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才好像听见有人喊我。恐怕是梦。
让我这样躺着，却不让我动，搞得我很窝囊。那段小梦，使我这颗天真的心脏傻头傻脑地跳快了一倍。我梦见有人来救我，捧住我的脑袋，像拔一种根茎类植物一样用力地拔。我的头发死死地牵住泥土，使他们很难拔出一个全须全尾的东西。还有人喊我，我的名字变成了一首颂歌，被许多人用假嗓子唱着，拖着长腔。
我在梦里忽然变得不想死了。可那些人全都对我板着脸，好像在说：事情闹到这一步，你耍赖可不行。我真想对他们说：我不需要你们的颂歌，劳驾你们闭上嘴，不然我宁可不死了。但我不好意思讲真话，那样不是得罪人吗？
直到我清醒，还听见袅袅的一点儿余音：“陶——小——童——”
我记得，我是逆着山势躺着的。全身的血都灌进脑子里，这使我犹如一条底朝天的口袋，所有东西都陆陆续续往下倒，倒到最后，我发现自己最耿耿于怀的是孙煤半夜失踪的事。那件事使我大长见识也大受刺激。
孙煤能在那么一件荒唐事里表现出正义和勇敢，真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发现我蛮可以当一个密探，因为在这方面我条件突出：机敏、多疑，孜孜不倦。与密探不同的是，我对当事人怀有极其善良的愿望。真的，当时我对班长那种不知害臊的行为嫌恶的同时，又为她担忧到了心律不齐的地步。
我忽然又听见什么地方有人呼唤我。我否认我又做了什么梦。仔细听听，山上的树和草在窣窣作响，除此以外，没什么再证明地球上还有活物。
我没见过比这更可怕的灾害。大自然想折腾所有生灵太容易了，它不过发了十分钟的牢骚，把所有的“大寨田”都恢复成亿万年前的状态。人们无穷尽地利用它，这使它不耐烦。它一阵疯狂的哆嗦，像要甩脱一切强加于它的负担。于是山崩了、河断了，泥沙和石头汹涌得像潮水一样从山上倾泻，人们精心营造了多年的村庄毁了。我随“抗震救灾”大军开进这里时，一切都乱得不像话，没人知道该从何处救起。
这是我来到此地第一次见到月亮。真的，几天来，连太阳也不曾出来过，何况月亮。
灾区的月亮，又白又大，像“阿司匹林”大药片。
我能很痛快地吞下任何药片。阿奶曾对我的吃药精神深感恐怖：一颗随便多大的药，被我一瞪眼就咽了下去，“咕咚”一声，像块儿石头落到井里，接着再吃第二颗，看样子像吃起来没够。“这小孩吃药有瘾头吧？……”阿奶疑惑地问母亲。
“她吃药一向蛮乖。就是很容易生病，伤脑筋！”母亲说。
我也太爱生病了，我为此感到害臊。每次母亲对着我叹息：“唉！老天爷，你怎么又生病了？”我就感到很对不住她。我非常体谅她的牢骚和烦躁。那次阿奶把我带走了，她坚持说我没什么病，主要怪母亲养得太马虎。
阿爷看见我高兴得发狂，严肃的脸做出各种怪样子来逗我笑，我一笑，他更得意忘形。没想到，我这一岁半的病孩子倒挺让这老头子看重。
我很争气，从此不再生病。阿奶在两年后领着我去了趟上海，脸上很光彩。父亲要把我留下来，跟哥哥、姐姐一道接受父母的关怀。阿奶手指点着自己的鼻子，说：“除非我死。”
这回的的确确有人在喊我。七八处伤都在剧痛，证明我醒着，没做梦，我要把它当成梦或幻觉可就亏啦！
是有许多人在喊我，声音怪悠扬的。
我的耳朵出奇地好，大概是它们略有些招风的缘故。因此，我梳辫子时尽量用头发把它们盖掉一些。徐北方说：“你掩饰了一个小缺点，却丢掉了一个大特色。”从此以后，我就放心地把耳朵露出来。在我入团的大会上，有人提出这么一条优点：“陶小童听取别人意见时很虚心。”大概是这双丑耳朵给人的错觉。
渐渐地，我似乎连那些人的脚步声也听见了。准是团支书王掖生活下来了，领着大伙儿来找我。我就知道，团支书轻易折腾不死。那回新兵投弹，彭沙沙瞎使劲儿，把手榴弹丢到身后，正敲在团支书的脑袋上，他稍一晃悠，立刻就站稳了。然后他方方正正的脸变得蜡黄，一揭军帽，一股血汹涌地淌下来。医生说，他那脑袋够禁砸的，换个人，不死也傻了。
