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初，国共和谈在重庆将要举行的消息已传出，并被确认。
8月29日，正当军统在上海进行抢收的时候，戴笠突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他火速赶回重庆，布置国共和谈期间的警卫工作。同时，戴笠接到毛人凤的机密电报，CC系陈果夫等人正在策划酝酿与军统争夺战后的警察系统和肃奸方面的权力。
戴笠闻报，来不及给杜月笙辞行，就急急忙忙乘美国空军的运输机，从浙西前线于8月29日赶回重庆。
戴笠赶回重庆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代表团已于8月28日到达重庆。
回到重庆，首先来到蒋公馆。“报告校长，戴笠奉命前来报到。”蒋介石阴沉着脸，阴阳怪气地说：“毛泽东来了，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戴笠献计说：“还不趁这机会，把他……？”
蒋介石连忙说：“胡说！这回有美国人担保，你们可别胡来。”
戴笠说：“那我们该怎么办？”
蒋介石指示说：“动员所有力量，一定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做到万无一失。”
戴笠马上立正：“是，保证完成任务！”
受命之后，戴立即回到局本部，严密布置和检查对国共和谈的安全保卫工作。
当时有一些极端顽固而又没有政治头脑的反共分子。扬言要制造事端，作为反共的本钱，这使戴笠处处小心谨慎，丝毫不敢大意。
戴公馆里有个担任警卫工作的特务，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说：“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把毛泽东干掉？坐上几年牢，便可立大功。”
戴笠听说后，当即把这个特务叫去臭骂了一顿；
“你他妈懂个屁！”
并立即叫人下了他的枪，把他赶回特务团，命人约束他的行动。
为了做好对中共代表团的警卫工作，戴笠召集特务团、重庆特区、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等单位的大特务开会，反复强调确保中共代表团人员安全的重大责任，并规定严格的纪律和各自的工作范围，严厉检查督促实施。
当时，毛泽东在重庆十分活跃，不但要出席国民党方面安排的公开活动，而且要约见会晤重庆的许多民主党派及社会知名人士，戴笠深感保卫工作任务太重，不得已，最后连专给蒋介石做安全警卫工作的侍从室特别警卫组也调来帮忙，暗中负责毛泽东的内围警卫工作。因戴笠素有给领导人物做保卫工作的经验，才使他的压力稍稍减轻。
戴笠知道，在这个问题上要是稍有疏忽，一旦闹出乱子，蒋介石非拿自己开刀不可。对此，戴笠曾亲口对侍从副官居亦侨诉苦说：“这几天的日子不好过，内外都要经常查看，万一有了意外，不但对委座无法交代，自己脑袋也会搬家呀！弄得我寝食不安啊！”
直到毛泽东于10月11日安全返回延安，戴笠才松了一口气。
但是，就在戴笠认为稳操胜券的时候，事情却起了意料不到的变化。
蒋介石对这个不可一世的特工王已开始有了戒心。
8月下旬，戴笠在淳安得到消息，蒋介石已于8月13日手令钱大钧任上海市长，又于8月20日手令宣铁吾为上海市警察局长。戴笠在淳安听到这个消息，深知事情不妙。
钱大钧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中的八大金刚之一，在戴笠面前是属于摆得起老资格的前辈军人；钱大钧之为人，是对上级恭顺，对同级矜持，对下级常常给以辞色，与戴笠不但无缘，且无好感。宣铁吾则是戴笠的死敌，他们两人联手，将给军统今后在上海的活动带来很大麻烦。
为了不使事态进一步发展扩大，戴笠在赶回重庆之前，已经考虑了一份应变计划，准备亲自向蒋力陈，其主要内容是：
（1）抗战期间全部汉奸名单和国民党在沦陷区的地下工作人员名单，大都掌握在军统手中，因而肃奸应由军统负责进行；
（2）敌伪资产的清查工作也应由军统协助政府进行，以防止在“逆产”认定方面政出多门，造成混乱状况，给居心叵测的人造成可乘之机；
（3）建议由主持上海地区受降工作的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为淞沪警备司令，除上海外，建议沦陷区其他大城市的警察局长应优先考虑军统推荐的人选，以便于军统开展活动。
但是，计划不如变化。
当戴笠于8月29日刚刚回到重庆时，蒋介石已经在这一天下手令派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参谋长韩文焕为首都（南京）警察厅厅长。韩文焕是属于康泽班底的人，过去一直帮助康泽搞警察特训班和别动军，由于同行利害冲突，与戴笠的关系也是不睦的。戴笠把他考虑多日的“两抢”方案呈送上去，等待回音。
