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同‘拱’）之。”
孔子说：“靠德行来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安处在它的位置，其他的星星就环绕着它来排列。”
我们来看《为政篇》第一章。这一篇主要讲如何搞政治，也就是儒家强调的“外王”。“内圣外王”是庄子给儒家贴的标签，因为儒家特别重视从内在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修为，向外推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易经》的《文言传》也说，一个人如果自我修为很好，但对整个社会没有贡献，没有为大众服务，也只是做了一半功课。可见，如果没有外在的表现，就算你修炼成仙也还是遗憾。所以一定得内外打通，学了之后要有用、能用，才是实学。
德国近代有个才华横溢的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他在全球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地位很高，影响很大。他晚年的时候，曾发表了两篇很有名的演讲，是给德国的大学生、年轻知识分子讲的，中心思想就是《论语》所说的“学而优则仕”。如果自己学得不错，就要想办法“先知觉后知”，通过参与和组织社会活动来实现。
中山先生说，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这在《论语》中也有。不是说一定要当官才是政治，家里也有政治，三个人一起卖豆浆也有政治。不管规模大小，不管层次高低，都要管理得井井有条，这样你所学的就一定用得上。如果学了半天根本不会做事，或者做事时不能跟人合作，那就只能说明你是个书呆子，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很严重的瑕疵。《论语》开头由《学而篇》到《为政篇》，“为政”的结果如何，跟学得好不好有关系，学习踏实还是浮躁，要靠为政来检验。
《易经》中一直强调德业并重，在进德的同时，还要不要修业呢？在修德方面越精进，功夫越深，你的“业”就越可能表现得精彩，自古的“盛德大业”都是这样。现代社会分工过细，就分出弊端来了，一些专家狭隘得不得了，除了他自己的专业啥也不懂，这就有点麻烦了。学者一点不通世务，完全钻到象牙塔里去了，这样的学问家是要检讨的。
好，我们回到《为政篇》的开篇这一章。
“为政以德”，孔子在此强调治理国家重在德治，人君要以身作则，以德感人。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辰”就是北极星，“共”同“拱”。按照大家通常的认识，北极星是不动的，就安处在那里，其他的星星环绕在它的周围。可见，真正的领袖是无为而治的。如果他道德高尚，自然会对民众有强大的感召力，天下会自然而然地归于太平。孔子发表这样的看法，是因为孔子坚信百姓的心自然会向着有德行的领导靠近。领导核心有感召力，像北极星一样灿烂，自然就产生了指标效应，大家都环绕着它，有人坐轿，有人抬轿，组成一个灿烂的星系。
北极星虽然不动，却能无为而治，以静制动，以简驭繁。细想想，这真是个非常好的意象。反过来，人君如果没有德行，怎么能坐得住那个位置？有些人就是“望之不似人君”，压不住场，就算勉强到了那个位置，也是所谓的“沐猴而冠”。因为没有那种感召力，最后还是坐不稳。儒家之所以强调“为政以德”，就是因为“为政”一定要以深厚的学养、内在的修为和操守做基础。
由此我们得到的启示是，为政要想有感召力，重在修德，人君身正则不令而从。
2.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说‘无不出于真情’。”
《诗经》共三百零五篇（原本三百一十一篇，其中有六篇为笙诗，有曲无字，故为三百零五篇），经过孔子大量的删订而成。“思无邪”一语出自《诗经·鲁颂·駉篇》，“思”是语气助词，“无邪”就是真情。文学的文字表达以“真情”为第一要义，否则就是无病呻吟。
孔子认为，《诗经》可以发掘每个人内心真诚的一面。因为人间世，人最容易戴着面具，习惯于做戏、做秀而不自知。
3.子曰：“道（同‘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说：“用政令来教导，用刑罚来管束，百姓虽能免于犯罪，可是没有羞愧之心。用德行来教导，用礼制来约束，百姓知道羞耻且能走上正路。”
“道”同“导”，教导、训导；“齐”有整饬、管束之意；“政”就是用一般政令。“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指用政令来教导，用刑罚来管束。也就是说，用公权力来将百姓导入正轨。防止百姓作奸犯科，一定要靠法律。因为一定有人会不服从教导和训导，这就需要刚性的、强制的手段，即用刑罚来整饬，使他们不敢触犯法律。
“民免而无耻”，“耻”是自觉羞愧之意。这样的话，虽然能遏制百姓犯罪，可是没有办法使他们有羞愧之心。也就是说，在强制性的法治手段下，老百姓可能很守规矩，不敢随便犯法，尤其是面对那种严刑峻法。但是，他们是被迫遵纪守法，而不是因为有羞愧之心而自觉守法。
战国时期秦国变法，商鞅所制订的秦法严酷，就是把草木灰遗洒在道路上，也得处以刑罚，这在当时有一定的清除疲敝的作用，但时日一长，百姓只知不要犯法，内心的羞愧感并没有彻底消除。最后商鞅也以身试法，被车裂，五马分尸。李斯也是法家人物，最后因政治斗争站错队伍，被牺牲掉，跟儿子一起被腰斩，并夷三族。这些人都有大才，都是聪明人，但是最后都不能保全自己。李斯可能也读过《论语》，可他还是不能免于刑戮，这说明政治实在难搞！如果没有自保的智慧，最后可能不是被老板干掉，就是被老板的儿子干掉，再不然就被同僚干掉。
可见，仅用严刑峻法来约束老百姓，他们只求苟免，不犯罪就行，但很可能就会去钻法律的空子，因为反正只要不被抓到就行，他们并不是心悦诚服。秦法严苛到在街上乱倒垃圾、随地吐痰都要被砍手砍脚，环境是改善了，但原因只是大家害怕刑罚，并没有启动自觉羞愧的机制，全民的道德水平并不见得提高。严刑峻法治标不治本，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如果一个社会的道德标准是法律，那还算什么道德？
那么，孔子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德行来教导，用礼制来约束，使百姓知道羞耻并走上正路。还是要靠礼乐教化，让百姓知耻。管仲在《管子·牧民》中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他也说道：“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
“德”是顺应人性的善行，多属于柔性的、感化性的手段。“礼”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其实这个观念一点都不迂腐，因为只有以德行教化，用礼制管束，百姓才能化被动为主动，从而真正解决问题。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礼制和德行都是在肯定人的羞耻心，只有能让百姓有羞耻之心，能产生自我约束机制，才是真正的好政治。如果只有外在的约束，就意味着他们没有成为真正的好人。如果每个人都有很强的自制力，哪还需要那么多警察和摄像头去盯着呢？
“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讲的是教化，依旧是“为政以德”的思路。“格”是正的意思，也有感化的意思，是“感格上苍”、“格物致知”的“格”，指要有实际的接触，而且会因为接触而受到感化，然后因此纠正行为的偏差。《孟子》里说，做“老板”的心不好，很可能祸国殃民，做大臣的就要进谏，叫“格君心之非”。君王的心已经偏了、邪了，可他手里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作为大臣应向他进谏，让他的心变“正”。
如果每个人都能管住自己，社会就不必养那么多公检法人员专门来监控了。这就是法治跟德治在本质上的区别。当然，德治并没有说完全不要法律，在法治管不到的层面，就要靠提升人的道德修养、文化素质。社会教化如果做得很到位，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违法乱纪了。
钻法律的空子，逃避法律的制裁，譬如在中国待不下去了，跑到外国去，就叫“民免而无耻”。因为他并没有真正地反省，一旦有机会他还会继续犯罪。
