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法国经济学家勒施出版了《经济空间秩序》一书，他将中心地理论用于工业区位的研究，提出了经济区位论理论，探讨了中心地与市场区域形成的经济景观，即“勒施景观”。在工业区位理论基础上，勒施利用数学推导和经济理论，得出了与克里斯泰勒学说相似的区位模型——六边形，所不同的是，勒施遵循超额利润最低化原则，从最低级货物的最小必需销售距离的顺序开始，由下而上建立起他的中心地理论体系。勒施把各种经济景观（大城市所支配的大规模的市场区域）作为一个单位，当最初的大城市拥有的市场区域半径为L时，在超出L的区域，该城市的区位集聚效益消失；当离该城市的距离达到L的两倍时，下一个大城市的布局就会产生；以此类推，距离越远，运费越高，需求也就减少，大城市数量不断增加，最终以这些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景观仍呈六边形。勒施的贡献在于首次提出了经济区思想，指出经济区是专业化和大规模生产的利益与运费及多样化生产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他将一般空间均衡方法引入区位分析，将贸易流量和运输网的中心地的服务区位纳入区位研究范围，从需求出发，以市场—价格分析揭示大多数工业区位是选择能够获得最大利润的市场地域，区位的最终目标是寻求最大的利润地点。因此，近代区位论又称利润决定论。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工业区位论中，A 韦伯引入了空间费用曲线，勒施引入了空间收入曲线。史密斯在《工业区位：经济地理学分析》中（1971年），把这两条曲线结合起来，通过空间费用曲线和空间收入曲线反映了收入的空间界限，认为用收入的空间边界分析就可以找到最佳区位或次最佳区位。他说，能够得到最大利润的区位是总收入超过总费用金额最大的地点。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对城市规模等级进行了描述性研究，得出了类似中心地理论的经验性数据。如1939年马克·杰弗逊（M jefferson）对国家城市规模分布规律进行研究，提出了城市首位律。即一个国家的“领导城市”总要比这个国家的第二位城市大得异乎寻常，杰弗逊曾经分析了51个国家的情况，发现其中有28个国家的最大城市人口是第二位城市的两倍以上，有18个国家大于第二位城市三倍以上，他就把这种在规模上与第二位城市保持巨大差距、吸引全国很大部分人口的城市，定义为首位城市（Primate City）。
城市分布的金字塔理论认为，把它们按大小分成等级，就有一种普遍的规律性存在，即城市规模越大的等级，城市的数量越少；而规模小的城市等级，城镇数量越多。把这种城市数量随着规模级而变动的关系用图表示出来，形成城市等级规模金字塔。金字塔的基础是大量的小城市，塔的顶端有一座（常常就是首位城市）或少数几座大城市。金斯利·戴维斯使用一种特殊的城市规模级的划分原则，研究世界10万人以上城市的规模分布，发现每一级城市的个数几乎是高一级城市个数的2倍。1913年，奥尔巴赫（F Auerbach）提出了城市分布的位序—规模律，发现一个国家的第二位城市人口数是最大城市人口的二分之一，第三位城市是最大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依此类推。
中国学者叶大年发现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一个特大城市的周围以这个城市为圆心，大约以300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没有同样级别的城市发育。20世纪70年代，叶大年还提出，中国城市的排列类似于晶格结构，在这个结构上如果出现“空穴”就会导致新的城市发育。
（三）新城市主义与阿瓦尼原则
新城市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在城市规划和设计领域中不同于现代主义的城市模式和城市增长模式运动。其宗旨是重新定义城市、社区的意义和形式，创造新一代的城市住宅。
新城市主义指出，现代主义的规划缺乏城市生活，丧失社会意识和社区意识，强调已建成的物质环境在社区的重要性，主张城市建设重视社区建设，强调社区感和适宜居住性，寻找人们对物质环境的认知感。新城市主义还认为，由于郊区的无序曼延，破坏了社区间人们的相互联系。新城市主义的运动寻求对无序曼延的郊区重新配置，形成真正的社区和多样化的城区，并注重保护自然环境。
1991年，美国非营利组织“地方政府委员会”组织了一批著名的新社区建筑师，归纳当时社区规划的新想法和趋势，形成了一个文件，并于当年在加利福尼亚优胜地（Yosemite）国家公园的阿瓦尼旅馆召开的会议上，将这个文件向当时与会的一百名地方政府官员分发。这个文件事后被称做阿瓦尼原则（Ahwahnee Principles）。
