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或者1891年，一个人带着行装上路了。他离开海边的大道，沿灌木丛里一条草木繁茂的小路，准备做一次环岛旅行。后来他有了一匹马，是别人借给他的。他就骑着这马继续走向岛屿的纵深。一路上，不断有人向他打着招呼，说：“哈埃雷——马依——塔马阿！”意思是说“来我家吃饭吧”。他笑笑，却并没有停下他的脚步。后来有一个人叫住了他，是一个像阳光般赤热明亮的妇女。
“你去哪里？”她问他。
“我去希提亚阿。”他回答。
“去做什么？”
“去找个女人。”
“希提亚阿有不少美女，你想讨一个吗？”
“是的。”
“你要愿意，我可以给你一个，是我女儿。”
“她年轻吗？”
“年轻。”
“长得健壮吗？”
“健壮。”
“那好。请把她找来。”
就这样，欧洲人高更在希提亚阿找到了他的珍宝，他年轻健壮俊美、皮肤像蜜一样金黄的塔希提新娘。他用马把他的新娘、他幸福和灵感的源泉驮回了岛上的家。
两年后，这个男人离开了，他乘船离开塔希提回法国去。他的女人坐在码头的石沿上，两只结实的大脚浸在温暖的海水里，总是插在耳边的鲜花枯萎了，落在双膝上面。一群女人，塔希提女人，望着远去的轮船，望着远去的男人，唱起一首古老的毛利歌曲：“南方来的微风啊，东方来的轻风，你们在我头顶上会合，互相抚摸互相嬉闹。请你们不要再耽搁，快些动身，一起跑到另一个岛。请你们到那里去寻找啊，寻找把我丢下的那个男人。他坐在一棵树下乘凉，那是他心爱的树。请你们告诉他，你们看见过我，看见过泪水满面的我。”
——取材自《诺阿诺阿》
一、梅巧和大先生
梅巧十六岁那年嫁给了大先生。大先生比她大很多，差不多要大二十岁，所以梅巧不可能是大先生的结发妻子。大先生的发妻死于肺痨，给他留下了一双儿女。迎娶梅巧时，大先生的长子已经考到了北京城里读书，而女儿也快满十三岁了，一直跟随祖母在乡下大宅里生活。
嫁给大先生，梅巧是有条件的。梅巧本来正在读师范，女师，由于家境的缘故辍了学，梅巧的条件就是让她继续上学读书。
“让我念书，我就嫁，”她说，“七十岁也嫁。”
这后半句，她说得狠歹歹的，赌气似的。其实，和谁赌气呢？梅巧就是这样，是那种能豁出去的女人。当然，从她脸上你是看不到这一点的。她一脸的稚气，两只幼鹿一样的大黑眼睛很温驯，嘴唇则像婴儿般红润娇艳，看上去格外无辜。她坐在窗下做针线，听到门响，一抬头。这一抬头受惊的神情就像幅画一样，在大先生心里整整收藏了五十年。
这是座小城，至少在梅巧心里它是小的。梅巧向往更大的天地、更大的城市。如果具体一点，这个“更大的”城市大概叫作巴黎。
因为梅巧想做一个画家。
七八十年前，梅巧的城市一定是灰暗的。北方城市通常都是这样一种暗淡的灰色。如果站在高处，比如说城东那座近千岁的古塔上，你会觉得这小城安静得就像沉在水底的鱼，灰色的瓦像鱼鳞一样密不透风，覆盖着小城的身体。这让梅巧郁闷，梅巧就在画上修改着这城市的面貌。她把屋瓦全部涂抹成热烈的红色。一片红色的屋顶，铺天盖地，蒸腾着，吼叫着，像着了大火。大先生评价说：“恐怖。”
此时梅巧已是身怀六甲，身子很笨了，不能再去学校上课。大先生就利用每天晚上的时间为她补习功课。白天，她守着一座空旷的两进的四合院，闲得发慌。日影几乎是一寸一寸移动着，她伸手一抓，摊开手掌，满掌的阳光。又一抓，握紧了，再摊开，又是满满一掌。这么多的时光要怎么过才过得完？梅巧叹息着，听见树上的蝉，知了知了叫得让人空虚。
大先生是个严谨的人，严谨、严肃、古板，不苟言笑，很符合他的身份。大先生是这城中师范学校的校长，兼数学教员。大先生教数学可谓远近闻名，是这行中的翘楚。论在家里的排行，他并不是老大，可人人都这么叫他。大先生原来是一种尊称。