《礼记·缁衣》中说：“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意思和这一章相同。
《孔丛子·刑论》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孔子到卫国去，对卫将军文子说：“以礼齐民，譬之于御，则辔也；以刑齐民，譬之于御，则鞭也。”这段话也可以对比出法家的政治手腕是鞭策，儒家的政治手腕是驾御。大家都认为商鞅变法了不起，影响那么大，但后来商鞅被秦始皇的祖先给杀掉了；秦始皇对商鞅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可秦朝只有十五年就结束了，并没有千秋万代。所以这里值得大家深思。都说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花齐放，那么了不起，最后实际上统一天下的是法家。法家真有那么了不起吗？法家能富国强兵，但是严刑峻法难定民心。反观汉代经历了一段黄老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之后，到汉武帝时，又开始恢复儒家，这一恢复，虽说阳儒阴法，但至少在形式上挂着儒家招牌的朝代持续了两千多年。
从唐朝开始，一直到清代，都有很多信佛的皇帝，唐朝就是儒、释、道兼容并包的典型。但实际上任何朝代都需要政治人物去治国、平天下，它们用谁的治国方略做范本？儒家。佛法能治国吗？非也。道家的那一套游山玩水尚可，用于政治操纵就有点难度了。当然，法家也有它的优长，不能小看；尤其是封建专制时期，阳儒阴法有相当大的合理性，法家那一套用来维护封建秩序还是很管用的。
4.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说：“我十五岁时，立志于学习；三十岁时，可以自立；四十岁时，可以不被欲望迷惑；五十岁时，可以领悟天命；六十岁时，声入心通；七十岁时可以随心所欲，都不越出规矩。”
这一章非常有名，算是孔老夫子一生的写照，也是他终身“学而时习”的经验。
可以说，孔子在人生过程中，每十年一个境界。自古以来，中国人检验自己修为上的成长，都以孔子这段话为标准。孔子的人生履历成为了中国人理想的人生境界的代称，如“不惑之年”就表示过四十了，“知命之年”就表明已经到五十了。
这一段是他自己的回顾，属于第一手资料，说这段话的时候，孔子已经时日不多。“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十五岁时，就立志求学。求学就是他的志向，要去学习、探讨宇宙、人生的奥秘。
“三十而立”，三十岁时，可以自立，在社会上立身处世。也就是说，经过十五年的“志于学”，掌握了立身行事的大原则，能够立于所学并不再动摇。《易经》的恒卦《大象传》称“君子以立不易方”，风吹雷打、威胁利诱皆不为所动，这才是真正的立，才是有原则的大丈夫。这就是“三十而立”。看来，这也不容易，大家想想，要下多久的工夫啊？十五年。一直认真地学习，最后才能立住。以我们现在的学制，读得快的人，博士学位早拿到手了。
“四十而不惑”，四十岁时，不被欲望所迷惑。经过十年立身处世的学习与修炼，要使嗜欲浅，天机才会深，才不会被欲望迷惑。有人解释说，“四十不惑”是孔子到四十岁时对任何事情不再迷惑，好像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哪有这种事呢？“四十而不惑”，是专门指不被人与生俱来的欲望所迷惑，能做到《易经》损卦所说的“惩忿窒欲”了。换句话说，孔子在三十岁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贪、嗔、痴、慢、疑等迷惑，经过十年的修为，就再也不会被这些欲望左右了。“惑”是“心之或”，天人交战，左右为难。心如果能“不惑”，就说明“人欲”大概清理得差不多了。“人欲”控制得当，自然就能了解天命了。
“五十而知天命”，五十岁时，可以领悟到自己的使命。孔子在《述而篇》中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学《易》”跟孔子的“知天命”是有直接关系的。不是说他五十岁才开始学习《易经》，而是他从五十岁开始悟了，从人性中发现了天命。可见，想要“知天命”，一定得先做到不惑于人的欲望。就这么简单。一个人欲壑难填的时候，怎么可能知道天命？参加选举落选了，就埋怨、愤怒一辈子。任何事情有挫折了，不从天命的角度去悟，而是怨天尤人，总觉得上天怎么对自己不公。因此，不惑于欲是知天命的前提。
又过十年，孔子的境界又不同了：“六十而耳顺。”“耳顺”，不是讲耳朵本身，而是“声入心通”。像佛教就很重视听，讲“观自在”，然后循声救苦。耳根的圆通是有道理的，善于听，听善言。子路听到善言马上改过；大禹听到善言，还上前拜谢；大舜就更了不起了。这些都是善听的榜样。肯虚心听别人的，可以听到很多东西，人籁、地籁、天籁都可以听到。这就是耳根的圆通，即“耳顺”，听任何东西完全没有障碍，一听就懂。可见，孔子六十岁时，经验更丰富了，心思更敏锐。“六十而耳顺”是一种非常灵敏、智慧、圆熟的境界，大家看聪明的“聪”字，耳聪目明，有耳字边。再看圣贤的圣（聖）字，是不是有个大耳朵？有些人就完全不听别人讲什么，而是拼命抢时间、抢麦克风，哇啦哇啦胡说八道一通；等到别人讲的时候，他就开始打瞌睡了。庄子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庄子·人间世》）“听”是一个境界，我们常说“听证”，就是要善听。所以，那些修行境界高的老人家，你没必要在他面前啰里啰唆，只要说几句话，他就知道你在干吗了。人在涉世未深的时候，通常都不善听，有时候看什么人都觉得是好人，要不然，就看什么人都是坏人。一句话，我们不具备明敏的心思，迟钝得很，没有真正的辨识能力。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就是随从的“从”，自然而然、从从容容地就能合乎一切规矩。七十岁时，可以随心所欲都不超出规矩。“矩”的本意与“礼”类似，礼的要求就是规矩。这是孔子一生的最高境界。从“耳顺”再修十年，到了七十岁的时候，他就做什么都对了，怎么做都不会逾越规范了，再也不需要故意咬牙切齿地去守什么规范了。就像《金刚经》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从心所欲，心中想什么，就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一般人如果想不逾越规范，就很难“从心所欲”。换句话说，我们普通人的心太容易出问题，随心所欲的话肯定有麻烦。可见，“从心所欲，不逾矩”不是轻易能够抵达的境界，需要经过前面几十年的历练、淘洗。
孔子这个修为精进的过程跟《易经·系辞传》的忧患九卦很像，各个阶段都能找到相应的卦。“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境界就是忧患九卦的第一卦履卦。“三十而立”就是恒卦的境界，恒卦《象传》称“君子以立不易方”，守得住了、站得住了就叫“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就是“惩忿窒欲”的损卦。“五十而知天命”就是困卦，其中讲到“致命遂志”。“六十而耳顺”就是井卦，井水冒出来，就意味着潜在的自性开发成功，先天的智慧冒出来了：“井冽寒泉，食。”最后，“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最高境界的巽卦，巽卦《大象传》称“君子以申命行事”。而且，《易经》的卦序中也隐含修行的步骤，是一步一步来的，诸位可以作为参考。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说这话的时候，孔老夫子大概已经过了七十了，他就给自己的七十年来了个回顾，因为只有自己讲的才最靠谱儿。可如果活到八十岁，他老人家会不会还有超过“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那是一定的，不然他就没法进步了。如果他活到九十岁、一百岁呢？这个在理论上是极有可能的，因为学无止境嘛。
孔子在此给中国人的个人道德修养树立了一个标杆，同时，也告诉我们，人的心灵成长是没有止境的，至少每十年就进入一个新的境界，生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趋向圆润、成熟、完美。
