙古向外归化，西域对内分崩。”而这仅仅是“九一八”事变两年多后的情况。他沉痛地陈述说：“上海的萧条依然，闸北至吴淞的炮痕犹在，东北及热河在日本手中更牢固，十九路军已完全成个历史的名词了。想这两个整年中，国民的人格立场到个什么田地了？政府的对外态度到个什么主义了？真是要掉泪也不知道是为谁掉的！”言下之意，中国领土沦丧，民族危机严重，其中重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外交失败，部分人的人品立场卑劣造成的。的确，国家内部的纷争，亲日派的妥协退让，奸人的认贼作父、为虎作伥，当政者的一味求和妥协，国家政府机构的腐败不堪，这一切，都使具有强烈民族责任心的傅斯年悲愤和忧伤。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傅斯年的论著中有许多反对国内各种分裂势力和对日妥协的言论，有时将言论付诸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对和批判国内对日妥协和地方实力派分裂行为是傅斯年爱国民族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
1934年，日本侵略者为便于统治我国东北地区，对付国际舆论，决定建立一个傀儡组织。他们看中了清王朝废帝溥仪，1931年11月将其挟持到东北，1932年成立了伪满洲国，建都长春；1934年3月，将满洲国改称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正式改称皇帝。日本导演的这一幕丑剧，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许多正直之士对此予以声讨和谴责，而国民党政府慑于日本侵略者淫威，只发表了一个通告，没敢采取任何实质性的制裁措施。傅斯年义愤填膺，于3月11日在《独立评论》第九十一号上发表了《溥逆窃号与外交态度》时事评论，怒斥“这事之关于溥仪及从党者，本不值得一论，因为溥仪小子无论称号是‘执政’，是‘皇帝’，是‘可汗’，是‘溥王’，他和他的从党总是‘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他做的事自为他的主人负责任，这事之关于倭寇者，也与以往的行径无分别，反正他们撕碎一切公约，破坏一切文明的原则，而求逞其暴力，这一段丑剧也不过是这大行动中之一步”。“所可怪者，是我们政府对此事竟如此胆怯，发一个无益而有损的谈话便算完事”。国家有人卖国求荣成为汉奸，政府对这种敌对势力竟连句像样的指斥话都不敢说，这不能不使正直之士伤感和愤恨。
1935年，日寇继续对华北地区进行渗透，以各种方式挑衅，制造借口，准备扩大侵略。国民党政府对严重的局势束手无策，一味地妥协求和。一些亲日派更是与日本政府的舆论相呼应，掩盖事实，鼓吹“中日亲善”、“经济提携”，干尽投降卖国的勾当。对亲日派的这些言行，傅斯年出于知识分子的良心，展开了无情的揭露，并对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批评和劝告。1935年3月，他写了《中日亲善？？！！》一文，文章一开始就对所谓的“中日亲善”进行了讽刺：“最近两个月真是‘中日亲善’论最走运的时代。也许这个理论与行为在将来更时髦，更成国事，更不得了，本未可知，不过在现在走运到这个田地，已够使人忧心如剪的了。仿佛这番热闹恰是为纪念‘一·二八’的第三周年！这真是历史上的最残酷的幽默。”日本蚕食鲸吞中国领土，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让中国人成为它的奴隶，这个罪恶的阴谋已经实施，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又开始实施占领华北的阴谋。日寇旨在灭亡中国，这在当时，已是司马昭之心了。但是，为掩盖其侵略行径，它却打起了“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旗号。已为日寇鱼肉的中国人，尤其是当政者，却无视这残酷的现实，有的人竟与日本侵略者相呼应，也鼓吹“中日亲善”，百般向日本侵略者献媚求和，这实在是既无耻，又滑稽，中国的正直之士为此而痛心疾首。所以傅斯年称之为“历史上的最残酷的幽默”。傅斯年并没有把笔锋止于讽刺，而是进而义正辞严地阐明了中国应对日本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他最后正告中国的当政者：
“一失足成千古恨”，正是此日中国外交路径之警告，当国之高贤与外交之当局都不便以十年来对付国内情事之态度应之临之。……果真今日我国为日本所提携，提之于股上，携之于胯下，以后只能照此一路步步入地狱，想转身是再也不能的。所以随便应付的态度，敷衍客气的姿态，忘其所以之心理，应机则变的希望，在此处是用不着的，一用则贻国家以莫大之害。