这阅人无数的大先生惊讶地发现，他的小新娘、拙荆、贱内，竟然冰雪聪明！他为她补习数学，真是一点就透。他掩藏着兴奋，试验着带领她朝前走，甚至是跳跃，甚至设置陷阱，却没有一样难得倒她。她就像一匹马，一匹青春的、骄傲的小母马，而数学则是一片任她撒欢飞奔的草原。大先生渐渐不服气了，想绊住那马蹄，四处寻来了偏题、怪题，可是哪里绊得住？她总是能像刘备胯下的的卢一样在最后关头越过檀溪。煤油灯的玻璃罩擦得雪亮，灯焰在她脸上一跳一跳，这使她垂头的侧影有一种神秘和遥远的气息，不真实。大先生不禁想起《红楼梦》中关于黛玉的那句判词——心较比干多一窍，突然就有了一点不祥的预感。
现在梅巧不再是梅巧，而是大师母了，所有人的大师母。习惯这称呼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起初，人家一叫她大师母，她的脸就红到了耳根，觉得那称呼很讽刺。只有在学堂里，她的同窗们才叫她一声名字。大先生是守信用的人，婚后他果然送梅巧重返了女师学堂。也只有在那里，梅巧还是范梅巧，甚至是范君。她们几个要好的朋友总是彼此以君相称：张君、李君、范君。女师学堂设在一座西式建筑里，是那种殖民风格的楼房，石头基座，高大的罗马柱，哥特式的尖顶，走廊里永远是幽暗的，有着很大的回声。从前梅巧不知道自己是爱这里的，现在她知道了。
生下第一个孩子，还没有满月，梅巧就跑去参加期末考试了。在7月的暑热季节，她的两只大乳房胀得生疼，乳汁在里面翻江倒海，不一会她的前襟就湿透了。巡堂监考的先生关切地停在了她面前，犹豫着要不要递给她一块手帕。那一刻，她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她吞咽下羞耻的眼泪，在心里发誓说，再也不要生小孩了！
可是这事哪里由得了她？那些不知情的小生命，那些孩子，还是接踵而来了。有了老二、老三，说话间肚子里又有了老四。她的身板真是太好了，年轻、肥沃，漫不经心撒下种子，就有好收成。她折腾自己，在学堂操场上一圈一圈跑步；在沙坑里练跳远，两条腿磕得青一块紫一块。可是那一团温暖的诡异的血肉就像吸附在她体内一般，坚不可摧。她吃巴豆吞蓖麻油，甚至还在身上藏了咒人流产的符咒，一切都没能阻挡那血肉一天天壮大，成熟。大先生的娘，她婆婆，在她生下老二从乡下来看她时就发了话，说：“凌香她妈，快别去学堂现眼了，拖儿带女的，就做了女状元又能咋？”她的亲娘也劝她，说：“闺女呀，别犟了，认命吧，人谁能犟过命去？”大先生呢？大先生嘴里不劝，可是那些劝阻的言语都写在了眼睛里。梅巧就回避着大先生的眼睛，坚持着，那坚持可真是需要耐力啊！本来三年的学业，她休了念，念了又休，到第六个年头，这场艰苦卓绝的坚持才见分晓：梅巧终于拿到了盖着鲜红大印的女师的毕业证书。
她捧着那证书跑回娘家，一进门哈哈大笑，热泪狂流。
大先生嘘出一口长气，心想，该消停了、安静了。
老四在她肚子里一天一天长大。她果然安静下来，或许太安静了些。她本来就不是一个多言多语的人，现在差不多变成了一个哑巴。她使尽了气力似的，眼神变得涣散和呆滞。北方的夏季已经临近尾声，却又突然来了秋老虎。她搬一把躺椅在树下乘凉，肚子像山丘一样耸立。那是一棵槐树，说不出它的年纪，枝繁叶茂，浓荫洒下来，遮住半座院子。槐树是这城市最常见的树，差不多是这城市的象征。梅巧不喜欢这树老气横秋的样子。她就在画上修改这树，她恶作剧地解气地把树叶涂染成了蓝色。一大片蓝色的槐林，有着汹涌的、澎湃的、逼人的气势，乍一看就像云飞浪卷的大海，翻滚着激情和——邪恶。
临产前不久，一天深夜，大先生被梅巧的惊叫惊醒了。原来她做了噩梦。她惊恐地抓住大先生的手，说：“我要死了！”说完就哭了起来。这么多年来，她还从来、从来没这样子哭过呢，当着大先生的面，哭得这么软弱、无助、放纵和悲伤——她一直都像敬畏父亲似的害怕着他。大先生被她哭得手足无措，心里发毛，嘴里却在说：“别胡思乱想，哪能呢？胡医生是最好的妇产科医生……”话一出口，他就知道这不是她想要的许诺。