5.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懿子向孔子请教怎样才算是孝。孔子说：“不要违背礼制。”樊迟替孔子驾车时，孔子对他说：“孟孙问我什么是孝，我回答他：‘不要违背礼制。’”樊迟问：“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父母在世时，按照礼的规定来侍奉他们；父母过世，依照礼的规定来安葬他们，再以后，按礼的规定来祭祀他们。”
从这一章开始连续四章都是谈孝顺的。
孟懿子，鲁国的大夫，叫仲孙何忌，曾向孔子学过礼。老夫子对权贵讲话，超精简，像禅宗公案一样，孟懿子问孝，孔子的回答只有两个字：“无违。”也就是不要违反礼制。孔子的意思是，对你们这些权贵来说，先不要谈孝不孝，只要不违背礼制就够了。他们不是有很多僭越的事情吗？孟懿子本身就是这种人，所以孔子的意思是先不说别的，先检讨检讨自己在对待父母方面有什么地方违反了礼吧。
为什么对孟懿子要讲无违？因为他有权有势，总是搞特权，老夫子对此很看不惯。
孟懿子作为鲁国的大夫，不是什么太好的人，孔子也做过鲁国的大夫，跟他算是同事一国，这个问题很可能是孔老夫子已经退休的时候提出的。“无违”两个字，显出孔子一副懒得跟他多说话的样子。不要违反应礼，不要有僭越的行为，就是专门针对这个家伙讲的。言下之意是，人家都能遵守的规则，为什么你要违规操作？
在《论语》的第三篇《八佾篇》里，有很多孔老夫子吹胡子瞪眼骂人的内容，因为那个时代已经礼崩乐坏，整个社会秩序全乱，僭越现象比比皆是。“八佾舞于庭”、“季氏旅于泰山”，等等，简直是无法无天了。本来“礼”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但是就有人会无止境地追逐名利，以致最后无所不为。
问孝的孟懿子违反了礼，也就是说，要想表达孝心，就别违反大家共同遵守的规范。《先进篇》中记载，孔老夫子在最心爱的学生颜回的葬礼上都坚持原则，他自己的儿子伯鱼死了也坚持不违礼。孔子对樊迟的进一步解说，说明了孝的礼和规范：“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樊迟是反应有点迟钝的学生，可他为人忠诚老实，不耍奸取巧，很适合给老师做司机和随扈。古代驾车称“御”，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是很重要的工作。孔老夫子做过官，所以有车，经常给他驾车的大概就是樊迟了。
关于什么是孝，其实并没有标准答案，孔老夫子总是针对不同人的问题给出不同的解答，这种情况在《论语》里特别多，“无违”两个字有意犹未尽的味道，孟懿子尽管可能一头雾水，却没有再追问。
老师主动告诉樊迟孟懿子问孝的事情，可能是想测试一下他的理解能力，同时也想借这个机会教育他。孟懿子是鲁国的权臣，很可能是现职，孔老夫子此时已经退休，所以这里要用“对曰”。孔子说我就跟他讲“无违”。结果樊迟追问：“何谓也？”聪明的学生可能就不会这样了，樊迟是真不懂，为什么无违就是孝呢？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生死大事都在其中了。“事”是以下事上，“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事”，父母活着的时候“事之以礼”，因为这一切都有规范，在周公制礼后的几百年间，“礼”还是相对稳定的。“事之以礼”，是不要“过”，也不要“不及”。
等父母过世了，“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葬”跟“祭”都有一定的礼法，不要随便破坏。“葬”是下葬，下葬之后还常常会有祭礼，表示追悼怀念。祭祀是为了“慎终追远”，这样的话，“民德归厚”，人的厚道就是从这里自然而然地酝酿出来。假如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这个人服务国家社会，对群众有爱心，可能就得打个问号了。所谓的博爱，理论上应该先从身边人爱起，如果一个人跟有血缘关系的人都处不好，何谈治国、平天下？
6.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孟武伯请教什么是孝。孔子说：“父母特别担心子女身心的各种疾病，为人子者别给父母添忧。”
孟武伯是孟懿子的儿子，同样是问孝，孔子的回答如此不同。和以前一样，他总是要看对象才出招，有时候刚好针对的是对方性格的弱点，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点拨发问的人，所以没有标准答案。
“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这句话的解释有两种，蒋伯潜的著作中有解释，大家可以看一看，看哪个解释更合适。
“疾”就是毛病，身心有毛病都称“疾”。换句话说，人是很容易有毛病的。《易经》中对“疾”的治愈是有一套的，要想把身心的毛病治好，就得自强不息培养自己的核心创造力，一阳复始，万象更新。所以复卦称“出入无疾”，出入都没有毛病。
“父母唯其疾之忧”是什么意思呢？说法有二。
第一种理解为“父母，唯其疾之忧”。“其”是指父母，子女当然要关心父母的身体，这里的“疾”偏重身体疾患，“忧父母之疾”是孝的最好表达。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孟武伯没能在父亲孟懿子生病的时候好好尽孝？这句话的断句就变成了“父母，唯其疾之忧”，“其疾”就是父母生病了，这是最值得子女忧虑的。
第二种理解则为“父母唯其疾之忧。”“其”指子女，父母因为爱护子女，会对子女身心各方面的毛病很忧虑，真的是忧形于色。子女身体得病，或者成长的过程中犯错误、遭遇挫折，统统都是父母担心的“疾”。一旦让父母天天因为这些疾担心、焦虑，子女就是不孝。这句话就提醒为人子女的，除了爱惜身体之外，为人处世也要审慎，不要给父母添愁。
大致来讲，一种就是子女对父母的回馈，父母生病是子女最堪忧的事情，有忧的人就会尽心尽力伺候；一种是因为父母对子女无微不至的牵挂，做子女的在出现疾的时候要尽量不让父母担忧。两种都说得通。
针对本章来说，关键的问题是，这话是对孟武伯讲的，是不是孟武伯本身有“疾”呢？这个“疾”肯定不是身体上的毛病，而是一些坏习性，这种可能性比较高。这又是孝的一个新角度。我们如果用《易经》的复卦去诠释，就得把疾去掉，复本来就是生育的象，一代结束了，新的种子又出来了，生生不息。所以改过也好，修身也好，“复”是核心，《孝经》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为德本，复也是德之本（《系辞传》称“复，德之本也”）。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在孝顺方面有问题，其他的有可能都是假的。
7.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游问孝于孔子。孔子说：现在所谓的孝，是指能在生活上供养父母。你养狗和马，都得照顾。如果只是在生活上供养父母，内心不存任何的敬意，那跟养狗、养马有什么差别呢？
子游，即言偃，春秋末吴国人，小孔子四十五岁，孔门十哲之一。
“子游问孝”，孔子的答案又不同了。“今之孝者，是谓能养。”“养”就是供养的意思，一般人认为孝顺就是把父母生活起居全包了，孔老夫子则不以为然。他接下来的话讲得很重：“至于犬马，皆能有养。”养马或者狗，不也得供它吃住吗？如果只是在生活上供养父母，那跟养狗、养马有什么差别呢？“不敬，何以别乎？”意思是，对待老人，光是供养不够，还得敬，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敬意，跟养条狗和养匹马有什么区别呢？换句话说，“敬”才是重要的。
需要指出的是，“犬马”在古代很重要，人死的时候常常用它们来殉葬。所以很多古墓都能发现殉葬的犬马。2002年，我们在河南洛阳参观了当时新出土的周天子的殉葬坑，殉葬的有六匹马，还有狗，有条狗可能太想求生，拼命挣扎，爬到了深坑的半壁上，结果就死在那里。在古墓看到那条小狗就那样死在坑壁上，导游就说：“有人喜欢拍马屁，喜欢很肉麻地对人说‘愿效犬马之劳’，只要看看那只狗是怎么死的，就知道走狗的下场了。”
8.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子夏请教孝的问题。孔子说：“侍奉父母，和颜悦色是很难的。做子女或弟子的，替前辈代劳做事；有酒食，先紧着前辈吃喝，这就能称得上是孝吗？”
子夏是孔子的得意弟子，曾为王师。
子夏问孝，孔子的回答首先是“色难”。“难”是动词，即不给父母好脸色，让他们难堪、伤心。这两个字其实蛮动人的，仔细想想，平时我们对越是亲近的人，越没有好脸色，总觉得亲人最应该包容。所以，恋爱的时候充满甜言蜜语，成夫妻了反而没什么好脸色。可见，“色难”是人性中很大的问题。