事实证明，傅斯年的预料和正告是正确的。中日亲善舆论的迷雾很快被残酷的现实所打破。在傅斯年发表此文后不久，日本侵略者便策划并制造了“察东事件”和“张北事件”，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屈辱性条约，其中最主要的是《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这两个条约使中国丧失了河北、察哈尔等省的大部分主权，华北地区成为日寇军队和特务严密控制的地区。中国的民族灾难日益加深。日寇在华北攫取了许多特权后，更加肆行无忌，放任日本浪人、特务到处为非作歹，诱使汉奸和亲日分子为他们服务。他们疯狂推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搜罗社会上的残渣余孽组织傀儡政府。也有一些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不仅自己对日寇妥协，唯命是从，而且反过来压制抗日舆论，打击抗日志士。由于傅斯年坚持抗日主张，不断发表激烈的反日言论，抨击妥协投降的行为，因而深为日寇和亲日分子所嫉恨。傅斯年依然故我，泰然处之，虽身处危境，但毫不畏惧。
日寇和一些汉奸在鼓吹华北自治的同时，还利用各种方式在中国内部挑拨离间，如挑拨地域间的关系，宣扬什么国民政府轻视北方人，用南方人统治北方人等等，目的是制造矛盾，为华北五省自治寻找借口与理由，以便把北方分裂出去，实行分而治之，用心可谓险恶。傅斯年所写的《北方人民与国难》，就是针对这种阴谋而发的评论。他在文中用大量事实说明全国一体，不分南北，并着重指出：北方人民地处民族斗争的最前线，更应该顾大体，反对各种破坏民族团结、制造祖国分裂的阴谋。他强调，在复杂严峻的局势下，北方人民特别应注意如下几点：
一、我们的处境已是站在全国家全民族最前线上的奋斗者，我们的中心要长存，我们的志气要永在。
二、我们只有在整个的国家民族中才能谋生存，我们一分裂便是俎上的鱼肉！
三、这时候，在此间空气中掩护着攻击政府，至少也是没出息。责备政府的话要到南京去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四、这时候，这环境，说话不留意，极易为人利用，所以要小心，要顾大体。应知“自治”之说，现在做来，徒得“外治”之结果，此皆天下共知。难道亡国是“自决”的归宿？别有用心者，不足与谈。看不清楚者，要想一想。
在当时气候和环境下，傅斯年敢于发表这样的言论，足见他置个人利害于不顾，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正气，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忠于国家和民族的赤子之情。
1936年，国民党政权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激化。6月，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为名，要求国民党政府公开举起抗日旗帜，并自行率军北上抗日。实际上，他们心存和蒋介石争权夺利的意图，史称“两广事变”。在此以前，两广实力派为了反对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南京政府，派代表北上联络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等地方实力派，支持北方实力派联合，成立统一组织。当时，宋哲元、韩复榘等人也酝酿策划组织联合机构以自保。日本侵略者更是积极活动，鼓动和策划“华北五省自治”，支持地方实力派联合反对南京政府，以便实现其分裂中国，逐一吞并的阴谋。应该说，西南实力派与北方实力派所进行的联合反蒋，与日本所策划的阴谋具有本质的不同，但如果得以实现，后果是相同的，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分期占领，最后灭亡中国。对这种严峻的形势，生活在北方的学者认识是清楚的。傅斯年在1936年7月5日的《独立评论》发表了《北局危言》，针对宋哲元、韩复榘发表的关于当时国内局势的通电，提出了自己对当时国家复杂而严峻的局势的认识，呼吁宋、韩等人认清形势，不要做亲者恨仇者快的蠢事。傅斯年在文中系统分析了北方复杂的形势和爱国人士应坚持的立场。
文章引用宋哲元、韩复榘通电后天津《益世报》发表的新闻。该新闻说：“万一马电之呼吁无效，内战终不能免时，为应付内外双方起见，将由宋韩两氏首倡，并联合华北各省区共同组织一华北保安机关，实行严守中立，保境安民。”傅斯年认为，宋哲元、韩复榘的通电将北方局势推到了“悲惨关头”，形成了“危殆局面”，他从几个方面分析了宋韩诸人的立场和行为的错误。他说：
第一，我们要知道，所谓西南两机关全是不法的组织，全是私人把持地盘的借口，在这时局下有这样组织，是为国家添无穷不幸的，为外国增无穷方便的。这样组织，所表现者是国家之分裂，所运用者是大局之不安，所增加者是民族之危机。这样组织，一之为甚，岂可以再？有者当改，何况新添？且就冀北岭南之形势论，在两广以地势上之不接近敌人，如此“窃号自娱”，尚可敷衍一时。在冀北则不啻前敌，一旦自断其后路，就执政者个人之利害言，诚亦不堪设想，何况国家？
第二，就国家民族言，若此时渤海诸省有不奉中央委令之新组织发生，实是一个空前的浩劫，势将一发不可收拾。盖假如这样一办，国人看起来是去年冬天所谓“自治运动”之复起，是前敌对本干的分裂，是人心之大打击，是国体的大迫害。非敌人的外国看起来，是中国政体之大崩溃，是中国大局之总瓦解，是外人势力侵入之大决口，是中国人不成人形之的确证据。敌人看起来，可就真正高兴极了，可以畅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地名了！可以纵心压迫了，因为当政者已没有了后路了。这真是求之不得，梦想而得的了。
