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井田制度存在问题与兴废
井田释疑
井田之论，自孟子起，即以其为国家建设之基本方策。因之而历代贤者，每言立国之本，皆将井田制度，奉为圭臬。唯以上古时期之文献奇缺，不易知其详情。自宋代以后，疑问丛生：有者以其环境所限，无实行之可能；有者以其为战国时期之“乌托邦”，本无其事。然近以古代史料之相继发掘，及从井田的历史发展过程去分析，井田之制，亦非全无可能之事。根据孟子言及井田原文之记载：
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兮兮然，将终岁动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唯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自宋以后，井田疑谬之说颇多。近人胡适之亦有反井田论之说，其内容约分三点：
一、古代从部落进为无数小国，境内还有无数半开化的民族，王室不过是各国中一个最强的国家，决不能有豆腐干块一般的封建制度，也不会有豆腐干块一般的井田制度。
二、孟子的话，是托古改制，是凭空杜撰。因为孟子既说“唯助为有公田”，是贡与彻皆无公田可知；他又引《诗》来说“虽周亦助也”，可见孟子实在不知道周代的制度是什么。孟子于说贡、说助之间，忽又插入“夫世禄，滕固行之矣”，并述经界不正的弊病，可见孟子所说，不过是一种“分田制禄”的经界计划，并非王地公有的均产制度。
三、孟子的井田制，并不是使百姓家家有田百亩。他所说的公田，固是属于国家的田；但他说的私田，仍是卿、大夫、士的禄田。种田的农民，只是佃民而非田主。如若不然，那“卿以下必有圭田”一段，和上文“世禄”、“分田制禄”，便不可懂了。
胡适之针对孟子所述，予以正面的反驳，理由似甚充分；唯近人以上古史料之逐渐整理，对井田制之产生、发展与衰落的整个过程分析颇详，则井田制之存在，当无疑义。
井田施行之背景
在氏族社会时代，人少地多，故可耕之地，到处有之。当时耕作方法幼稚，生产力不足，政府为便于耕作，或为便于提倡农业起见，即择其比较易耕或易于垦种之处，令每户各占地一方，在各地相连之一边，皆划一地界，使土地制度渐演进到“公有私用”，即“公同占有，各自耕种”的阶段，以便各个家庭，能善用其各自之生产力。氏族社会组织，为防御外侮，加强团结，所以尽管土地无限制地存在，各个家庭只能密集居住，构成村庄，依照一定需要，平均利用各自的土地，便自然地产生豆腐干块的井田制度了。所谓“井”与“田”之两种农地形态，其按“田”字形状之土地分配，仅为平均分配之方田制度而已。但以“井”字形状之土地分配，其中心关键，并不在于分配之外形；乃以“井”字正中之一方为“公田”，由其四围之八家共耕，用作纳税之用。孔子称此为“藉田以力”，孟子谓此是“九一而助”。井田之制，不仅在于土地之平均分配而已，其亦与地权、地用以及土地管理等，合为一体；而以“井”字形状之土地分配形态为其主体。孟子以为欲行仁政，必须先事调整地籍，使耕地分配平均；亦即必须先行井田之制，方能有仁政可言。此即孟子以井田之制，为政治建设之基础。孟子又说：“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是以井田制亦可为社会建设之捷径。
周代井田制之内容
孟子对于井田之内容，解释为“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孟子所释之井田，盖指周制而言，因周人“百亩而彻”故也。所谓“余夫”者，程子谓：“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为率，受田百亩。如有弟，是余夫也，年十六别受田二十五亩；俟其壮而有室，然后更受百亩之田。”朱熹注孟子言及井田之施行，说：“周时一夫授田百亩，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故谓之彻。其实皆什一也。贡法固以十分之一为常数，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则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庐舍，一夫所耕公田实计十亩，通私田百亩为十一分，取其一，盖又轻于十一矣。”
井田制度之得失
井田制度，乃古代政府为编制人民、管理土地及课征赋税，将三者合一而创行之制，不失为古今中外各种土地制度中之一种特殊农地制度。论其优点，大略如下。
一、《孟子·滕文公上》：“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是以井田可为社会建设之捷径。因井田分耕共耕之实行，使各地同一井之人，格外亲密，无事时互相友爱，有事时互相帮忙，养成安土重迁之风俗。
二、井田制之中心关键，乃在于中间之“公田”，不失为一理想较高的制度。九百亩之田，以中央百亩为公田，周围八百亩分授与八农家，各治其百亩；中央之公田，借八家之力而合耕之，贡其收获，以代八家之赋税。人民各治私田，又同养公田，形成公私一体兼顾之心理习惯。
三、孟子言：“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农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又说：“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即孟子以井田之制为经济建设之理想途径。因土地处分权为公有，人民不得私相买卖或转让，故能杜绝土地兼并、贫富悬殊之现象。而人民既有适当面积之土地，按时耕作，衣、食、住之一切生活问题，便可获得保障，教育文化亦可因之而发达。同时此制度之实行，使人民不愿轻易迁徙，稳定了农村之经济。
四、国家可收足食足兵之效。井田不仅为均田之制，同时亦为地方保甲、兵车、赋役之基础。受田之家，除治公田之外，并有为公家服役之义务，兵役亦包括在内。服役期限亦有制度，兵出于民而不病民，使人人有以自乐其生，而国家亦可收足食足兵之效。
井田制度破坏之原因
周室东迁后，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变迁，井田制度亦渐趋破坏。考其原因，约有数端。
一、自平王东迁后，中央政令不行，诸侯互相兼并，侵夺土地。土地之封主以自身利益为前提，可随时令农民搬迁，或用以充实占领地区，或用以贡送敌人，故农民或因出征而失去本业，或因土地被兼并而被迫迁离或改习工商各业，井田制之实行乃渐废弛。
二、《春秋》载：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由于人口增加，土地不足，生产力发展，商业抬头，土地私有发生，富国强兵斗争日烈，借法不复可行，改采履亩而税，井田的本质乃大变。农田得自由买卖，土地所有权无形中转为耕者私有，兼并之风，随之而起，井田制度更破坏无存。
三、《汉书》载：“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通典》云：“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是以井田制度之破坏，与商鞅变法甚有关系。春秋时代井田制度之废弛，私有土地之发展，已有萌芽，至战国而渐盛，但均田原则下的井田地形，亦多有改变。而秦以商鞅“坏井田，开阡陌”，井田制度遂彻底破坏。
井田之制，原为商代之农地分配制度，继而盛行于西周，至春秋而坏，亦为社会历史发展之自然趋势。盖自东周诸侯兼并，土地私有制破坏，井田制固难以施行；至“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阡陌”，农地之利用，已从人耕改为牛耕。人耕宜方田，牛耕则以长方形为宜，其所需之面积较大，必须废除原有阡陌，方可施行。是以井田虽至春秋而废弛，唯至秦孝公时，始以法律尽变更之。
第二节 晋代的户调制
西晋的户调制
晋代统一天下之初，系行“户调”之制。即将田赋与户口税，合并课征，名之为“户调”。因两汉之制，三十而税一者，田赋也；二十始傅，人出一算者，户口之赋也。晋法则合二为一。“调”原为调发之义，“户调”二字，始见于《三国志·魏志·赵俨传》，为袁绍在河北所行之制度，历南北朝而未改。西晋时，赋税之课征办法，据《晋书》载：“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达三分之一。夷人输宾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通志》又载：“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此即西晋之课税制度，概有三种办法：
一、在统一之初，系行户调法，将地税、户税与丁税三者合并征收，而以丁或户为课征标准，以纳绢、绵、布等实物，为缴税之物品。边郡地区之税率较轻。夷人之课征，又有其特别制度。
二、至施行占田以后，在行占田地区，其地税、户税与丁税，分别计算。其地税税率，男子占田七十亩中，课其五十亩之地税；女子占田三十亩中，课其二十亩之地税。户税与丁税另有课征之标准。
三、在未行占田地区，不课田者，仍以户为课税标准，所纳者为“义米”；其税率，为每户近者三石，远者五斗。再远者，以输米不便，即输“算钱”；其课征标准，以人为对象，每人二十八文。
东晋的户调制
晋室南渡以后，当东晋初期赋税制度尚未建立之际，因南来人民，散居于各郡县中，尚未成土著，其所纳赋税，无一定之数量或标准。至原有土著，其文化较低，因土地利用之技术低劣，皆无积蓄，即随其土地之所出而课征之。江南之范围广大，其蛮夷及岭外地区，虽如上述办法，依各地之所出而课征，然汉人地区，其课征制度，据《隋志》所记：“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丁。男年十六亦半课，年十八正课，六十免课。女以嫁者为丁，若在室者年二十乃为丁。其男丁每岁役不过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其田，亩税米二斗。盖大率如此。”
东晋时之地税制度，概言之，不及西晋。因随晋室南渡者，多为贵族，其恃强占地虽广，而负担之赋税较少。当成帝咸和五年，曾度田课税，以收获量十分之一为准，税率每亩三升。至孝武太元二年，除按亩收税外，凡王公以下，又每口课税三斛；八年又增加税米，每口增为五石。此因东晋优待豪右，而豪右田多，纳税反少。以国家之负担而言，若按亩课税，富多贫少；但按口课税，即贫多富少，赋税之负担，自显有不平。
东晋时期，北方为五胡所据，其地税之课征，史载未详。仅记慕容皝时，曾以耕牛及土地，分给贫民；候收获时，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无地者，亦给予土地，即公收其七，三分入私。后以记室参军封裕之谏，为安置流入，改为用官牛者，官六私四；私牛官田者，官私平分。以此变推崇，即知当时北方地税，不为不重。
第三节 北魏均田制的创设与得失