“陶小童！陶——小——童——”
终于，我真切地听见了。
我不知怎么会紧张起来。我衣冠不整、蓬头垢面，躺的姿势也很笨拙，待会儿相逢时，我的形象大概不如他们想象中的英勇。
他们在喊我，战友们。我光着的脚丫突然有些发热，手指往泥土里抠。我明白，这叫激动。我幸亏没死，不然就错过了这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陶——小——童——”
我试着应了一声。一张嘴，吓了我一跳：嗓子眼儿里只出来一股粗气，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我怎么突然间没了声音？
从那次修“人防”工程成立鼓动组，我的声音差不多就被判了死刑。变魔术的董大个负责筹备鼓动组。我当时挤过去对他嚷道：“我参加！我，我，我！”
他说：“别起哄！”董大个的长手臂左挥右挥，分配谁打鼓，谁敲锣。最后也没看上我。事后，他笑着对我说：“你的嗓子只能讲悄悄话。”大美丽孙煤是鼓动组的主力。她就是不报名也有人请。她即便不张嘴，往那儿一站就是鼓动。她紧紧地勒着闪闪发光的腰带，上面挎着竹板，红穗子一飘一飘，真让我羡慕得不想活。鼓动组占了一块儿高地，成了整个工地、几千军民瞩目的中心。他们临时搭建了一座大牌楼，学生们扎了许多纸花装上去，把牌楼打扮得像顶巨大的花轿。“花轿”一侧贴满对解放军的赞美之词，另一侧是解放军把同样的词推让给老百姓，给人的感觉是军民在抬杠。后来鼓动组扩充人马，全宣传队几乎都挤到“大花轿”里去了，剩下少得可怜的人，还在暴烈的日头下刨大坑、抬大筐，其中就有我，还有团支书王掖生。我肩膀上肿了个紫红的小馒头，真希望他们也把我收容到鼓动组去。把我和团支书搁一块儿可真冤死我了，我虽然声音小，但不是左嗓子，他连语录歌都会唱走调。哪天打起仗来，鼓动组就是全牺牲了，也轮不到他去唱。
我又试了一次，嗓子还是“呼哧”一声，像破了的手风琴风箱，更像排废气的管道。我急了，我若与战友们失之交臂，就意味着永远这样不舒服地躺下去，可我早就躺腻了。并不是我对死这件事反悔，我是说，连最后的亮相都免去的死法让我有点儿不甘心。
一批批汗珠从我的毛孔里冒出来。我无法挣扎、无法叫喊、无法向找我的人发出一个我没死的证明。一棵树严严实实地掩盖着我，是我把它弄断的，现在它要断送我。
“陶——小——童——”
你们这样喊白搭。
过去我常常很不服气地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操练操练嗓子，不信它就那么点儿能耐。后来，事实证明我行：只要没顾虑，我也能发出大喇叭似的嗓音。任命我当新兵班长的当天，我的嗓门儿之，大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我懂了，我目前的状况叫失声。人的神经受到强烈刺激后，就会出现这种官能性的失声。
阿奶喜欢静悄悄的女孩子。她不喜欢姐姐，因为她成天“哇啦哇啦”。女孩子讲话要尽量轻声，别怕人家听不清。
阿奶最后是被一帮“哇哇”乱喊的人给活活吓死的。他们冲进来，站在院子里喊了一下午，一边喊一边翻箱倒柜，说是找阿爷的发报机。他们断定阿爷每天在跟台湾联系。阿奶当晚就故世了，她闭眼的时候，阿爷大声叫她名字，她突然睁开眼“咕噜”一句：“行行好，别吵我。”我本来已经准备放声大哭了，这时改变了主意，哭得极轻声。到最后我都是阿奶最赏识的女孩。
