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钱穆由香港到台北，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做了连续4次共8小时的演讲，演讲内容构成了他的重要著作——《文化学大义》。这是钱穆自抗日战争时期著《中国文化史导论》后，再一次对“文化学”做系统的讨论。他在演讲中说：
今天的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并不仅是一个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或是外交的问题，而已是一个整个世界人类的文化问题。一切问题都从文化问题产生，也都该从文化问题来求解决。
“文化”二字，现在已成口头禅，时时听人讲到，处处看人文章上写到，但至今还没有正式成为大学一学科。然亦早该是需要正式成立这一学科的时候了。我们本来没有社会学，因我们需要有社会学，社会学终于成立；我们本来没有经济学，因我们需要有经济学，经济学终于产生。一切学科全都如此。今天我们已急切需要有一门“文化学”，而此学科尚未正式产生、成立，则我们又将如何来讲这门学问呢？……这尚是一门新学问，尚是一门未成熟的新学问，这比较尚是一门活的学问。
钱穆讲的主题是“文化学”，同时又指出“文化学”此时尚未正式成立，这一判断当然是基于他自己对于“文化学”内涵和意义的认识。在钱穆那里，“文化学”的对象偏重于人生，“文化学是就人类生活之具有传统性、综合性的整一全体，而研究其内在意义与价值的一种学问”。[1] 实际上，在钱穆之前，已有一部分执著的中国学人致力于建构独立的“文化学”学科，并有相当活跃的表现。钱穆当然知道此三数学人对于“文化学”的倡导和贡献，这时说“文化学”尚未产生、成立，并非有意抹杀他人的先创之功。但他确实比较客观地指出了所谓“文化学”在当时的实际状况。毫无疑问，此时钱穆大谈“文化学”，特别是大谈他心目中的“文化学”，是与国民党残守台湾岛后的政治时局和对大陆政权易手后文化发展的悲观预测分不开的，撇开国民党此时鼓吹民族文化的政治出发点不谈，钱穆对于“文化学”学科认知的表述，确也提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所谓“文化学”这一特殊的学科构建，需要放在近代以来民族文化意识觉醒和思想论争的历史过程中加以考察。民国时期，“文化学”曾经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到一些学人的倡导和建构，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和制度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现象，它不但与学术本身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与近代中国探寻文化出路的思想背景紧密相关。
一 作为一门“学科史”的研究回顾
“文化学”的建构首先表现为中国近代学术史或“学科史”的重要内容，近代中国“文化学”的建构，很自然的是作为近代学科史的一种而受到关注的。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学术史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对于近代中国知识转型后出现的各门现代学科，已有了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涉及的领域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政治学等大的学科，到某一学科的次一级领域或具体知识，都有学者或研究生投入相当精力，或纵论源流，或条分缕析，或补苴罅漏。这些成果对于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学科史研究的方向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中较为典型的是：艾尔曼从“格致”到“科学”的研究；陈以爱、罗志田、桑兵从笼统的国学到“分科治学”的研究；邹振环、郭双林对地理学在近代中国发展的研究；刘龙心对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确立的研究；孙宏云对近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研究；姚纯安对社会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的研究等。[2] 其他各学科，也都有各自的学科史的叙述，不一而足。而从总体上论述近代知识和制度的转型和学术体制的形成，则有桑兵主持的重大攻关课题“近代中国的知识和制度转型研究”，以及相关专著、论文集和专栏论文。桑兵关于此类研究的着眼点和基本取径的解说，对于本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桑兵指出，在方法上，特别需要重视典章经制与社会的互动、制度渊源与实际运作及其反应。在研究视野上，特别需要考虑以下方面的问题，即中国固有知识与制度体系的渊源、变化与状况；外来知识与制度体系的具体形态及其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国人如何接受外来的知识与制度？外来知识与制度如何与中国固有的知识与制度发生联系？本土与外来知识与制度如何产生变异，形成新的形态？这些变异对中国的发展产生的制约。[3] 此外，左玉河著《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和《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对于近代学科史的研究也有一定贡献，尤其是后者分别从中国古代学术体制、现代学术研究主体、现代学术共同体、现代学术研究中心、现代学术研究机构、近代图书馆制度、现代学术讨论平台、现代学术成果交流、新式奖励评估体制、学术资助体制等方面探讨了中国近代学术体制创建的历程。[4]