当北魏末施行均田制以前，所推行之计口授田，是依人口之多寡，按人授田之一种荒地分配办法。且只记授田，未记还田。因仅授不还，当不能永久施行。但均田制则不然，其有规定周详之均田法，得以持续实施，可见其为一种独立而完美之土地制度。而均田制度之授田办法，仍系依据各人之年龄、性别、身份等，按口分别给予不同面积土地使用，乃“土地国有”制度之一种；虽有少数土地，亦准人民继承及有限度之买卖，但主要生产用地，皆由国家管理，由国家支配，人民仅能依法使用而已。现试就其实施原因、内容、得失加以分析如下。
均田制度实施的原因
北魏虽为鲜卑族所建国家，然在五胡中，以鲜卑族之汉化程度为最深。北魏建国之初，即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冀以儒家之理想而施政。然历代儒家，皆以孟子所倡导之井田制度，为土地改革之基本观念。故每当儒家当权，或其所遇之帝王，有行井田之可能，即辄用以施行授田还田之井田理想为其土地改革之主张。魏孝文帝具雄才大略，对于各种文物制度，尤其北魏所少有的，均有仿效的决心，遂毅然接纳土地改革之意见，此为均田制施行于北魏孝文帝时之主要原因。
晋末天下大乱，人民流散，或死于战争，或死于饥馑，幸而存者，只得百分之十五。由于上述原因，以致造成中原萧条、千里无烟的情况。在北方的中国，其间虽经过慕容氏苻坚等的经营，但为时短暂，接着就是战乱频生，以致人民流散，荒土甚多。在所谓“良畴毁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之情况下，北魏政府认为地有遗利，生谷之土未尽垦，故掌握上述条件，利用剩余人力，将无主之荒地，配给人民，实行均田。
北魏在推行均田过程中，除了限制豪族强占田土荫户之外，使计口授田之官民，取得较完全之土地占有权及使用权，生产力因而增加，无形中，将官民关系，建立于土地上。国家租贷收入有了保障，因而收入随之增加。基于上述原因，政府乃大量推行均田。
北魏以前，土地私有制一直在发展，豪宗大族占地和荫户之存在，使政府失去大量民力与大量由国家直接掌握之纳税户，因此造成政府的租课收入锐减，豪宗大族又掠夺兼并官民土地，或将之变为荫户。于是北魏政府为着安置游户、荫户与打击豪宗大族，乃推行均田，并以轻税办法，争取游户和荫户。
拓拔魏以一落后民族入侵中国，虏掠杀害之余，更役使百姓为奴隶，激起了中国各族人民起伏的反抗，故汉族中时有叛乱。由于被奴役的人民和奴隶坚强不屈地进行反抗斗争，而逼使北魏统治者，不得不调整经济情况，安抚人心，故推行均田法，分配土地给予人民，使其既有田可耕，维持生活，而政府亦得到课税。换言之，一方面是缓和人民之怨叛，另方面是稳定北魏统治之基础，故大量推行均田。
鲜卑民族一向居住在塞外，其所过着乃游牧时代之生活，以畜牧为主。其后由于北魏政府之发展过速，大部分已南迁。随着南来之鲜卑民族，一方面不惯于中原生活方式，另方面又无以为生，故北魏政府推行均田法，将剩余之土地与南下之鲜卑人，使其过着农耕社会生活，以安定民心，不再有北返之意图。均田制之推行，此点因素也很重要。
均田制度之内容
一、露田之分配
1.每男夫授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
2.牛一头，授田三十亩；限四牛。
3.农田之较瘠薄而需休耕者，加倍授之；下等之田，再倍授之。
二、桑田之分配
1.每男夫授田二十亩，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并于桑榆地分杂莳余果及多种桑榆者不禁。
2.非桑之土，奴亦依良民授给，种榆枣及莳余果。
3.桑、榆、枣皆限三年种毕。不毕者，夺其不毕之地。
三、麻田之分配
1.凡产麻之土，除露田、桑田外，再依授还法配给麻田，专供种麻之用。
2.每一男夫及课，授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
四、宅地之分配
1.民有新居者，另给宅地，以筑居室。
2.良民每三口给宅地一亩，奴婢每五口给宅地一亩。
五、受还之规定
1.凡男女满十五岁，均为受田之年。受田后至七十岁或死亡时还田。奴婢及牛，随有无以受还。每年正月，办理受田、还田。
2.露田、麻田按时受还，但违令而种桑榆枣果者，须即还田。
3.桑田宅地皆为世业，终身不还。继承时，恒从见口。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其不足；但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4.一人所受之土地，无论正田或倍田，皆连在一起，不得隔越他人土地。
5.若因罪而远流、配谪，或无子孙绝户者，其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其授受之次，给其所亲；未给之间，借其所亲。
六、进丁之规定
1.进丁受田者，从其所近。
2.同时进丁者，先贫后富；再倍之田，亦仿此为法。
3.地狭之处，进丁而不愿他迁受田者，以其应受桑田而为正田分；又不足，不给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减分。无桑之乡，准此为法。
七、迁居之规定
1.因地狭而迁往空荒之处者，不限异州他郡，随意迁徙。
2.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迁居。
八、老弱之规定
1.凡全户皆为老小癃残而无授田者，年十一以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之田。年逾七十，虽应行还田，而亦不还所授。
2.寡妇守节，免课，而亦授妇田。
九、宽乡之规定
1.凡土旷民稀之处，随力之所及，无面积之限制。
2.以后来居者，依法授田。
十、官吏之规定
1.治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
2.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吏、郡丞各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
均田制度之得失
北魏此种详细周密的规制，在当时施行，实在颇具建设性。因为北方经大乱灾荒后，地旷人稀，有大量荒土可供耕作；而规划制度，本身的周详谨慎，亦颇可称道。但每一制度假以时日之洗练，或制度本身具有其先天之缺点，足以影响此制度之废兴。现综合各种史料，以评其得失。
优点方面：
1.在均田制中，桑果田虽属世业田，得自由买卖而亦有相当之限制，买卖者不得超过其限度，仍具有防止兼并之意。还受之田，因其需还受，不得树桑榆，故称为露田。而均田制之最高意义是将豪强之荫冒一切杜绝。
2.在农民方面，得到甚大惠泽，因此易见推行。均田制施行后，由于贫农之拥护，而易见推行。
3.在豪强方面，亦仍有优假。奴婢受田与良民等，而所调甚少，八奴婢始当一夫一妇之调，此乃魏廷故意优假豪族；已夺其荫冒，故稍与宽纵。
4.至于人口疏密与土地分配之调剂方法，不采强制迁移手段。因农民多有安土重迁之天然习性，非有大利大害所关，极不愿离开家园。而均田制规定，对于乐迁者，以桑田及倍田减分之法调剂之，使不愿迁者皆乐迁。
5.由于施行均田的最基本目的就是保证和增加北魏的租课收入，而从当时户数的增加，就可看出这方面取得的成就。自均田施行以后，检查户口的工作越来越严，又诏检括户口。由于大力检括户口，通过均田将人民束缚在官田荒地上，因而租调收入也增加了，库藏中财物也就必然充实起来。
6.由于北魏统治者曾好几次将苑囿禁地赐与贫民，以无主荒地给人民耕种，因此，无地少地农民和浮游人口，多少会得到一点土地来从事农业生产；垦僻了一些荒地，农产品也增加了。由于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也稍为安定，社会经济也逐渐繁荣起来。由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商业也逐渐活跃起来，随之使户口增加。
缺点方面：
在施行均田制后，官僚豪强的大土地私有制依然存在，并且，官僚地主还请求给予土地。既然官僚地主的土地产依然存在，并且还侵夺公私土地，土地还可按私有者的意志进行买卖，则均田时欲将土地尽为官府所有进行还受的意图，当然不能实现，故土地私有制依然存在。同时，亦可见均田限制豪强的作用并不太大。故北魏均田制，名均而实不均。
均田制度的影响
然而北魏均田之主要精神，其初不在于均贫富，而实欲使贫民及流徙者亦有相当耕作之田地，使其对国家能负担基本之土地课税，使土地不致荒废。李安世建议行均田制之意即在此。故北魏之均田在于均力业，不在均贫富。力业既均，则贫者不致沦为世家大族附属，而使豪族兼并势力稍受限制；国家之财富收入，亦较为确实充裕。北魏推行均田制之主要精神在此。
第四节 隋代均田制得失
隋均田制之推行
一、沿革。隋开国在经济上较重要之措施，乃均田制度之推行。此制度原则上乃承继北魏、齐、周而来，又与北齐制度较为近似。北齐承魏法，一夫授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男子率以十八授田，输租调，六十六而退田。免租调，每丁受永业田二十亩，是为桑田；不宜桑者，谓之麻田。永业田不付还于官。此外，垦田者，亦得以其田为永业田。此时田租分垦租、义租两种，一输至中央，一留诸省国，俾水旱之用。调，输绢绵；绵十斤中，又折一斤作丝。人税一床（一夫一妇）租调（犹言一户之租调）。有室者，输一床；无妻者，输半床。一床应输之调为绢一匹，绵八两。一床输之租，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半床者，半于此数。
二、动机。若论北魏创设均田制度之动机，盖有数因：
1.利用战后大量无主之荒地。
2.安置南徙之鲜卑民族。
3.打击豪宗大族。
4.增加政府税收。
5.稳定鲜卑政权之基础。
至于隋代推行此制度之动机，除上述第二点之外，余皆大致与北魏相同，亦即利用荒废无主之土地，争取浮游人口，使其集中到国家权力支配下，以达成上述之任务。杜氏所谓：“承周齐分据，暴君幔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网堕废，奸伪尤滋。”故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后，先后于开皇十年、十二年正式发布均田政令。《隋书·食货志》规定：“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岁以下为中，十八岁以上为丁。丁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并课树以桑榆及枣。其园宅，率三口给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至于官方授永业田之解释，《隋书·食货志》谓：“自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至四十亩（《通典·田制下》作三十顷）……京官又给职分田。一品者，给田五顷；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五品，则为三顷。六品，二顷五十亩；其下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又给公廨田，以供公用。”
