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撩开窗帘，看见外面黑漆漆的树林和皑皑的白雪，突然感到有一种巨大的寂静正在压迫过来，在这种巨大的寂静里，凌晨两点钟的火车更像一头动物，不安地蜷伏着，对黑暗的四周充满警惕，仿佛里面隐藏着一些什么。
事实证明我的这种感觉是对的，列车员说他曾在这里看见过狼群，并且有一列待避的火车遭到过狼群袭击，把车窗都给撞破了，也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力气，它们也不怕光亮，还真是邪性，幸好有个押解犯人的警察开枪打中了几只才把它们惊走，不然就出大事儿了。列车员说完，车厢里忽然静了下来，有那么一会儿，仿佛连那些睡着的都不打呼噜了。
好在没多久，随着咣当一声，火车和人又同时在夜晚的喘息中动了起来。浓密的黑色齐刷刷地闪过车窗，有人开始站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吸烟，有人拿出啤酒和烧鸡低头吃着，有人则带着各自的脸庞和气息攀谈起来，还有人当真是睡得蒙了，从铺上爬起来，拿了背包就摇摇晃晃地向车门走。
这趟开向徐州的火车，我至今也不知道它停靠的那个地方叫什么。或许，我此刻写下的，都不过只是些回忆、想象和梦幻，它们相互重叠，像米歇尔·布托在小说《变化》中所做的那样，将一刹那的时光无限拉长，将20个小时拓展为一生。但无论你相信与否，我在火车上结识了一个很重要的人，就像我常常将诗人西川称作马路朋友一样（我们坐在清华大学的马路牙子上交谈了一下午），我把这个英语翻译兼诗歌朗读者叫作The train friend——从始点到终点，火车用千万里的距离追上了那一年冬天的流亡语速。
坐火车最大的感触，是你会在不经意中发现时间和空间的迅速演变，去年经过这里时还是个巨大的垃圾场，连清理的迹象都没有，今年再来，一幢幢高楼已经立起来了，远处阴影似的山脉需要绕过它才能看到，如果是在夜里，那些窗子里的灯光眨了眨眼睛，就把你看过去了。就像对于火车，你不仅仅是过客，更是个失踪者，它一直记不清你的音容笑貌，就把你安置在别人身上。人生的奇特之处在于，许多事情看起来无法回避，许多看起来无法回避的事情永远都似曾相识，有时，它们从记忆的缝隙滑出去，变成了遗忘；有时又从现实的大门挤过来，暗示你生活的变化多端。比如，你错把某人认成了某某人，却又忽然发现不是，一张笑脸收回来不是，挂在那里也不是，当真尴尬到了极点。多半还是某某人，看见了你却假装没看见，形同陌路。
火车开了，你给我个橘子，我递过去个苹果，两个陌生人聊得卿卿我我，掏心掏肺。火车进站了，马上收拾好东西，头也不回地各奔他乡，各怀心事，连招呼也不用打一个。如果有人研究火车社会学或火车故事学，我强烈建议他将各个车次的火车厢作为观察对象和解剖样本，在那样一个袖珍的世界里，有多少擦肩而过就会有多少相遇，有多少流动的人生就会有多少挥不去的乡愁。我同时还认为那个用中文为火车发明了待避一词的人绝对是个天才，因为像我这样喜欢坐在火车厢里的回忆者，最害怕的就是迎面撞上那些似是而非的记忆，所以，最好的情形永远应该是这样：一个人在记忆里提前到了，另一个人则如约地待避着，以便造成某种错过式的晚点。或者像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将“整个火车站留在原处”。
我忘了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坐火车旅行的。
说是旅行，实际只是喜欢到处走走，我总觉得我是被远方抛弃的人，所以一直想追上它，想看个究竟，而一旦到了目的地，却又发现故乡成为了另一个远方。远方除了遥远真的一无所有吗？我看未必。相对于喧嚣的白天，我更喜欢从夜晚出发，在车轮与铁轨的摩擦声中，我能感觉到大地正在懒洋洋伸展着四肢，世界半睡半醒地晃动，或者夜色用一匹黑丝绸紧紧裹住了时间的身躯；我甚至觉得火车更像是一个人对着远方奔跑，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我想我看见了它的双脚。
我写下的远方永远是被火车冒犯的远方，一个彬彬有礼而又充满诗意的远方。
有一年夏天，车过泰安，看见了泰山的头和肩膀，不免骤然一惊，后来连上半身和下半身也看见了，整个车厢里的人似乎都在一瞬间变得肃穆起来，我觉得那是对大自然的敬畏，神一般的敬畏。作为身影般的记忆，火车叹了一口气就驶过了泰山，泰安站也重新成为一个遥远的地点，泰山依然是杜甫的泰山。我后来大约有十余次路过泰山脚下，却一次也没有登上去过，它太深奥，太空灵，以至于我不敢去打扰它天启般的沉思。
前些天读到美国大诗人庞德的诗：“泰山模糊得如同我一位友人的灵魂”，忽然发觉我已经记不起很多人的样貌了。记忆原来是经不起时间敲打的东西，像玻璃那样易碎，蒙尘，折射出的黎明光线早已被夜晚偷偷涂改过。
而时间呢，时间就可靠吗？你在一张借来的纸上写写画画，却终究还是要归还的，纸的主人还会怪你乱写乱画，怎能如此胡言，鹤也不是个这样的飞法呀？！人也不是这样的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