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些后悔，没想到跟驾驶员叮嘱几句“路上小心”或者“一路平安”之类的话，但转而又为自己的这种想法感到无聊——我干吗要在这一大清早非要给别人当一回“迷信”的向导呢？
就有什么在回应我的思绪。
是附近一座山腰上的几串五色经幡。
飘舞的经幡像大山的睫毛，忽闪着向我传递一个幻象——我站在天葬台上，从我的黑色公文包里掏出一本稿纸，一张一张撕碎了朝一堆骷髅抛撒过去——我不是在凭吊什么人，而是为我曾经写下的那些毫无意义的诗句，因为那些诗句竟无一遗漏地骇然印刷在那堆骷髅上……
我漫无边际地想着，想起一位叫马原的作家朋友悲叹的那句话，我们都已经过了写诗的年龄。
我过去对此不以为然，写诗还得分年龄？可是这时候我突然有了新的感觉——我们在写诗的年龄是一种找不到家的感觉，而过了写诗的年龄却是一种走错家门的感觉。
都差不多。
好像是吧。
这一天，我不知怎么有些心烦意乱，斯塔也与往日不同，次数频繁地来我房间，一会儿给我拿报纸，一会儿给我拎开水，一会儿要替我去买烟，一会儿招呼我吃饭……晚饭后，斯塔邀我跟他一起去散步。
我们走在黄昏的颜色之上，朝西面的方向去。那方有许多座山，其中有一座尤为奇特。每当晚霞出现时，那座山的大小山峦就犹如一群暮归的神灵动物，不紧不慢地朝着天国悠悠前行。它们的色彩和形态随着晚霞的变化而变化，给人一种距神界不过百米之遥的感觉。
也许，那里便是人与神的分界岭？
面对这个分界岭，我跟斯塔的一段对话以一个情感的形态供在一座天赐的神龛上——
斯塔，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信佛信神的？
不记得了，反正我从小就信。我们全家人都信，但主要是我奶奶要我信的。
不管你信什么，总是要想求得某种东西，比如求得平安，或者求得宽恕……
嘿嘿……我不是坏人，又没做过坏事，不需要什么宽恕，我只求帮助。
这是你奶奶说的？
是佛祖说的。
哦……你入党了吗？
已经填了入党志愿书，就等着开支委会讨论了。当然，入党以后我只能悄悄地信了。
那……一个共产党员既信共产主义，又信佛信神，你不觉得这挺矛盾吗？
我不觉得矛盾。因为共产党员是人，人是会犯错误的，佛祖和神灵却不会。我入党以后还信佛信神，不仅不矛盾，还可以帮助自己和别的党员少犯错误。我们军队的宗旨不是“为人民服务”吗？我信佛信神的目的也是为了帮助别人。
怎么帮助？比如像今天你不让我去羊八井仓库，帮助我避免灾难？
嗯。不管怎样，我感觉你今天没去是对的。陈助理员也不该去。
那你怎么没劝阻陈助理员？
劝也白劝，他会笑话我的，说不定还会影响我入党呢。
那你一点儿也不提防我？
你不一样。你是作家，不像他们那么严肃，我想你不会去汇报我的。别人不是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吗？我奶奶说，相信人类有灵魂的人，一般都很善良。我想，不善良的人，大概当不了作家。
你看我善良吗？
好像没错吧。
你可别太信任我。其实，有的作家相信灵魂，那也只是有时候凭个人的想象，或者为着某种艺术形式的需要……
这就对了嘛，说明作家也是需要求得佛祖和神灵帮助的嘛。
我无言以对。
我们微笑着对视。
我发现，殷红的晚霞渐渐被斯塔的皓齿全部收入。
这时，“黑蛋”时断时续的轻吠声传来。我没在意，可是斯塔的脸上却露出一副惊诧的表情。
我们往回走。
我们快步走。
微风吹来。
远处大小山峦的绰影抖动在风里，将一种不吉祥的温柔卷向一条峡谷。
一双手，一双女人的手，颤抖着摊在我和斯塔的面前。
这是个藏族女人，叫益西卓玛。她男人原先是这个仓库的职工，不幸在一次施工中遇难了。为照顾藏族职工的遗属，军区后勤部领导决定让益西卓玛来这儿顶替她男人。