阿瓦尼原则标志着新城市主义的正式出现，成为新城市主义的行动指南。它包括三个部分，分别是社区原则、地区性原则和实施原则。
1.社区原则指出，所有规划都应该形成完整和融合的社区，包括对居民每天生活至关重要的住宅、商店、工作场所、学校、公园和市政设施。社区的规模应该控制在住宅、工作、日常生活所需和其他活动都在轻松的步行范围之内。一个社区应该包括多样性的住宅类型，以使来自广泛的阶层和年龄段的居民能够生活在其区域内。社区内的商业应该提供社区居民广泛类型的工作岗位。社区应该有一个包括商业、市政、文化和休闲娱乐活动的中央聚焦区域，还应该包括众多为居民经常使用的开敞空间，如广场、绿化带和公园。社区规划设计应该有助于保护资源和减少废物产生。社区应该通过自然排水、抗旱绿化和重复利用来有效地利用水资源，通过街道的走向、建筑的布置以及使用遮阳方式来提高社区的能源利用率。
2.地区性原则指出，建筑的材料和建造方法应该具有地区特点，以开展历史和文化的连续性并与当地气候相适应，以鼓励发展地方特性和社区特点。
3.实施原则指出，地方政府应该负责规划过程，而不是让开发商进行一小块土地的开发。总体规划应该标明哪里的土地允许新开发、填充式开发和再开发。
新城市主义建立了完整的体系，即阿瓦尼原则和新城市主义宪章。新城市主义还有一个组织，即新城市主义大会。
根据阿瓦尼原则和新城市主义宪章的理论，创造了TND社区，而且成为美国20世纪90年代开发的主流社区。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新城市主义大会，总部设在旧金山。新城市主义大会从1993年以来，在美国不同地点每年举办一次，参加者不但有建筑师和规划师，还有大量的社会各界其他专业人士。1996年，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召开的第四次大会上通过了《新都市主义宪章》。该宪章在阿瓦尼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总结，可以说是著名的雅典宪章的反宪章。
新城市主义宪章主张通过以下原则来指导公共政策、开发实践城市规划与设计。
1.大都市、城市和城镇。大都市地区是当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经济单元。政府合作、公共政策、物质规划和经济战略都必须反映这个新的现实。大都市与其内地及自然景观有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环境、经济和文化上的。大都市的开发不应该模糊或彻底破坏大都市的边界。在现有城市地区内填空式地发展，以及重新开垦边缘和被抛弃的地区可保护环境资源、经济投资与社会网络。大都市地区应该发展某些战略来鼓励这样的填空式开发，而不是向边缘扩张。朝向城市边缘的新开发应该以社区城区的方式组织，并与现有城市形式形成一个整体，并规划达到工作和住宅平衡，而不是一个卧室型的郊区。对城市及城镇的开发和再开发应该尊重历史形成的模式、常规与边界。在城市和城镇中，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系统应该在全区域范围最大限度地畅通，以减少对私人汽车的依赖。
2.社区、城区和条形走廊。社区、城区和条形走廊是大都市开发及再开发的基本元素。大众日常生活的许多活动都应该发生在步行距离内，相互连接的街道网络应该设计为鼓励步行，减少机动车的出行次数和距离，节约能源。在社区内，广泛的住宅类型及价格层次可以使年龄、种族和收入多样化的人群每天交流。在合理规划和协调的前提下，公共交通走廊可以帮助组织大都市的结构和复苏城市中心。集中的市政、机构和商业活动应该置身于社区与城区内，学校的规模和位置应该在孩童可以步行或使用自行车的范围内。一系列的公园，从小块绿地、绿化带到球场及社区花园，均应分布在全社区内。
3.街区、街道和建筑。所有城市建筑和景观设计的最基本任务是在物质上定义街道与公共空间，作为多种用途的地方。单独的建筑项目应该完美地与它的周围相连接，这比追求独特风格更重要。建筑和景观设计应根植于当地的气候、地形、历史与建筑实践。历史建筑、城区和景观的保护与更新要保持城市社会的延续及演变。
（四）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
中国城市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无数的沧桑变迁，城市空间结构也在不断地演化中。通过对目前中国不同地域、不同级别的各个城市空间结构的观察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具有一种共性，即基本上呈现以同心圆式的环形道路与放射形道路作为基本骨架的“圈层式”发展格局。在中心城市中，这一格局以北京、上海为代表，西安、郑州、昆明、徐州等特大城市或大城市也采用了相近的模式。此外，许多经济发展较快的中小城市也呈现出类似的发展趋势。如果没有明确的地理因素的制约（如山川、海岸等），在不同性质、不同级别的许多城市中都可以找到环形加放射这一发展模式的影子，只是有的已经成形，有的尚未完善、只现雏形，有的还只是处于规划阶段。
