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算个故事吧。这故事没有真正的开头和结尾，中间的内容也不多，无非是我乘大巴去波斯考尔远足一天中的事情，当然，车没到达目的地。那时，我精力旺盛，也比现在听话得多。
那时，我住在叔叔和他妻子家里。尽管她是我婶婶，我只拿她当我叔叔的妻子，一方面是因为我叔叔是个大块头，大嗓门，一头红发，那又小又热的房子的每一寸地方都给他塞满了，就像一头老水牛给塞进了烘衣柜。另一方面是因为婶婶个子太小，太温和，太麻利，无论给瓷器狗掸灰、喂那头老水牛，还是安放从来没抓住老鼠的老鼠夹子，她都悄无声息，一阵风似的：只要她溜出屋子，在角落里叽叽咕咕，在干草棚里啃东西，你会忘了她曾经待在那屋里。
但是，叔叔就不一样了，他永远是一艘巨大的汽船，裤子背带就像帆索一样绷得紧紧的，要么把庞大的身躯塞在房前小商店的柜台后面，喘气活像一只铜管乐队；要么就在厨房里大酒大肉地吃他个昏天黑地，除了他那双船一样的黑皮靴，一切东西和他相比都太小了。他吃东西的时候，房子变小了；身躯在家具当中膨胀起来，呼呼直响的草坪般宽广的方格子马甲上，就像野餐会之后一样，丢满了烟头、白菜帮子、鸡骨头，还有肉汁；他的头发就像森林大火一样在天花板上挂的熏肉之间噼啪直响。婶婶个子太小了，只有站在椅子上才够得到他的头。每礼拜晚十点半，他会用胳膊夹起她，把她放在厨房的椅子上，这样她就能打他的头，抓到什么就用什么，一般就用瓷器狗。到了礼拜天，喝醉之后，他就唱起了男高音，他赢过很多奖杯。
我头一次听说每年一度的远足，那是一个傍晚，我坐在柜台后的一袋大米上，头顶上就是叔叔一圈圈的肚子，当时我正在读一个羊洗澡液的广告，家里能找到的读物也只有这个。叔叔一个人已经把店里塞得满满的，所以，本杰明·富兰克林先生、卫斯理先生、诺亚·布朗和威尔·森特利挤进来以后，我觉得屋子都要炸开了。屋子简直就像一个抽屉，什么味儿都有：奶酪、松节油、旱烟、甜饼干、鼻烟和马甲。本杰明·富兰克林先生说，他已经收齐了远足的份子钱，除了车钱，还能买二十罐苹果酒，这样我们这群远足的人第一次下车休息时，每人都可分得一磅。他还说，威尔·森特利老跟着他，让他烦死了。
“一天到晚，无论我去哪里，”他说，“他就像独眼柯利狗一样跟着我，就像跟屁虫一样。我不需要围着脏兮兮围巾的乱七八糟的人成天跟着我。”
威尔·森特利红着脸说：“只是沾了点油嘛。我有一辆自行车。”
“你一丁点儿隐私都没有，”富兰克林先生接着说，“我跟你们讲，他贴得太近了，我都害怕出门一不小心就坐在他腿上了。晚上他没跟着我上床，”他说，“这真是个奇迹呀。”
“我老婆不让嘛。”威尔·森特利说。
这下富兰克林先生又不干了，大家都安慰他说：“你别和威尔·森特利计较。”“老威尔也没恶意。”“他无非想把钱看紧一点儿，本吉。”
“难道对我也不放心？”富兰克林先生惊讶地问。有一阵子，大家都没吭声，后来还是博文开口道：“你也知道管账人的职责。打从骗子鲍勃那事以后，大家就对新出纳不放心了。”
“你们认为我会像骗子鲍勃那样，也把远足的资金吞了？”富兰克林先生问。
“有可能。”叔叔慢吞吞地说。
“我辞职。”富兰克林先生说。
“拿着我们的钱，你才不会哪。”威尔·森特利说。
“是谁往鲑鱼池扔炸药啊？”卫斯理先生说，不过大家都没理会他。过了一会儿，暮色越来越重，他们在闷热酸臭的店里玩起牌来。每次赢了，叔叔就大吹大擂，而卫斯理先生则像挖泥船一样哼哼唧唧。我就在叔叔散发着肉汁味儿的草坪似的马甲上睡着了。
