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寒冷传遍了全身,田纯喜不禁打了个寒颤,拐杖都差一点抖掉。他知道自己如果烧到一定程度就会得破伤风,那这条腿肯定就保不住了。
拄着拐杖走回到自己的车厢里,他看到戴进伍双眼紧闭,呼吸微弱,已处于昏迷状态。抬死人的担架已经放到他身边了,可能是看到还有一口气,收尸队又走开了。戴进伍梦呓着,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别下了,妈,我……吃不了……”看来在梦里,他已经回到祖国了,回到妈妈的身边吃饺子哩。一想到他的母亲数着秒针盼望着儿子归来的心情,田纯喜的心里就像针扎一般难受。田纯喜的父亲死得早,母亲把兄弟三人刚拉扯大,大哥和二哥便被国民政府强行征兵,第二年,双双战死在抗击日寇的淞沪会战中,母亲为此哭瞎了双眼,后来冻死在乞讨的荒野里。当兵是他最不情愿的,可是在那个饥荒年代,不当兵的孤儿又能做什么?
田纯喜突然有了想帮这个排长做点什么的念头,比如把他抬下的地方记下来,或许若干年后,他的家人能够把他的尸骨带回去,最好是能帮着给他的亲人带回去他的遗物。当然,这些事情部队有关组织也会做的。不过,那种按程序办事的速度可就慢得太多了,加之死亡数量大,番号混乱不清,疏漏性很大,遗物的张冠李戴也是有前例的。田纯喜看到他的上衣口袋装着些鼓鼓囊囊的东西,就准备把它取出来,他叫了两声:“小戴,戴排长……”他想征得他的同意,可戴进伍没有一点反应。在一边检查病员伤口的一位军医听到田纯喜的呼唤,走过来:“怎么,气断了吗?”用手摸了一下戴进伍的脉搏后对他说:“他要是过去了,给我说一声。”又忙他的去了。
田纯喜取出了他上衣口袋的东西,原来是一个笔记本,里面夹着一张他与家人的合影和两元人民币。最重要的是一封家信,信封上写有戴进伍家在沈阳的详细地址。此外,本子里还夹着一枚闪亮的二等军功章和证书。田纯喜这时才想起自己也曾有过一枚军功章,还要比眼前这枚高一个级别而已,可惜他在激烈的战斗中,挎包被子弹打穿后,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他把戴进伍的东西用毛巾包好放进了挎包,想一想又掏出来,塞进了怀里的内衣袋里。
黄昏了,火车越向北开,车厢里的温度越低,时值深秋,部队战士还都穿着夏装,健康的人都感觉很冷,就别说伤员了。戴进伍的呼吸已经开始困难了,脸色由原来的黑红变成了蜡黄。不行,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让医生再做一次努力吧,他站起来,拄着拐杖大步朝车厢外走去,嘴里喊着:“医生,医生。”
待医生过来时,田纯喜却不愿再跟着他们走进车厢了,他不想看到医生失望地摇头,也不愿眼睁睁看到戴排长在他眼前断气。他把一条好腿垫在臀下坐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心想,戴排长抬下车时要经过他这里的,到时候他一定记住他下车的那个地名就行了。他在列车的剧烈摇晃中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天已放亮,那支好腿坐麻了,怎么也站不起来。他扯住一个人问:“那个叫戴进伍的人抬下去了吗?”
那人说:“夜里停了两站,抬下去三个。”
“有那个叫戴进伍的排长吗?就是肠子被炸出来的那个。”
那人只说了两个字:“有他。”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