分娩果然是不顺利的，胎位不正。留学日本的胡医生使出了浑身解数，最后动了刀剪，下了产钳。梅巧在产床上忍受了两天一夜的煎熬，生死的煎熬。接下来就是产后忧郁症，厌食、低烧、不说话，莫名其妙地流眼泪，哭泣。孩子被奶妈抱去了，她一滴奶水也分泌不出来，倒省了以往回奶的麻烦。孩子是那么小的一个小东西，还不足五斤，剥了皮的狸猫似的，头被产钳夹成了长长的紫茄子。她一看到这孩子就厌恶地战栗，又厌恶，又怜悯。
大先生接来了岳母，让岳母陪伴她坐月子。岳母盘腿坐在炕上，小心翼翼地跟她说东说西。说一百句她也不理不睬，说一千句她也不理不睬。她不说话，也吃不下东西，喝一碗沁州黄小米汤也反胃，倒像害喜似的，人一天天瘦下去，憔悴下去，枯萎下去。岳母无计可施，哭了：“梅巧呀，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你这是自己作死哪！”
这话可谓一针见血，让人惊心，也只有亲生亲养的娘说得出口。她娘说完这话，叹着气回家了，也是眼不见、心不烦的意思。可是大先生不行，大先生不能眼不见啊，大先生不能落荒而逃啊！终于有一日，大先生回家来，叫过大女儿凌香，给了她一样东西。六岁的凌香拿着这东西进了母亲的房门。凌香喊了一声妈，爬上炕，把这东西递了过去。
梅巧接过来，先是一怔，渐渐地，她的手颤抖了。她一把抱过凌香，把她紧紧揽在怀里。她感到凌香的小身子那么温暖、柔软和芳香，她感到这小生命那么温暖和芳香。生命得救了。
那是一张聘书。
国民小学校的聘书。
春节过后，梅巧就成了国民小学校的一名教师。她先教四年级的算学，后来就教了美术。这教职，不用说是大先生替她谋来的。别人谋职大约要费一些力气，可是在大先生，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只是，这一句话说还是不说，却一定是个折磨大先生的问题。大先生是清楚这女人心病的症结的：她是害怕四合院里这平常人家主妇的日子，她年轻茂盛的身子和心抵抗这日子！有什么办法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天气还没有转暖，梅巧就脱去了棉袍，换上了春装：阴丹士林布面的大褂，上身罩一件开司米绿毛衣，那绿真是又清新又理直气壮，春草似的嘹亮霸气。生育了四个孩子之后，梅巧的身材竟然没有太大的变化，站在那里，仍然是玉树临风的一个人，一个新鲜的人，出淤泥而不染。这新鲜的人清早出门，傍晚回家，手上沾了粉笔灰或是水彩，甚至还有墨渍，衣襟上也蹭了粉笔灰，却仍然是新鲜的、明亮的。外面的世界，一个阔大的天地在滋养着她呢。说起来，她倒并不是多么热爱教书这职业，她热爱这外面的世界。
国民小学距离她的家走路也就十几分钟的样子，课业也不重。还有一桩意外的高兴事，那就是当年她在女师读书时的好朋友，她们称作张君的一位，竟也在这所学校里任教呢！张君比梅巧早毕业几年（梅巧不是因为一次又一次怀孕、生产耽搁了吗？），毕业后回到了家乡，一个离这城市近百里、盛产葡萄和陈醋的小县份，一来二去就失去了音讯。不想竟在这里撞上了，还做了同事！梅巧真是高兴坏了。
“哎呀哎呀，”她叫着，“还以为你在哪儿呢，还以为再也见不着了呢，原来你就在我家门口啊！”
“是啊是啊，我埋伏在这儿，守株待兔呢。”张君回答。
两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着泪光，流露出了女学生的天性和情状。可她们终究不是女学生了。就在这一刻，她们突然感觉到了时间，就在耳边呼呼地，如同大风一样呼啸而过，刮得她们心里一阵茫然。
“我结婚了。”张君说。
从前，张君是那么英气的一个少女，宽肩、长颈、浓眉，身板像杨树一样永远挺得笔直。她们开玩笑叫她美男子。这狂妄的美男子曾经叫嚣，要一辈子守住她洁净的处子之身。如今，似乎是一切如旧，肩还是宽的，颈还是长的，身板仍然是挺的，可从前的誓言灰飞烟灭了。
