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5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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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都是林斤澜的前辈,文坛响当当的巨匠。解放后,林斤澜出道,三位或静静地蹲在水边,或背着荣誉的十字架赶路,或在林中漫步,偶有机会伸手指点指点。三位地位茅盾最高,沈从文最低,他是个另类。林斤澜在北京市文联工作,老合是文联主席,差不多天天见面。但林斤澜最崇敬的、对林斤澜最具亲和力的,还是沈从文。林斤澜说,现代有两位作家的作品是他最喜欢的,首先是鲁迅,其次是沈从文;综观林斤澜的小说创作,两位的影响显而易见。大致地说,林斤澜后期的深刻(大约从《十年十癔》开始),可见鲁迅,而先期的抒情(《矮凳桥风情》之前),可见沈从文。先期的林斤澜,艺术个性还不突出,所谓可见沈从文,也只是流于笔调。
茅盾是林斤澜接触最少的。当我在林斤澜前门西大街的家里谈到要写“林斤澜和沈从文、老舍、茅盾”时,他说:“我和老舍、沈从文是有东西的,我与茅盾你怎么写呢?”我说材料少是少,但也要写。
1940年1月,林斤澜17岁,决定要到延安去。组织上把线路排好,林斤澜先到重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边上有个书店,书店中有店员会告诉林斤澜怎么走。到达重庆后,意外出来了:向店员递暗语,店员没有好声气:“走走走……我们忙着!”态度有时甚至是恶劣,样子似乎是装给别人看。事后林斤澜知道,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气数将尽,面子上的装欢已经艰难,次年不是有皖南事变吗?
2003年我到重庆,看了“八路军办事处”,边上什么书店已经了无踪影。了解到1940年的时候,戴笠的公馆就在办事处的边上。对共产党人的监视和控制,其实早已开始。走投无路。我无法想像少年林斤澜走投无路的样子。——百无聊赖之中,林斤澜想起了茅盾先生。林斤澜在小学的时候,就读过茅盾的《子夜》等不少著作。他在散文中多有提起。如回忆小学生活的《月明星稀》,开头就说:
《鲁迅自选集》《茅盾自选集》出版的时候,李老师黄老师都叫买,叫多买几本,在高年级几个班上传阅。
当年为上学方便,我住在外祖父家里,外祖父是教四书的老先生,有回我把《茅盾自选集》带回家去,外祖父在烟榻上读了。还给我的时候问先生叫买的吗?我说是。又问喜欢看吗?我也说是,外祖父默然。
重庆这个时候,鲁迅已逝,在林斤澜,茅盾就是一盏明灯。林斤澜了解到,茅盾受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的邀请,于1938年底抵达迪化(现为乌鲁木齐),在牡任院长的新疆学院担任教育系主任,并被新疆“土皇帝”盛世才任命为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
少年林斤澜便给茅盾写了一封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到新疆学院读书。茅盾很快就给林斤澜回了一信,告诉林斤澜不要到新疆来,要林斤澜“就近上学”。署名是“沈雁冰”。
林斤澜对我说:
“后来我知道,那个时候,茅盾在新疆也待不下去了。”
关键是盛世才这个人。这个人在抗战之后,制定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在当时,姿态相当进步和开明。并与共产党达成统战。毛泽民、陈潭秋、邓发他们都到新疆工作了。但盛世才毕竟是个官僚,是个政客,政客和官僚这东西表和里是不一的,说和做是不一的,前和后是不一的。他在新疆实行的同样是特务统治。毛泽民访问茅盾时就说:“盛世才这个人很难捉摸,他多疑,忌贤,有边疆‘土皇帝’的特征。他对我们延安来的人很客气,奉为上宾,但从不交心。”
到了1940年的时候,茅盾觉得新疆的气氛已经很不好。从《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可见,林斤澜给他写信的这个时候,他正想逃离新疆。他是5月份逃离的。这个,林斤澜怎么知道呢?
林斤澜说:
“我就按照茅盾先生的话去做了,考上了设在重庆北温泉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
我问:
“茅盾给你的这封信还在不在呢?”
林斤澜说:
“放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丢失了,是怎么丢的,现在就想不起来了。”
在人生中,有时一个细节就显得极其重要。对林斤澜来说,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信。有了这封信,他才下决心,考进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梁实秋、郑君里、焦菊隐、张骏祥、史东山、许幸之、戴爱莲、叶浅予……都正儿八经地做了林斤澜的老师。这些老师都不是等闲之辈,大大开阔了林斤澜的艺术视野,为他以后的艺术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林斤澜和茅盾重新通信已是1955年以后的事了。林斤澜说:茅盾二十年代就同毛泽东一起工作过,后来又是鲁迅身边的人,该说是“曾经沧海”。茅盾建国初做了文化部部长、作家协会主席,主编两个刊物:《人民文学》《译文》。林斤澜回忆道:“文革”中,北京文联图书室里茅盾的《子夜》被卸下书架。林斤澜惊讶,《子夜》是“左联”的门面之作,怎么会下架呢?怕是茅盾也出事了?忙向图书管理员打听,答日是照单子下的。又问单子上怎么说,答日只有分类,没有细说。再问《子夜》归入什么类,图书管理员背对众人,屉开一缝,密查书单,查定答称:“黄色类。”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