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初的欣欣向荣到如今在常人眼里的落魄,钱绒的经历没有人关心。她貌似认命、妥协、不在意,恰恰是对世界的不妥协不认命。她在意生命中某些一闪而过的良善,比如公公的孤寒离世。但是,常年独自生活,她学会了拒绝,拒绝表达,拒绝接受貌似的关切、平等、互爱。她不再试图取悦某个人,钱绒用她特有的方式迷惑了世人。
离开村庄,拐出一条小道到马路,马路一侧的空地上,坐着几个白发老人,衣着灰暗。我看到那件深绿色的外套,马尾辫垂落在后背,钱绒就坐在她们中间。她的眼神暗淡,跟刚才在家时的警惕和排斥判若两人。看不到焦灼——在这些年长的老人中间,钱绒显得安定、安全、祥和。我一厢情愿地判断,钱绒急于离开屋子是因为她不愿或不敢一个人在那空房子坐着,因为那里有个敌人,她斗不过——她当然斗不过时间。在那间屋子里,时间像洪水,蓄得满满的,要将她淹没,她只有逃离。
北乡人的勤劳有目共睹,而钱绒是个例外……她的心已经荒芜。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是个发展中建设中的工地,挥汗如雨的农民,远离家园,投身于这个庞大的工地,常常找不到自己——而钱绒却在家乡迷失了自己——“平江来的钱绒已经死了”,不知是怎样的孤绝,才促使这个年轻的女子说出那样的话来。
一个不甚宽阔的道地,零散晒着苞谷,有的是新鲜掰来才晒出来的,有一部分大约晒了几天。一把扫帚倒在地上,簸箕里是一些杂物,泥灰,一片树叶,干燥的苞谷衣,吃过的苞谷芯子。另一侧沿墙靠着锄头耙子斗笠竹编簸箕,一双沾满泥灰的高帮雨鞋,还有一个铁丝编起来的背篓。一方台阶连着道地和街檐,街檐上,一个女孩三四岁的样子,在一辆破旧的童车里玩。屋里传出呵斥声,“你个臭娃儿哦,怎的又把地给搞脏了,看我揍你。”
小女孩像是没有听见,依旧在拉扯童车,童车上的商标已经剥落,小女孩在撕掉这些塑料贴膜,回头见到我们,有些惊愕,继而弃车而逃,进了屋子。斥骂声依旧,听不明白内容,先是见到一把扫帚,利落地打扫,再见到一双手出来,一手抱着一个男孩,另一只手在扫地,半弯着腰,有些费力,嘴里依旧在唠叨。是一个女子,头发蓬乱着,七分裤,一件混色短袖上衣,衣襟上粘满了什么东西,好像是鼻涕的痕迹,又像是粥汤干了的样子。蓦地见到我跟小秦,她没认出来——小秦带了副太阳镜。女子惊讶地看着我,我对她笑笑,不由自主地欠了欠身子,“你好,在忙呢。”
小秦喊她菊英,菊英像才醒悟过来,露出黄斑牙齿,“是表姐嘛,我都没认出来。”
一个空荡荡的厅堂,堆着化肥袋子,另有一些杂物,木头,竹杠,不明用途的几个水缸,两块腊肉吊在门框上。厅堂两侧有两扇对开着的门,左边那间是卧房,右边里间是卧房,外间连着厨房兼客厅。
“楼上太热了,睡不了人。”
我们在右边吃饭那间坐下来,就着一个小茶几,茶几上摆放着一个塑料筐子,几个搓了一半的苞谷躺着。我跟小秦帮着搓苞谷粒子,问为什么要搓下来。因为这些都是嫩苞谷,菊英说,搓下来后,放到冰箱,要吃的时候,直接拿来煮——在贵州很多乡村,都保留着祖辈传下来的饮食习惯,茄子豇豆苞谷南瓜切成块,加清水,不放任何调料,在锅里煮熟了,晾在一边,待吃饭时端上来,蘸着辣椒水下饭。那汤干净、清淡。小秦问菊英是否要上坡,菊英的头偏了偏门外,“这太阳毒着,这会儿怎么上坡,晚点要去。”问大概几点过去,现在是不是要睡觉。菊英说,她中午从来不睡午觉,因为家里有做不完的活儿。
说话间,女儿又在街檐上玩童车了,菊英看到我的相机,跟女儿说,让阿姨奶奶给照个相。我赶紧出去,端着相机想给女孩照相。结果,无论我如何努力,小女孩就是避开我的镜头,左右横竖我都看不到她的正面,她的眼睛隐藏在童花头的刘海下面,她不是低下头,就是侧过身子。我放弃了给她照相的念头,索性走到左边一间屋子里,小秦跟菊花两表姐妹在右边屋子里拉起了家常。
