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佩服母亲的消化能力。
自从家里日子好过以来,几乎每次吃饭的时候,母亲都会坐在那里啃上一个钟点的大棒子骨。她啃得很专心,也很专业,仿佛一位用牙齿工作的雕刻师在虔诚地为骨头塑造新的形象。我也曾担心过她的身体,因为我跟郝月季不同,她大字不识一个,而我是高中毕业,并且看过很多书,知道母亲这么吃下去,早晚会让那粘稠的荤油堵塞了血管——但我在郝月季面前,始终是秀才遇到兵,她只用两个字就可以把我的一车话给噎回去。
“放屁!”郝月季说着,又给婆婆夹了根满是瘦肉、香喷喷的大骨头。
我想说:“你才放屁,泼妇一枚你懂个狗屁?”可我没敢,我怕母亲跟郝月季联合起来攻击我。再说了,母亲终日操劳,吃点儿好的也在情理之中,我若是天天多嘴,会被人误以为不孝,对母亲吝啬。反正她每天都在运动,或许那血液流速快,有淤塞也能被冲开呢。
愿望越丰满,现实就越骨感。就在去年开春的时候,母亲还是被“栓”住了,右胳膊右腿像绑了钢筋,只能直棱棱地甩动,打弯儿都要用左手去扳,不灵活了。
母亲开始拍着那条废腿诅咒自己,说不该再活着了,再活就成“老不死的”了,祈求能睡着觉去见阎王,也好落得个“平安”。郝月季开始还能耐着性子听,或者干脆躲开,到了后来,她就有点儿烦了,每当母亲拍着腿叫时,她就在堂屋用力摔打铝合金的锅碗,以此来和母亲叫板。而我,为了息事宁人,只能劝母亲不要再叫了,即便是她把嗓子叫烂,那废了的胳膊腿也不会枯木再逢春。每当我这么说时,母亲就会愣住,而后翻动不太灵活的眼珠子,盯着我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就知道你小子的心都给狗吃了。说罢,还用力朝堂屋的方向努嘴,示意我的媳妇郝月季就是那条吃人心的狗。
母亲骂我,我不怪她。我认为她之所以拼命吃肉,最终落得个血栓后遗症,归根结底是因为过去家里穷,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口肉。如今日子终于好过了,而且为了在集市上卖朝鲜面,我们必须要用大棒骨熬汤,以使面条增味儿,所以那些煮好的骨头,不啃白不啃。骨头上的肉即便给顾客吃,他们也不会多付钱,反而惯坏他们的胃。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跟隔壁杨一群家比起来,相当于叫花子跟土豪比,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杨一群家有钱啊,大院子、大房子,厕所里不仅抹了水泥地面,而且还分男女!最让我无法理解的是,当我还分不清五香瓜子和普通瓜子有啥区别时,杨一群已经开始在村西头的小卖部里赊账买东西了,什么玩具手枪啊、带馅的面包啊,甚至一毛多钱的老鼠牌香烟他都敢赊。小卖部老板眼都不眨就赊给他。更让我惊讶的是,每到月底,他家里人就给他还一次账。这太让人牙根儿痒痒了!
我不知道他家里为何那么有钱。听说他爷爷在城里上过班,有退休钱。这在我看来,就相当于家里有了聚宝盆,没钱了就可以从里面拿,拿完了,过一宿盆中又满了。
让人心理彻底失衡的是,杨一群家里不仅有钱,还有很多的书,薄的厚的、新的旧的都有,这比他家那座分成男女的厕所可要命多了。我可以不正眼瞧杨一群手中攥着的面包,但我无法拒绝他家那些书的诱惑。我家里没书,一本都没有,甚至连日历都没有。在我父亲看来,书这种东西,是世界上最最没用的玩意儿,吃不得喝不得,还死贵,只有脑子犯病的人才会买。
我没钱买书,但我却爱看书。我知道自己长得丑,也知道无论从哪方面讲,自己都无法与杨一群相提并论,即便是他的名字,那时看来都比我这“杨立冬”要有文化的多。而且杨一群比我大,也比我坏,在我的少年时光里,隔三岔五的记录着好几起他收拾我的往事——用杨一群的话讲:像你杨立冬这类的家伙,就是小树不修不直溜、人不修理耿赳赳,摁在地上捶两拳松松皮,浑身就舒坦了。杨一群比我大,小时候的营养更是比我足,我哪里打得过他?甚至有一次,互相用土坷垃投掷,只是拼准头的活儿,也被他占了上风。
当时,杨一群家是杨元帅营头一户自家院里打机井的,因此大气且炫耀地把十几节一米多粗的水泥管子摆在了院子外,如一条硕大的断节空心蟒蛇横亘在街道上,任是谁走过,都要七拐八拐地绕着蛇行。大人们心里怎么想的,我们这些孩子不得而知,但我们却非常喜欢在这些水泥管子穿行,感觉自己是钻地道的游击队。那天,我正独自在不久后就要戳入地下的断蛇肚子里玩儿,杨一群突然从自家院子里蹿了出来,非要我跟他玩打仗,不同意就不让我继续在他家的水泥管子里钻。
“怎么玩儿?”我问。别看我打不过杨一群,但我一点儿不怕他。
“坷垃仗。我在这头,你在那头,互相砸,谁被砸了谁倒霉。”杨一群瞪着大眼珠子说。他的眼珠比我的大,而且还是双眼皮,若不是有着一副尖下巴,人还是挺耐看的。
“行,谁挨砸谁倒霉!”我咽了口吐沫,而后揉了揉被金色阳光晃得有点儿酸的小眼睛,接着说:“不过,我有个条件……”
“啥?”杨一群追问道。
“不管输赢,完事后,你要借给我一本书看。”我说。
“哈……没问题。”杨一群说罢,弯下腰就开始在地上寻土块。
我急忙撒丫子朝断蛇的另一头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