子女在青春期很容易顶撞父母，尤其是男生。这是天生的逆反心理，其实他未必真恨父母，只是心烦，动辄以脸色难之。孔老夫子在思考、观察亲子之间的互动关系时真是细致入微，就算子女心里对父母恭敬，但是外在的态度、表情不好，就是不孝。人毕竟是人，不能因为亲近就总看你那张臭脸！这一点是针对子夏讲的，是不是子夏常常会对父母不耐烦？这一点就要问子夏了。
然后，“有事，弟子服其劳”，“弟子”不单单讲学生，也指儿女，父母或师长有事，儿女或弟子就应该帮他们做。晚辈们年轻力壮，不能让老人家操劳。
“有酒食，先生馔”，这里的“先生”指长辈，大多指父母，不单指老师，有好酒好肉，作为后生小子，先急着吃，像话吗？后人把弟子、先生单纯解释成老师和学生，这在孝的脉络中，是不对的，我们可以引申为师长和学生，但不能单指。“弟子”的本意应该就是儿女，先生就是父母亲，因为父母亲一定比你先生出来。
“曾是以为孝乎？”你认为只要做到了“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就算是孝顺了吗？不行，还要有个好的态度。就像现在的商业服务，顾客永远是对的，你的脸色是不是很重要？站柜台的时候脸色难看，东西怎么卖得出去？服务业最基本的就是要让顾客感受到友善和蔼和被尊重感，这个很不容易，不信你可以试试看。做一个百货公司的电梯小姐就很不容易，得笑脸迎客，报几楼、几楼，然后鞠躬。像我每次来上课都住商务旅馆，每次进出电梯服务员都要跟你打招呼，有时候觉得很别扭，但是服务员冷冰冰的，又会觉得不舒服，可见色之难。
“色难”，和颜悦色确实不容易。人生有很多事情处理不好就是灾难。《韩非子》里有一篇非常有名的《说难》，非常值得看。要说服国君、领导人，让他听你的，很不容易。事先就要摸清楚领导人的情况，诸如有什么忌讳、爱好之类，不下一点功夫是不行的。否则别说说服他，说不定触犯忌讳，惹祸上身。可见，要说服一个有实力的人很难，这种人心机重、城府深，一不小心就碰壁，再不然就被干掉。
“说”与“色”在《易经》里都是兑卦，“兑”就是说和悦，就是看你能不能说得让人高兴。现在的营销讲究说话的艺术和外在的态度，都是“说难”、“色难”，都跟兑卦有关。换句话说，都跟对人情的深刻把握和研究揣摩有关，如果态度不好，再有学问，心里有一大堆想法可能都行不通，因为人家不接受，你让人家不爽。
《韩非子》的《说难篇》，司马迁看了大概也受到了震撼，他在写《韩非列传》的时候，摘录了其中很大一部分。韩非揣摩得那么深，写出了《说难》这一千古名篇，可是在实践中，他曾去跟秦王嬴政面谈，结果就没成功。他能把理论阐述到如此程度，连秦王嬴政都被征服了。当年他的著作从韩国传到秦国，秦王嬴政看了非常震撼，可最后他竟然死在秦国的监狱里。韩非的死因当然和李斯也有点关系。韩非的缺点就是口吃，说话不利落，临场当然有点吃亏。毕竟，笔试和面试不是一回事，有些人相貌堂堂，适合做公关接待，如果个子只有一百五十公分，就不适合做公关，不要小看外在的表现，“外貌协会”是永远存在的。当然光外貌不行，还得有内在，那样的人才耐看；但是你光有内在，完全没有外在，连耐看的机会都没有，第一眼就被人否决掉了，一个大老板能有几分钟给你？所以，第一次见面如何把握时间讲要点很重要，单刀直入，就像报纸一样，大标题吸引眼球，然后才是中标题、小标题，愿意听下去的时候再讲内文。如果第一关过不了，就再也没机会了。
以上四章，孔子对子游、子夏，包括孟武伯问孝的回答，都比回答孟懿子的要深刻得多，都触及亲子互动中人性的底牌。大家都知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如果一辈子都没给过父母、亲人好脸色，总觉得他应该体谅，等到有一天他不在了，糟糕！没时间解释了，太遗憾了。
9.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孔子说：“我跟颜回谈论一整天道理，他都没有任何质疑，好像有些愚笨。离开以后，观察他私下的言语行为，发现他把那些道理完全发挥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了，颜回并不愚笨啊。”
这一章跟颜回有关。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孔子在讲起颜回时的那个意态。
“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很严肃、正式的道理叫“言”，不是我们一般的八卦闲聊。孔子说，我跟颜回谈论一整天道理，他都没有任何质疑，看上去好像有些愚笨。颜回真不愧为孔子的入室弟子，他与老师非常亲近，可以跟老师一磨就是一天。颜回表现得太乖了，简直像个笨蛋一样，别人也搞不清楚他到底听懂了没有。
老师也疑惑，心说你到底是不是真懂，是不敢发问，还是提不出自己的见解？“退而省其私”，一个人独处，旁边没有人看着的时候叫“私”。儒家的学问都是要付诸实践的，等到大家下课了，老师就开始留心观察这个学生在私领域里的一举一动。“亦足以发”，发扬光大的“发”，发现颜回完全做到了知行合一，把所有的道理都运用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了。这就说明他把老师讲的道理完全弄懂了，根据他的实践经验，他觉得老师讲的确实很有道理，那还有什么好反对呢？“回也不愚”，颜回并不愚笨啊！这段话跟《先进篇》中的“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意思很相近。本来应该教学相长，可是颜回这个学生从来不提问题，“于吾言无所不说”，因为老师讲的他完全心悦诚服，所以就表现为“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但是“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在生活中他把老师讲的道理完全发扬光大、付诸实践了。孔子这么说，大家说他是在赞美还是在挑剔？当然是在赞美！《先进篇》的那一章也是如此，你要会听，这是典型的“其辞若有所憾，其心实甚喜焉”，表面上看上去好像不满意，其实能有这么好的一个学生，他的心里真的是爽透啦。
由此可见，第一，当老师的要考核学生，不要只看他在课堂上提不提问题，要“退而省其私”。第二，当学生的，要小心老师随时随地的考核。因为说的不算数，一定要做才算，在公众面前人往往会装得很像个圣人，在没有人看着的私领域，可能就乱来了。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孔子这个老师其实很不好斗的，他可能会安排一个同学和你同住一间房，然后让他打你的小报告。不过，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把人看清楚，因为很多人善于伪装，善于表演，颜回就经得起这种考验。这一点真的很重要，你要用一个人来承担大任，各方面的考核都要做，“省其私”尤其重要。我们以前不是讲过吗？尧在想把帝位传给舜的时候，不管舜的知名度有多高，不管有多少人讲他人多好，多孝顺，尧并没有因为这些传闻就把国家大权交给他；而是做了一个“退而省其私”的安排，招舜为婿，把娥皇、女英两个女儿都嫁给了他，意思是你们给我看着他，是不是这样？人在自己太太面前哪有什么秘密呢？很可能，娥皇、女英两个女儿每周都要给老爸写报告，还有生活日记，今天老公干什么了，几点几分讲了什么话，有没有背地里在骂你，等等。
10.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孔子说：“弄明白他现在为什么有这样的言行，用心思考他过去言行的理由，仔细了解他心安意乐在什么地方。这个人还能隐藏得了吗？这个人还能隐藏得了吗？”
这一章是孔子观察、了解人的方法。
了解人是有很多经验法则的，很多人之所以对魏晋时期刘劭著的《人物志》评价很高，就是因为其很好地归纳了识人的经验。人生在世，不知人是不行的，可知人又特别难。俗语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孔子给出的经验法则是：“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这十二个字，三个层面，就可以认识一个人，把一个人看透。在现实生活中，看清一个人很重要，关键时刻，看不透人会很危险，难免会被欺骗、蒙蔽，甚至被出卖。
“视其所以”，就是了解他说了、做了些什么，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他目的是什么。如果他的行为有问题，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就是“视其所以”，着重点在于弄明白他当下做的事。