三、推行之方法。至于授田与还田办法，约其要者，盖有数点：
1.一夫授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奴婢与良民之授田亩数大略相同。
2.丁牛一头授田六十亩，以四牛为限。
3.每丁给桑田二十亩，不宜种桑之地，改给麻田二十亩，皆为永业田，不在授还之限。
4.园宅地，每三口给一亩，奴婢五口给一亩。
5.十八岁起授田，六十六还田。
上列各例乃就一般情况而言。使在人多地少之狭乡地区，各人所分配之土地面积则多有不同，亦有少至每人得二十亩者。
隋代均田政策之得失
制度之优点：
隋承周齐遗制，推行均田政令，唯北周有关均田资料不多，近代学者遂多以为隋均田制全袭齐制而来，与北周无涉。其实隋代均田制度之承授，未必与北周无关。如唐制有“女不给田”（寡妻妾除外），则所承袭者，殆与北周为近。而唐承隋制，益见陈寅恪氏所论，未必尽然。大致上，可以确定承袭北齐而来，唯北齐施行之均田制，实已较北魏时期有所改进。
其一为田土之还授时间，由每年正月改为十月，此点对耕作避免青黄不接，颇有帮助。
其二为奴婢虽已依良计口授田，但仅依爵级品位定所限奴婢人数（《通典·食货志》：齐制奴婢授田者，亲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王宗止一百人，七品以上止八十人，八品以下至庶人六十人），逾数不给。
因隋袭齐制，故就隋代而言，已较北魏时之均田大为改善（《隋志》对于园宅地则曰“奴婢则五口给一亩”，对于永业露田却云“丁男中男皆遵后齐之制”，而不及奴婢，似已将奴婢排除计口授田之外。北魏无桑果田以外之永业田，王公贵族皆畜养奴婢而无限制，故造成彼等拥有无限制之土地。隋代权衡轻重，与其假奴婢以兼并无限土地，不如给以有限之永业田反为得计，此不能谓隋代无改进处。然以土地公有精神言之，终成弊政）。但隋制承北齐均田政令，又有“京城四面诸方之外三十里内为公田”一条，则反不及北魏制度之完善。因北魏虽有桑果田而无永业田之名，实则桑果田虽为代业，殊非认许桑果田之外，私人尚可拥有永业田。唯自北齐时，曾划出“京城四面诸方之外三十里内为公田”给诸特殊阶级为永业田以后，《通典·二食货》载：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四十亩，奴婢依良人，限数与京官同。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止四牛。又每丁给永业田二十亩为桑田，田中种桑五十根，榆三根，枣五根，不在还受之限。
制度之缺点：
一、此制至隋代承之，不问其为桑果田与否，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多者至百顷，少至三十顷（《隋志》作四十亩），由是造成土地私有制与唐代均田失败之开端。如隋室重臣杨素平江南，赐公田百顷。及为独孤后建陵，又赐田三十顷。来济善相术，亦赐田四十顷。炀帝幸榆林还，过张衡宅，赐宅旁之田三十顷等。盖见隋代对于公田制定为永业田以外，并大量赐田，益发助长土地私有发展之趋势。
二、因制度规定而受田之浮客，亦因高颎输籍法之推行，间接造成隋代受田人数益增，形成土地与人口不能平均分配之现象。杜佑论之以为：周齐分据，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纲隳紊，奸伪尤滋。高颎睹流冗之弊，建输籍之法，于是，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甿，奉公上蒙轻减之征”。因为浮客归于编户，使隋代受田人数剧增。文帝晚年，太常卿苏威曾因户口滋多，民田不赡，请减功臣之赐田以解民困，唯终未见实行。《隋书·卷四十·王谊传》：“太常卿苏威立议，以为户口滋多，民田不赡，欲减功臣之地以给民，谊奏曰：‘百官者，历世助贤，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见其可。如臣所虑，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寝威议。”
三、由于宽乡、狭乡无严格规定，《隋书·食货志》：“时开皇二十年，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其年冬，帝命诸州考使议之，又令尚书以其事策问四方贡士，竟无长筹。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
故人与地之分配，日见不能适合于当时之均田政策。大体而论，终隋之世，均田政策之实施，其始虽略见裨益于国计民生，然而由于南北朝遗留下来豪宗支配之庄园私有土地继续膨胀，与制度本身具有之先天缺点，故隋代欲推行均田以解救其时国计民生之苦，不免大打折扣。明儒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九谓：“隋乃遣使均田，以谓各得有其田以自赡也。唯然，而民困愈亟矣。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者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唯无以夺其治生之力，宽之于公，而天地之大，山泽之富，有余力以营之，而无不可以养人。今隋之所谓户口岁增者，岂徒民之自增耶？盖上精察于其数以敛赋役者之增之也……非民之数盈，地之力歉，而实籍其户口者之无余，而役其户口者不酌其已盈而减其赋也。乃欲夺人之田以与人，使相倾相怨以成乎大乱哉？故不十年而盗贼竞起以亡隋……均田令行，狭乡十亩而籍一户，其虐民可知矣。则为均田之说者，王者所必诛而不赦明矣。”
船山先生所论以为“夺人之田以与人”，在今日言之，似略嫌迂腐。因船山先生之所谓“人”者，乃当时之豪宗大族与权贵之家耳。国家施行政令，当以绝大多数人民利益为前题，绝不能让少数豪贵权臣左右国家政策。至于其他所论，大体上均能针对隋代施政缺点。而高颎输籍法，其目的在于替统治者敛财；对于解救当时民困，并无积极作用。
第五节 唐均田制之推行
沿革与内容
经隋末大乱与战争带来之灾荒，或曾因人口过度膨胀，受田人数剧增，而直接影响到均田情况者，到了唐初，又有了新转机。因为均田制度实施之先决条件，必须有大量剩余土地。唐初农民少而耕地多之现象，正符合上述条件。均田实施之结果，确曾一度使农民过着较为温饱的日子。但此种情况维持不久，均田制度又成为一纸空文。唐代均田制大体亦承袭隋代而来，而唐代有关均田法令，以高祖武德七年（624年）与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9年）诏令最为详尽。日人仁井田升《唐令拾遗》载唐高祖武德七年规定田制内容：
凡天下丁男十八岁以上者，给田一顷。笃疾废疾，给田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永业之田，树以桑榆枣及所宜之木。田多可足其人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其地有厚薄，岁一易者，倍授之，宽乡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宽乡减半，狭乡不给。凡庶人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永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得并卖口分田。卖者不复授，死者收之以授无田者。凡取授皆岁十月，授田先贫及有课役者、多丁者。凡乡田有余，以给比乡；县有余，以给比县；州有余，以给比州……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虽居狭乡，亦听依宽乡制。其卖者不得更请，凡买卖皆需经官，年终彼此除附。若无文牒辄买卖，财没不追，地还本主。诸工商分永业田，各减半给之，在狭乡者并不给。有事落外蕃不还，有亲属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还日仍给。身死王事者，子孙虽未成丁，勿追口分田。战伤废疾不追减，终身。诸田不得贴赁及质押。若从远役外任，无人守业者，听贴赁及质。官人永业田、赐田，欲卖及贴赁者不在禁限。诸给口分田，务从便近，不得隔越。若州县改易，及与他境犬牙相接者，应依旧受。其城居之人，本县无田，听隔县受。
其次是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之均田政令，《通典》卷二其制云：
田广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给。老男、笃疾、废疾各给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各给口分田三十亩。先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黄、小、中、丁男女及老男、废疾、笃疾、寡妻妾当户者，各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二十亩（应作三十亩）。应给宽乡并依所定数。若狭乡新受者，减宽乡口分之半。其给口分田者，易田则倍给（宽乡三易以上者，仍依乡法易给）。诸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亩课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三年种毕。乡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树充……其州县界内所有部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诸狭乡田不足者，听于宽乡遥授。应给园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给一亩，每三口加一亩。贱口五口给一亩，每五口加一亩，并不入永业田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郡县郭下园宅不在此例……诸给口分田，各从便近，不得隔越。若州县改隶，地入他境及犬牙相接者，听依旧受（《唐六典》卷三“户部条”谓：凡应收授之田，皆起十月毕十二月。凡授田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无后少）。
优点方面