第三，就此时渤海诸省执政者自身的利害言，此时只有依赖中央才可以自存，若形成一种近似独立的形态，必在不久的将来中全盘棋子输到敌人手里去。这道理是非常明显的，以国家的力量对付此日之危局犹虞不济，何况一隅？以整个的组织策应此地之困难犹觉不可，何况一方？且此时冀兖当局犹可推大事到中央身上，彼时又有何说？所以这道理本是很明白的，中央一断，外邻便紧，既失后联，即陷前敌。无论在何种考量之中，何种口号之下，凡有特殊组织起来，在意义上无殊于“冀东”之傀儡，在结果上尤必迅速的演成同彼一致的状态。这是毫无可疑的，这是很明显的。
傅斯年当时发表了数十篇关于社会政治和民族问题的政论，此篇较为系统深刻，它反映出傅斯年对国民党中央政权、地方实力派和日本侵略势力三种关系的明确认识。日本侵略势力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任何地方实力派的存在都于国家、民族不利，而只于日本帝国主义有利。地方实力派任何形式的分裂、独立行为都不利于团结御侮，都会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后果。
当时，一些失意的官僚、政客和地方实力派的幕僚往来奔走，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他们向地方实力派献策，要北方地方实力派建立自治组织，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中央政府都保持联系，“骑墙于南京东京之间”。傅斯年在文中对此进行了驳斥，他说：
此时此地有一种不负责任的邪说流传，说是最好骑墙于南京东京之间，庶几乎可以自存。这真是发昏的话，做梦的话！我知道此间的忠义军人必痛恨这样话，我尤知道深明大义如韩宋诸氏者一闻这话必斥邪说。然对一般无知者犹不可不破此说之虚妄。执此说者固不为国家及大局设想，一以个人利害耸动听闻。然试问在此等局面之下，虽欲骑墙，如何骑得下去？以此时欧洲的局面论，小国尚不能自存，必附大国以存，何况一国之一地方？果真骑墙，连一个月也骑不下去，便要向外倒下去，或一跌致命了！骑墙即等于独立，独立等于自亡。
一人或一团体之现在立场，可就其经历推断之。现在我们对北方危局犹有庆幸者，即因冀鲁二省之当局过去之历史使人安心之故。一则长城战中之英雄，国人共戴，一则对外不屈之大将，举世共闻。然而所最可虑者，此间地方宵小太多，失意政客军人太多，自负聪明的妄人太多，汉奸太多！他们浸润之诉是极可怕的，他们卖弄聪明的策略是极危险的。再加上号称抗敌实际通敌的西南汉奸们派人到此招摇，于是社会上群疑并起。深愿渤海诸省的当局彻底看穿这些败类的居心叵测，彻底明白他们的设计自陷，将他们工屏斥得远远的，或把他们正刑定罪。这是安定北局之一要着。
鉴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旗号是反对蒋介石对内专制，对外妥协，傅斯年在文中特别强调专制是国内政治问题，而自治实际是分裂，分裂将导致亡国，北方的军政首脑要认清形势。他对此分析说：“在这时候，个人恩怨是谈不到的，政治的细目是不暇论的。我个人也是深虑中国政治之无出路的。尤其痛恨浮薄少年模仿意德之邪说。然而权衡轻重，绾北局之安危者应该知道，与其亡国于异类，毋宁亡政于独裁，与其作弘光朝的左良玉，毋宁作大宋朝的吴越钱氏，与其作宋亡国时徘徊旁观的淮上诸将，毋宁作晋南渡时奉持正号的西凉世家。这道理本明显，何况趋势也并不尽如此不幸。殷汝耕本无兵柄，一身投降，不过为黄郛之羞，这也是‘锦上添花’，不足为黄氏增色。至于军人，亡国后之末路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军队是有力量的，不能苟全；军人是有地位的，不能幸免。”
傅斯年针对当时各方面微妙的关系和严峻的形势，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他说：“归结说来，就国家民族的立场论，就北方的安危论，就北方执政者之自身利害论，此时只有奉持中央，才有办法，新组织无论在何种彩色中，何种程度上，都是绝不可有的。对于西南自当愿共和平，若真不免一战，此间应以中央之立场，决不可听西南之敌方军事教练顾问之包销人之鼓簧！这样才可以维持国家、维持地方、维持军誉、维持本人。”从中可以看出傅斯年当时所坚持的信念就是全国上下要消除各种形式的分裂，团结如一，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反对日寇的侵略。
傅斯年这个时期关心和发表文章讨论的多是关内形势，其中最主要的是日本侵略中国，中日全面战争必不可免，中国处此形势该怎么办。虽然他发表的言论涉及范围较广，但主题很明确，就是各种政治势力、各阶层民众应该消除内部矛盾，“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团结起来，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共同奋斗。
(三) 抵制日寇“华北自治”阴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