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的老酱园,以“斋”“香”取名者至少十几家。中国北方的“江北四大酱园”,几乎没有取名为“斋”,江浙、两广、湖北湖南,同样少见以“斋”为名的老牌酱园,昆明为何出现这种风气?
有人认为,昆明酱园名称中的“斋”和“香”,出自佛门。早年的昆明妇女,信佛吃素者较多,斋为素食,吃斋念佛的女人在家中腌制咸菜,出家人在寺里以酱菜和咸菜佐餐,酱园取名为斋,顺理成章。
佛教在云南,因大理人全民信教,随着南诏势力的拓展,一度传之甚广,并在昆明绵延兴盛。个中原因,在于云南本地崇拜鬼神的原始宗教,不能让人心安,而数百年间迁移云南并定居昆明的中国外省人,口音杂乱,文化相异,各自孤苦飘零,只有共同熟悉的佛教,能把他们相互联系并给予精神慰藉。
从前的昆明中老年妇女,人人吃斋念佛。罗养儒在《云南掌故》中记述,民国时期的昆明,大年初一,各家老妇必手持珠串,坐在堂屋内念佛,等待亲戚来访。家里的老头,早就大清早出门,手捧香盒与黄钱,赶往寺庙进香去了。
此种风习,邻近昆明的县市区也有。
无论是何原因,昆明的酱园,确实以“香”、“斋”取名为多。比如著名的永香斋,不过,有一家名为益和斋的昆明酱园,却与佛门无关,其创办人姓陈,名中有一个斋字,酱园就取名益和斋。
益和斋酱园的后人陈先生,曾著文追忆祖辈生活,我在2013年1月,拜访了陈先生。
很难设想,草根文化的酱园,会创办于昆明的书香之家。陈先生的几个叔伯都熟读诗书,事业有成,他自己一生教书,退休在家,仍著文为乐。
陈先生是昆明明德中学的语文老师,叫他陈老师更恰当。明德中学位于昆明顺城街的沿河路,大名鼎鼎,在恢复原名之前,这所学校名叫昆明第十三中学,校址所在地是昆明城里的伊斯兰文化区。恢复明德中学的老校名后,校门也改成伊斯兰建筑特色的尖弧形。可陈先生不是回族,明德中学的学生中回族较多,学校也不是单纯的回族中学。
沿河路一带格外繁华拥挤,商场的高大玻璃墙面,泛射出现代城市的冷峻之光,车马不通,从前的街道面目全非,很难辨识。陈老师接到我们的电话,急忙从家里出来,在街边的小店前等候。
他很健康,头发黝黑,腰板挺直,不像七十岁出头的样子,长相与风度与想象中的昆明酱园生活搭不上关系。我从车上下来,跟着他走过一段路,拐进了一个路边的岔口。这个岔口是两幢楼房之间的空地,空地一边是专卖牛肉的小店,另一边是昆明有名的小金牛清真餐馆,餐馆隔壁,是明德中学的教师宿舍院。
陈老师住在学校的宿舍院内。
这片街区我太熟悉,隔两条窄街,昆华医院对面一个叫做三益里的地方,是我的出生地。我在三益里一个四合院里长到上小学,并学会打酱油。记得父亲有一天交给我一只空瓶子,要我出门,帮着做事。他嘱咐我打两提咸酱油,一提甜酱油,混合在瓶里带回家。咸酱油三分钱一提,甜酱油五分钱一提,两毛钱要找补加9分。如此复杂的安排,大伤脑筋,我一路念唠,生怕出错。
那时的咸菜铺卖酱油,都用长把的木制提壶度量,有大提和小提,顾客递上酱油瓶,售货员找出一个漏斗,插进空瓶,从缸里打一提酱油倒进去,再倒一提,结账了事。
学打酱油,是让我见识人事,父母上班,我在四合院一户玉溪邻居家寄食,主要的事还是读书。我的姑妈在顺城街底的红旗小学做校长,我每天出门,数着街上的电线杆,沿金碧路去红旗小学读书,上学放学都要经过沿河路。当时有一个地名比沿河路更响亮,那就是鸡鸣桥。如今,鸡鸣桥这个充满生活热情的地名,已被时光覆盖。