我一筹莫展地听着他们声嘶力竭地喊。他们在逐渐靠近我，大概只隔百来米了。天黑透了，“阿司匹林”似的月亮已被云吞掉。这山上尽是大小石头，一场泥石流几乎把全世界的混账石头都集中到这里，藏下我这么个人，像大海淹没一枚贝壳般省事。你们别这么喊好不好，喊得我难受得要死。我的手指已往泥土里抠得更深，整个感觉像在做噩梦。谁都做过那种梦：自身囿于巨大的危险中，却动不了，也无法摆脱，最可怕的是喊不出来。
我张大嘴巴，鼓足劲头，结果还是“呼——”，好像它除了出气，不会干别的了。我知道他们已离我很近，我哪怕讲句悄悄话，他们都听得见。
我发现我在哭，热乎乎的眼泪被招风耳盛接住。我很久没哭过了，当新兵的时候，一哭，班长孙煤就说：“你们新兵少给我来这一套。”后来我当了班长也这么说。孙煤从来不哭，我认为这是她顶过硬的招儿，当着部下的面一哭，威信全砸了。
我最害怕看见老头子的眼泪。阿奶一死，爸爸马上宣布领我回去，阿爷慌慌张张地看我一眼，忽然哭了起来。他哭的时候头一点一点的，不注意还以为他在打瞌睡。
妈妈对我说：“他有什么可哭的，你又不是他亲孙女！”
爸爸说：“立刻收拾东西！”他命令我把自己的和阿奶的所有东西都归到一处，由他们带回上海。
半夜，我悄悄从妈妈身边溜开。见阿爷的房里还有灯光，便趴在门缝儿往里看。老头子纹丝不动地坐在原地，我想他准睡着了。推开门，他一下子回过头，苍老的脸上全是泪水。
虽然我知道一哭准糟，但我还是哭了起来。我俩就这样隔得老远，相对垂泪，直哭到妈妈闻声赶来。她莫名其妙也跟着哭起来，接着哭醒了爸爸。似乎到了此刻，大家被一种共同的悲哀团结起来了，其实是各哭各的。第二天一早父母离开了苏州。他们改变了主意：把我留给阿爷，暂时安慰安慰他，这是看阿奶的情分。阿爷感激不尽地笑了。我从来没见他这样笑过——这样复杂、这样自卑。
“我们下次来，是要给小童迁户口的！”爸爸语气强硬，他已战胜了暂时的脆弱。不管我懂不懂，爸爸已在阿奶死后告诉我：阿奶和阿爷有过极不名誉的过去。
他们又朝四周喊起我的名字来。
我感到又饿又渴，口干舌燥。一再努力而发不出声音，使我的两扇肺也疼了起来。人有了希望而无法接近它，真是活受罪。
有人在轻轻抽泣。我听出来了，是蔡玲。
“哭有什么用？”
一个熟极了的声音说。但我绞尽脑汁也想不起这是谁的声音。
“大家别喊了！”熟悉的声音又说，“你们想想，她要听得见咱们喊，会不答应吗？”
我又张大嘴，丹田微微发颤，但还是一点儿效果也没有，我急得要发疯了。可越急越找不到发音的要领。就像蔡玲那种奇怪的病，小便憋得越厉害越尿不出来。
他们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停了下来。其实他们再往前一点儿，就有可能发现我。但他们灰心了，提前为我哀悼起来。没人再吭声。
我突然冒出个怪念头：是不是我已经算死了？死搞不好就是这种状态吧，它使你照样感觉着人间的一切，却无法做出反应。其实谁能搞清楚死人有没有想法，思维是否与肉体同时停止活动，灵魂何时脱离躯壳，出窍的灵魂又以什么形式存在，等等。真的，说不定我已经死了，活着的是灵魂。
这样一想，我更希望他们找到我，让别人鉴定一下：我是否还活着。我不相信自己的鉴定，好比我不敢自己下结论说自己是个绝对的好人一样。
我做过无数好事，但我不一定是个好人；我还在转着各种念头，但我不一定还活着，两者是同样的道理。
蔡玲一边哭一边用手在石堆里刨。在那儿是挖不出什么名堂的，假如你再前进几步，就会刨出我的一堆头发。
我的头发又黑又密。有一次洗完头，我站在院子里晒太阳，徐北方偷偷把我画了下来，还给画取名叫“穿黑蓑衣的姑娘”。他准备拿这张画去投稿，结果被孙煤撕了。其实画的是背影，不知她凭什么咬定是我。我早上说过，孙煤的感觉很神秘。
当然，徐北方现在失去了画任何人的自由。他闹得太过火了，居然亮出一杆真枪来，还把枪口朝一位首长的脑瓜子比画，这下性质就变了。按待遇他该送军事法庭，但另一位首长说造成他行凶的原因很复杂，不能单方面追究责任，先把他关进警卫连的小黑屋写几天交代再说。宣传队派人去给他送东西，问他什么话他都回答：“他妈的！”