那一天中午，这两个重逢的好友在校门外一间山东人开的馆子里吃了午饭，是梅巧做东。她们甚至还喝了一点酒，竹叶青。那真是用竹叶泡出的好酒，清澈而碧绿，喝在嘴里有一股奇特的异香。她们把着盏，彼此诉说着别后的经历。梅巧的经历三言两语就道尽了，那就是生孩子，接二连三地一口气生出四个。而张君则要复杂得多，有戏剧性，那就是抗婚、私奔，和心爱的人一路出逃——是一个时代的故事。
“哎呀哎呀！”梅巧连连叫着，因为酒，也因为兴奋，双颊变成了桃腮，灼灼燃烧着，“张君，你真是不平凡哪！”
张君在国民小学只教了短短一个学期就辞职了，她丈夫突然接到了武汉某所学校的聘书。暑假里，最热的伏天，她离开了这城市，匆匆前往长江边那个火炉里去。临行前，她来向梅巧辞别。她给梅巧留下了通信的地址，说：“给我写信啊。”
梅巧点点头，心里翻江倒海。
“若有机会，就来南边看我啊。”
梅巧不再点头了，泪水一下子涌上来。这样的机会，怕是永远也不会有的，永远也不会有啊！她背过了身去，再回头时，朋友已经不见了，院子里空荡荡，洒满树荫，鸟的噪声像突然浮起似的遮蔽了一切。知了——知了——知了，那是先知的声音。
二、来了个席方平
这天，大先生回家来，对梅巧说：“让人收拾出一间客房吧。有个北京来的先生，一时没找着合适的房子，我留他住几天。”
梅巧家，头道巷十六号，两进的四合院，外带一座小小的跨院，大大小小的房屋二十几间。虽说是孩子多，人口多，红红火火的一大家人，可闲着的空屋子总还是有的。梅巧吩咐用人们把后院的一间西屋拾掇了出来。那屋子里没有盘炕，而是架了一张时新的铜架子的弹簧床。
来人就是席方平。
一听这名字，梅巧就忍不住想笑，这不是一个活生生的聊斋人物吗？样子也有些像呢，清秀疏朗的眉眼，人生得白白净净。起初梅巧还以为，这从北京来的先生不知是个多威严的老先生呢，不想竟是这样一个年轻、文雅、像女人般俊美的书生。
说起来，这席方平原来还是大先生的学生、弟子，得意的弟子，家道贫寒，寡母扶孤长大，后来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如今刚毕业，就收到了大先生的聘书——不用说，大先生是很钟爱这个弟子的。
那一晚，大先生在家中设了家宴，算是给这弟子接风。请来作陪的也是几个亲近的弟子。大先生拿出了他珍藏的好酒，一坛花儿酒，是他家乡的特产，用柿子酿出的一种奇异的果酒佳酿，大先生甚至还详尽地给大家讲了这花儿酒的妙处。一餐饭宾主尽欢。席间，梅巧走进来给大先生添茶，也是提醒他不要过量的意思。这时，只见那个席方平红着脸站了起来，恭恭敬敬地端起了面前的酒杯。
“大师母，”他喊了一声，脸越发红了，人人都看得出他是不胜酒力的，“给你添麻烦了，我敬你一杯。”
他一仰脖，一饮而尽，亮了下杯底。他眼睛里似乎汪着许多的水。这哪里是男人的眼睛？梅巧抿嘴一笑，说：“有什么麻烦的？房子空在那里，不也是空着？”
是啊，房子就是要住人的，人不住鬼就要住了。梅巧这么想着就又笑了。怎么今天总是想到鬼呢？大概都是席方平这三个字招惹的吧？梅巧端着灯，不觉又走进了后院里，前边酒宴还没有散，后院人却都已睡了。奶妈带着孩子们沉入了梦乡。北房、东房、南房一片漆黑。只有西房里一灯如豆，悠悠地在等待着夜归的客人。梅巧轻轻推门走进去，似乎想看看还有什么不妥当的。她自己的影子，巨大的黑影一下子投在墙壁上，倒把她吓了一跳。
这一夜梅巧做梦了，梦很乱，飘飘忽忽的。梦中的梅巧还是从前的样子，出嫁前的样子，十六岁，梳着齐耳的短发，白衣、青裙，站在葡萄架下，一个人走过来，说：“原来你在这里呀，原来你藏在这里呀，让我好找！”那个人，那说话的人，原来就是，就是现在的梅巧。
第二天在早餐桌上，席方平看到梅巧，脸又一下子红了。
这事是让人别扭的。照说，一个大师母是不应该让人脸红心跳的。一个大师母应该是慈祥、端庄、安静、温暖，像一棵没有杂念的秋天的树。可是眼前这个大师母，这个光焰万丈咄咄逼人的女人，这个让人不敢和她眼睛对视的女人，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师母相比，相差何止千里万里！