礼拜天晚上礼拜之后，富兰克林先生走进厨房。因为是礼拜天，婶婶不让玩跳棋，我和叔叔正在用汤匙吃罐头沙丁鱼。婶婶也在厨房的哪个角落里，大概蜷缩在那座老爷座钟里，挂在钟摆上喘气嘞。就在这时，门又开了，威尔·森特利先生挤进屋来，手里攥着硬邦邦的圆帽。他和富兰克林先生坐在长椅上，一身黑色的上教堂和葬礼穿的礼服，直挺挺的，一股樟脑味儿。
“我把单子带来了，”富兰克林先生说，“每个人的那一份都付清了。你问威尔·森特利好了。”
叔叔戴上眼镜，用国旗一样大的手帕抹了抹盖在胡子下的嘴，放下吃鱼的勺子，接过富兰克林先生的单子，又摘下眼镜好看得清楚些，接着在名单上一个个打钩。
“恩诺克·戴维斯，可以。他是一把好手，你们都知道的。小葛文，低音很甜。嘉德瓦拉德先生，不错。他知道开场的时间，比我的表还准。卫斯理先生，没说的。他去过巴黎，可惜他坐大巴车晕得一塌糊涂。去年从蜂巢饭店到红龙饭店那段路上，就因为他停了九次。诺亚·博文，呃，好脾气。嗓子像斑鸠一样甜，和诺亚·博文从没吵过嘴。金肯斯·拉尔，别让他沾钱的事儿。就因为他，我们赔了一块窗玻璃，还请警官喝了十品脱。杰维斯先生，很爱干净。”
“上次他还想把猪带上车嘞。”威尔·森特利说。
“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嘛。”叔叔说。
威尔·森特利脸红了。
“水手的胳膊辛巴德，得让他去。老欧·琼斯。”
“干吗带老欧·琼斯啊？”威尔·森特利问。
“老欧·琼斯每次都去的。”叔叔说。
我低头看了看餐桌。沙丁鱼罐头不见了。我的天，我心想，婶婶真像闪电一样快啊。
“两礼拜库思博·强尼。这就齐了。”叔叔说。
“他朝女人吹口哨。”威尔·森特利说。
“你还不是一样，”本杰明·富兰克林先生说，“没吹出声而已。”
叔叔终于审完了名单，只是看到有个名字时，他停下来说了句：“如果我们不那么恪守教义的话，该把海上提琴手鲍勃剔出去。”
“到了波斯考尔就赶他走好了。”富兰克林先生说，随后他就走了，威尔·森特利也脚跟脚走了，他俩为礼拜天而擦得铮亮的靴子走在厨房石地板上吱吱作响。
就在这时，叔叔的妻子突然出现在碗柜前面，手里拿着一只瓷器狗。我的天哪，我心里想，她这样的女人你到哪里去找哦。厨房里还没点灯，她就站在一大片阴影里，身后的碗柜上盘子闪闪发光，就像粉白的眼睛。
“要是你礼拜六出门旅行，托马斯先生，”她轻柔地对叔叔说，“我就回我母亲家去。”
我的天，我想，她到底也有母亲哪。那感觉就像漆黑的巷子里见到一百零五岁的秃毛老耗子一样让人毛骨悚然。
“你出门，我就走，托马斯先生。”
我肯定叫出声来了。差不多过了半分钟，叔叔才开口说：“好啊，莎拉，我的好老婆，我还是出门好了。”他把她拧起来，夹在胳膊下，把她放在厨房的一把椅子上，让她用瓷器狗打他的头，然后他松手把她放下，然后我道了晚安。
那一周剩下的几天中，叔叔的老婆骑着鸡毛掸子在家里悄无声息地飘来飘去，叔叔气得吹胡子瞪眼睛，而我则成天瞎忙一气。到了礼拜六，也就是出发那天早饭时候，我在厨房桌上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柜子里有鸡蛋。睡觉要脱鞋。”叔叔的老婆走了，快得像风一样。
叔叔看了字条，掏出旗子一样大的一方手帕，鼻子吹得碗柜里盘子哗啦啦直响。“每年都闹，”他说，然后他看着我，“不过今年不一样。你也得跟我们去远足，大家伙会怎么想，我不好说。”