现在，她求援似地摊着双手，用生硬的汉话向我和斯塔讲述刚刚得到的一个车祸消息——下午，陈助理员从羊八井仓库返回途中，北京吉普的左前轮胎突然整个脱落飞出去，于是，车向左面的山壁撞去，驾驶员受了轻伤，陈助理员则被抛出车外，造成大腿粉碎性骨折，伤势严重，已被送往军区总医院抢救。想想看，车的右面是水流湍急的雅鲁藏布江，假如是车的右前轮胎脱落飞出去……
益西卓玛的声音在高原八月的黄昏中传布，引“黑蛋”的轻吠凝作一个愿望伏在我的心上——我说，我一定要为“黑蛋”写篇东西。
斯塔没说话。
我仿佛看见了一双眼睛，是惨死在犀角河畔的“嘉飞”的眼睛。那双眼睛在半空中凝视着我。
直到我回到房间，直到我在稿纸上写下一篇小说的标题——《四季无夏》，我依然能看见那双眼睛。于是，我再也写不出一个字，只能任我自己的眼睛也去了夜空，并开始在云朵里航行——我要把我心头像萤火般闪烁的一句话告诉那双眼睛——在我准备写的这篇小说里，将有一双跟你一模一样的眼睛，替你说出你想说而没能说出的话语。
可是，我没有意识到，太专注地为着一个太明确的意图去写一篇小说，实在不是明智的选择。动笔之前你或许以为自己将要写出一部如何鬼斧神工的力作呢，而一旦提起笔来，却发现灵感之神的神奇力量并没有降临或者突然间被什么东西给阻断了。那感觉，就像你刚决定走出家门，却发现自己茫然不知这时该去拜访谁。
而在当时，一种强迫性的冲动使我在亢奋中幻想出一系列自以为十分精彩的小说情节，但我始终无法将这些情节变成文字落在稿纸上。我只能长时间地面对窗外的景物不断幻想，并从由此而生出的快感中得到一些精神慰藉。
我不知道，收入我眼帘的那些景物，何时才能与我幻想中的情节融合，真正成为抒情的花朵。
我硬着头皮，像佩戴了一副魔咒枷锁似的继续写。简直……
沉重。
结果，我再也写不下去了。因为我翻看这篇小说的草稿，一遍、两遍、三遍，终于发现我所有的抒情花朵均成为一堆垃圾花朵。于是我替它们做主，甘愿赴死——我把这几万字的草稿撕掉了。
就在这时，我接到成都军区文化部的通知，要我去昆明参加一个小说创作笔会。
笔会上的一天，我跟裘山山、柳建伟、韩可风等几位军旅作者去了一座公园，园内有一些小山，但风景与西藏地区的截然不同。首先是花草长势茂盛，再就是蝴蝶品种繁多。不知怎么，在那样美景的环境中，反使我突然间更觉西藏的那些数也数不清的山峦更壮美。好像是哪位名人有一距离之说，“美感有赖于一定的空间或时间距离”。
傍晚，我站在我们住的昆明军区通信团的小楼上，我的目光……哦，对了，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和诗人尼采这么说——
我们的目光茫然寻找已经消失的东西，却看到仿佛从金光灿烂的沉没处升起了什么，这样繁茂青翠，这样生机盎然，这样含情脉脉。悲剧端坐在这洋溢的生命、痛苦和快乐之中，在庄严的欢欣之中，谛听一支遥远的忧郁的歌，它歌唱着万有之母，她们的名字是：幻觉、意志、痛苦。
此刻，我的目光正是在茫然寻找一些已经消失的东西，尽管我还没有寻找到，但我却在这寻找之中谛听到了一个声音。
虽然那声音并不是一支遥远的忧郁的歌，但它依然令我的心怦然而动。
它是那样的悦耳，可以使骨髓涌动成诗的悦耳。
必须抓住它。
必须。
坐下来。重又开始写那个中篇小说《四季无夏》。
可惜的是，那声音没能伴我写作的始终。它很快消失了，只留下一些形象—— 一群西藏高原上的仓库兵，还有那个藏族战士斯塔，以及“黑蛋”和“嘉飞”……这些形象伴我写完了《四季无夏》。
我以喜滋的心来致谢昆明笔会的那些日子——捧了小说稿，拿给裘山山等人传看，柳建伟则欣然提笔以极快速度写了一篇评论——《我的心哟，在高原》。
我将小说稿投给了一家杂志社。心情是浓欢的。我以为，只要那家杂志一刊登，我便可以与那些形象永远密而不分了。我以为，只要那些形象知道了这篇小说，肯定会有赞美之歌吻在我的唇上。我以为。