多年后我家搬到三市街,后来又住过金碧路,都与沿河路相距很近。九十年代初期,昆明城改扩建,三市街一带的老城区居民全部搬走,新楼拔地而起,惊散了历史旧梦。陌生的住宅高楼里,迁入的都是外地新人。沿河路、顺城街、三市街、马市口,已离我远去。
只有陈老师仍住在沿河路,与供职一生的学校相伴,守护着昆明的历史。
陈老师很健谈,滔滔不绝地追忆昆明的酱园生活。
他说,从前的昆明酱园,林林总总很多,出名的有正义路的永香斋酱园、大绿水河的绍兴大陆酱园、拓东路的大通酱园、南强街的味美斋酱园、品香斋酱园和得一号酱园等等。
陈老师家的益和斋酱园,位处金碧路88号,现在的锡安圣堂旁。今天的昆明,所有企业都已搬离城区,倒退半个世纪或更长,昆明的手工业作坊,大多与城市居民区混杂。铁器店、竹器店、棺材铺、家具店,裁缝铺和糕点铺,都与现代意义的纯粹商店不同,为前店后厂式,是制作与销售合一的作坊式小工厂,老板加上雇工,小的三五人,大的十几人,做大了才增加人手,在城外另建车间。
创办益和斋酱园的陈老先生,1938年去世时,李根源曾来吊唁,并送挽辞:高令望终。
李根源是国民党的创始元老,任过云南讲武堂总办,曾与蔡锷共同响应辛亥革命,还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而组织护国起义,大名传遍云南和中国,后反对曹锟贿选总统,退出政坛。
酱园老板去世,竟然惊动了李根源,一个原因是益和斋的创始人陈老先生,经营酱园,还做木材、大米和土特产生意。他借滇越铁路之便,把生意做到外省,赚钱很多,名声在外。另一个原因是,陈老先生的一个女婿,曾与在日本读士官学校的蒋介石同窗,回国后做过国民革命军96军军长,参加了北伐,并任山东济南市长。
陈老师的祖父,赚钱后做过很多善事,捐资建了昆明的护国小学,那学校解放后与另外几所学校合并,组成了盘龙一中。此外,陈老先生也在灾荒年代散财赈灾,积极施助于人。从前,有社会人士给陈家赠送过一块匾,上书:热心公益,那是对陈老先生的赞颂,也成了陈家的处世古训。
热心助人的陈老先生,六十余岁时为朋友慨然的作保,结果,那人携200万滇币借款逃跑,陈先生背上了债务。200万滇币,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昆明,是一笔巨款。
陈老先生变卖产业和房屋,代人还债,一病不起。家人紧急商议,安排后人接替家族惟一保留的益和斋酱园产业。于是,陈老先生二夫人的一个儿子被选中,这个人就是陈老师的父亲。当时陈老师的父亲18岁,新婚不久,正读昆明东陆大学预科,家族面临破产,岌岌可危,只能弃学从商。
益和斋酱园在陈老师的父亲手上,经营到解放前,一直生意兴隆,他的父亲陈静波,由此成为昆明的酱业领袖之一。
陈家的其他后人,均有出息。
陈老师的一个伯父,做的是建筑产业,创办过昆明民国时期的耕生营造厂,营造业就是建筑业,早年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创办中国营造学社,研究的就是中西建筑比较。抗战时祥云的云南驿机场、嵩明机场和蒙自机场,都为耕生营造厂承建。他的另一个叔父考取黄埔军校,参加过抗战时的长沙保卫战,后在国民党军宋希廉部任作战参谋,赴滇西抗日。
抗战胜利,是陈老师记忆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