根据上录诏令，归纳分析观之，唐初确曾有意推行此制度，农民也曾一度受到均田之实惠，造成贞观盛世基础。若按当时农业生产量统计，每亩田若产粟一斛（《全唐文》卷六三八李翱《平赋书》称：“一亩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岁不下粟一石。”），八十亩受田平均产量八十斛。唐人食量平均每人每月消耗不满一斛。《全唐文》陆贽《请边城贮备米粟等状》谓：“贮米粟百八十万斛，合十五万人一岁粮。”则其比例约合每人每月消耗粟一斛。若二十八斛，相当于六七人之消费。唐制永业田规定种桑榆者，而平均每亩产量约可养蚕织半匹帛。《平赋书》谓：“凡树桑，人一日之所休者谓之功……是故十亩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蚕，取不宜岁度之，虽不能尽其功者，功不下一匹帛。”
缺点方面
每一受田者，应可年产十四匹帛左右。除去水旱，缴纳租庸调之税项，剩下者，尚应可过温饱生活。可是每一制度之施行，理论上虽如此，但此制度有无彻底实行，实行之时间多久，制度之先天与后天有无弱点等，均足以影响到此制度之成败与存在价值。唐代均田制至玄宗期间已名存而实亡，至于不能继续推行之原因，约其要有数端。
一、北魏制订均田政策时，其目的与实施方法，主要是将名义上属于国家之荒废土地，分给无土地之贫户与难民。对于原来有主之土地仍然保留，且任其发展。下自齐周以至隋代，大体如此。唐初承隋末之战乱，人口减少，荒闲土地较多，故能成功地一度推行均田政策。但此制度之能否推行与维持，当视国家能否经常保持大量荒闲土地。然而，事实上，历魏、齐、周、隋以至唐代，人口渐次增殖，如唐永徽三年（652年），户三百八十万。至神龙元年（705年），户增至六百一十五万，口增至三千七百一十四万多。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户增至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增至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天宝十三载（754年），户增至九百零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口增至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但反观荒闲之土地，则渐见减少。
另外政府在实施均田时，分田之对象不限于仅从事耕作之农民。因为土地乃国家产业，理论上，凡臣民一律有权分得耕地，除去帝皇用作赏赐之外，诸官职分田之数量亦甚大，造成分给农民之土地更少，而政府授出之田数亦不固定。唐代户口之受田，依令宽乡皆可受足，狭乡则无足，而唐初可列入宽乡者究有若干郡，殊难考定。若依唐初人口数字推之，似可类别为宽乡者，为数不少；荒地亦颇多，但人口稀疏以至无力垦僻，政府亦不能特为垦僻以授农民，或贫户非至逃移无以为生时亦不愿垦僻。多数农户皆密集于已垦熟田所在之处。故以情势推之，即在初唐时，农户能依令受足其应受之田者，恐亦为数不多。故所谓均田实施之先决条件，终无法保持；换言之，计口授田之制，势必为历史所淘汰。
二、北魏均田政令，自齐、周、隋乃至于唐代，在制度上，始终存在着难以解决之矛盾。例如自北齐以来，君主任意赐田，准许特殊阶级拥有桑田以外之永业田，无形中已破坏此制度之立法精神。至唐代上承此制度之流弊，更规定永业田以外之口分田亦得买卖。《通典·田制下》记载有关唐代田令，授受之田，可因下列情形得自由买卖：
1.诸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可卖永业田。
2.流移（迁徙）者可卖永业田。
3.乐迁就宽乡者，可卖其口分田。
4.卖充住宅邸店碾硙者，虽非乐迁，亦可私卖。
5.官人永业田及赐田，欲卖及贴赁者，不禁。
上述各点，除永业田早已成为私田，不予置论之外，口分田既由国家所授，应属国家所有。纵使由狭乡迁至宽乡时，亦应还与国家，另由国家于宽乡别授之，方合法例。而唐制乃竟许其自卖，故有“已卖者不复授”之限制。但口分田既可因迁移而得自由买卖，则口分田在唐代亦势必成为私田。至谓住宅邸店碾硙，亦可以口分田卖充，则更使贵族豪富有兼并之便，造成制度上不可救治之弊端。
三、北魏创制以来，为着迁就早已存在之事实，除去部分荒闲土地均给贫农与流民之外，其他之土地，则继续任由其时之王公贵族及豪富所私有。其后又规定奴牛得加入受田之列，使私有土地及庄园不仅可以保存，还可继续发展。故在先天上，有此种形式之庄园存在，均田制度便失去真实意义与作用。自北魏宣武孝明以后，已有不遵田令，任意经营私庄，争夺田土等情形之发生。宣武帝更以职分公田赐人，得所买卖。至齐周之世，均田令在表面上仍继续推行，但不严格，至有争地讼业三十年仍不了者。及北齐“划京城四方三十里之田”给特殊阶级为永业田，于是永业田之名，又不限于“为代业”之桑田，从此造成王公豪右之私田，在均田法令上，得到合法之承认。至隋唐之世，王公豪右阶级，更无需假奴牛之名以广占私田，而其所得之田，不分桑田、露田，概为永业田。永业田在法令上之根据遂牢不可破。然而王公豪贵大族永业田之丧失，必待诸国破家亡，势力衰退时，其私占之土地始见转移，使其特殊地位于政权转移时仍能保持，则其拥有之永业田仍可保持，不致受田令之影响。《旧唐书》卷七八《于志宁传》谓：志宁于高宗显庆年间，与高李辅、张行成俱蒙赐地。志宁上表辞谢云：“臣居关右，代袭箕裘，周魏以来，基趾不坠，行成等新营庄宅，尚少田园，于臣有余，乞伸私让。”盖见类此事实者甚多。故私有庄园之自始存在，计口授田制度之难见实现，乃为不可否认之事实。然而所谓计口授田之制度，实则仅以特殊阶级所占私田之余，按农户丁口授受之耳。
四、农民在开耕或青黄不接时，对于资金之周转，时有急切需要，故农村高利贷对土地制度之建立与维持，颇有直接关系；而唐代农村高利贷之重，实足以影响此制度之存在。据《唐六典》及《唐会要》所载：唐初武德贞观间之年利，已超过百分之百；开元年间之利率虽较低，亦不下七八分。故开元十六年（728年）二月十六日诏：“比来公私举放，取利颇深，有损贫下，事须厘革。自今以后，天下私举只宜四分取利，官本五分取利。”开元三十五年诏云：“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若官物及公廨，本利停讫，每计过五十日不送尽者，余本生利如初，不得更过一倍。家资尽者，役身折酬，役通取户内男口，又不得回利为本。若违法积利，契外掣夺及非出息之债者，官为理。收质者，非对物主不得辄卖。若计利过本不赎，听告市司对卖，有剩还之。如负债者逃，保人代偿。”足见当时农民借贷，因利高而至家资尽或逃亡者，必常有之，政府始有此规定。农民既以因高利贷而破产，或离家逃亡，纵有土地，亦不能继续耕作。况永业口分之田，在唐代又可借故买卖，农民所分配之土地，自易流入高利贷者手中，足见均田制度之不能继续存在，与此不无关系。
五、唐代初年，因新君登位，一时政治尚较清明，加以初唐人口稀少，土地制度纵立法未周，均田制度尚能推行。然日久吏治渐见腐败，中宗以后，政风日坏，宰相韦嗣立在中宗景龙中上疏曾指出：“各遣吏皂，凌夺侵渔，百姓忿叹，诛责纷纭，曾无少息。下民篓之，何以堪命？”且任何一种制度之推行与维持，必先有良好行政效律，方可顺利推行。例如以均田制而论，倘户口失实，田亩不清，或应授而未授，应还而不还，则均田之制，均不易继续施行。开元时代之吏治可从《杨炎传》推知，其时“承平既久，不为版籍，法度宽敞，而丁口转死，田亩换易，贫富升降，悉非向时，而户部岁以空文上之”。降及天宝之际，吏治腐败情形更甚，据《册府元龟》所载：“如闻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爰及口分永业，违法买卖，或改籍书，或云典贴，致令百姓，无处安置。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既夺居人之业，实生浮惰之端。”吏治腐败至如此，田制已渐呈紊乱状态。政府虽三令五申，禁止侵夺买卖，早见无能为力，均田之被淘汰，已无法挽回。安史乱发，中原人民多已逃离家园，原有土地均配，已非旧观。故《通典·田制》谓：“虽有此制，开元之际，天宝以来，法令弛坏；”
“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
第六节 隋代之税率（租役调）
租调的课征
自北魏制订均田法以来，历齐、周、隋，租调之征收，虽然不替，但朝代课征之标准大同而小异，时而加以更改。故欲知隋代租调课税标准，须先了解北朝各代在均田时期租调税率之标准。
一、北魏。据《魏书》李冲上言请定三长制与定调法后，其税制大致定型。《魏书·食货志》谓：“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十年，给事中李冲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民。三载亡愆则陟用，陟之一等。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通考》作粟十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大率十匹为公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内外百官俸，此外杂调（悉省）。’”
二、北齐。《隋书》卷二四《食货志》：“清河三年（564年）率人一床（一夫一妇）调绢一匹、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调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升。垦租送台，义租纳郡，以备水旱。”
三、北周。《隋书》卷二四《食货志》：“司赋掌功赋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有四，与轻癃者皆赋之。其赋之法，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时征焉。若艰凶札，则不征其赋。”
四、隋。《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麻土以布绢。以匹，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课，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开皇三年，帝入新宫……减调绢一匹为二丈。”
庸（役）的课征