没过几日，我的小说稿被退回来了。原因很简单，杂志社一位属“极端现实主义”的编辑结论：“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有那种事。”我只好在被退回来的小说稿中寻找一条大概可以通向“有那种事”的创作路径。
可能有。可能没有。我迷路了。心情就像……哦，有些像塞内加尔诗人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描述的那样——
太阳潜入苦恼之中
潜入充足的光线之中
潜入颜色喊声愤怒的颤动之中……
黑暗中，我撕下小说稿的第一页稿纸（幸亏只撕下这么一页），捏在手里揉着，不知怎么竟把它揉成了一只警犬的体态。肯定是把它揉痛了，它忍不住轻声哼叫，唤来另一只警犬与它一起哼叫。
我熟悉这哼叫。
不是哼叫。是“黑蛋”和“嘉飞”在凝结过血的草地上的窃窃私语。这两个可爱的家伙商量一阵，便将它们宝石般的眼睛缀在我床头的台灯上。
哦，眼睛，就是这眼睛，开始悄悄向我讲述一些“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有的事”。我听着，瞧见那眼睛中的眼睛——是我的眼睛，于是我从我迷惘的眼睛深处，探寻小说应该怎样表现现实的问题。这是我第一次对文学理论有所思考，但我并没有思考出什么结果，也不想真的思考出什么结果。因为我担心一旦有了结果，可能会造成我今后的创作很自然地陷入某个“主义”的框框里。我不愿意在我自己设想的一座“自由创作殿堂”里成为一名缺席者。
不愿意。
也许这担心是多余的，但我仍是愿意远远地观望那些名目繁多的“主义”，或者浮浅地感受一下别人所思考出的种种“结果”。当然，对于有些“结果”，我还是很认同，甚至很欣赏。比如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他在谈他本人的创作观点时这样写道，“伟大的小说不是去抄袭现实，而是把现实解体而又适当地加以组合或夸张。这样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把现实表现得更富于多面性。”
而在眼下，在我面对被退回来的小说稿的眼下，我又是那样急切地需要一个结果。我很焦虑，只有一个属“福音”性质的结果才能缓解我的焦虑。
终于，福音的序曲奏响了。是那个叫裘山山的女作者给我带来的。
还在昆明笔会上，裘山山就已经看过我的那篇小说。记得她当时并不像柳建伟那么激动，她几乎不作任何评价，既不说好，也不说差，只是端坐着很“寂静”地微笑。我很喜欢她的这种“寂静”。也许她的内心世界和真实性格并不“寂静”，但我对她的“寂静”印象已是不可改变了。
我喜欢。
究其原因，这极有可能与我在此之前读过她的一个短篇小说有关。小说题为《绿色的山洼》，大概是写她自己当话务兵的一段生活经历，具体情节我已记不住了，唯有描写她们营区宿舍周围环境的那一句令我难忘——
寂静。山谷里那种特有的含着草木清香的和潮冷的寂静。
我喜欢寂静。这主要是指我的写作习惯——只有在寂静的夜晚才能安心写作。我不知道裘山山是不是有这种习惯，但我知道另一位我喜爱的女作家也是这样。我一直想见到那位叫伊莎贝尔·阿连德的女作家，可惜她的国度太遥远，在美洲的智利，并且还流亡在委内瑞拉。尽管我只读过她一部长篇小说《爱情与阴影》，但她的一段话，却已经将她的形象化作一种智慧的颜色，极为亲切地涂抹在了我的心上——