要快点找房子搬家啊！他想。
后来，他们熟识之后，她让他看她的画，那是一次敞开和进入：那些燃烧的暧昧的屋瓦，那些波涛汹涌凶险邪恶的树冠，那些扭曲变形阴恻恻的人脸，看得他惊心动魄。他用手轻轻抚摸它们，爱惜地、心疼地说道：“你这不屈服的囚犯啊！”
三、凌香
所有的孩子里，凌香最依恋母亲。
四个孩子，一人一个奶妈，凌香的奶妈是最费了周折的。月子里她一直吃梅巧的奶，等到梅巧要去上学，把她交给新雇来的奶妈时，坏了，她死活不肯去叼奶妈的奶头。她闭着眼睛，张大嘴，哭得死去活来，哭得一张起皱的小脸由红转青，她宁肯去啃自己可怜的小拳头，却饿死不食周粟。更要命的是，她这里一哭，隔了半座城，那边课堂上的梅巧就如听到召唤一般，两肋一麻，霎时间，两股热流挡也挡不住，汹涌着奔腾而来，一下子前襟就湿透了。
梅巧的眼睛也湿了。
有几次，她忍不住溜出了校门，雇一辆洋车就朝家跑，去搭救她的孩子。那凌香到了她怀中，一头就扎进她胸口，凶狠地、仇恨地、以命相拼地噙住那奶头，两只小手紧紧紧紧抱住她救命的食粮，像只疯狂的危险的小兽。
没办法，梅巧只好向这小小的女儿缴械。从此，每天清早，出门前她喂饱她，中午匆匆坐洋车回家，再喂她饱餐一顿。晚上倒是叫她跟奶妈睡觉，半夜里听到她的哭声，梅巧就爬起来，喂她一餐夜宵。梅巧的奶水真是旺盛啊！一年下来，那凌香养得好精彩哟，又白又胖，两只小胳膊一节一节，像粉嫩的鲜藕，可以给任何一家乳品公司做广告。梅巧却一日千里地瘦下去，直到后来，突然地，有一天，奶水奇迹般失踪了。
有了这教训，后来那几个一生下来，梅巧就交给奶妈去喂养了。后来那几个谁也没再吃过亲娘的奶水，和亲娘就总有那么一点点“隔”。
那几个各人有各人的奶妈，疼着，宠着，护着。凌香的奶妈却是早早地就离开了这个家。虽说凌香没吃过她的奶，却也是被她抱在怀中，朝朝暮暮，抱了那么大，就是块石头也焐热了。奶妈的离去是凌香平生经历的第一桩伤心事。她不知道奶妈为什么突然就走了。后来她才知道了原委：奶妈的离去是因为家中的孩子得了绝症。那一年，凌香刚满四岁，人家就让她跟弟弟凌寒的奶妈一起睡觉。好大一盘炕，奶妈搂着凌寒睡一头，凌香自己睡另一头。半夜里她小解，醒来了喊奶妈，却没人理，她悄悄哭了。
第二天早晨，凌寒的奶妈一睁眼，发现炕的那一边空荡荡的，凌香那个小祖宗不见了！这一惊非同小可，慌忙下地来，跑到院子里四处寻找，哪里有她的影子？又不敢声张喊叫，正没主意呢，一抬眼，看见对面南屋的门虚掩着，露着宽宽一道门缝，那是凌香和她奶妈住过的屋子。她急急地冲进去，只见宽旷的一盘大炕上，那小祖宗一个人蜷成一团，泪痕满面，睡着，怀里抱着她奶妈枕过的枕头，身上胡乱盖着她奶妈的花棉被……
梅巧当天就听说了这件事，到晚上，她抱来了被褥，把那小冤家搂在自己的怀抱里。凌香的小脑袋有点害羞地扎在她怀中，一动也不动。忽然，她叫了一声妈，说：“真的是你呀？”
梅巧的鼻子一下子就酸了，她搂紧了这孩子，说：“是我，是我，不是我是谁？”凌香抽泣起来，大颗大颗的眼泪热乎乎地，像蜡油一样烫着梅巧的胸口。梅巧一夜搂着那小小的伤心的孩子，想，这孩子像谁呢？
后来凌香问过梅巧一句话，凌香说：“妈妈呀，会不会有一天，你也像奶妈一样不要我了呢？”梅巧回答说：“小傻瓜呀，宝，我怎么会不要你？”
可是梅巧不知道，这世上所有的小孩子都是先知。
有时梅巧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这孩子总是生活在恐惧之中？每当梅巧出门去，回来得稍晚一点，一进门，这孩子就扑上来抱住她，死死地，再也不肯撒手，就像失而复得一般。有时一清早，她还没睁眼，忽然这孩子就慌慌张张跑进来，用手摸摸她的脸，说道：“妈妈，你在这里呀！”仿佛做着一个确认。
梅巧望着这孩子，望着她大大的黑暗的眼睛，想，这孩子，她怕什么呢？这样想着，心里就掠过一丝人生莫测的怅然，还有不安。
现在，终于，梅巧知道了那答案。