大巴停到了门外，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和叔叔一同挤出商店，脸也抹过了，头发也像礼拜天一样梳得光光的，他们号叫得就像一群动物似的。
“你还带孩子？”富兰克林先生看见我俩爬上大巴。他惊恐地看着我。
“小孩子很麻烦的。”卫斯理先生说。
“他没付份子钱嘞。”威尔·森特利说。
“没有小孩子的座位的。小孩坐大巴会晕车。”
“你也晕车嘛，恩诺克·戴维斯。”叔叔说。
“还不如带女的。”
照他们的说法，女人比小孩还难缠。
“总比带祖父的好。”
“老祖父也很难搞的。”卫斯理先生说。
“我们停车吃点心，他怎么办？”
“我就是当祖父的人。”卫斯理先生说。
“还有二十六分钟就开场了。”一个戴巴拿马草帽的老头叫道，他连表都不看。他们立刻就把我忘了。
“嘉德瓦拉德先生真了不起。”大家叫道，大巴沿着村中的街道出发了。
几个冷冰冰的老妇人站在自家的门口，阴沉着脸看我们出发。一个很小的男孩朝我们挥手道别，他母亲给了他一个耳光。这是八月美好的早晨。
我们出了村子，过了小桥，上了通往斯提泼哈森林的小山。这时，富兰克林先生手拿着名册高声叫道：“老欧先生到没有？”
“老欧先生到没有？”
“我们把老欧给落下了。”
“没有老欧就走不了。”
虽然卫斯理先生抱怨个没完，我们还是掉头开回村子。在威尔士王子客栈外，老爷子欧·琼斯耐心地等着，随身带着个帆布袋子。
大家把他拖上车，拍拍他的背，推他在座位上，把一瓶水塞进他手里。“我本来就不想去的，”老欧·琼斯说，“不过我每年都去。”车又开了，过了桥，上了坡，穿过深绿的树林，又上了尘土飞扬的土路，经过慢悠悠的奶牛和鸭子，这时卫斯理先生突然喊道，“停车！我把假牙忘在壁炉台上了。”
“这有什么关系，”大家说，“你又不用咬人。”有人给了他一瓶插着吸管的水。
“可我得笑啊。”他说。
“你不会的。”大家说。
“几点了，嘉德瓦拉德先生？”
“还有十二分钟。”戴巴拿马草帽的老头答道，大家齐声对他骂骂咧咧。
大巴在山羊酒家门口停下了。这是一家不大的沉闷的酒店，草屋顶就像长了癣疥疮的假发。男厕所旁边的旗杆上挂着暹罗的旗帜，我知道这是暹罗的旗帜，我在香烟盒上见过的。店老板在门口迎接我们，像狼一样傻笑着。他又高又瘦，黑黑的龅牙，油腻的耳发，鼓鼓的眼睛。“这八月的天多美啊！”他说，用爪子摸了摸耳发。我想，他吃山羊肉之前，肯定也是这样欢迎山羊的。大家伙欢叫着冲下车，进了酒店。
“你把车看住，”叔叔说，“别让人偷了。”
“没有谁会偷车的，”我说，“除了那几头牛。”这时叔叔已在酒吧里吹起了号。我看着对面的牛，它们同我对视。我们没有别的事做。四十五分钟过去了，就像慢慢的云朵一样。太阳照着孤零零的路、没人理睬的小孩，还有湖蓝色眼睛的牛。在酒吧里，痛饮的人们摔起了瓶子。一个头戴贝雷帽、挂着一串洋葱的布列塔尼人骑车从路上过来，停在门口。
“Quelle un grand matin， monsieur.[1]”我说。
“还能讲法语哪，小伙子！”他说。
我跟着他走过通道，朝酒吧里瞧了瞧。我几乎认不得那些出来远足的人们了。他们都变了颜色，甜菜色、大黄色、深褐色，就像古时候坏巨人一样在黑暗潮湿的山洞里大呼小叫，这中间，我叔叔在一片红胡子和红肚皮中飘浮。地板上到处是碎玻璃，还有卫斯理先生。
“到处都是酒啊。”提琴手鲍勃叫道，他是个小个子，模样鬼鬼祟祟，天蓝色眼睛，笑容很放肆。
“谁抢过孤儿啊？”
“谁把自己的小孩卖给了打杂的？”
“谁相信鲍勃，谁就倒霉。”
“开玩笑啊，”提琴手鲍勃狠狠地笑道，“不过我还是要原谅你们，伙计们。”