与中国近代学术史的其他领域相比，“文化学”的学科史研究相对薄弱。长期以来，对于中国近代文化的相关问题，海外学者的主要兴趣和研究重点都集中于对中西文化关系的宏观探讨，而对于中国“文化学”的发展与实践则未见专门研究。国内由于学科类型框架的限制，“文化学”并没有在学科和教学体制中成为一门实在的学科，这一课题在过去也未受到足够的重视。1980年代以来，各种概论“文化学”的著作，如刘伟《文化：一个斯芬克斯之谜的求解》、郭齐勇《文化学概论》、李荣善《文化学引论》和陈华文《文化学概论》及其《新编》等，[5] 均有专门的章节叙述了“文化学”的基本发展历程。刘伟简要介绍了现代文化科学的产生及“文化学”在中国发展的过程，将“文化学”在中国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五四前后十余年的东西文化论战时期，二是1920年代末至1940年代末中国“文化学”全面发展时期，三是1980年代以来“文化学”回归热潮，视野稍为宏观。[6] 吴克礼《文化学教程》提及了倡导“文化学”的主要学者黄文山、朱谦之及其相关著作。[7] 陈华文在其《文化学概论新编》中提到，人类学演化形成了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脱胎演变出了“文化学”，三者之间的发展演变关系和序列非常清楚。[8] 一批提议创建“文化学”的学者，在他们的论述中，重新回顾了“文化学”在近代的建构过程，周洪宇等提到了“文化学”在民国时期得到提倡的主要经历、人物和论著，因论文篇幅所限，论述比较简略。[9] 李宗桂、林坚等人也都在自己的相关论述中简述了“文化”概念的演变过程和“文化学”在国际和国内学术界的发展情况。[10]
而对于“文化学”学科史的专门研究，始见于少数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者。黄兴涛有专文《近代中国文化学史略》，对“文化学”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做了钩沉，指出中国的“文化学”孕育于五四时期，“文化学”一词至少在1924年即已出现。作者提出应当从“文化学”的方法入手，对其做全面、深入、细致的历史总结。[11] 黄兴涛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有专节论述了民国时期“文化学”的发生和发展概要，介绍了其中比较重要的学者及其著作。[12] 田彤《转型期文化学的批判：以陈序经为个案的历史释读》虽然是专门研究陈序经的著作，但作为背景，该书专门论述了近代中国“文化学”的产生过程，特别论述了其产生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学术派分，论述较以往研究更为详细。[13]
关于中国“文化学”建构者的研究，因这些建构者同时又是在近代思想史上比较有影响的学者，既有研究多以他们的思想为对象。近年来，将他们作为“文化学”学者的研究，也取得一定的进展。民国时期，倡导建构“文化学”的中国学者，主要是黄文山、陈序经、朱谦之等。黄文山1960年代在台湾出版《文化学体系》后，在海外产生一定的影响，1976年，张益弘主编了《黄文山文化学体系研究集》一书，收录文章48篇，分“黄文山的生平介绍”“文化学的内容概述”“文化学的体系原理”“文化学的方法运用”“文化学的理论与展望”等部分，主要是对黄文山生平的回忆、对黄文山著述的介绍和对黄文山“文化学体系”研究的心得。[14] 大陆学术界对黄文山的研究，过去多在论述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时，对“黄凌霜”之名有所提及，专文不多。阮青曾撰有《黄凌霜》一文，作为《中国现代哲学人物评传》之一，对黄文山的生平和主要学术、思想有初步的介绍。[15] 黄兴涛在提议开展“文化学”的学科与理论研究时，特别注意到黄文山在“文化学”领域的贡献，指出黄文山称得上近代中国最早具有明确的“文化学”方法论意识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文化学”的先驱人物。[16] 作为学者的黄文山，近年来有钟少华、田彤、黄有东做过研究。钟少华的《中国学的文化创建者黄文山》，对黄文山和他的“文化学”做了简单介绍。田彤指出黄文山不仅是“文化学”的倡导者，而且是“文化学体系”的构建者，并比较了黄文山与陈序经“文化学”观念上的不同。