魏晋南北朝时代所征收之税率，通称为租调，至唐始以租庸调并称，故就隋代而言，有关庸役之记载不多。魏晋以来，因兵乱不息，民户流散，政府征发劳力每有供不应求之感，故人民对于政府之应役皆属现役，与汉时以钱物代现役情形类似。北齐文宣即位，始立九等之户，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至隋开皇十年五月，其时全国已统一，文帝感宇内无事，益变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所谓“防”，实即兵役而已。北魏自太和以前，各种营缮杂役极繁重，自太和二十年规定“司州之民，十二夫调一吏为四年更卒，岁开番假以供公私力役”，是为恢复定期番役之始。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后周太祖（宇文泰）作相……凡人自十八以上至五十有九，皆任于役，丰年不过三旬，中年则二旬，下年则一旬；凡起徒役，无过一家人。其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从役；百年者，家不从役；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役。若凶札，又无力征。”至北周时期，先后有“八丁兵”、“十二丁兵”之兵之制。《周书·武帝纪上》：“保定五年，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率岁一月役。”“十二丁兵”为每年十二月之中服役一月之解释。“八丁兵”则为每年三百六十五日中服役四十五日之意。而此两者皆为更番服役之制。所以当时所谓“兵”者，乃泛指各种徭役而言。隋文帝即位，仍周制，役丁为十二番，匠则六番。开皇三年，“帝入新宫，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为每岁二十日役”，是则“役”者，乃唐代之“庸”耳。
第七节 唐代之税制（租庸调）
税制存在之商榷
国家授以民田，农民之义务是缴纳相当之税额与政府。唐代赋税制度在安史乱前，大抵以租庸调为主体。《唐六典》卷三：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今称庸）。日儒仁井田升《唐令拾遗》（武德二年二月令）：“诸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绫绢布，并随乡土所宜，绫绢各二丈，布二丈四尺。输绢者，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布帛皆阔尺八寸、长四丈为匹，布五尺为端，绵六两为屯，丝五两为绚，麻三斤为。若当户不成匹、端、屯、者，皆随近合成。”
又武德七年令云：“每丁岁入粟二石，调则随土所产，绫绢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不得过五十日；若夷獠之户，皆以半税。”
安史乱后，至德宗建中元年以前，属于动乱时期。建中元年以后，为推行两税时期。欲知其间制度之演变与得失，首先应明了租庸调税法，主要是配合均田制之一种税役方法。换言之，均田制度一旦废弃，租庸调税法便不能继续施行（1954年《历史研究》四期，邓广铭著有《唐代租庸调法研究》。1955年《新史学通讯》二期，张博泉之《试谈对租庸调的看法》等，同样主张均田制与租庸调无涉）。而岑仲勉教授则以为：
一、隋授露田百二十亩，租粟三石；唐授田八十亩，租粟二石，租率建立于均田制之上，绝无可疑。
二、按丁征调而不按户征调，即因每丁依令得受桑田（或永业田）二十亩，故知调亦建立于均田制之上。
三、授田常不足数，则租调实征之数，不能不设法调整——户等即调整之方法，但同时户等又需依据均田之法以厘定，可知租调与均田有关。
四、庸虽立为一项，然依令，庸过定限，则租调可免。故从立法初意而言，租庸调三者实互相联系；易言之，庸与均田制亦有直接关系。
五、后世田可自由买卖，故按亩征税；法令稍上轨道之国家，即使赋税苛重，亦不能违背社会经济之基础而超然独立为一套。今土田既非任便买卖，如不执行授田，单责人民以租若干，征论统治阶级（尤其比较清明时代）不至如此幼稚。兹分述租庸调于后。
租的课征
唐代租庸调似较南北朝为轻，然唐代租庸调之负担力，乃基于计丁依令受田，一切丁口能如田令规定受足应受之田，方能维持其征税之义务与能力。事实上，应受之田，在唐代罕有受足者。不足之原因，有人为的，也有不得已之苦衷。现存敦煌户籍残简之里正户实籍账为例，将其中人口田亩数字较完整之四十一户资料作统计，显示出授田数量未能符合均田令。残简中，最主要之现象是给田不足；在宽乡情况下尚且如此，其他想见更严重。唐均田令每丁受田八十亩，合一年收八十石粟，租率相当四十分之一。然在分田不足情况下，平均已受田仅占应受者十分之三左右。就一丁而言，丁田约三十亩，税率约折合十五分之一。而唐代租庸调制度下之赋役，除天灾可减免外，只计授田有无。至于不管受田多少，而征税一律。例如开元时代，敦煌县效谷乡王万寿，全户仅受耕地十亩。有口一丁，仍计租二石。租税折合五分之一，故实际税率不轻。
庸的课征
唐代庸与徭同属义务力役。唐制，凡丁岁役二旬（有闰年加二日）；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得过五十日）。但庸役之中，不计农忙农闲，二十天相当一年十八分之一。如上述之例，庸役不出功，依法可以布帛代替，折率为每日帛三尺，二十日为六丈，相当调之三倍。
调的课征
唐调乃取自永业田之二十亩桑田中，平均能生产十匹帛。丁，调二丈，合调率是二十分之一。因唐代耕地不足，百姓永业田已普遍用作种粮，所以调租无形中成为对同一土地之重复征税，故调亦等于是额外征税。据《册府元龟》卷五零五记天宝元年令，河东、河北之公廨田，不准地租丝课同收。此即证明其时之租与调，为两种税项。若调分配在平均每丁约三十亩田作税率，则其比例为三十分之一。
第八节 两税制的施行及其得失
两税法推行之时代背景
唐初租庸调赋税制度，与均田制有直接关系。武德七年（624年）定均田制，唐初的中央集权制度亦以均田制之确立为基础。而均田法则旨在使人民尽劳动和地利，发挥农业社会的全面生产力，以谋农业上剩余生产之增进，因此，分配土地以丁男（年十八岁以上）至六十岁为止者较多。同时在赋税方面，以均田制为前提，不是对亩课税，而只对分配到桑田（永业）谷田（口分）合计有百亩的丁男课取。换句话说，只有丁男才被课税。唐初的租庸调其实都是由“丁身”来负担课税。租庸调赋税制度既是根据均田制而来，租庸调赋税制度本身，是以丁身作课税的客体。由此便可晓得，何以中唐以后，必须改行两税法。唐初均田之法，对于耕作者的田土是禁止买卖的，但开垦定额以上的占田，却没有限制。于是王侯官吏便可以凭借权势和优越的经济力量实行土地兼并。王侯官吏本来就分得较多之永业田和口分田，官厅有公廨田，官吏又有赐田；奴婢受田依常人之半，则奴主受田较没有奴婢者多。皇帝对贵族赐田，更无限制。于是，均田之制逐渐破坏，土地兼并遂大为盛行，政府也屡下诏书，禁止豪富兼并。政府虽有禁令，但民间土地兼并，仍在盛行。天宝十一年（752年）之诏书，更严禁兼并。由这一诏书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均田制在当时破坏到怎样程度。尽管政府三令五申，禁止兼并，而实际上，社会上的大地主，天天增多。土地集中，独立小农多成为兼并下之牺牲者，而在国家赋籍册上，他们的名字依然存在；由于无力负担赋税，遂多变成逃户。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叛变渔阳，从此藩镇祸肇，干戈满地，政府为支付庞大军费，对于人民赋役的课征，不能不加紧。而富户多丁，大都为官为僧，以避赋役；贫民独受课征，流亡者十之六七。均田制度之破坏，使独立农民流亡日多，而战争之爆发和继续，益使天下户籍紊乱，版图败坏，失掉正确户籍。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税法，当然也不能继续维持。故自丁不授田、丁多隐欺、丁多流转以后，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法，变成扰民害国的税制。两税法代之而兴，俨然变为匡时济弊之措施。
两税法之内容
要理解两税法的内容，可从下列资料得到解答。
一、杨炎的奏疏：“……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幸。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谷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度支总统之。”（《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
二、德宗建中元年正月制：“自艰难以来，征赋名目繁杂，委黜陟使与诸道观察使、剌史，作年支两税征纳。比来新旧征科色目，一切停罢。两税外辄别率一钱，四等官准擅兴赋，以枉法论。其军府支计等数，准大历十四年八月七日敕处分。”（《册府元龟》卷四八八《赋税条》）
三、建中元年二月起请条：“请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鳏寡孤独不支济者，准制放免。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州县常存丁额，准式申报。其应科斛斗，请据大历十四年见佃青苗地额均税。夏税六月内纳毕，秋税十一月纳毕。其黜陟使每道定税讫，具当州府应税都数及征纳期限，并支留合送等钱物斛斗分析闻奏，并报度支、金部、仓部、比部。其月大赦天下，遗黜陟使观风俗，仍与观察使、刺史计人产等级为两税法，此外敛者以枉法论。”（《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
其实两税法之实施，早在唐代宗大历四年（769年）已开始改税口税户为赀税。主要是根据占有田土多少，按贫富分为九等户以征税。不久便扩展到京都地区以外，均按亩征税，分夏秋两季征缴。夏税上田每亩征六升，下田每亩征四升。秋税上田每亩征五升，下田每亩征三升。其后到了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二月，采纳宰相杨炎建议，明令废除租庸调，正式实行以实物折纳钱币为主之两税法，是根据财政支出总额税而按贫富定等级，不问主户、客户，以现居地为断。不问中丁、成丁，依贫富定等级。行商依所在州县征税三十分之一（当年增为十分之一）。田税总额以大历十四年（779年）全国垦田数均摊，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不得过六月，秋税不得过十一月。此后成为唐代之主税，也是后代税制之基础。
两税法之优点
两税法之内容，主要是由户税与地税合而为一。大体上是前一时期之制度，不过此时已改变原有与租庸调并立之地位，一跃而成唯一之税法制度，租庸调反而归并到户税里。至于征收时间改为夏秋两季，在时间上已较租庸调之征收时间为佳。租庸调以外之地税，大约与租同缴纳。户税之征收时间不详。安史乱后，租庸有使，青苗钱有使，在征收时间上不一致，故改为夏秋两征，既可省去百姓征税时间，又可免去胥吏不断之骚扰。且多种税合而为一种税项，手续上也较过去为简便。故此制度之优点显然比过去之租庸调制度为进步，因此制已不再是仅征收受田农民税户定量税，而是原则上将所有有收入者，一律按财产能力比例纳税。就农民而言，不分土客户，不分田地来源；就商贾言，不论行坐商，一律缴纳基本正税。官吏之税率虽没有说明，但没有免税之明文规定。两税既是夏秋税和户税组合而成，户税之纳税户应该一切照缴两税。两税是单一税，无论士农工商，各定户等、税额，公平合理。国家税收基础扩大，而贫弱小农之负担亦相对减轻。如《旧唐书·杨炎传》谓：“人不土断而地着，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戒而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归于朝廷。”