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八岁的凌香不知道，可她知道有一件大事发生了，有一个大危险来临了。那危险的气味啊，像刺鼻的槐花的气味一样，弥漫在5月的空气中，无孔不入。如果在白天，似乎看不出这家里发生了什么变故，一切都和往常一样：爹一早出门，穿戴得整整齐齐，乘洋车去上班；妈也是一早出门，穿戴得也很整齐，不过不乘车，就走着去上班。天气一天天热起来，爹和妈都换上了夏布做的新大褂。爹是一件月白色的，而妈则是粉底，上面洒满星星点点的小碎花。人走过去，就飘过一股新布的香味。
但是，太阳总会落下去的，夜总归是要来临的。危险就是在夜幕的遮蔽下现出原形的。晚饭是那危险的前奏、序曲，妈一连好几天都没有回家吃晚饭了。爹阴沉着脸，不说一句话，那咀嚼着的牙齿似乎格外用力。人人都知道这是风暴来临的前奏。一家人屏住了呼吸，战战兢兢，就连最小的弟弟，刚刚两岁的小凌天，爹爹的心头肉，也变得很乖。一餐饭吃得鸦雀无声，草草收场，然后各自回到各自的房中，仍旧是不敢出大气。奶妈们早早安顿自己的孩子睡下，而女用和男工则躲在跨院伙房间，压低了嗓子交头接耳。人人都在等待，等待着那风暴——那是躲不过逃不掉的，就是沉入睡梦也躲不过。人人的耳朵这时都灵敏极了，掉一片树叶也能听到那响动，更别提那吱扭的门声。那吱扭的门响简直就是炸药的捻子，女主人的脚步踢踏踢踏，要惊破天似的，起落间就是生死。此刻，人们反倒是横下了心，知道要来的终于来了。
说是吵，其实只听见大先生一人的怒吼和咆哮。大先生发起脾气真是可怕呀，地皮也要抖三抖的。可是，渐渐地有了回应。那回应声不算高，却有着一种愤怒的激烈，有一种不顾生死亡命的激烈。说来，那才是更让人害怕的，那亡命的不顾生死的激烈是可摧毁什么的。这才是那个大危险，那个悬而未决的噩运。大先生的怒吼、咆哮甚至砸东西不过是烘托，烘云托月，为这个大危险做一个黑暗的铺垫而已。
这一天，吵到最激愤的时刻，大先生动手了。他劈头朝女人挥出一掌，那一掌是地动山摇的一掌，像拍一只苍蝇，是一个灭顶的打击。不仅仅是对梅巧，也是对他自己。那一掌把梅巧击倒了，口鼻流血。血使他怔住了，他浑身冰冷。梅巧慢慢爬起来，用手在脸上一抹，抹了鲜红的一掌。她就把那只血手朝洁白的墙壁上抹了一把，立时，一个血巴掌惊心动魄地跳出来，像一个鲜红的小妖孽。梅巧看了看，二话没说，笑笑，就摇晃着走出去了。
到早晨，人人都看见了那暴力的结果。梅巧的脸肿得很厉害，上面还有着瘀青。可是她神情安详，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夏布长衫，齐齐整整。她就这样昂着头带着伤痕出门去了，临走还吩咐了奶妈几句琐碎的事情，仿佛这是一个和平常的日子没什么两样的早晨。凌香追上去，拦腰抱住了她，她迟疑片刻，掰开了那两只缠绕着她的小胳膊，头也不回，说：“宝，去上学。”
这一天是煎熬的一天。每一分钟，凌香都忍受着折磨和煎熬。她上课走神，走路碰壁，吃饭吃不到肚里。她一分钟一分钟盼着太阳下山，盼着天黑，盼着夜深人静，甚至盼着吵架。她告诉自己，这一天其实和昨天没什么两样，和前天、大前天，和以往所有的日子没什么两样；这并不是多么特别的一天，不是不祥的一天。她挺着身子，坚定地安慰着自己，却忍不住一阵又一阵地打寒战，就像生了热病。这一天真是长于百年啊！终于太阳下山了，全家人又聚在饭厅里，只缺妈妈一个。不过没关系，昨天、前天，很多天不也都是这样？爹的脸阴沉着，一家人仍旧是大气不敢出。可是爹的咀嚼好像没那么凶狠了，爹的咀嚼声没了那一股杀气，而且爹的饭也吃得很少很少。凌香忽然心乱如麻，不知道这是什么预兆。