左侧屋子里,摆放着一张陈旧的沙发,上面覆盖着花布,看不出沙发本来的面目。一边是两张靠背椅子,两张椅子面对面合在一起,椅子中间又接了一张方凳子。一床薄被子凌乱地堆放着,一眼看起来,像是临时搭建的床铺。这间屋子被一面木板隔成了两间,外间除了沙发和椅子,还有一张陈旧的搁几,搁几上方摆放着一个纸折起来的装饰品,足有一个普通菜盘那么大,层层叠叠的,像是一个微缩的宝塔。我小心翼翼地拿下来,是用旧课本折叠起来的,手工精巧,每一个都是一个等腰三角形,也不知怎么叠的。我放回这个宝塔,进入里间,里间是一张床,大约一米二左右,盖被、垫被,看不出是夏天的床铺,倒像是春秋两季的床。想起来,贵州大山里夜晚的温度不高,很适宜。一边的一个橱柜上,堆满了零碎的物品,衣服,袜子,作业本子,铅笔,一床待洗的床单,三两件换下来的衣服,还有几件洗干净晒干了的夏衣。
除了厅堂,左右两边屋子都用报纸和试卷课本纸给糊上了,看起来满屋子的花花绿绿,内里有陈旧的报纸和课本纸露出来。菊英说,在她打算回来带孩子之前,公公婆婆就糊了一次,一回到家里,觉得家里花花绿绿的挺好看。过了一年,那些糊过的墙壁都发黄了,到年底时,再糊一次,“没钱装修嘛,就糊一层纸,看起来干净一点。”
在我们坐着说话的当口,门口响起摩托车的声音,菊英抱着儿子站起来,儿子已经在臂弯里睡着了,她把儿子放到左侧卧房床上,到门口,她公婆回来了。
黧黑的脸蛋,扎实的身子,公公手里拿着一个头盔进来,见到我们,微微笑了笑。小秦忙喊舅舅,舅舅指指椅子,“坐,歇着,歇着。”婆婆瘦高个儿,身体很虚弱的样子,待到屋里坐下,便跟小秦叹气,说一家人都吃药。果然,菊英公公从抽屉拿出药来,就着凉茶吃药。公公高血压,四肢酸痛,一年到头要吃各种不同的药物。婆婆一个月前动了手术——婆婆费力地站起来,撩起衣衫,腰际处,一个刀疤触目惊心,婆婆说是囊肿,现在还得休养。“怎么待得住哦,家里七七八八的事这么多,少一个劳力家里人就更累了。”婆婆说的家里人,指公公、菊英,还有在外打工的儿子。说到儿子,婆婆显然动了情,说,一家十口人,现在都靠儿子一个人赚钱养活着。
菊英22岁那年跟丈夫结婚,不久生下女儿,“结婚前就商量过了,要是第一个生儿子,我们就再生个女儿了事;要是第一个是女儿,那就得出去。”
出去是因为山高路远可以躲避计划生育。大女儿不满三岁,菊英便跟丈夫开始了15年漫长的打工生涯。15年里,他们夫妻辗转七八个省,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最后在浙江稳定下来。15年里,他们陆续生下5个孩子,等第六个孩子生下之后,他们结束了生育之旅——因为第六个是儿子,他们的目标达到了。“生一个孩子要花费一万多块钱,生了5个孩子,花掉我们七万多块钱。15年里赚的钱,除了拿点给家里,基本都花在生孩子上了。”
儿子出生之后,菊英便回到了村里。她坦言,当初回来的时候,是带着小小的成就感回家的,觉得家里终于有个儿子了。可是等她回到村子里过了没多久,便觉得自家条件已经落伍。如果要排位,菊英家无疑是最后一名。没有新房子,一台15年前买的电视机还在用,所有的家具都陈旧不堪。80年代造的房子,到如今二楼都没钱装修,现在连装修的想法也没有了,因为整个房子不但落伍,而且屋顶总是漏水。
闲聊时,菊英的手机响起来,她嘀嘀咕咕跟电话里的人说着什么。挂了电话便跟我们说,四女儿肚子痛,老师让家长去接回来。公公拿起头盔说,我去接——前年家里添了一辆摩托车,因为庄稼地太远了,没有摩托车有时走路来回都得三四个小时。早上去地里,没干一会儿活便又得走回来。“狠了狠心借了点钱就买了,现在有这个车方便很多了。”
菊英递给公公一本病历,是四女儿的,说要是没有这个本子,很多费用不能报销。公公拿着本子出去,摩托车突突突地轰鸣着远去了。婆婆担心公公的身体,说,现在才50多岁就这病那病的,老了怎么办?又吩咐菊英煮苞谷给我们吃。万般推却不管用,菊英说,你们来我很高兴,我们家穷,别人看不起,没人上我家串门。这么一说,我们便觉得不好意思了,依了她。
大约半个多小时之后,公公带着孙女回来了。女孩上二年级,刚在医疗站打了一针,菊英问现在肚子痛不痛了,女孩摇摇头。菊英让女孩写作业去,自己抓起很多衣服,说趁现在空当,洗掉一些,到晚上实在累了,停停洗洗,有几个晚上都要到12点才能上床睡觉。