从这一片喧闹中，我听见有人说：“老欧·琼斯哪儿去了？”“老欧哪儿去了？”“他在厨房里做晚饭。”“他从来忘不了晚饭时间。”“好个老欧·琼斯。”“出来打一架。”“不，现在不行，以后吧。”“不，我现在没心情。”“瞧瞧威尔·森特利，他醉得一塌糊涂。”“瞧他那双乱动的脚。”“瞧瞧卫斯理先生啊，躺在地板上多威风啊。”
卫斯理先生爬起身来，像一只鹅一样嘶嘶直叫。“是那孩子故意把我推倒的。”他指着站在门口的我说，我悄悄离开过道，回到温驯、好脾气的牛身边。
时间不早了吧，牛儿们想。我朝它们扔了块石头，它们想了想，慢慢走开了。这时，叔叔吹起了号，身子鼓得圆滚滚的。大家伙只好抱怨着跟着他朝外走。他们把山羊酒家的酒都喝光了。卫斯理先生赢了一串洋葱，那是卖洋葱的人在酒吧里抽彩促销时他赢得的。
“假牙都忘在壁炉台上了，洋葱有什么用啊。”他说。我从轰隆隆前行的大巴后窗看过去，酒家越来越小，男厕所旁边旗杆上的暹罗旗此时降了半旗。
蓝牛酒家、天龙酒家、威尔士之星酒家、墙中退尔酒家、酸葡萄酒家、牧人胳膊酒家、阿伯多维大钟酒家：每当这群远足的人们停下来喝酒，在这八月荒郊野外的天地里，我无事可干，只好看住车子，记下这一家家酒店的名字。只要错过了一个酒家，卫斯理先生就会喘得像只公羊似的大叫：“停车，我快要闷死了。”然后大家伙就得倒回去。
对这群远足的人们来说，酒店打烊时间一点儿意义都没有。在关了门的酒店里面，他们又唱又闹整整一个下午。在祭师酒家，一个警察从后门进来，看见他们就着啤酒唱着赞美诗。“嘘！”诺亚·博文说道，“酒店关门了。”
“你们从哪儿来？”他的声音拘谨而郁闷。
他们回答了。
“我有个姑妈也住那里。”警察说，没多一会儿，他也唱起了《深海中沉睡》。
我们终于又出发了，伴随着男高音和酒瓶的叮当声，大巴滚滚前行，来到了一条流经柳树林的河。
“水！”大伙儿叫道。
“波斯考尔！”叔叔唱道。
“哪儿有驴子呢？”卫斯理先生问。
大伙儿拥下车，在清凉、蜿蜒的白浪中扑腾打闹。富兰克林先生竟然在滑溜的石头上跳起波尔卡[2]，接连摔倒了两次。“做什么都不容易啊。”他爬上岸，神气活现地说。
“真凉快！”大家叫道。
“真来劲！”
“就像飞蛾的鼻子一样平滑！”
“比波斯考尔还爽！”
夜幕温暖轻柔地降临在这三十个疯狂的湿淋淋男人身上，他们嬉戏着、打闹着，在这威尔士西部世界的尽头，他们没有一丝世间的烦恼。“谁要去那里啊？”威尔·森特利对着一只飞过的野鸭喊道。
他们在隐士之垆客栈歇下来，喝朗姆酒御寒。“一八九八年，我在亚伯拉昂演出过。”一个陌生人告诉恩诺克·戴维斯。
“瞎说。”恩诺克·戴维斯说。
“我给你看照片。”陌生人说。
“假的。”恩诺克·戴维斯说。
“我给你看家里的帽子。”
“偷的。”
“我有朋友做证。”陌生人气急败坏地说。
“买通的。”恩诺克·戴维斯说。
回家的路上，穿过泛着隐隐月光的夜晚，老欧·琼斯在大巴的中部支起气炉做晚饭了。烟味儿熏得卫斯理先生咳得死去活来。“停车啊！”他叫道，“我闷死了。”我们都下了车，来到月光下。看不到一座客栈。于是搬下箱子、气炉，还有老欧·琼斯，来到田野里，围成一圈坐下，喝酒，唱歌。老欧·琼斯煎起了香肠马铃薯泥，月亮在天空飞过。这时，我依偎着叔叔庞大的马甲背心睡着了。“谁要去那个地方啊？”威尔·森特利对飞过的月亮喊道。
（1953）
注释
[1]法语。意为：“早上好，先生。”——译注
[2]波尔卡，一种捷克民间舞蹈。——编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