“观其所由”，用心去观照他是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有的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由”就是走哪条路。做一件事情可能有好几条路，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一条路呢？观察他做事的方法和所走的路径，偏重于了解他过去的所作所为。
“察其所安”，等到事情做完了，有结果了，再看看他会不会有愧于心。这个阶段通常要通过私底下的观察，因为台面上或公开的表现一般是假的，夫妻之间有时候还作假呢！
“人焉廋哉”，孔子连问两次，这是对自己的经验法则的自信和肯定。“廋”，隐藏。人最大的问题是会作假，总希望把自己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把真实的毛病藏匿起来。《大学》云：“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说的就是如此。人都喜欢掩藏自己坏的一面，惯于隐恶扬善，不想让人家看透。这就是自己心念不净，有很多私领域的行为无法示人。如果用前面十二个字去认识、考察一个人，他怎么可能隐藏得了呢？一定会原形毕露。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大家看，从“视”到“观”，再到“察”，一步比一步深入。好像我们摄影，刚开始抓一个大概的轮廓，那叫“视”，会有一点模糊，细处不清楚。“观”则必须把镜头移近，把焦距对准，把拍摄对象放大，才看得淸，这叫“观”，它需要冷静、细心，用心灵去观照，而不是走马观花。接下来的“察”就更细了，把所有的细节，从里到外全方位细察一遍。这个人写过哪些东西、做过哪些事情，都要核实、存证，这就叫“察”，“察”比“观”更进一步。认识一个人，就须如此一步一步由远及近，由外而内地视、观、察，就像报纸要先来个大标题，再来个中标题，再来个小标题，然后才是实际内容。
孔子为什么多次称赞颜回？因为他暗中观察过颜回的私生活，发现他在实践中做得很到位，还由此总结发挥了自己的心得。所以，我们看学生不能只是看他在课堂上的表现，有的学生好像天资聪颖，很快这个也懂了，那个也懂了，交的论文报告也很好，光有这些是不行的，一定还要看看他的行为，看看老师讲的他到底弄懂了没有、会不会运用，要从他的私领域、私生活中去考察。这样子观察人虽然需要花一点时间，但是肯定比较牢靠。
本章是孔子给出的“识人”的十二字经验法则：由“视”到“观”，再到“察”——先看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再静观他做这件事的缘由；再进一步细察他做了这件事以后，是否心安意乐。这样一来，任何人就都无所遁形了。
11.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孔子说：“重温那些传统的经典要旨，并能从中领悟新的精神，就有资格做老师了。”
我们现在阅读经典就是“温故”，“温故”的目的不是让你做经典的奴隶，而是让你能在此基础上开创新时代的思想，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做老师。换句话说，每个时代的人都需要传承旧的东西，传统的经典就像一服药的引子，要能借此开发你自己的智慧，这样才能确保传统得以发扬光大，不断创新。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现在大部分的老师恐怕都不够格。因为温故比较容易，可完全没有办法知新的老师一定很多。孔子是万世之师表，属“圣之时者”。《公冶长篇》中“赐也何敢望回”，子贡只是闻一知二，可是颜回闻一知十。闻一，是温故；知二，知十，是创新。孔子还对子贡说过，我可以跟你谈《诗》了，因为我“告诸往”，你已经能“知来者”了。“来者”就是未来，就是有所创新。另外，我们常说“革故鼎新”、“洗心革面”，“革”是革除旧的东西，“鼎”是创造出新的东西。因为时代不同了，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累积过去的知识，还要把那些知识完全消化吸收，真正地活学活用。大家如果去台湾彰化的鹿港，就能看到它的文物馆前面有一副对联，引用的是朱熹的诗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这也是“温故知新”的意思。“旧学”就是古典的学问，“商量”是说你不能照本全收，因为传统文化也有很多弊端，也有很多是需要淘汰的。旧学我们要承袭，可必须经过一个切磋琢磨的过程，让它变得更深邃、更缜密，故称“旧学商量加邃密”。后面是“新知培养转深沉”，很多新知识，还没有经过时代的淘洗、考验，有些东西可能还不成熟，所以要在“旧学商量加邃密”的文化底蕴下，让新知逐渐转向“深沉”。不管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需要加工的，旧学要商量、要加邃密，让它滴水不漏，能够应付新时代的问题；新知识要培养得它有一股劲道，变得深沉。这两句话是典型的新旧结合，“温故而知新”。
另外，“温故而知新”的“而”不是虚字，“而”在这里是“能够”的意思。为什么我们总强调读经典的重要？因为传统是底蕴，是根本，你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很多创新就是从温故中来的，继往开来嘛！如果你完全切断了跟“故”的联系，创新的“本”就没有了。“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复”就是回归到那个根基的本，然后伸枝展叶，开花结果，生长出新的东西。
12.子曰：“君子不器。”
孔子说：“真正的君子不会使自己只成为一个有特定用途的专才。”
“君子”，指有志向、有修为的人。“器”指器具、工具，容量、气量、格局，器小就易盈。“君子不器”，是说真正的君子不会只做一个有特定用途的专才。
任何“器”一旦制成，就有一定的限制，只能有固定的用途。茶杯是用来喝水的，拿来吃饭就不像样子了。一旦被赋予某个形状，有了固定的容量，这个东西的效用就不再是广阔无边的了。一个人的志向、修为也是这样，如果过于专家化，缺乏融通的学识和宽宏的气度，见识就浅，行事就小器。我们常讲一个人“小气”，其实应该是“小器”。器小，人就容易自满。
《易经·系辞传》里就谈了好多“器”，如“制器尚象”、“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等等。像“民胞物与，物吾与也”的器量就很宽宏，那是与天地同量，三千大千世界，任何人都是我的同胞，万事万物都跟我有关联。当然，这只是对人的一个期许，做到这一点很难。《礼记·学记篇》说“大道不器”，就是指人要习得的大道，其用途是不局限于某一方面的。《易经》大畜卦讲“何天之衢，道大行也”，说的是承担重责大任的人格局必须要大，不能那么小器。
今天的学术界有很多所谓的专家就是如此，陷入学术的泥淖无法自拔，专家型的知识分子群基本上相当于“残疾人协会”了！原因很简单，为“器”所限，动辄以管窥天，就知道那一点点，总是那么一套，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承担重责大任的。
孔子是博学融通之人，在他看来，“器”只是载道之物，不是道本身，“君子不器”直击现代社会的文化陋习的命门。我的老师说过：什么叫文化？就是以“文”化天下。今天的学生何以没有分量？分中文、史学、哲学系……中国文化是文史哲不分家的。
13.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贡向孔子请教君子的标准。孔子说：“先实践自己想要说的，做到以后再说出来。”
子贡是孔门弟子中言语科的高才生，这里孔子又在因材施教了。子贡很会讲话，也很爱讲，辩才无双，很懂周旋应酬，既是外交官，又会做生意，有时候难免话说过了头，也就是讲得很漂亮，做得不够到位。孔子就针对他的特质而忠告他。
君子是有上进心、有智慧的人格的典范，子贡就向孔子请教要怎样成为一个君子。
孔子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意思是先践行自己想要说的，做到以后再说出来。这是在讲言和行的关系。先干了再说，才有说服力。有些人啥事还没做，就先大言不惭地说“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大话讲在前头了，结果根本就做不到，或者根本就忘掉了，只是放了一个空炮，让人家对他产生冀望，结果根本就没有实行能力。所以，一定要先做，有了成果再做总结。