结果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9月4日，蒋介石又令派CC系推荐的陈焯任北平市警察局长。由此，上海、南京、北平三大城市的警察局长，戴笠一个也没有抢到。在蒋介石新任命的一批大城市警察局长中，只将天津市警察局长一职给了戴笠原先推荐名单中的军统大特务李汉元，以后又将武汉市警察局长给了任建鹏，算是给戴笠的一点安慰。
另外，蒋从便利军统工作出发，分别给宣铁吾、韩文焕、陈焯等人打招呼，要他们把一些与军统特工活动有关的部门交军统掌握。为此，宜铁吾用军统大特务张师任刑警处长、陈焯任命李连福任刑警大队长等等，也算是对戴笠敷衍一下。
戴笠这个人是轻易不肯认输的，即使是与蒋介石斗法，也是如此。
他想出的新的计划就是考虑如何向蒋建议成立全国警察总监，并由自己兼任总监一职。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让蒋看到军统的力量和本钱，戴笠以中美所即将结束为理由，并用中美双方的名义，力求蒋视察中美所，在蒋视察过程时，则重点安排蒋观看中美特警班的表演。
果然，蒋很快答应了戴笠和美方特务的要求，于9月上旬带着蒋纬国及一批亲信随从，在戴笠及贝乐利等中美特务的陪同下，到中美所视察。并对中美特警班演示的刑事实验室、良种警犬表演项目等看得很仔细，特别是对学生的刑警课目表演更是充满了兴趣。
在结束后的训话中，蒋不仅对美国特务一再表示感谢，而且对这一批学生也给以嘉勉，称赞他们不但是戴局长最好的学生，也是他最喜欢的学生。结果，这一期学生极受各地的欢迎，除留下一批任特警班二期美军特务教官的助教外，其余都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大城市的警察局和稽查处去工作。
戴笠虽然在抢夺大城市警察局长的计划上受到挫折，并且向蒋推荐汤恩伯兼任淞沪警备司令的建议，当时也未被蒋采纳，但是，戴笠抢夺肃奸大权的计划，经蒋下手令已同意交给军统负责。戴笠对得到这一个特权确是喜不自胜的。
从此以后，戴笠利用这一杀手锏，既可以通过肃奸活动使自己成为政治上各方瞩目的中心人物，又可以把大批汉奸作为军统潜伏人员或策反人员给以保护，还可以对中统或其他派系运用的汉奸给予打击，其权力之大，实属不可想象。蒋介石让戴笠独揽肃奸大权，并不是没有戒心的。一般来说，以蒋的手腕，他也从来不肯把某一方面的大权完全交给一个人去控制，尤其是不会交给一个对自己的统治已构成威胁的人去掌握。
但是，在八年抗战期间，由于蒋介石把与日伪联系的活动完全交给戴笠一人去处理，也只有戴笠完全清楚这其中的种种黑幕，如果让其他方面的人一起掌握肃奸大权，岂不是又要把这些黑幕活动扩散。
再说，以当时国民党的各个部门，均已腐败透顶。肃奸活动，最是个容易内外勾结，大发横财的工作，蒋认为论工作效率和内部风气来看，军统组织均比其他机构要略胜一筹，交给戴笠独力负责，既是对军统的看重，也可以明确责任，便于追究查实问题，堵塞漏洞。
另外，戴笠明确向蒋提出要独揽肃奸大权，并摆出诸多理由，蒋原是个多疑的人物，他似乎嗅出戴的理由中多少有点要挟的成份。一旦在肃奸问题上，军统不给予全力合作，将要酿出政治上的许多麻烦。蒋是善于审时度势、等待时机的，他感到戴笠在目前尚有利用价值，索性耍一个手腕，把肃奸大权完全交给军统去控制，一方面是对戴笠的敷衍，另一方面也是让他从过份膨胀的权力中走向反面。这是不是蒋的本意，应该说昭然若揭。
不过，蒋针对戴无限扩张的权力，也进一步加紧布置，进行监视和抑制，这确是实情。一个最主要的措施就是成立了一个秘密五人小组，对戴笠进行监视，并研究钳制戴笠的新策略。
说起蒋介石对戴笠的戒备和控制，可以说是由来已久。
早在特务处成立初期，蒋通过郑介民和中统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监视和抑制；到抗战期间，蒋发现这个办法已不起多大作用，郑介民已被戴笠架空，中统也不是戴笠的对手，且有被打垮的危险。
于是，蒋在军统之上设立侍从室第六组，且让颇有心计和野心的唐纵出任组长，利用唐对军统内部情况极为熟悉，并在军统内部也有一定力量的有利条件，对戴进一步进行控制。
到抗战中期，又干脆加委唐纵为军统局帮办，直接对戴进行钳制。这是连一般军统特务都看出是蒋、戴斗法的公开手段。并且，唐纵也确是能体会和贯彻蒋的意图，积极从各方面对戴进行监视和制约。
抗战后期，蒋又通过特务工作的年度汇报和月度汇报两种制度，一方面加强唐纵的地位，一方面增强军统活动在特工系统内部的透明度，目的也还是使戴不能处处随心所欲。
这一阶段蒋、戴斗法的结果，戴笠确确实实感受到唐纵的份量，时有如芒在背、如鲠在喉之感。但是，戴笠毕竟经过了20年特工生涯的磨练，其心机狡诈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连蒋介石也估计不足的。