……我回忆起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不让它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只有在寂静的夜晚，在我最终能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才能做到这一点。为了他们，为了那些跟我推心置腹地谈了他们的身世，并对我说“拿起笔来写吧，免得让风吹走”的人，我将这样做。
我是在数十个寂静的夜晚写下《四季无夏》的，参加昆明笔会的几个作者都知道，那个被我暗地里称之为“寂静姑娘”的裘山山自然也是知道的。在我焦虑而懊丧的时候，她来了。来宽慰我。那神态，那口气，都是寂静的。我不由想起她的那篇《绿色的山洼》，似乎感受到了一种绿色，是柔和的翠绿，沁人心脾的翠绿。她说，没关系，全国那么多家刊物，一家退稿也很正常，我想，你的这篇小说总有一家会发表的。
这话果然是福音。当天，我收到《西藏文学》副主编秦文玉的来信，信中嘱我以最快速度给他寄一篇小说。我照办了，用特快专递给他寄去了《四季无夏》。不多日，《西藏文学》的另一位副主编罗伦张来对我说，《四季无夏》虽不能算是一篇佳作，但小说里描写的那个“黑蛋”却勾起他对“益西”的不尽怀念。
“益西”也是一只真正的德国纯种警犬，由内地为西藏地区定向培训的，原在拉萨市公安局警犬队服役，档案里有它几次立功的记载。那一年的那一天，也就是拉萨市公安局也接到公安部“就地杀灭一切警犬”命令的那一年的那一天，警犬队的几个藏族训练员惊呆了，就像有个霹雳在他们的头顶炸响。尽管他们是身着警服的警察，但他们以“放生为荣，杀生为耻”的信条却深藏内心。对于他们，“放生”这个词是生活中的饱含甘甜乳汁的一首诗，是先祖以色彩斑斓的梦境竖起的一座道德纪念碑。而现在，突然要他们亲手杀灭跟自己朝夕相处的警犬，这无疑是一桩作恶罪孽。他们宁肯自己倒在血泊之中或者倒在粪土之中，也拒不执行那个命令。
那些日子，有个叫昂扎的藏族训练员难过得像是失了魂，成天拎一大网兜狗食去八廓街巡游。他注视着那些南来北往和东窜西去的不同品种的藏狗——多么自由自在的狗们，或是躺在路边墙脚舒舒服服地晒太阳，或是三五结伴悠悠闲闲地逛商店，或是横穿马路去谈情说爱……昂扎看着看着，就把网兜里的狗食一一递给狗们。谁能知道，这些狗食竟是警犬的口粮。昂扎伤感地想，吃过警犬口粮的藏狗，一定会给那些就要惨死的警犬一点儿祈祷吧。
昂扎的伤感情绪浸染拉萨市公安局的整个院落，办公楼的屋顶挂满沉重的叹息——局领导以声声叹息来统一思想，唉，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为了不伤害藏族同胞的感情，我们把警犬全部移交给西藏军区卫生防疫站，由他们处理，有没有不同意见？……唉，就这么办吧。
可是，西藏军区卫生防疫站并不是警犬的避难所，警犬在这里跟白鼠和猴子一样，成为药物试验品。
罗伦张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刻背了画夹，拎了一大块牦牛肉，以写生为由去那里探望警犬。还算顺利，负责饲养那些警犬的是位面目慈善的藏族职工，名叫阿香（译音），他以意味深长的微笑和一大碗香味扑鼻的酥油茶来欢迎罗伦张，说，你是第一位来慰问警犬的人。嗯，贵人，这时候敢这么待警犬的人，肯定是贵人。
贵人注意到那只名叫“益西”的警犬，虽然它被囚在一个大铁笼里，但它依然炯炯地向着天边眺望。贵人感动得将它的视线系在自己的心上，随它一起向天边眺望，无言地，久久地，眺望……眺望着，于是，天边的一朵憔悴的白云扯起轻柔的征帆朝这边驶过来……驶过来，哼唱着一支歌驶过来……那支歌，怎么会是那支歌？那是勾引“益西”怀念已经消逝的自由的歌呀……贵人聆听着，听得透不过气来，急促的呼吸飒飒作响，恨不能这就领了“益西”去白云间作吸取自由空气的散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