《易经》中就有两个很明显的例子。《易经》中专门爱讲话的是兑卦，脚踏实地做事的是履卦。履卦最后一爻称“视履考祥，其旋元吉”，就是在做一个总结，写一个传记，因为都是经验法则，真做到了，需要评估一下，留给时代一个见证，以启发后人。履卦上爻爻变就是兑卦，象征着要做完了再说。
佛经云：“待将全程历尽，方知如是因果。”这个时候才能感动人，真正通达，因为“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孔子针对子贡的爱说、能说和会说，特别提醒他要言副其实，谨言慎行。《易经·系辞传》称“履，德之基也”，“做”，也是德之基，做到了再说，尤其是干大事。像有些带有一定机密性的大事，假如还没起步，就天下皆知，想破坏的人也来了，最后啥事也做不成，反而搭上卿卿性命。所以，很多时候，要持守机密，大到国家，小到企业组织，都是如此。
14.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孔子说：“君子普遍地爱护众人而不偏爱同党，小人偏爱同党而不普遍照顾。”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与“小人”的行为形成对比。君子做事的最大特点就是“周”。这里的“周”是指人处事周到，具备圆融的智慧。在人际关系中，我们常用“周旋”一词，因为世间的人形形色色，如果你只能跟某一部分人打交道，影响力就很有限；如果能与形形色色的人处理好关系，就可称得上“周”了。《易经·系辞传》说到全方位地了解宇宙人生的奥秘，且能用在实践中让人类受益，就叫“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周易》的“周”、《周礼》的“周”，都有圆融无碍、面面俱到的意思。
“比”，指在人际关系中有偏爱，喜欢搞小圈子。大家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聚在一起喝喝咖啡，谈谈是非，天天“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地腻在一块。这样的人大多喜欢互相比较，女人在一起就比美，比穿戴；男人在一起就比谁收入多、地位高。人比人，气死人，有什么意思呢？“比”刚好也是《易经》中比卦的“比”，是一种比较霸道的思维，其间钩心斗角、纷争不断，所以孔子称小人就是“比而不周”，而君子是“周而不比”。“周”是《易经》中的大有卦，刚好是比卦的错卦，大家都有，和衷共济、大公无私，这是王道，不是霸道。一个人能做到“周”了，就什么人都搞得定了，谁都可以是你的合作对象，就能做到大有卦《象传》所说的“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15.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说：“学习而不思考，就会空无所得；思考而不学而时习，就会有危险之弊。”
这一章是在讲“学”和“思”的关系。
先看“学而不思则罔”。“学”字的本义，从篆体字“学”就能看到，小孩子双手玩爻。人的成长一定先要有“学”来启发，之后就靠你自己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用心于田叫“思”，在农业社会里，“田”很重要，有田才能生产出农作物，打猎也叫“田猎”。如果光是学，什么课都上，什么书都读，完全不思考，那么不管学到多少知识，还是别人的。“罔”，惘然无所得的意思。学任何东西，如果不仔细去思考，就不可能变成自己的，一旦做事，就露出坏习气，照样贪、嗔、痴、慢、疑俱全。那不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白学了吗？所以“思”很重要。
另外，“思”跟“学”两者均不可偏废。《中庸》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学”了之后，要问，问了之后要“思”，博、审、慎三步不可或缺。不能把别人讲的东西照单全收，必须要有判断力，有学，有问，有思。“博学之”，就是要尽量广博地学。“审问之”，就是在内心要质疑老师或书本所讲的有没有道理。当然不能乱质疑，不要为反对而反对。“慎思之”，就是要懂得思辨。
再看“思而不学则殆”。只是思考而不学而时习，事无证验，就会有危险之弊。“殆”，有危险之意。
有些人说，既然“思（琢磨）”这么重要，何必还花那么多时间去上课、读书呢？干脆自己天天在家里琢磨好了。佛家说，只有烦恼才能证得菩提，此岸以外没有彼岸，人永远无法脱离现实去寻找净土。我们通常容易对现实不满，总是觉得应该有一个理想的“桃花源”，很多人因为这个世界令人痛苦不堪而向往“天国”。其实，生活是离不开人间烟火味的，就像做菜绝对不能少的是盐巴，必须加几粒盐才有味道。天天琢磨，不去行动，学习解决之道，于事无益。有些清净的东西，看起来很美，似乎能够解脱很多的忧愁烦恼，可是如此沉溺于对“空”的追寻，就像有些人觉得盐巴有味道，专门去吃盐巴，忘记盐巴是要跟饭菜一起吃才有好味道的。盐巴如果离了饭菜，还能下咽吗？所以，如果人一味地“思而不学”，冥思苦想，很有可能离群索居，没法在现世生活中印证、练习了。可见，在一个文明已经得到充分开发的时代，不要光思考，要懂得借助已有的资源，不能一切都从零开始。
有很多东西，你还打算拼命想呢，其实前人早就想过了，并已经形成了既定的、经得起考验的知识体系，你何必再想一遍呢？前人留下的那些智慧和知识是经过实践锤炼的，绝对站得住脚的，直接拿来用，踩在前人的肩膀上提升自己多好。除非有些非常独特的，前人完全没想过、没怀疑过的，那是要用“思”来解决的问题，需要你去突破，去消化吸收。孔子曾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总而言之，人生既要学，也要思，“思”一段时间，再去学，还要去印证。“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学记》）“殆”不好，“罔”也不好，孔子讲得非常精到。如果你说我要闭关，学达摩面壁九年。九年时间，这世界发生的一切你一无所知，九年后你恐怕就接不上茬了，所以要思、要学。为什么上课永远有下课的时候？为什么学校要有寒暑假？印度那些和尚聚在一起讲经，讲到天气太热了，就结夏安居了，安居的这段时间就是让你反刍，让你思，思得差不多了，就又该开学了。
16.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孔子说：“批判不同于自己的立场观点，这样是会产生祸害的。”
“攻乎异端”，“攻”，批判的意思。“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爱恶相攻而吉凶生”（《易经·系辞传》）的“攻”都是这个意思。靠批判别人取利，主动出击就叫“攻”。一般人遇到对方的想法跟自己不一样，就会武断地认为别人是异端、异类，是思想有问题。于是就给人家定罪了，这显然是没有包容心。“斯害也已”，这样做是会带来后遗症的。
学术讨论本来就是百家争鸣，但有些人就是不能包容别人的观点，总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无上真理的持有者，这在现实社会尤其突出。
《庄子·齐物论》就有一章专门探讨儒、墨两家是非的，两家都认为自己对，到底谁对呢？其实这个世界之所以美好，就是因为大家彼此不同。你不认同哪个观点并不意味着你是对的而别人是错的，只是因为你们是透过两个完全不同的镜头看世界。如果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看看，自己就不一定是对的了。这也是《易经》综卦的思维，即看事情的角度要调转一百八十度，设身处地到另一边去看，说不定你就有了另外的看法。当你发现，原来两个观点都合理的时候，你就具备了超越争执双方的思维能力了。这就是《易经》给我们的最基本的思维训练。只是因为对方的想法和你不一样，就批判、攻击他，对方当然也要批判、攻击你。很多宗教战争、学术争端都因此而起。人的主观、自我性太强，一旦遇到问题，就缺乏包容和换位思考的气度。