后来人们就看见凌香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做饭的孙大出来打水看见了，问她：“你在这儿干什么？黑灯瞎火的。”声音压得低低的。凌香回答说：“等我妈。”女用杨妈出来小解看见了，也问她：“你在这儿干什么？黑灯瞎火的。”声音也压得低低的。她还是回答：“等我妈。”人人都知道这丫头的脾气秉性，知道劝不动她，也就由她去。渐渐地，院子里静寂了，她一个人站在槐树下，站了大半夜。
槐花盛开着，那香气浓得化也化不开。往年槐花初放时，孙大就用长竿把那白色的花串打下来，洗净了和上面粉，给他们这些孩子蒸槐花布烂子吃。孙大喜欢说：“应时应景，尝个鲜。”今年，孙大没有心思让他们尝鲜了。许是因为这个，今年的槐花比往年繁密许多，那香气也霸道许多，浓郁许多，不容分说，是一种强悍的邪香。
夜露下来了，像树的眼泪，一大颗一大颗滴下来，是那种无法言说的大伤心。不知名的虫子们唱起来。凌香的腿又酸又胀，就要站不住了。墙根下，西番莲榆叶梅就要开了，牵牛花也爬上了架。那都是妈撒下的种子、移来的花木。妈还在后院里种玫瑰，种月季芍药牡丹，妈喜欢那些颜色热烈浓艳的花朵，丰腴的花朵。妈总是说：“这院子太素了。”她就用那些花来打扮这院子。
花啊，快点开吧。凌香在心里叫喊，花开了，妈就喜欢这院子了。今年花好像开得特别晚，特别慢，特别阴险，所以妈才会讨厌回这个家吧？凌香突然打个冷战，绝望地哭了。
吱扭一声，门响了。这吱扭的声响是多么慈悲。凌香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相信这大慈大悲的声音，直到踢踏踢踏的脚步停在她面前，黑黑的亲爱的人影停在她面前，吃惊地问她：“你怎么在这里？”她如同起死回生一般，一头扑在了来人怀中，说：“我还以为你再也不回来了呢！”
梅巧抱住了她，抱紧了她，她抽泣，浑身颤抖。梅巧用自己受伤的脸颊摩挲、抚弄她被夜露打湿的头发。她叫着她的名字，说：“凌香啊，凌香啊，宝……”她搂着这孩子，把她送回后院房中。她扯下毛巾，为她揩干头发，又为她铺被子，脱衣裳，好像她还是一个极小的幼儿，不满四岁，刚刚离了奶妈……她安顿她睡下，睡稳，然后久久、久久凝望这孩子的脸，美丽的、难割难舍的、血肉相连的脸，说了一句：“宝，我的宝，你睡吧。”就走了出去。
整整一座宅子黑着，只有书房里亮着一盏灯，就像审判者的眼睛，神的眼睛。梅巧朝那灯光走去。她走进去，看见大先生无声地站了起来。他们无声地、默默地对视了很久。然后梅巧就跪下了，梅巧跪下去，朝着大先生恭恭敬敬地磕了一个头。
这一晚出奇地静，没有吵闹。一家人，上上下下揪着心、竖着耳朵等待着的那一场风暴没有降临。这似乎是许久以来最风平浪静的一夜、平安的一夜。人人都松了一口气。这一夜，合宅的人都睡得很沉，很酣，梦都没做一个。
到早晨，太阳升起来，才知道天地变色。
到早晨，榆叶梅突然地爆开了一树，一树光明灿烂的粉红，云蒸霞蔚。他们素净的院子被这一片粉霞照亮了，可是凌香却再也等不回母亲，永远也等不回了。
四、花儿酒、柿子树和其他
有一处地方叫峨眉岭。这峨眉岭不是那峨眉山，不在四川，在河东，河东最大的旱塬。河东盛产柿子，《西厢记》有这样一句唱词：“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那霜林其实不是枫林，而是柿树林。柿树在秋天，叶子一经霜打，红如血染，是河东的奇观。
峨眉岭上，遍山遍塬都是柿子树。峨眉岭上的柿子有种奇功，那就是可用来酿酒——不是普通的酒，而是花儿酒。什么叫花儿酒？你看，提壶把盏，细细地斟满酒杯，盏中心慢慢开出一簇酒花，花花相随，走马一般排着队，沿一线齐齐滚向杯沿，碰壁即灭，这叫走马花，那就是说这酒只有三十度；若是那酒花沿杯盏口密匝匝排满一圈，那就叫满扣花，就是说这酒要烈一些，差不多四十度；倘若是花堆花，层层叠叠，满盏花堆成一个花绣球，也有个名字，叫楼上楼，那这酒就足足有五十五度！这就叫作对花鉴酒，可说是河东一绝。
酿造这花儿酒是一独门绝技。那手艺和秘籍相传是秘不示人的，代代一脉单传，传媳不传女。听来就像一个武侠故事了。那酿酒的原料还必须是峨眉岭上霜降之后的空心柿。这种空心柿酿出的酒会拉丝，是花儿酒中的极品。