两税法之缺点
尽管两税法是个好制度，毕竟还需要好的政治背景支持，否则，各种弊端仍会发生。因两税法是根据资产多少，主要是以占有土地多寡而定税额，实则是和庄园制之土地占有关系相通应。实行初期，颇能给与豪右地主或特殊阶级以打击，暂时和缓一下贫富悬殊之趋势，但不久便百病丛生。陆贽曾痛陈两税制之弊，其较要者约有三点。
一、在两税制下，各州人民所负担之税率，轻重不一致。负担较重之州，其民户多逃入负担较轻之州。轻者，人户增加，而税额之总数不增；重者，人户逃亡，而税额之总数不减。结果造成轻者益轻，重者益重；税户逃亡之风，愈不能息（详《陆宣公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
二、两税制度下之征纳品，地税之部分为谷、粟，户税之部分则为钱。既以钱为定税之标准，则应计算合理。然昔日庸调皆征布帛，政府支出，用布帛之处亦多。于是在两税均率时，虽皆折为钱数计算，及实行征税时，又复由钱数折合为绢帛。人民纳税，仍须用绢帛，然绢帛与钱之比价时有变动。定税时，物重钱轻，其后则物轻钱重，使税户之负担，无形中增加（详《陆宣公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
三、两税法以大历十四年各种征收之总额为总额，其目的在承认前此各种非法之苛敛，防止以后陆续发生非法苛敛。然事实上苛征杂敛之陆续发生与否，恒系于税制本身问题以外，正本末清，苛敛之政随时产生，非一纸法令所能截止。前此之非法苛敛既并入两税矣，继之而起者仍将接踵，各地悍将猾吏无名非法之苛敛一如往昔。若租庸调之庸，本以代役，庸既并入两税法矣，而民仍须应役如故，更属明显之例（详《陆宣公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
兹复据其他资料，约其要者，归纳为数点：
1.因两税法规定以实物折纳钱币，使官吏任意折价；商人又乘机操纵，造成物贱钱贵现象，农民负担随之加重。一般官僚地主虽不在无税之列，但豪右之家子弟“尽在节度衙府州县手下”做官为吏，横行乡曲。至于贵族大官，史称文宗时“豪民侵噬产业，不移户，州县不敢徭役，而征税皆出下贫”。缺额则摊派四邻。结果，两税之负担又多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
2.两税法仅为征租而不授田，对于百姓有田无田，田多田少，置之不问，全失均田制与租庸调相配而行，寓有为民制产之精神。唐初征粟帛，两税法始改而征钱，有妨农利商之嫌。
3.计产标准不限于耕地，可是较易评产者为土地；反过来说，地主之非生产工具和动产等却容易逃避估值，或以多报少，不公平现象仍然存在。
4.土地不辨肥瘦，使豪右特殊阶级者，往往拥有肥地美田，但输税却不同于贫农瘠田之人家，又形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之现象。
5.两税收入本来是“量出制入”，与租庸调制度下之定量税不同，中央把政府支出总额分配给各地方，由地方长官根据个别情形分配，课税分配数目按大历末年旧额计算，但大历末年旧额分配很不公平。故宰相陆贽曾批评两税使匆促定配，实则以聚财为目的，引至不公平之现象。《全唐文》卷四六五载陆疏以为：“不量物力所堪，唯以旧额为准。旧重之处，流亡益多；旧轻之家，归附益众。又以谋始之际，不立科条，分遣使臣，凡十余辈，专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见、道异法，低昂不类，缓急不伦。”
第九节 明代鱼鳞册及其兴废
元季丧乱，版籍散失，明初赋役之征，土地之讼，皆无准则。明太祖统一中国之后，对于赋役便不得不急于整理，但欲整理赋役，必须对丁口户籍与田土之形状、方位、主名等，先有一个明确了解。然后编制鱼鳞图册，记载土地的良莠、位置、面积以及产权所有者，官厅则按之以判决产权的争执和诉讼。
创制之原因
一、元末丧乱，经济崩溃，天下大乱，战争不息。加以群雄互争，以致田赋失收。故统一后，即行处理，以安民生。
二、开国之初，田收失据。明初田赋征收，各地不一，例如曾是李自成据地之田赋特重，目的在于惩治，故当时不以制度而定赋之轻重，而是以憎恶而定，其后便不能长期运用，而需谋一健全长久之田赋制度。
三、重新厘定，以防逃税。因天下初定，内外欠安，政策上难以马上得到效果，一般顽固小民，时常逃税，故朝廷欲重新厘定人口，整顿户口，以防逃税。
鱼鳞册之内容
因明太祖朱元璋欲查核天下户籍，故命国子学生分行各州县，随量定区。区设粮长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之名及采之丈尺，至洪武二十年十二月编成鱼鳞册。鱼鳞册以土田为主，当时亦称鱼鳞图。每县以四境为界，每乡每郡亦如之。田地以丘相挨，如鱼鳞然，故称鱼鳞图。图中田地，或官有，或民有；或是高田，或是低地；或埂或瘠，或山或荡，都详细注明，并添注上业主的姓名。其有田地买卖，则一年一注。人户纵然流动，田地则一定不移。因此，当时人称为以田为母，以户为子，子依于母，亲切可据。
鱼鳞册之优点
一、以田为母，以户为子。古时以田为母，以户为子，故易考。后世田不为母，反以田系户。户有升降，田有转易，过割之际，欺隐之弊，由之而生。田土者不动之物，不可以飞洒，不可以隐没。粮也者，随田者也，而可以有田无税，有税无田，唯在写书之笔，官府无可按据，以知其实。而鱼鳞册则以田为母，母有区别，乡有村界，故一县之田土，山乡、水乡、陆乡，其问道路所占几何，均可按图而见。
二、买卖过割，不致藏多匿少。册成后，每户照册上钱税田段，各给号单一纸收执。交易推收，即将号单黏入契内；便有卖田一亩而买主勒指，上收九分五厘。
鱼鳞册之缺点
一、册只仅据一处，而未划一。册只仅据一处之丈尺为单位，而未行整齐划一之制，此则是鱼鳞立制时之弊。
二、征收错误。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轻重无别。膏腴而税反轻，瘠卤而税反重。
三、不顾地改，照样丈量。如国初定赋，初据一时，一地之荒熟起科，未尝有所厚薄于其间。但年久势异，而各府之荒芜，皆尽开垦，但却以旧时之土地大小来丈量，故失准确。
四、未能量足，只限见熟。田增未知，只是以见熟为额，以致量地失准，收入减低。
鱼鳞册之破坏原因
一、限于见熟，又不起科。考鱼鳞立制之时，本限于见熟，而明初垦荒之制，又以永不起科为奖掖。永乐、宣德间，以畿辅八郡民，尽力垦荒，永免其税，所以培国本，重之畿。因而使豪户猾吏，相互为弊，有私自垦田，而不报官；有辟地数顷，而止报升合；又有隐匿腴田，而捏作陷没；更有以新额无增于前而原额日减之势。
二、岁月推移，使田数日减。初时各有定额，但其后开垦田尚多，以至增减大有出入，使鱼鳞册失去作用。
三、日积月累，奸弊丛生。当推收过割之际，奸弊丛生，又不能免，例如富家子推产，但时日过久，使无所归，而唯益于贪吏，使上失资钱，下令民困。
鱼鳞册之影响
一、无定实制，后患丛生。因鱼鳞册量度错误，将日后之“起科”不能尽计，以致田赋制度逐渐破坏。
二、改进征收。明初安定，因鱼鳞册不但改良了征收之方法，暂时抑止了兼并，使国家经济得到一时之安定；而加重了地方之粮收，直接增加国家之收入。
三、田户两者，皆有所定。鱼鳞册以田为母，以户为子，使人纵有因买卖而变动，但田亦不移，使能清楚确定户口之存实根据。
第十节 明代黄册制度之得失
明代的黄册制度是在历代王朝管理户口户籍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它是按类分户记载之方法，受到元制之影响，也有不少的简化和改革。现将其创制之因素、内容及其优劣分述如下。
黄册创制之原因
一、恢复秩序，以安民生。由于经过长期之兵争战乱，及沉重的租税徭役，人民大量逃亡，造成普遍的土地荒芜、人口锐减之荒凉景象，故当时最重要的便是“田野阔、户口增”。
二、整顿户口，安抚流亡。自元后，天下大乱，人民流失，明初统一天下，唯流亡未定，农租乃欠充足，国库受到重大影响。故太祖乃有整顿户口、安抚流亡之心。
三、均工夫图册之失效。明初虽有均工夫图册来确定户口税目，其内容重于徭役的一小部分，不包括赋税在内，亦不包括农民全部负担之徭役。但出役并非按丁分派而是按户，故使富有人家可请人代役。
四、户帖制之疏忽。户帖制仍未包括新旧田土开除问题，故亦没能通用于时。在当时而论，户帖制已普遍行于全国，但对于现有丁口财产规定重造方面，均未有常录；对于增减，亦未存结。故亦需以一完善制度来替代之。
黄册之内容
以一百一十户为里，推丁多者十人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管理一里之事，凡十年编制一次。先后则各以丁多寡为次，每里编为一册。册总为一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前带管于一百一十户之外，而列于图后，名为畸零。又规定每十年更定其册，册凡四，一册上纳于户部，余三册分为布政司、府、县所有。上纳于户部一册之表面为黄色，故称黄册。黄册一里作一册，一里内之丁数，全部记载于此册中，役即以此为基础而征之。一岁之役，由里长一人并由一甲之丁当其事。其他里九人及九甲之丁，经岁则不服何等役，于是十年只服役一回。其服役之顺序，由丁多之甲开始，以至丁少者。
综观以黄册为基础之赋税，并非以同一单位同一方法行之，可分为如下三种：
一、里甲，亦称甲役，以户为单位。盖因赋定役，夫出于田赋，以一百十户为里，里分十甲，曰里甲。
二、均役，亦称徭役，以丁为单位，以上中下户为三等，五岁均役，一岁中诸色杂目应役者，编役均之，曰均徭。
三、杂泛亦称杂役，上命不时所课。
然而因敬老、敬圣、表彰而基于道法，基于身份地位及职业之理由得到免役之优待。
先由户部查照旧黄册原来之册式及应该注意事项，刊印大造黄册的榜文和册籍的样本，颁发于全国各省的布政司及其所辖之府、州、县卫，再由他们翻印若干份发给所有属县域公布。当各地官吏收到榜文后，便造成表格，叫做“清册供单”，再把它通过里长和甲首分给各户填写，然后上报。同时对担任专职管册的官员的要求很严，这些人员委任后都要在中央的吏部和户部登记留案。
黄册之优点
一、徭役有据，毫无偏差。黄册之编制使人民户口都有清楚记录，人民无法逃避，故可增加国家收入。同时对于户主与其内所有人口均需报告，以防逃避。
二、分家析产，以防纠纷。朝廷对于分家析产问题，十分注重，从而可免骨肉相争之弊。而僧道无论有产无产均应入户，因从前是没入户的，致使一些人民欲逃税而为僧尼，故这又可免其弊。
三、黄册之推行，有助于里甲。因为黄册特重户口，对人民户口之充实很注意，而使里甲制度推行迅速，同时亦可收地方防卫之责任与功用。另外亦可确定人民纳量当差之工作，对派徭役。就植税源办公事方面而言，黄册之贡献甚大。
四、军册之确定。明初，太祖特定其负责军务之人员，以便随时补遗，使国家有可用之兵。老兵死去，即起用新兵，或以世袭之子孙继承，使兵源充足，国家无须害怕无兵可用。而军册需赖黄册之准确来发挥其功效。