自古以来，人的心灵自由是不能被轻易抹杀的，坚持自己和维护别人的心灵自由，就像追求真理一样，都必须受到尊重。所以，道不同，可以不相为谋，但不能“攻乎异端”。这跟《中庸》里描述的孔子所秉持的“道并行而不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的信念是一致的。人要能包容异端，能从持不同观点的人身上学习，真正做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可以“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佛家主张诸法平等，无有高下，可是一般境界不够的人，就会互相攻击，这绝对是个大祸害、大毛病。孔子就是因为具备这样的气度，完全做到了“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才能在“百家争鸣”中兼收并蓄，成为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
17.子曰：“由！诲女（同‘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同‘智’）也。”
孔子说：“由，我教给你求知的道理，你能明白吗？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明智的。”
这一章是孔子对子路讲的，据说这事发生在子路刚见到孔子的时候。子路向来爱斗好勇，有“不知以为知”的毛病，所以，孔子告诫子路不要欺骗自己，也不要蒙骗别人，求知最好的态度就是诚实。
针对每个学生的毛病对症下药，是孔子教学的一贯作风。对于颜回，孔子大概就不会说：“回也，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因为颜回身上没有这个毛病。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一个人诚实的态度。学海无涯，怎么可能有人什么都懂呢？再渊博的人也有盲区，所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才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人。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拿有涯之生，去追求无穷尽的知识和智慧，永远也追求不完，追求不到，那样下去就危险了。在这里，庄子不是讲世人有多笨，人有时候是要不断地累聚钱财、声名、权力、学问等，可是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东西，这是在制造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所以最务实的态度，莫过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了。
18.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子张向孔子请教求取俸禄之道。孔子说：“多方面弄懂与从政相关的言论，把有疑惑的先放一边，审慎地说出自己有把握的话，这样就会减少别人的尤怨。多去见识从政的相关行为，把站不住脚的先放一边，然后谨慎去做自己有信心的，这样就减少后悔。当你说出的话很少遭怨尤，做出的事很少让自己后悔的时候，官职与俸禄就都不是问题了。”
这一章涉及一个叫子张的弟子，《论语》第十九篇是《子张篇》。子张这个人气势很盛，功利心比较重，表现欲强，性情偏激，不好相处。所以在《子张篇》里，曾子、子夏对这位同门师兄弟是很头疼的。《论语》里子张问问题的地方很多，不停地问这问那。
“子张问干禄”，“干”就是求，“禄”就是俸禄，其实就是请教做官之道，因为当了官就能领取俸禄。子张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企图心，他觉得从政一定需要一套技术、智慧，或者有什么晋升之道，所以就直接请教老师到底怎样才能谋到官位。孔子没有说你要去逢迎拍马，也没说你要去接触谁谁谁，他强调的还是一个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所需要的基本功。孔子说，想从政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必须从一言一行开始，而且一定要审慎，因为政治人物是公众人物，是社会的标杆、人民的典范。其实，孔子的这番告诫适用于每一个人。
“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作为一个政治家，当然要博学多闻，“闻”不只是“知道”，而是领悟，前面讲的“闻一知二”的“闻”，佛经里的“如是我闻”的“闻”，都是如此。光知道没有用，电脑可以代劳，随时查就好了，对某个方面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才能叫“闻”。“阙疑”是指有一些道理还没想通，还没弄明白，不妨暂时搁置。任何人都不是样样精通的，尤其现在知识分科之后，所谓的博士其实就是“专士”，在他研究的那个领域之外，他一点儿也不博，专业权威是不可以随便移植的。“慎言其余”，审慎地说出自己有把握的东西，谈的时候需要审慎。“多闻”很重要，拼命充实自己，了解相关专业领域的一些起码的东西。“则寡尤”，“尤”就是怨尤，这样就会减少别人的怨言。
“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多见”，多去历练、见识人生；“阙殆”，“殆”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殆”，是指站不住脚、随时会垮的，意思是当你对一件事情的见解还不成熟，还不是很有把握的时候，那就暂时先不要做，先去做你有把握的事情，但是也要审慎。“则寡悔”，这样能减少自己的后悔。
“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说出去的话很少遭尤怨，做出的事情很少让自己后悔，官职与俸禄自然就都有了。如果这些基本功不够，不管你靠什么手段获得官位，都将是一个祸害。这是孔老夫子教给子张的做官之道，子张显然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但是老师对这个学生肯定有相当“退而省其私”的了解，因为子张有一点儿浮夸、务虚，内省的功夫不够，所以孔子告诫他，你先别想那么多，不要整天想着搞人际关系，想着要去投奔谁，先把基本功练好，这样一旦上台才不会丢脸。大老板要挑行政人才，也是要从这几个方面去考察的。这套做法适合所有人，并不是专门用来“干禄”的。
19.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鲁哀公问：“要怎么做，百姓才会服气？”孔子回答说：“任用正直者，让他们位于搞邪门歪道者之上，教化而使之从善，老百姓就会服气。任用邪门歪道者，让他们位于正直者之上，还意图纠举好人，老百姓就不会服气。”
鲁哀公是孔子的老板，鲁定公之子，“恭仁短折曰哀”，看到他的谥号，就知道他一生的事功并不好。这段对话，应该是孔子六十八岁回到鲁国以后的事。
“何为则民服？”鲁哀公感到很困惑，自己虽无能，但很希望老百姓能拥戴他，所以就向孔子请教，怎么样才能让老百姓从心里顺服他呢？
“孔子对曰”，“对”字表示对上位者的尊敬，任何人跟上司说话都要用“对”。孔子的回答提出两个字——直、枉。邪门歪道、玩弄权术为“枉”，这等人内心不干净、不磊落；“直”跟“枉”正好相反，为正直、真诚。任何社会都会有“直”跟“枉”两类人，对于一个国君来说，用人太重要了。那么，到底该用怎样的人才？用什么样的标准考核呢？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做国君的要尽量重用正直的人，对坏人不能委以重任，要教化他们，这样老百姓才会信服。这里的“错”不是废置的意思，而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的“错”，意思是要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地教化他们。也就是说，我们举用正直人的目的，是要让他负责教化那些不正直的人，这才是“错”的意思。如果把这句话理解成“尽量举用正直的人，绝对不要用那些坏人，民心就服了”，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可问题是，谁是正直的人，谁是邪枉的人？标准是什么？怎么判断？还有，那些不被重用的坏人会心甘吗？他们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搞破坏，这样的结果一定是后患无穷，社会矛盾也会因此尖锐，使得在野和在朝的人永远是对立的状态。我们看《易经》太极图的“阴阳鱼”，绝对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只用阳或只用阴都不行，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有时候，好人内阁是最没用的内阁，关键是如果你认为一些人不够好，就要想办法让他们变好，这就是教育的功能。教育能让人的气质从根本上发生变化，社会上的好人多了，坏人就少了。对坏人的态度不是放弃，更不是打压，而是能够让他们转化，这才是根本的解决问题之道。举用正直的人，让他去负责教化那些不正直的人，这样老百姓才能真正信服。所以中国古代的政治都有一定的教化功能，而不只是选举机器，更不是权力的竞逐场。当然，要想履行教化的职责，必须要先获得官位。