黄有东以黄文山的“文化学”思想为中心，结合研究其文化观，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分别探讨了黄文山为什么要建设“文化学”，怎样建设“文化学”，其建构“文化学”体系到底是什么样子，如何评价其“文化学”体系及其学术地位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7] 拙作《黄文山文化学与文化观述论》对黄文山创建“文化学”的动机和契机，及与其文化观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指出黄的文化观的转变，充分显示了“文化学”理论对其文化思想的影响，力图以此作为典型个案，反映近代思想与学术的密切关系。[18] 反映黄文山主要思想主张的《黄文山文集》将纳入《中国近代思想文库》，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对陈序经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他的思想方面。1990年代以来，陈序经的有关著作陆续得到重新出版，如杨深编《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收录了陈序经有关论文和著作节选；邱志华编《陈序经学术论著》，即陈著《中国文化的出路》和《东西文化观》两书的合编；中山大学编辑出版了《陈序经文集》，收录了陈的多篇文章，归纳为“文化学”“社会学”“教育学”“东南亚与华侨问题”四大类。[19] 陈序经是民国学人中对“文化学”倡导较力和出版系统专著较早的学者，对于陈序经“文化学”方面的研究，首先在对其中西文化观的研究中有所涉及。台湾学者张俊在《试论三十年代全盘西化思想的理论基础》一文中，将全盘西化思潮的理论基础概括为进化论、生物与环境决定论、文化有机整体论、文化世界主义。[20] 刘润忠《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文化学基础》一文对陈序经文化思想的理论基础也进行了研究，从文化的模仿与创造、文化进步与人的发展、“全盘西化”与民族意识等方面，论述了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文化学”基础。[21] 这些论文虽然以全盘西化论为着眼点，但一定程度上，已触及了“文化学”理论的基本层面。张太原《试析陈序经“全盘西化观”的理论基础》一文，在陈氏理论系统内部就其本身固有的内容进行了整合，使之明晰化。[22] 南开大学刘集林著《陈序经文化思想研究》则是大陆公开出版的第一部研究陈序经文化思想的著作，虽然该书主要论述的是陈序经“全盘西化”思想，但部分章节大量涉及了陈序经的“文化学”理论，并对其理论得失做出了客观的评价。[23] 田彤多层面探讨了陈序经的“文化学”体系，从陈氏各个具体研究领域的内在逻辑中“重建”这一体系并置于中国“文化学”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评析，认为“陈序经是中国文化学的真正草创者”。[24] 拙作《陈序经文化学理论与全盘西化论》一文，对陈氏“文化学”理论的基本框架，特别是其学术渊源进行了分析。拙著《民族立场与现代追求——20世纪20～40年代全盘西化思潮》有专章讨论了陈序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对其建立“文化学”的努力进行了初步的论述。[25]
朱谦之的研究在过去也长期不被学术界重视。戴康生的《朱谦之传略》、黄心川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朱谦之先生》及《朱谦之与〈中国景教〉》、于光的《智者永远受人尊敬：纪念朱谦之先生诞辰l00周年》、黄夏年的《朱谦之先生的学术成就与人格风范》，对朱谦之的生平和学术有简要的介绍。[26] 黄夏年整理了《朱谦之著述目录》，张国义编有《朱谦之学术年谱》，对于了解朱谦之的生平和学术颇有价值。[27]1990年以来，朱谦之的宗教研究和哲学著作被多次重版，特别是《朱谦之文集》的出版，使他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及所起的作用也日益成为学者关注的问题。1999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朱谦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会，学者对他的学术成就予以高度评价。目前已有多篇论文分别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朱谦之的文化思想和哲学思想，力图廓清其理论体系。[28] 日本学者森纪子以朱谦之的古学为中心，探讨了1920年代国粹主义的有关问题，对朱谦之的唯情哲学与柏格森哲学的关系有简要论述。[29] 对朱谦之的唯情哲学进行论述的还有方用的《朱谦之“唯情哲学”批判》《试论朱谦之〈周易哲学〉中的“情”》《试论朱谦之唯情哲学的理想人格》等论文，[30] 此外还有一批以朱谦之的历史学研究为对象的成果，张国义的博士学位论文《朱谦之学术研究》和专著《一个虚无主义者的再生——五四奇人朱谦之评传》详细论述了朱氏一生的治学著述，特别侧重其历史观和历史学论著的分析，[31] 不过对其“文化学”的建构方面，仅有大略提及。拙作《西方理论与朱谦之的文化学思想——以〈文化哲学〉为中心》，试图从朱氏“文化学”的理论建构过程中，揭示其所受西学的启示，指出在广泛采择西方各种理论的基础上，朱谦之受到来源于德国的理论影响十分显著，使他的“文化学”思想具有显著的思辨色彩和追求“生”与“情”的生命哲学特征。[32]
