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斤澜清楚地记得，1964年之前，全国小说年选，差不多每年都有他的小说。难得茅盾常有信来，而且是主动来信。信的内容是关于林斤澜的小说。林斤澜说：“茅盾来信也问意见，但大部分说的是我小说的缺点，说你哪里哪里写得不好。这非常管用。”——被年选选中了，当时当然是优秀小说，是茅盾赞成的；可是茅盾全说缺点，说缺点对人帮助大，又防青年作家飘飘然。用心良苦。
茅盾仅仅给林斤澜一人写信？大约不是。那么茅盾给每个被年选选上的作家写信吗？大约也不是。我问林斤澜这些信件还在吗？他摇了摇头。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一些重要的信件交给他二姐保管。他二姐也住在北京城，是个教员。等风头过去一问，不料他二姐早已把信件统统烧掉了！
林斤澜认为，茅盾为人极好。茅盾崇高，又有雅量，他对下一辈作家非常爱护。他举了一例：刘绍棠“鸣放”的时候，竟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它有“时代性”（指革命时期）、“年代性”（抗战时期）、“时间性”（延安环境）。1957年反右开始，作协对刘绍棠进行批判。当时林斤澜在场，屏声静气地昕。茅盾首先发言，为的是定调子，他是想保护作家，保护刘绍棠的。茅盾说：“你刘绍棠少年得意，说出这样的话来，你是无知。”林斤澜说：“茅盾不说刘绍棠反动，而说刘绍棠无知。无知的原因是少年得意，无知好办，通过学习可以改变，可以进步。倘若是反动，那就要打倒。他想对刘绍棠保护过关——后来反右太厉害了，刘绍棠划了右派，那是另一回事。”
林斤澜在《沈先生的寂寞》中说道：“有一位前辈作家德高望重——他当得起这四个字，不说别的，单单终生关注一茬儿一茬儿的青年，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就够楷模。”林斤澜作文，大多不指名道姓。他对我说，这“有一位前辈作家”，指的就是茅盾。
林斤澜说，很早的有吴组缃，他的《录竹书房》《一千八百担》就是茅盾发出来的。林斤澜说得没有错。朱自清早在1945年6月，就有短文《始终如一的茅盾先生》。第二段写道：
茅盾先生并且要将自己和后进打成一片，他竭力奖掖后进的人。我就是受他奖掖的一个，至今亲切的感到他的影响。我的文学工作是受了他的鼓励而发展的。这二十五年中他一定帮助了许多人成就了他们自己，不过我们未必一一知道罢了。
林斤澜说，1951年初，茅盾提议并领导创办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开学了。第一任所长是丁玲。随后改名为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作家。
茅盾作为兼职的《人民文学》的主编，虽然并不事必躬亲，然而他仍然经常挤时间审读稿件。有天晚上，他读了马烽的一篇一万多字的小说，第二天上午对秦兆阳说：“这篇小说写得不错，我写了几点意见，你跟作者商量一下，是否作点修改。”又一再嘱咐他，“不要勉强作者，改不改由作者定。”
马烽昕后很感动。这篇小说经秦兆阳润色后，以《村仇》为标题发表在《人民文学》上。
林斤澜还举例《百合花》的作者茹志鹃，当时她还是“正向文学这条路上探头探脑的一个小卒”。茅盾自然不会认识她，然而他满腔热情地介绍道：“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严谨、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茹志鹃读了茅盾的评论，激动地哭了起来。那时，正是她的丈夫遭到“开除军籍、党籍，戴上右派帽子的灾难时刻”，她的身份“从此之后将是右派家属”，对于生活和创作，她将丧失信心。而在这关键时刻，茅盾无意中给了她鼓励、帮助。后来，茹志鹃写道：“我得到的是一股什么力量呵！……我第一次听到‘风格’这个词与我的作品连在一起。已蔫倒头的百合，重新滋润生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我从丈夫头上那顶帽子的阴影下面站立起来，从‘危险的边缘’站立起来，我从先生二千余字的评论上站起来，勇气百倍。站起来的还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我身边的儿女，我明确意识到，他们的前途也系在我的肩上。先生，您的力量支持了我的一家，一串人哪！您知道么，先生……”
王愿坚也是一个。还有杨沫。林斤澜说，《青春之歌》红一阵后，开始发紫发黑，批判浪涌。这时茅盾说：“当时知识分子的革命，确是这样的。”杨沫立刻月白风清。
2004年3月，林斤澜把一本《茅盾手迹精选》交给我。满面笑容，说是刚刚出版的。“你看看，这是50年代中期的事情。他看了我的小说《一瓢水》，用便笺给《人民文学》编辑部写了一封信。我从来不知道有这样一封信。”
这封信对林斤澜非常重要，全文抄下：
《一瓢水》林斤澜。写司机助手小刘留在路上忽值司机老赵发病，小刘留为赵找草药郎中，翌日就好了，再上路。小刘留写得还可爱。老赵工作好，负责，但是心境不好，家里闹离婚（原因是老赵工作忙，不能回家，而老赵因此也苦闷，在病中呓语，有“叫她到疯人院里找我”之句，盖谓如此下去，自己也要变成疯人也），很少和小刘留搭腔。写小刘留扶病人找草药郎中的住处，他的举动，都带上阴森森的味道。有几处使人惊心。
全篇共七千五百字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