“举直错诸枉”这样的社会结构，朝野之间就不是对立的了，阴阳之间是融通互动的。《易经》中错卦的“错”也是这个意思，像乾、坤两卦互为错卦，是相反相成的关系。一个社会原不该存在绝对的好人与坏人，怎样做才能把不好的人争取过来，化敌为友呢？那就需要“错”的功夫，好好磨一磨，别放弃。
“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任用邪门歪道者，让他们位于正直者之上，那样就完蛋了，老百姓肯定不会服气。试问，用坏人来教育好人，谁会服气？
20.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季康子问：“要使老百姓恭恭敬敬，忠心服事国君，并且互相劝勉，应该怎么做？”孔子说：“以庄重威严的态度面对百姓，他们自然就会心生恭敬；自己孝顺父母，爱护弱小，百姓自然对国君忠心。能任用好人来教化不能为善的人，人民自然就能互相劝勉。”
季康子，当时鲁国执政的上卿，名肥。这一章的问答也是孔子晚年回到鲁国以后的事。
“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当政者永远都希望自己的臣民对自己能够恭恭敬敬，忠心事奉他们。可到底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从季康子当时的心态来看，一定是当时的社会秩序很不稳定，很不和谐，他对此很焦虑。这跟前章鲁哀公面对的困惑一样。所以，他也是赶紧向大师请教：怎么做才会让老百姓甘心情愿地为我卖命，而且还不是让一个人，而是要让治下的所有人都来替我卖命。孔子就给季上卿出招，他提出的是根本化解社会矛盾的方针和策略。
“临之以庄，则敬”，“临”是居上临下，“庄”是庄重而有威严。以庄重威严的态度面对人民，他们自然就会恭敬。换句话说，当时的这些领导人，不管国君也好，权臣也罢，平时都不够庄重，这样怎么会得到百姓的敬重呢？我们说，但凡负有一定社会领导责任的人，多多少少都要有些庄重感。所以，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我都看不惯那些企业的大老板、政治人物，包括领袖人物，过分地与民同乐，甚至去媚俗。
“孝慈，则忠”，自己做到了孝顺父母，爱护弱小，那老百姓就会有样学样，自然会效忠你。
注意最后一句话：“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能任用好人而教化未能为善的人，则人民自然能互相劝勉。这不就是“举直错诸枉”吗？对于不善者，要教化他，给他学习的机会，大家自然而然地就能互相劝勉，好的风气就因此被带开了。
21.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有人对孔子说：“您怎么不从政呢？”孔子说：“《尚书》上说：‘最重要的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推及政治上去，这就是从政了，否则，怎么样才算是从政呢？”
“子奚不为政？”对于别人的质疑，孔子并没说现在那些执政者根本没有办法合作，不能去给他们做帮凶，也不能改造他们；而是回答：我的政治智慧用在哪里不都可以吗？既然没有机会在官场为公众服务，我服务身边的人群也可以啊。
孔子的回答引经据典，举《尚书》上的话来说明：“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一个人完全可以从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施于有政”，推到政治上去。“施”有推而行之的意思。这也是典型的人群关系，从家庭伦理推及企业伦理、政治伦理。
“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什么一定要谋取官位才是为政呢？孔子的意思那样的政治观太狭隘了，做官的永远是少数人，而且政客真正好的不多。孔子自己不仕，以孝悌教人，实现其政治抱负。
能把以上的事情做得非常好，就已经是政治功夫了，为什么一定要进官场才算政事呢？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这就更没有问题了。行行出状元，很多领域都充满了挑战，任何行当要做到最好，都是需要政治智慧的。
22.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孔子说：“一个人说话毫无信用，真不知道他怎么行得通。就像大车没有连接横木的輗，小车没有连接横木的軏，车子该怎样被拉着往前走呢？”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里的“信”字有两层意思：一是所说的话必须真实；二是说出的话必须兑现。
“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在此，孔子以车作比喻，说人而无信，如“大车无輗，小车无軏”，无法行得通。人生在世，就靠一个“信”字才能与人相处，人无信不立，诚信是每一个人立身处世之本。
23.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子张问孔子：“未来三百年的制度您可以了解吗？”孔子说：“殷朝承继夏朝的礼制，废除的与新增的我可以了解。周朝承继殷朝的礼制，废除的与新增的我可以了解。以后若有接替周朝的朝代，即使历经百代，我也能知道它的礼制。”
这一章还是关于子张的，很有名，是《为政篇》比较靠后的一章，表明孔子对社会的发展演变具有高瞻远瞩的预测能力，可以长达三千年，儒家的大宗师就是有这样的自信。
“十世可知也”，一世是三十年，“世”字跟“卅”的写法是不是很像？如果一世算三十年的话，十世就是三百年，子张问老师三百年后的制度大概会是什么样子？孔子回答问题的时候口气很大，他说，“虽百世可知也”，只要我们掌握世事变动的一些规律，了解人性、人情的一些基本法则，不仅是十世可知，即使百世以后，三千年以后的礼制我也可以推测出来。那些大原则从哪里来？从历史中来，由“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而来，即根据夏、商、周三代的兴亡更替规律来推断，每一个朝代把前朝灭了之后，都会创造出合乎新时代的礼制，观察每一个革故鼎新、改朝换代的过程，都能发现各朝各代增加了什么东西，废除了哪些不合时宜的东西，这就叫“损益”，也是《易经》中损卦、益卦的斟酌、因革损益。“因”就是继承，“革”就是创新，有增加的，也有减少的，关键是要分析、判断出它为什么增加、为什么减少。
所以，从历史中了解社会变迁的大趋势，就可以预测未来。孔子的思想是很开放的，本来他是周朝的子民，那个时候还是春秋末年，还没有到战国年间呢，他就认为周朝也不可能万世一系，将来可能会出现接续周朝的朝代。
24.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孔子说：“不是自己祖先的鬼神，如果去祭祀，就是谄媚。看到该做的事而没有马上做，就是没有勇气。”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人死为鬼，“非其鬼”是指不是自己祖先的鬼，“谄”就是拍马屁。不是你应该敬奉的对象，你也去祭祀，这叫谄媚。《礼记·曲礼》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不合礼制的祭祀，不当祭的祭祀，叫“淫祀”。这样的人内心一定有什么企图，这种祭祀不会有任何福报。你想，鬼神那么好欺吗？你根本就不真诚，祭祀一定要真诚，洋鬼子由洋人去祭，土鬼子由土人去祭，各尽自己的本分。“非其鬼而祭之”，就是不当祭而祭之。
“见义不为，无勇也。”看到该做的事而没有马上做，就是没有勇气。
不当为而为，当为而不为，是人们常犯的毛病，所以要重视当为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