从群体角度进行论述的，有蒋志华《广东文化学研究一瞥》，介绍了广东“文化学”学者对于“文化学”研究的贡献。[33] 在研究“文化学”学科史及朱谦之、黄文山、陈序经在“文化学”建构过程中的作用时，对于其他相关人物，如张申府、陈高傭等人的作用也有所提及。
以上简述了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学”和“文化学”倡导者的研究状况。此外，与“文化学”学科建立相关，在社会学与人类学学科史方面的一些专门研究，对于了解“文化学”的理论输入和发展十分重要。在社会学方面，王康主编的《社会学史》将社会学在中国的历程作为单独一编，对民国时期社会学史做了简要介绍，篇幅约占全书四分之一。[34] 韩明汉的《中国社会学史》对社会学在中国成长的背景、过程及主要代表人物和流派进行了介绍，其中包括文化社会学派的介绍。[35] 杨雅彬著《近代中国社会学》两册，是作者在1980年代《中国社会学史》基础上更为详细的论述，着重介绍了民国时期各种流派的社会学家及其学术实践，探讨了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36] 姚纯安著《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1895～1919）》分西方社会学的输入（1895～1903）、思潮激荡中的社会学（1903～1911）、社会研究视野中的社会学（1911～1919）三个阶段，考察清末民初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渊源脉络、内外因缘，指出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深受西方和日本早期社会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观念及当时国内社会政治的影响，另外，作为一种思想理论资源，也对清末民初社会文化变迁（如民族主义思潮、社会改良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社会研究、国学研究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人类学方面，黄淑娉、龚佩华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进行了回顾与展望，分阶段论述了1949年以前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分析了理论方法上的不同特色。[37] 王铭铭著《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考察了西学东渐背景下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命运，对人类学在近代中国的“国家化”因素进行了深入论述，对人类学所受西学影响和本土成就有深刻的认识，其中许多观点对于本课题的研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38] 这些著作虽然不是以“文化学”作为研究对象，但“文化学”及其相关内容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文化学”建构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 思想史关注下的研究取向与方法
“文化学”建构者的一切努力，客观上参与和丰富了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同时扩展着近代中国思想和文化发展的深度与广度。“文化学”在近代中国的倡导与命运，具有特别的认知意义。
从本课题的研究史中可以看到，既往研究重在近代中国“文化学”学科本身的发展线索，虽从后视的角度看，所选对象和考察范围有着重要意义，但多以“文化学”学科的“成功建立”为基本预设，以预设支配事实，往往易于忽略“文化学”发生发展的点滴历程和本身局限。仅有少数论述，将学术的发展与思想环境有机结合，个案研究也为细致的了解提供了基础，但开展既能注重历史细节，又具整体上把握“文化学”学科历程的研究，仍有相当大的努力空间。联系思想史的背景，考察其“建构”的过程及其所反映的意义，比简单评判其学科建立的程度，更具有研究的价值。
笔者认为，关于“文化学”学科历史的研究，不应囿于“文化学”在现今之残存影响，而要突破单纯勾勒学科线索的思维模式，从发生的角度，以时间为经，对文化理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中国学人对“文化学”学科的倡导和试图建立完整体系的自觉努力、“文化学”学理与民国时期中国文化问题的思想主张和文化论战的关系、“文化学”在近代中国的实际命运等方面进行深入的考察。这一视角，不仅可以揭示近代学术与思想变迁之间的关系，而且从世界学术的角度看，也提供了一个相对于一般学科发展具有一定特殊性的学术史研究的特例和补充。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看到“文化学”的建构在近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的独特性。这是一个涉及知识与社会、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等种种重大关系的研究课题，可以从一个独特的方面揭示近代中国学理与思潮的互动和学术体系的演变。要达到这一研究目标，从研究方法上，有以下几点需要特别予以重视。