这种环形加放射的圈层式结构模式，会如此普遍地存在于中国的不同城市当中，并非偶然现象。城市空间形态是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的外在表现，城市地域空间结构则是城市地域功能结构的直接反映。城市地域功能结构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地域内的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价格，某一地区的土地价格和利用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的空间可达性，而空间可达性又随着城市交通条件的改变而变化。所以，城市交通状况的变化与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密不可分。
19世纪中期以来，世界上的城市交通经历了五次较大的变化，每次变化都引起了城市形态的相应改变。从步行到马拉车的出现，到电车、铁路、汽车、直至今日高速公路、环形路以及地铁等的迅速发展，城市也从原始的高度聚集状态，经历了星形与环形的几次更迭，一直发展到今天的城市多核心模式。每一次城市交通技术的创新所形成的新型交通线，都牵引人口、工业、商业向远离城市中心的方向发展。随着城市发展轴的极化及不均匀分布，原有的环状布局被打破，代之以星形和扇形模式。而随着城市边缘区道路的不断完善，主要放射线可达性较差的区域不断得到填充，地域活动的均质性逐渐形成，表现在城市空间的形态上，即为星形结构消失，同心环状结构又得以重建。因此，城市空间扩展在交通技术创新的背景下，始终遵循“环状—星状—环状”的类年轮型增长方式。当一种交通技术发挥到极致而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时期时，整个城市的空间可达性因距离城市中心的远近呈现出明显的同心环状，城市各个方向上接受辐射的距离大致相同，即城市空间形态为同心环状。目前，中国城市空间的扩展正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特别是大、中城市已经过相当时间的发展，布局已经相对成熟和稳定，因而不约而同地形成了环形加放射的圈层模式。
对于城市发展而言，环形加放射的圈层式格局无疑有其自身的优点，例如城市各区域的发展机会相等，城市边界明确，市中心地位突出，城市总体形象完整，而且可以有效地减轻市中心穿越交通的压力，便于加强城市各区域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交通联系等等。然而，这种摊大饼式的结构模式也逐渐暴露出自身的缺陷和弱点。首先，它不利于城市土地资源的有效使用。其次，圈层式的城市格局是以单一的城市中心为基本特征的，而这种单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也日益显现出弊端。过分突出现有的城市中心，容易导致经济容量和城市功能的过分集中，同时又造成新区开发的相对分散，这样的反差既不利于城市新中心的迅速形成，也影响了城市旧区的更新。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中国许多城市提出了一种新的城市空间结构模式——开放式的组团（多核心）结构，并已将这种思想体现在新一轮的城市规划蓝图中。这种结构的特点是打破原有的圈层模式，变集中为分散，培育和发展几个城市分中心，将原来单中心的一些功能合理分散配置到各个分中心，并结合它们各自原有的优势和特点制定发展战略，以实现城市地域功能结构的合理重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适应于城市发展客观需要的必然结果，是城市不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城市保持自身旺盛生命力、实现有机疏散与渐次更新的必然。
§§§第五节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理论
一、区域概念的理解和区域经济理论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又是一个特定的地域空间概念。地球表面上的任何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几个国家均可成为一个区域。区域可以是经济区，也可以是行政区，或是自然地域、流域等，这是传统意义上对区域概念的理解。但根据新兴古典经济学，区域又是一种经济组织，这种组织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非人为安排的结果，它是随着城市的形成而出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