因此，在抗战后期，戴笠应变措施是把军统内部事务交给毛人凤去管理，让毛去对付唐纵，而自己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军统外部，一是全力与美国特务合作，紧紧抓住中美所的活动，仅在2年时间里，戴笠的势力就渗人美国军界，并得到美国海军界的大力支持，其地位还引起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注意，其国际影响使蒋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二是全力加强与胡宗南、汤恩伯等实力派将领的联盟，与何应钦、宋子文、杜月笙等人的关系，也已到了相当深厚的地步。以一个黄埔六期生和军统局副局长的资历、地位，能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造成如此影响和势力，的确不是一个平庸之辈所能做到的。
三是戴笠通过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组织息营的一批高级政治犯研究如何将军统改造为政党的方案，并从各方面发动攻势，做染指海军的打算，使戴的发展天地又有了新的扩火。
四是大力开展策反活动，通过掌握周佛海和大批伪军将领，几乎把汪伪南京政府变成军统的附属机构而发号施令，这样一个巨大的权力和力量，是连蒋介石当时也无法从戴笠手中夺去的。偏偏以上这几个方面，是唐纵无法顾及和插足的领域。
经过蒋、戴长时间的斗法，戴笠的权力、势力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有新的发展和膨胀，这不得不使蒋用新的眼光和观念来审视戴笠。
长期以来，蒋介石手下的嫡系派别中，虽然山头林立，派系纷呈，但只有对戴笠，他不敢这样做，以当时戴笠的势力来说，早已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了，就是在蒋身边的侍卫和警卫人员中，到底有哪些是戴笠的心腹杀手，这是蒋永远无法弄清的，也是蒋始终不敢想象的。
蒋、戴的矛盾发展到这一步，结果不但使蒋真正看到戴的份量，而且蒋之对戴，也确乎有如芒在背、如鲠在喉之感，也迫使蒋不得不采取断然手段对付戴，这就是蒋要成立五人小组秘密监视戴笠的原因。
五人小组由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组成，由蒋介石亲自进行领导。
这些人中，宣铁吾是戴笠的冤家对头，又是新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唐纵是全国各特务系统的总协调人，也是安插在戴身边的钉子，由他们负责对戴笠进行监视，其作用自不必说。
就钱大钧来说，由于先后两次出任侍从室一处主任，在军界、政界屡任要职，不但与蒋关系很深，而且同僚友好、门生故吏等遍布各界，便于了解掌握戴笠言行，吸收钱大钧进来，也实属必要。
至于吸收胡宗南为五人小组成员，这就是蒋的手腕高明之处。胡、戴之间不同寻常的结盟关系，蒋其实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但是，蒋对胡宗南其人也是看透了的。
首先，胡、戴之间的关系，尽管有感情的成份，更主要的还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胡宗南要利用戴笠，目的也还是要取得蒋的信任，以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一目的，也只有蒋才能给予。因此，以胡宗南的绝顶聪明，他是不会在蒋、戴的选择中舍本求末的。
其次，胡宗南从黄埔一期生发展到今天的一战区司令长官，势力遍布西北陕、甘、宁、青、新5省区，成为黄埔学生中的第一人和名副其实的“西北王”，溯源盖出于蒋的恩宠和培养。胡对于蒋的感激和报效之情，不但有虽肝脑涂地，亦不能报效万一的信念，而且也使胡认识到一旦离开了蒋，他的所有荣华富贵将成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因此，蒋、胡关系已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这是比胡、戴之间更为重要的一种关系。
第三，蒋明知胡宗南是戴的密友，却把胡吸收到五人小组中来，这在胡更加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也更加感激蒋的知遇之恩和绝对信任的宠爱，从而充分利用他与戴无话不可谈，无机密不可言的便利条件，随时向蒋密报戴的情况。
因此，在五人小组中，真正起核心作用的是胡宗南，这是蒋最为看重的，也是戴笠绝对没有料到的。这在蒋来说，虽然是一着险棋，但是却收到了奇效。五人小组成立以后，不但戴笠和军统的活动大都在蒋的掌握之中，而且采取的抑制和削弱戴笠力量的措施，在质量上也有了很大提高，由此，而有戴笠的几个月后所谓“化整为零”、“以退为进”等等惶惶之感及应变之策。蒋、戴斗法随着五人小组的成立，已经进入了最后较量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