一是需要特别注意历史的“异”处。既往研究较多地归纳了“文化学”倡导过程中的“同”，以便勾勒和证明整个“文化学”在中国的“成功建立”。而“文化学”的实际倡导过程，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桑兵指出，在考察近代中国知识系统所受西方影响时，一旦从笼统的“学”或“文化”落实到具体的学科、学说，就会看到由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渊源发生而来的独立系统，其中的“异”对于各种学科或学说的核心主干也许影响不大，但对于边缘或从属部分则相当关键。[39]“文化学”在近代中国的倡导和建构，对此有充分的体现。如果不重视建构者之间来源不同、目标不同、建构的途径不同等“文化学”建构的“异”处，在研究中难免受建构者思想牵引，而得出似是而非的笼统结论。
二是需要特别注意历史联系间的“实”处。既往研究同样较多关注“文化学”建构过程中西方理论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关注中国学人间相互联系中活跃的方面。而中国学人对外来理论接受的实际情形、“文化学”在近代中国建构的具体内涵和影响的局限性、中国学人之间不协调的方面、中国学人建构学术共同体不成功的方面，对于“文化学”建构的命运有着更大的影响。因而在本课题的研究中，在观察对象的确立上，力求克服笼统，更多地以一个个参与提倡和建构“文化学”的学人为主体，而不是以被建构的所谓“文化学”为主体来进行观察；充分尊重历史事实间的实际联系，而不是一切以预设前提为准。本课题力求仔细分别中国学人对西学的实际接受、中国学人间的实际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认识学术与思想、与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密切联系。
本课题主要从上述思路来阐述“文化学”在民国时期的建构及其意义，努力从学科史透视思想史。主要论述的内容如下。
绪论“从学科史透视思想史”，主要介绍本课题研究的学术史、基本思路和主要资料。与既往研究的不同在于，本课题不主张从“文化学”学科“成功建立”的预设出发来条理史料，评判结果，而是力图将“文化学”学科史的内容置于近代思想史的背景之下，对其倡导过程和命运进行实事求是的梳理和分析。
第一章“‘文化’的‘译’与‘释’：一个元概念的生成”，主要讨论作为“文化学”最基础概念的“文化”术语在中国传入和发展的过程及原因。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一词作为一种新概念，在近代中国经历了译介和阐释的过程，与其相关的讨论吸引了众多民国学人。“文化”概念被中国思想界广为接受，对其内涵、理论的认识不断丰富和深入，使关于“文化”的理论研究在中国达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高度。“文化”的概念引进与近代中国文化论争的思想史背景息息相关，表现了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自觉的渴求。
第二章“自西徂东：‘文化学’学科概念与理论的输入”，主要讨论产生于西方的“文化学”学科概念以及相关的理论、学说对民国时期的中国学人产生吸引和启示，从而使这一学科概念自1920年代起在中国植根。与大多数现代学科的情况不同，“文化学”在西方发育缓慢，又与既有学科界限不明，因而它在中国的引入，并非简单的学科理论移植。“文化学”建构中的西学驱动，更多地体现在中国学人敏锐把握西学中“文化科学”对中国思想和学术的启示意义。西学的学科概念、学术理论和学科形式，启发和推动了中国学人对“文化学”的建构。而在学科内容上，由于在西方学术界“文化学”发展不充分，中国学人反而有更大的建构空间。
第三章“思潮与学理：文化问题与‘文化学’的本土需求”，主要讨论1930年代“文化学”的学科建构与民国思想界文化论争的关系。进入20世纪以来对于本土文化问题的广泛关注，提供了“文化学”理论在中国独特的社会需求，特别是1930年代的文化论战，刺激和推动了理论层面的思考和争鸣。“文化学”从学理深处影响着近代学人对中西文化的基本认识，是各种文化思想的学术根源，无论是本位文化派，还是全盘西化派，背后均以相应的“文化学”理论作为支撑。黄文山、陈序经、阎焕文的“文化学”与文化观的个案，充分说明中国文化问题的本土需求导致“文化学”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近代文明边缘、学术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获得特别的发展。
第四章“执著者的建构：‘文化学’的系统理论著述”，主要讨论“文化学”系统理论著述在中国的出现。在“文化学”的倡建中，以黄文山、陈序经为代表的少数执著学人，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致力于“文化学”的系统理论著述，形成了黄文山的“文化学体系”系列论著（作为其《文化学体系》的主要部分）和陈序经的巨著《文化学概观》。而另一位特殊的参与者朱谦之则撰著了《文化哲学》《文化社会学》等重要著作，对“文化学”的学科建构，起到了一定的呼应作用。他们的学术背景和文化立场不尽一致，对“文化学”的理解和阐释也各不相同，而均在西方学术理论启示下，因应时局和思潮，通过理论著述，对于“文化学”的建构做出了重要努力。
