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无论着眼于题材、还是意蕴，把辛笛之“史”界定为“国史”，似更经得起推敲。理由也有两个：一是题材，辛笛旧诗所涉的赞美红色邻邦、革命传统、宏大工程，以及令其不堪回眸的“文革”厄运，委实皆属“国史”；二是意蕴，诗人对1966年“文革”前后的“国史”体验与品评纵然有别，然他始终不曾有过郑所南的“心史”之志，誓与当世不共戴天。
再说“冷吟”。“冷吟”一词出自辛笛1973年9月11日《中秋夜雨感赋》的首句：“冷吟闲醉复何求。”[12]
诗眼是在“冷”字，既指时势气寒，也喻诗人心寒。细心检索辛笛旧诗，有一发现：大凡植入“冷”“寒”诗眼的作品，皆撰于1968—1978，恰处“文革”十年。须补白的是，史载“文革”终结是以1976年粉碎“四人帮”为标志，然对敏感“国史”变异的诗人来说，恐怕真正象征“冬去春来”的时期是从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故饶有意味的是，辛笛执笔的第一首带“寒”字的旧诗《鸳思》落款是“1968年冬”[13]；其最后一首带“冷”字的旧诗《昔今》落款是“1978年3月6日”[14]即“早春”（真正的“春”宜以1978年11月召开“思想解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里程碑）。这无形中便在宣告一段黑暗“国史”的隐退，以及希冀另段“国史”转为光明。尽管这对辛笛来说，未必自觉。若此判断大体无误，则从诗学上把辛笛“文革”旧诗概述为“国史冷吟”也就立论有据。
以诗为证。请读如下带“寒”字的诗句：
1.珍重寒衣聊送暖（《鸳思》，1968年冬）[15]；
2.岁暮天寒千里路（《代笺再寄镏龄，沿用原韵》，1971年）[16]；
3.乍暖还寒怯意轻（《春来》，1973年春）[17]；
4.春寒浑不似江南（《春日偶成》，1973）[18]；
5.杜鹃声里怯余寒（《叠和槐聚居士〈老至〉并以遣怀漫成七律三章》之三，1973年5月27日）[19]；
6.江南恻恻正寒初（《1974年12月8日寄钟书》）[20]；
7.霜叶寒花各断肠（《伤逝——沉痛悼念乾就老友》，1975年初）[21]。
带“冷”字的诗证则更多：
1.冷暖辄随鱼水境（《承镏龄远道以诗见和，兹再步原韵率成两律，聊以将意》之一，1972年10月下旬）[22]；
2.每坐寡欢成齿冷（《叠和槐聚居士〈老至〉并以遣怀漫成七律三章》之二，1973年5月27日）[23]；
3.冷读《红楼》事可知（见《重读〈红楼〉书后》，1973年夏）[24]；
4.冷吟闲醉复何求（《中秋夜雨感赋》，1973年9月31日）[25]；
5.细雨梅花春梦冷（《元日雨窗书红》，1974年1月23日〈甲寅年正月初一〉）[26]；
6.冷雨深秋意兴微（《寄赠香港潘际炯兄》，1974年11月25日）[27]；
7.冷淡燕支玉化烟（《赠刘郎〈唐大郎〉四绝句》之二，1975年夏）[28]；
8.无端冷雨误芳时（《昔今》，1978年3月6日）[29]。
只要通读辛笛旧诗，不难认证除1968—1978年外，其旧诗基本不用“寒”“冷”字眼来抒怀寄情。说“基本不用”，因为确有例外，比如辛笛1984年7月《题赠赵冷月书法展览》即含“冷”字：“喜看冷月墨浓香。”[30]然此“冷”无涉诗人心境，仅是书家姓名所致。更有味道的是，1997年秋周策纵抵沪顺访辛笛，所示旧诗颈联亦含一“冷”字：“天荒有国囚离憾，地冷无人送夕阳”；然辛笛步周教授原韵时心境早已回暖，故其尾联云：“漫道忧时头已白，及今还庆沐朝阳”[31]这似又反证用“国史冷吟”来命名辛笛“文革”旧诗，大体不错。
这不禁让人联想王国维（1877—1927）1904年前写的《静庵诗稿》，二十九首诗中竟有九首植入“苦”字，可鉴其青春期的心灵阵痛确实是由天才情结与生存境遇的严重失衡所铸成的“忧生之苦”，正是此“苦”驱动他在1902—1904年间对阐释生命意志痛苦的叔本华读得如痴如醉，后遂有1904年《红楼梦评论》与1908年《人间词话》。同理，辛笛“文革”旧诗所以能写出至今仍撩人唏嘘的天地悲悯，其源头也可追溯到“国史冷吟”的那个“冷”字。当然亟须实证。
鸳思噎别 秋月泪别 衰翁冤别
辛笛的“国史冷吟”迹近杜甫的“诗史”。杜甫悲情地见证了大唐帝国从盛世到衰世的急剧震荡而被定论为“诗史”[32]，辛笛是惊愕乃至泪眼欲枯地亲证了“文革”浩劫，姑且称“国史冷吟”。皆可谓“家国不幸诗家幸”。据说杜甫所遭遇的“安史之乱”要比其困居长安而不遇，更富深刻心得，故曰是“历史的暴风雨把杜甫锻炼成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伟大的诗人”[33]。相比之下，辛笛所置身的史无前例的荒诞十年，炼狱般地将人异化为欲哭无泪之木石，又该作何评判，才不至于轻言这炼狱给诗人烙下的精神创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