“喂！你们看！”蔡玲果真刨出东西来了，“一只鞋！”
那是我的鞋。
“证明她肯定在附近！”
我突然听出来了：做出如此英明判断的人是孙煤！我的班长，我的情敌！她差点儿当上电影明星已离开宣传队快一年了，她怎么会来这里，来救我？！
“咱们分头找吧！”有人说。
“天这么黑，瞎找能找出个鬼来呀！”有人又说。
“对，明天天亮再来找吧！”一大群陌生人说。
只有蔡玲还在卖力地刨挖。她又刨出我另一只鞋子。似乎坚持刨下去，就能把我一部分、一部分地刨出来。她“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几乎就在我耳边。
这回我说什么也得喊出来。我张大嘴……
“蔡玲！你先别挖，我好像听见了什么声音！”孙煤说。
大家都静了下来，听我往外猛呵气，我的嗓子眼儿就这么大本领了。
“什么声音？……什么声音也没有哇。”
“别说话！”蔡玲说，“我好像也听见了，好像有人哼哼！”
她听错了，我可没哼哼。
“不是哼哼，我听见的是喘气的声音！”孙煤坚定地说，“再找找！分头找找！”
“我明明听见有人哼哼！”蔡玲趴下身子，把耳朵贴在她刚刨的坑上。
想必人们是散开来寻找我的。但很快又都失望归来，说压根儿没有任何声音。有几个人几乎是从我身边绕过去的，如果他们费心稍微找得仔细些，也不至于漏下我。
天黑得愈加浓重了。我身上这棵树不再抖索它的枝叶，一切都静了下来。大自然像在酝酿新的阴谋，万物都在心惊肉跳地等待着……
“天变了，搞不好还要下雨……”
“我听人说，天亮前这里还有一场泥石流。”
“那我们怎么办？……”
起初，这议论声像窃窃私语，但渐渐明朗起来，似乎这没什么不光彩。说明白些，他们不愿陪着我在这危险区域待下去。我也认为这想法正常极了：何必让一群年轻的生命，为一个死得差不多的人冒恁大的险？
不过你们一走，我会好孤单好孤单。
看来他们认为我死定了，拿着我的一双脏极了的鞋——作为我的凭证——走了。那双鞋将代表我参加我的追悼会，一定是这样。
他们撇下了我，我好难过好难过。我已经连张大嘴喘粗气的力气也没了。我认了。
“别……我真的听见了！”蔡玲显然被人扯了起来。
“我肯定听见了！是陶小童的声音！”
“要发泥石流了！”许多人劝她。
“再找找……”
孙煤突然说：“别吵，听——是不是有喘气声？”
我哗哗地流着泪，因为我的嗓子眼儿好像有了点儿要发声的意思。我感觉到了。
“陶——小——童——”
我纳闷儿我怎么会发出这种声音，像虫叫，又细又沙。但我毕竟不是一声不吭了。
“陶——小——童——你——在——哪——”
蔡玲用她宽厚的女中音叫道。这个黑夜，一位女中音歌唱家诞生了，因为她苦练了若干年，终于在这一刻领略了歌唱要领。她现在的声音光滑圆润，听上去荡气回肠。过去她一张嘴，她的声乐老师就说：“你的声音像一团肉。你永远也找不到位置！”她为“一团肉”的嗓音曾哭得死去活来。可就在这一刹那，她成了歌唱家，找到了他们那一行最重要的“位置”。
我继续用尽全身力气，让嗓子发出虫叫。
人们兴奋了。我这点儿可怜又可怕的声音捉弄得他们东奔西跑，一会儿说声音在这边，一会儿说好像在那边。
我使劲儿“叫”着。好像新学会一套把戏，兴致很高地抓紧练习。
“陶——小——童——”
蔡玲，你回去就这样喊给你的老师听，他准保心花怒放。我快不行了，每“叫”一声，元气就耗掉一部分。我听见有人朝我的方位走来……
“陶小童！你在这儿吗？陶小童！”
你来晚了，班长。我感到身体深深地往下一坠，世界和我不再有什么关系。就这样，我死了。没错，这才叫真正的死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