第五章“寻求体制：走向讲堂与学术共同体的‘文化学’”，主要讨论了“文化学”建构者使这一学科进入课程体系、建立学会等组织的种种努力，以期在学术体制上提升“文化学”的地位。特别是1940年代后期，“文化学”建构者在相互协调、呼应的基础上，致力于建立学术共同体，营造合作气氛，但因共识难一、时局骤变而成效有限。建构者的后来命运和1980年代后“文化学”在中国的重新提倡，也在本章予以讨论，以见民国时期“文化学”学科建构的余绪及其在当代的影响。
结语“从文化自觉到知识‘自觉’”，对本课题研究的主要观点加以总结。民国时期“文化学”的学科建构，在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一般进程中，成为多少有些异样的特例。它以学术史的问题形式而展现近代文化思想变迁的多维面相。与其他现代学科在中国的境遇相比，“文化学”显示了异乎寻常的“发展”之势，这是近代以来在西学驱动下的民族自觉和文化自觉发展的结果。知识自觉（“文化学”的学科自觉）是文化自觉（民族意识觉醒和对中国文化历史地位的自觉）的派生，近代中国社会恰好提供了这一具体学科转型的土壤。
三 基本资料
研究民国时期“文化学”的学科建构问题，民国学人关于“文化学”的专门著作历来是基本依据。这些著作主要有黄文山的多篇关于呼吁创建“文化学”及论述其原理与方法的论文、相关论文结集出版的《文化学论文集》、1940年代末出版的《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以及晚年完成的《文化学体系》等；陈序经的《文化学概观》是他最重要的“文化学”著作，其次则有《中国文化的出路》和《东西文化观》等著作；朱谦之有《文化哲学》《文化社会学》可以作为其代表性论著；阎焕文著有《文化学》长文，在“文化学”的学科建构中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但是研究民国时期“文化学”的建构，绝不是仅仅把依据的资料限定在这些“建构”性著作就能够完成的。从学科史透视思想史，需要把研究视野扩大到极广泛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的范围中，因而本课题的研究资料实际上也需要是尽量广泛的。除上述论著外，本课题主要还利用以下种类的资料。
一是报刊资料。在报纸方面，有《中央日报》《广州民国日报》、汉口《大同日报》等。在期刊方面，有综合性期刊《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等，有政治性期刊《中央导报》《中国革命》等，有文化类期刊《文化建设》《文化批判》等，有学术类期刊《社会学刊》《民族学研究集刊》《史地学报》等。所利用期刊中有立场比较偏向国民党的（以《前途》《更生评论》为代表），也有立场比较带有自由倾向的（以《独立评论》《现代评论》为代表），还有值得注意的校园出版物如《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南大思潮》（岭南大学）等。在广泛使用的期刊中，有些过去较少受学术界重视，如《新社会科学季刊》《社会学讯》等，在本课题的研究中得到较多利用。
二是人物文集和著作。除了黄文山、陈序经、朱谦之等民国时期“文化学”建构者的相关文集外，还广泛关注当时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和思想家如孙中山、梁启超、吴稚晖、陈立夫、李大钊、梁漱溟等，学人如孙本文、叶法无、林惠祥、柳诒徵等，以及稍晚的学者钱穆、戴裔煊等，他们的思想性或学术性论著，无论作为背景性资料，还是作为与“文化学”建构直接相关的知识性资料，都应予以高度重视。
三是译著。民国时期外人著作的中译本，对于“文化学”的建构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黄文山、钟兆麟、吕叔湘、马绍伯、王璧如、李宝瑄、张资平、何炳松等翻译了大量欧美或日本的学术著作，如哈尔的《社会法则》、爱尔乌德的《社会进化论》、路威的《文明与野蛮》、奥斯瓦尔德的《文化学之能学的基础》、米田庄太郎的《现代文化概论》、西存真次的《文化移动论》、关荣吉的《文化社会学》、鲁滨逊的《新史学》等，均成为本课题重视的资料。
四是资料汇编。本课题主要利用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全盘西化言论集》《全盘西化言论续集》等文献汇编。其中《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全盘西化言论集》《全盘西化言论续集》均为当时人编辑的文献汇编，不仅具有便于检索查询的功能，而且其选编出版本身亦提供了相当重要的思想信息。
在外文资料方面，重点参考了L. A. White的The Science of Culture: A Study of Man and Civilization，和各国学者发表在American Anthropologist （《美国人类学家》）、Monumenta Serica（《华裔学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美国社会学杂志》）中的一些英文论文。日文资料则主要有米田庄太郎著《现代文化概论》、桥川时雄编《中华文化界人物总鉴》等文献。
以上各种资料的出版信息，请见本书所附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