五、黄册既成，田亩覆实。黄册用以帮助鱼鳞图册来核实田亩，相互校对。它们分别详载全国人、户、土地、财产、税粮、徭役之文件，用以互相配合，交错牵制，考查核对。
黄册之缺点
一、内容繁苛，民厌其烦。因赋税的内容繁多，有夏税秋粮，兵银，役银，贴役银，往往名色不一；或分时而征，或分额而征。上不胜头绪之烦碎，下不胜其追呼之杂沓，为救此弊，世宗嘉靖间，遂创行“一条鞭法”以代之。
二、免役之由，顿加负担。明初役法有三，以户计、丁计及不时征调的称杂役。而这些役法完全根据田产丁口的标准而定。士大夫的田，不负徭役之责；负徭役之责的，仅限于平民之田。
黄册之影响
一、内容严密，以杜避役。黄册之内容相当严密，每一户一丁均有详细登记，不能故意逃役或避税，给予中国役法制度上一个很好之典范。
二、编制黄册，增加国费。凡委任编制黄册之官员，各官府皆不得令他们再做其他任何工作，无形中使国家增加负担。
三、官拟民填，制度一变。从前役法乃由官府规定，而黄册乃是由官府拟定规则，由人民填上户口人数。这种制度实为中国古代役法之一大改变。
四、黄册废后，赋役一新。由于黄册经过长期之变质而致瓦解，乃产生“一条鞭法”而代之，将田租、力役等一起并入征收，而成一个系统，为古所无。
黄册废弃之原因
一、承平日久，紊乱废弛。由于多年来之休闲，明室官吏，日趋于贪污无能，以致其制逐渐紊乱，继而废弛，不可收拾。
二、字迹潦草，质量失实。自景泰以前，册籍一向以铜板来造版册，故得以长期保存。然自天顺年间，内容及保存方面已不如前时之精细，以致其尺寸大小不一，于保管工作增加了麻烦。
三、官吏贪污，居心欺骗。明时有不少富农以其钱财来诱赂官府，使能减免其租税、力役，因而使役法失衡。
四、纸张变质，残损脱失。从前多用厚纸登记，固易保存，但其后一些贪官以较薄之纸张来代替以赚取其钱，以致纸张为虫所蛀食而脱失。
五、册漏重造，失去常规。从前，对于申请黄册和补造黄册原有一定之规定，但自弘治以后，大多数地方官府却没有按此规定办理，甚至有拖延数年不等，故使遗漏者不得补上，使黄册之功用大失。
六、打击阻挠，无法收效。因为黄册对人口分布十分清楚，从而收税无差，但日后因地主富农从中阻挠，兼并他人土地，甚至赂官瞒税，故使黄册推行大受阻碍。
七、赋税役繁，负担不均。依照明例，凡朱明子孙宗室皆有俸给，故不得不重征赋税。而差役税目愈来愈多，逐渐成索银之法，令人不胜其烦，使贫富悬殊的局面激化。
八、定征文册，黄册益废。自从黄册失准，不能发挥其作用，当时有所谓定征文册以代之，改革往日之积习，但亦无多大改进。而到中叶后“一条鞭法”之实行，把所有里甲、均、力差、银差一并计算，打破了黄册之多余琐碎，因而使得黄册制度大受破坏而致瓦解。
第十一节 一条鞭法与得失
创制之时代背景
明初以黄册鱼鳞图分载户口、田土，以整饰赋役，其法未尝不善，奈因日久废坏，又不能按照实际情形调查更定，以致其后田赋大乱，穷者有税无田，富者有田无税。同时，田赋征收之项目繁琐，役法亦极复杂，百姓负担繁重而国家田赋收入反而减少。
明代之庄园经济较元代发达，土地分官田与民田两种。官田之来历有由君主赐予，有由荒地开垦，有由民业授转。受田者除皇族以外，尚有勋戚、姻亲、宠遇或伊斯兰教僧人。此等庄田对政府而言，多不负有纳税义务；对人民而言，时常发生侵并之事实。故在张居正时代，庄园侵吞民田之风气很盛。此外，人民为避免赋税，在此情况下，做成土地愈趋不均，地籍更趋失实，国家税收短小，导致财政困难。
明代之田赋税率，自从明初已发生困难现象。第一，因地方性之不均，做成税率之高，历史上少有。第二，由于田土之不同，而税率亦异。譬如官田、民田之田赋，固以面积为课征标准，而征额则大异；官田每亩征五升三合，民田三升三合。第三，由于大量田亩之不确，也使田亩赋税不均；由于审定田亩之办法参差不齐，故亦难趋于公平。在上述之情况下，至神宗万历年张居正执政时，便改行一条鞭法。此法之创行者为庞尚鹏，《明史本传》记庞于嘉隆间，巡按浙江，见民苦徭役，乃建议推行一条鞭之税收方法。
一条鞭法之内容
所谓“一条鞭法”，就是清查各州县的人丁田地，把人民应出的田赋力役及上贡方物，并为一条，一律计亩，缴纳银钞，于万历九年尽行之。《续通考》：“（其法）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额外征收）。凡额办（正税）、派办（附加税）、京库岁需与留存、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据上述所谓一条鞭法，是将赋税徭役及若干额外征税统一征收。一条鞭法之采行乃完全适应客观情势之需要。清儒任源祥指出：“明之一条鞭犹唐之两税。两税之行也，天下有不得不两之势，议者或咎其轻于变古，卒未有更两税而善其法者。条鞭之行也，天下有不得不条之势，张江陵不过因其势而行之。议者或病其奉行之不谨，名实之不符，卒未有舍条鞭而善其法者。自古赋出于地，役出于丁。明初编审税粮，则以地为经，以丁为纬，但银差力役有数，杂泛差无数。中叶以降，官吏得以上下其手，里甲率至破家。隆庆中，江西巡抚奏行一条鞭法，合算力差银差杂泛差之数，并入田亩折征，头绪不纷，征输两便，此条鞭法所由始也。万历初，江陵当国，知天下差役之苦，非独江西为然，遂通行天下，是以两税行而租庸调并合。条鞭行而税粮、银力杂差并征，其义一也。”
一条鞭法之优点
由于不征丁税，不只减轻人民的负担，且给予人民较大的自由。从此，人民容易离开乡土，奔向城市，另谋生计；对疏散较密地方人口，发展都市工商行业，有刺激鼓舞作用。
由于缴纳赋税，一律折现征银，无形中加重货币的使用价值，使一方商品交换得到很大的便利，同时也加促工商业贸易的发展。《天下郡国利病书·安邱县志》曾列举一条鞭法有十利，并以之比作宋代的免役法。其所举优点如下：
1.通轻重苦乐于一邑中。
2.法当优免者（指豪富不当役者）不得割他地以私荫。
3.钱输于官而需索不行。
4.民不赔累。
5.合银力两差（明制：出银应役者曰银差，出力应役者曰力差）并公私诸费。
6.去正副二户（洪武之季，分粮为正副二人）则贫富平。
7.承禀有制，侵渔无所穴。
8.官给银于募人，募人不得反复抑勒。
9.富者无弛担而贫者无加额。
10.银有定额，则册籍清而诡寄无所容。
此外《天下郡国利病书·武进县志》唐鹤征论一条鞭之利甚详，归纳其所论可得三点：
1.不役里甲，不募均徭，则蠹吏无所施其讹诈之计。
2.合并征收，条目简单，更无额外之索，百姓无分外妄费。
3.官征官解而民无贿赂赔之苦。
一条鞭法之缺点
一条鞭法之实行，以往赋役之各项繁复项目取消，其始固便农民，及至末流，各种力役又再恢复，杂税冗费名罢实存，使人民无形增加负担，其困苦比前更甚。
由于一条鞭不征丁税，严格的户籍制度的存在，便发生动摇，使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社会制度，受到严重影响。
反对一条鞭法者认为此种税法有如下之缺点：
1.已征在官，偶遇蠲免，赃吏得以窃而有之。
2.一概混征，如有蠲免，小民不得详知其数。
3.一时总征，民力颇有不堪。
4.工匠和富商大贾皆以无田免役，而农夫独受其困。
5.条鞭之法，行于富庶地区，无甚问题；但行于土地硗瘠之区，则不利于贫民。
若以现代眼光来看，当时一条鞭法之推行可视为一进步的税制。第一，符合赋税由繁而简的原则；第二，符合便利的原则；第三，合并征收，费用减轻，又符合征收费以少的原则。据《续通考》卷一：“（一条鞭）立法颇为简便，嘉靖间，数行数止；迨隆万之世，提编推广如故，又多无艺之征。逋粮愈多，规避亦益巧，已解而愆限或至十余年，未征而报收，一县有至十万者。逋欠之多，县各数十万。赖行此法，无他科扰，民力不大绌。”
须知一条鞭法虽合于赋税经济原则，但此税制仅属地税征收之改进。故明代赋税制度本身之缺点尚未完全改正。此种税制只着重农业方面，忽视工商，也确有违反赋税公平之原则。但就整个制度看，一条鞭法之推行，大体上是利多弊少。
一条鞭法破坏的原因
明代末叶，屡兴军戍，田赋兵饷不断增赋，百姓无法负担，遂使一条鞭无法实施，而国祚亦不继矣。
明神宗晚年因用兵东北，岁收不足，乃于万历四十六年为增筹“辽饷”三百万，每亩加田赋三厘五毫。四十七年再增加田赋，在原有增加九厘之外，每亩再加征三厘。八年又加征每亩一分四厘九丝。十二年因杨嗣昌建议，每亩又加银一分，谓之“练饷”。此“辽饷”、“助饷”、“练饷”谓之“三饷”。三饷所增加之田赋税收达二千多万两银，民不胜负荷。加以贼盗蜂起，田土失收，一条鞭遂告紊乱不能行，而国亦以亡。故《明史》卷七十八《食货志》云：
“嘉靖后行一条鞭法，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于是均徭、里甲与两税为一……诸役卒至，复佥农氓，条鞭法行十余年，规制顿紊，不能尽遵也。”
第十二节 租庸调与两税法之比较
唐代的租庸调制，可说结束了古代井田、均田一脉相承的经济传统，而两税制则开始了此后自由经济之先河。兹将租庸调与两税法就以下各方面，分别比较如下。
一、预算方面。租庸调制先规定了田租定额，然后政府照税额征收，再把此项收来的田租作为政府每年的开支，这可说是一种量入为出的制度。
但两税制之规定田租额，则是量出为入的。因当时杨炎定制，乃依照唐代宗大历十四年的田租收入为标准，而规定以后各地的征收额。这在政府的征收手续上，是简单省事得多了，可以避免每年调查统计垦田数和户口册等种种的麻烦。
二、全国各地租额方面。中国历史上的田赋制度，从井田制到租庸调制，全国各地租额，由政府规定，向来是一律平均的。租庸调制之下是四十而税一，全国各地，一律平等，无不皆然。
但两税制便把这一传统，即全国各地田租照同一规定数额征收的那一项精神废弃了。因为两税制之规定田租额是量出为入的，虽然手续简单了，但这样就变成了一种硬性规定，随地摊派，而不再有全国一致的租额和税率。
三、为民制产的精神。租庸调制的精神，在于政府为民制产，然后因其产而课赋。这种办法，既没有重敛病民的弊病，又可以杜绝兼并。自两税制实行，把中国古代传统的井田、王田、均田等一贯的平均地权、还授田亩的制度打破了。从此田亩可以自由买卖，自由兼并，使土地又走回秦汉时代趋于集中的旧路，社会呈现更多的不安与病态，而把租庸调为民造产的精神全失掉了。
四、项目编排方面。唐之租庸调制，项目分明，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户始有调。此制的最高用意在使有身者同时必有田有家，于是对政府征收此轻微之税额，将会觉得易于负担，不感痛苦。
租庸调制三个项目分得很清楚，两税法归并在一起，虽说手续简单，但日久相沿，把原来化繁就简的来历忘了。遇到政府要用钱，要用劳役，又不免要增加新项目。而这些新项目是本来已有的，并在两税中征收了，现在再把此项目加入，岂不等于加倍征收。此即税收项目不分明之弊。
五、纳税人之范围。在实施租庸调法时，官吏九品以上及皇亲、贵戚、官学生徒、孝子顺孙等，是不负担租庸调的不课户；此外如鳏、寡、孤、独以及部曲、客女（豪族的仆妇、奴婢等），也都不课。
两税法从户税、地税发展而来，而户税、地税，本来就规定官吏也要交纳的。所以从地税、户税发展而来的两税，官吏也得交纳。更重要的是浮户、客户和不定居的商贾，都要负担两税。
六、税收准则。租庸调是以丁为基础，及丁则授田，年老则还官。但两税不以年龄，而以贫富为征税的标准，打破往日的所谓中男、丁男等的差别。
七、税收之主体。租庸调法是实物、力役并重，而且租庸调法规定五十天的力役可以代替全部实物，所以租庸调还是以力役为主的。