很久我才理清楚菊英家的儿女一一对应关系。大女儿现在在浙江打工,已经外出三年了,当时出去的时候未满18岁,村里睁只眼闭只眼给开了证明。二女儿14岁在镇上读六年级,三女儿12岁读三年级,四女儿10岁读二年级;五女儿4岁,就是在家玩童车的这个;最小的儿子两岁,胖胖的脑袋,一脸好奇地看着我们。
42岁的菊英谈到这一帮儿女,自有一番感叹,说,这么多儿女中,还是四女儿——刚才因为肚子痛回家来,她懂事听话,平时不多说话,自己的东西有固定的地方放。最淘气的是第二个女儿,在菊英满腹的埋怨中,我听到的大约是这么个情况。第二个女儿出生之后基本上在家让公婆带,他们忙于农活,除了给口饭吃,别的什么都教不来。现在这个女孩根本没有女孩的样,拆天拆地,“随便跟哪个姊妹碰在一起就打架,我火起来每人一顿棒子。”
菊英感叹她家的女儿都不懂得体贴她,她举了个事例来说明。有那么几次,她身体不舒服,加上家里长久没有吃水果了,抱着儿子去集市买回来苹果,挑最小的买。累得腰酸背疼回到家里,放下塑料袋子,还没把儿子安顿好,家里几个女儿就抢着来抓苹果,“喝都喝不住,等我回头想拿一个吃,只剩下一个空的塑料袋,被风吹到地上。”每当这时,菊英总是万分恼火,可是看着她们“饿死鬼一样大口咬苹果时,我总是觉得嗓子口堵堵地难过”。
又谈到远在浙江的大女儿,更是菊英的心头之痛,当时她是不赞成大女儿出去打工的,毕竟还小。可是她“小学毕业就不愿去上学了”。在家跟爷爷奶奶干点农活,过了两年,偷偷跑到村里去开了个证明,跟村里其他人一起去了浙江。“听说在工厂做电子产品,一年到头不太打电话回来。我打过去给她,她也冷冰冰地不愿跟我说话,也不跟她爸说话,只有跟她奶奶能说上几句。”在菊英看来,另外几个女儿不懂事还情有可原,毕竟还小,大女儿现在都这么大了(其实还不满20岁),还跟我们怄气。“她主要怪我们丢下她出去了15年。我们有什么办法,在村里做人,总得要个儿子嘛。”菊英说。
有时候菊英也会跟女儿说找对象的事,让她看清楚小伙子,不要随便找个外地人,以后吃亏吃苦我们家里也不知道。谁知道女儿的话“吃了石头一样硬:你们就生了我,小时候不管我,大了也不要来管我,你们哪有资格来管我们,你们只要管好你们的儿子就是了。”菊英说,大女儿责怪他们夫妻为了生个儿子把另外几个姐妹都撂家里了。
我问菊英,生这么多孩子,是她本人特别想要,还是老公的要求?或者是公婆给的压力?菊英顿了顿,说,我自己也很想生一个儿子,“农村嘛,没个儿子怎么行?”另外,夫家也给了一定的压力,因为当初生下大女儿后,婆婆抱着大孙女让儿子媳妇放心,家里由她跟公公守着,趁小夫妻现在年轻,赶紧出去打工去。“家里计划生育抓得紧,到外面没人知道。”
这一去便是15年,菊英现在像老人一样回忆起跟丈夫在外漂泊的日子,依旧不后悔,“我们夫妻感情很好,不然我也不会生这么多孩子。”
现在,丈夫在浙江打工,有时寄回来两千,有时候三千多点。问起这样的状况要维持多久,菊英的眼睛朝远处看过去,拿手擦擦汗,“我也不知道,可能要到老吧。”
菊英拎了一袋子苞谷,非要表姐小秦带上,又很不好意思地说,她要去坡上干活了,拔草、锄地、摘苞谷,地里多的是活儿。现在是下午4点,菊英会在地里做活到夜里7点,因为夏天太阳照着的时间太长,“两头摸黑才能做得了活。”大约7点20左右,菊英到家开始收拾灶台烧晚饭,有时候没等她烧好晚饭,几个孩子都已经各自睡过去。等她烧好晚饭,再一个个喊醒,吃过晚饭,她得张罗着给小的几个孩子洗澡,料理他们睡觉。她开始洗碗洗衣服,等收拾完家务,大约会在12点左右睡觉。
因为二楼实在太闷热,孩子不能入睡,有几个晚上,菊英会听到孩子在吵闹着哭,她在疲惫中吼一声,女儿们安静片刻,就听到下楼梯的声音。第二天醒来,菊英会看到几个孩子分散睡在一楼,沙发上窝着一个,两个椅子拼接起来一个,公婆的床上一个。还有一次,一个孩子因为太热,把被子铺在地上睡着了,因为地气太凉,感冒了。菊英怪女儿不懂事,狠命地抽打了她一次,“打了她,我自己心痛得要命,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