但两税法是以实物为主的赋税。我们知道两税法是“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实际征收时是实物居多的，缗钱只是由实物折算而来，所以说，两税法是以实物为主的。
八、计算方面。租庸调制是收米谷布帛的，租则凡成丁男子，每年纳粟二石；而庸调也是征布帛，不是以钱作为计算，纯以实物计算。
至于两税之征纳品，除地税之部分为谷、粟外，其户税之部分则改收钱。既以钱为定税之标准，则应征钱。然昔日庸调皆征布帛，政府支出，用布帛之处亦多。于是两税均率时，虽皆折为钱数计算，及实行征税时，又复由钱数，折合为绢帛。人民纳税，仍须用绢帛。
九、税制以外之税。唐初施行租庸调法时，还有地税和户税作为租庸调的补充税收。及安史乱后，因地税和户税占了唐代税收的很大部分，而租庸调法又益弊，乃改行以地税和户税为基础之两税制。
两税的内容，主体在两种税：地税与户税。原则上两税只纳税一种，废去以前租庸调和杂税。然事实上，苛征杂税是陆续发生的。盐税本来就有，茶税也出现了。此外，又有所谓借商钱、间架、除陌等法。
十、征收时间。租庸调的征收时间是不一致的。租庸调物于每年八月上旬起输，九月上旬则各发本州诸租，本州收获讫，十一月起发遣输往京师。至于租庸调以外的地税，大约与租同纳；户税的征收时间，不甚明了。
而两税制纳税分夏秋两季，夏无过六月，秋无过十一月。但夏秋两次纳税，也不是两税法所创设的，实际上，大历五年地税的征收，就分夏秋，只是两税法将一切税都分作两期而已。
第十三节 租庸调与一条鞭法的比较
内容性质的比较
租庸调是唐的赋税制度，后改为两税法。宋代亦大体沿此制。明代赋役制度，行至嘉靖万历年间，有所谓“一条鞭法”者，其目的在化繁为简，以救混乱纷扰之一种税制。现将两者内容作一比较，以明其异同优劣如下。
一、由对人税转入对物税。古中国税制，纳税之主要对象有三，曰田，曰户，曰丁。田为物，而户与丁则为人。唐之租庸调，皆以对人税与对物税并行。及行一条鞭法后，为免里甲吏胥颠倒上下混乱户则之弊，打破了里甲户则之分别，改以丁、产为征役之标准，户之地位变轻。又将生产范围缩小为“粮”，改以田定产之厚薄与役之轻重，而田之地位及负担益重。此时对人之丁税虽犹存在，然远不如田税之重要。
二、由现物税转入货币税。唐之两税，定制时概以货币计算，然输纳时仍折为现物之绢帛。明初定税时，仍偏重于现物，然由于商品经济之发展，赋税征课至明英宗正统元年，遂有折征金花银之举，由现物变为货币。迨一条鞭法推广通行以后，力差变为银差，赋役之征纳，殆莫不为银矣。
三、民收民解，转为官收官解。自唐以来，督催赋税即为里甲正役及保甲人户所负担之一种重役，输纳不及时，或有短少，里甲正役及保甲往往备受鞭笞之苦。及行一条鞭法后，赋役之征纳，大都用银。银之收解，较现物为便，渐将里长征收之任，改为催征监收由民户直接齐银至官柜缴纳。缴纳时须由里长任监收之责；缴纳后，随即由监收人送存官库。
优点方面的比较
一、税目分明。唐之租庸调制，税收项目，条列分明；有田则有租，有丁则有庸，有户则有调。其所征收的数量，均有定额，不似此制度破坏后之各种税制，可以随时增加，有进无已，因此免除了横征暴敛之弊。
明代一条鞭法大都以“化繁为简”为原则。盖明初之赋役制，虽似整然有条，但就其科则项目及编检施行程序言之，实甚繁密，非乡间细民所能把握。而奸吏猾胥，缘之以滋弊则甚易。故为改革之谋者，务以化繁为简作原则。
二、为民制产。唐制，及丁授田，年老还官。人民有其自耕的田土，而不能私有；政府有其一定的收入，而不能骤增。所以人民过着舒适的生活，社会呈现繁荣的景象，是必然的。
明制，盖均徭、里甲与两税为一，小民得无扰，而事亦易集，立法颇为简便；更且造定册简，令行各州县，永为遵守。故徭役公平而无不均，天下太平，民生安逸。
缺点方面的比较
一、租庸调税制的精神，在政府为民治产，然后因其产而课赋。但实行这种制度，必须有其特殊条件，社会秩序必须安定，人口流动性不能太大，户籍和田籍须清楚齐全，然后才能实行，有效率的政府才能做到。然唐自武后时起，政治渐不如前，人民规避徭役逃亡者渐多。法令的废弛，可以想见。安史乱后，户口逃匿更多，旧有的户口名籍，多非其实，租庸调制度，无法继续实行。因为“租庸调”制是以户口作单位，故账籍必须清楚。账是壮丁的册子，每岁一造账，三岁一造籍，对政府来讲，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都有负担。
二、一条鞭法虽成为明代后期适用之赋役制，然究其实，各地所行之一条鞭法并不一致。或将役之项目合并为一，或将赋役合并，而合并之程度不一；或将役之一部分摊入赋内，或将役之全部摊入赋内；其征收管制上亦不尽同，所行亦有善有不善之别。故《续通考》引工科给事中曲迁乔之疏语云：“但有司行之有善有不善，是以地方亦间有称不便者，今宜行各抚按。将见行条鞭之法，或有司奉行未善者，则随宜酌处。如病在雇役，则宽议其工食，使人不苦于应募；如病在里甲，则严禁其暗用，使人得安于田亩。或则坏成赋，勿使下地暗包上地之粮；或九则征银，勿使贫民概应富民之役。调停既当，人自乐从矣。盖立法虽为简便，然粮长里长名罢实存。诸役卒至，复佥农氓，条鞭法行十余年，规制顿紊，不能尽遵守也。”
第十四节 两税制与一条鞭法之比较
背景之比较
唐初行租庸调，其后不得不变为两税制。明初行繁杂的税制，其后亦不得不变为一条鞭法。二者的背景各有异同，其相同者如下：
一、人口大量逃亡。唐安史乱后，北方人口大量流徙，天宝十四载课户五百三十四万九千二百八十；到乾元三年，课户仅七十三万八千五百八十二。明代政府根本不按法定制度来编佥民夫，而是“壮丁尽行，役及老幼”；而且征去之后，少有回者，所以人口大量逃亡。
二、税目重新统一。安史乱后，除租庸调外，尚有户税、地税、青苗钱等等。宰相杨炎力谋税目之简单化，乃将一切名目省去，其应出之税额，则摊入两税中。明初田赋制的税则非常复杂，田分官田、民田；官田又分设还官田、屯田、皇庄等，民田又分大亩、小亩等。徭役尤其繁复，又分里甲、均徭、杂项等多种。到黄册与鱼鳞册发生问题时，税役便需从简设计。
其相异者如下：
一、明代社会分工日益发展，地主豪户经营的商业性农业，以追求货币为目的。
二、明代白银地位提高，洪武虽禁止人民用白银，要用宝钞和制钱，但商品关系越发展，越需要一种价值较高的贵金属作为货币。
三、明代徭役渐变为雇役，人民从事工商业，赚得货币，以之雇人代役。而另一方面，里甲制也开始破坏，甲首因赔累而破产，于是税粮收解由官方负责。
四、唐之改行两税制，则因租庸调法的收入，根本不敷国用。《新唐书·食货志》有云：“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生，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其后国家侈费无节，而大盗起，兵兴，财用益屈。”
五、唐代均田制彻底破坏亦为两税制兴起之主因。唐代私田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又许人民于迁居时自由买卖口分田，宽乡、狭乡之划限不明，自然造成均田制之破坏。
内容之比较
一、由对人税转入对物税。纳税之主要对象有三，曰田，曰户，曰丁。田为物，户与丁为人。唐之租庸调，是对人税与对物税之并行。由租庸调变为两税，似已将对人税之庸调废弃，成为对物之财产税。但唐以后，庸调复以别称名词出现，如宋之役钱、钱米，元之科差等。到一条鞭法行后世，打破里甲、户则之分别，总以“丁”“产”为征役之标准，而户之地位变轻；又将“产”之范围缩小为“粮”，总以田定产之厚薄与役之轻重，于是对物税占了重要之地位。
二、由现物税转入货币税。中国赋税自古多收实物，直至唐行两税制，始正式有货币税，至明行一条鞭法更普遍用货币税。是以《续通考》按语云：“唐德宗作两税以钱代输，明英宗折金花而以银充赋，皆古今农政中更制之大端也。”盖唐两税定制时，以货币定其率；输纳时，仍折为现物。但明一条鞭法即使力差亦变为银差，一切征收，莫不以银为主。
三、分夏秋二季征收。唐两税制又叫夏税秋粮，夏无过六月，秋无过十一月。此是因着古代农业社会的需要而设的。自唐至清，千余年间仍行二次纳税法。明代初年，洪武即立夏税、秋粮的法则，到一条鞭法，实为扩大充实两次交税的精神。如宋代《松江府志》法条有云：“于是均徭、里甲与两税为一。”
四、各地税率不一致。据陆宣公奏议所载唐代行两税法，天下各州人民所负担之税率，轻重不一，于是负担较重之州，其民多逃入负担较轻之州。轻者人民增加，而税额不增；重者民户逃亡，而税额之总数不减。于是轻者益轻，重者益重，税户逃亡之风，遂不可遏。明代行一条鞭法，实际上各地所行之一条鞭法并不一致，或将役之项目合并为一，或将赋之项目合并为一，或虽赋役合并而程度不一等情况均有之。
利弊之比较
一、其利处如下：
1.人民有流徙之自由。两税法讲求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一条鞭法则不征丁税，力差又变为银差，由政府以银募人代行力役。于是人民无差役缠身，有较大之自由游离乡土，奔向城市，另谋生计。这对疏散密度高之人口，发展都市工商行业，有鼓舞作用。
2.促进工商业之发展。两税法重钱币运用，一条鞭法以银纳税。货币流行加强工商业之发展，“一条鞭法行后，富商大贾，不致土田”。所谓不致土田，就是由投资土地，改为投资工商业。在这方面，一条鞭法似较两税法之作用更大。
3.有保障贫民之用意。两税法讲求“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富者征纳比贫者为高。一条鞭法讲求摊丁入田，用意也是一样。所以顾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有云：“条鞭利贫不利富，利军不利官。”又云：“利于下，不利于上；利于编氓，不利于士大夫。”
4.收解手续上之改良。唐代立两税法之同时，设有两税使到地方征收或催收赋税。盖当时藩镇割据，赋税由地方送到京师之中途，相当危险，所以有两税使以主之。到明代实行“官收官解”的良好措施，可免里首之中间剥削。此法一直沿用到清末，可见收解手续上之进步。
二、其弊处如下：
1.妨农利商。两税法讲求“量出为入”，一旦农事失收，则农民受害；而且以钱币结算，商人容易上下其手，囤积居奇。至于条鞭方面，顾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云：“条鞭之法……闾阎殷富，地价腾踊。”地价上涨，非平民所能拥有，于是豪户兼并日多，平民流入工商业，农民便大受豪户迫逼了。
2.杂税丛生。两税将一切税归入计算，但国用日多，于是新税项纷纷出现，如商税、盐税、茶税、酒税等。而条鞭之后，明室又有辽饷、剿饷、练饷等名目，使人民生活更苦于从前。
3.户籍破坏。两税与条鞭都不需完整户籍制度，于是自此以后更没有户籍制；表面看来似乎并不重要，但实际上意味着国家对经济预算与吏治问题开始疏忽。藏奸纳垢、游手好闲等事因之而起。
4.恢服力役。两税倾向于对物税；条鞭乃由两税发展而成，讲求摊丁入田，免除力役。但终明之世，力役始终存在，至清乾隆才明令禁止。力役在当时而言，的确不能完全避免，但也成为与制度相抵触的法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