说来这花儿酒也是酒之一祖呢，可见其古老。它幽柔醇香，回味绵长，最妙的是一口下肚，浑身的血脉就像被疏浚的河道，流得分外通畅，是能用来做药引的，引百药以入十二经。若身上有跌打损伤，它还有着外用的奇效，一搽即好。总之是一宗宝啊。
后来，有一个叫杨深秀的读书人把这花儿酒带到了京城。这杨深秀正是峨眉岭人，他携带着峨眉古酿，每每自乡返京，必设宴招饮，款待同侪。谭嗣同一定是饮过这酒了，杨锐林旭刘光第一定是饮过这酒了。或许康有为梁启超也饮过这佳酿呢！他们灯下把盏，盏中，走马花、满扣花、楼上楼，千万朵花儿滚着绣球，他们开怀畅饮，锦心绣口，商谈着变法的大计，何其快哉！
还有光绪皇帝呢，光绪皇帝想来也是饮过这美酒的。皇帝和他的红颜知己对花鉴酒，分享着这琼浆中的奇观。那红颜知己在月下焚香奠酒祝祷，不是这样唱吗：“愿圣明天子福寿高，雨露承恩同偕老。”想来那杯中的酒也是这花儿酒呢！满盏的酒花就如同盛开的心事，用来祈天，真是再合适不过。这一对天真的男女，在心中有着怎样美好的憧憬啊？只不过，那憧憬比这杯中的走马花破灭得还要快：随着六君子人头落地，花儿酒从此就在北京城绝迹了。
星移斗转，又过了许多年，日本鬼子来了。这一年，日本鬼子开进了峨眉岭，开进了大旱塬。要说这小鬼子还真是识宝呢，他们一下子就被这峨眉古酿吸引住了，那对花鉴酒的奇观简直让他们看傻了眼。他们连连喊着：“神奇呀，神奇呀，吆——西！”他们当然不是喊叫一番赞美一番就算了，他们要这绝技！第二年，柿子挂果了，丰收在望，酿酒的节令就要到了，他们“请”来了塬上最好的酿酒师傅，他们的人马进驻了有最好酒窖的村庄，就等着收获的日子、采撷的日子了。他们的人，侵略者已经按捺不住兴奋，嘴里咿咿呜呜的，唱起他们家乡庆丰收的歌谣来了。
忽然有一天，半夜里刮起了大风。那一场大风啊，惊天动地，自古以来，这塬上还从没有谁见过秋天刮这样凶猛的风呢！只听见，满山满塬的树们，千棵万棵柿子树在风中呜呜地吼了一夜，喊了一夜，狂哭了一夜。到早晨，人们爬起来，只见峨眉岭再没有一棵树上挂果了！这河东最大的旱塬之上，满山遍野的柿子树万众一心地坠落了它们的果实——它们十月怀胎孕育的孩子。一夜间，坠落的红柿让峨眉岭变成了一片血海。事情还不算完呢，接下来，突如其来地起了大雾，蓝色的大雾，铺天盖地，一下子把峨眉岭给吞没了。这一下，白天变成了黑夜，黑夜比地狱还黑，人们伸出巴掌，连自己的五指都看不见了！十村八村的狗惊得汪汪乱叫，还以为天狗吞了月亮和日头。鸡也乱了方寸，大半夜打鸣报晓。这一场大雾，三天三夜不散，到第四天，天开了，出了太阳，太阳照见了一个最惨烈悲壮的旱塬，只见遍地坠落的红柿，无一例外烂了柿蒂，它们无一例外地在大雾中开膛剖腹自戕，它们万众一心地自戕。峨眉岭上，方圆几百里横尸遍野，密匝匝睡了一地的英灵。
鬼子酿酒的计划就这么成为泡影。
这就是我们的河东，我们的宝地啊。你可知道她的来历？差不多五千年前，有一天，一个人来到了这里，来到这旱塬深处，举目四望，只见四野一片浩瀚的黄土，两条大河，黄河与汾水茫茫苍苍地在这黄土的怀抱中交汇。这里的地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诡谲、奇异和神秘，就好像一个巨大的女人的私处。这旱塬、大地、后土，在这里毫不遮掩地向着天宇，袒露出了自己最隐秘最神圣最蓬勃的私处。这个人被震撼了，他为这袒露感动，为大地这母亲般的袒露感动。他不能自已，他知道这是天地的大恩、大美和大善，他还知道这是一个启示和寓言！他扫地为坛，撮土为香，敬畏地、感激地跪下来，对着这一片后土长拜不起。从此，人们就把这里称作汾睢——大地的私处，也称作轩辕氏轩辕黄帝扫地为坛处。
过了许多年，差不多两千多年后，又有一个人来到了这里。这个人乘船而来，溯黄河，入汾河，来祭祀后土。那一天，汾河之上万船竞发，箫歌齐鸣，秋风浩荡。船夫们齐声高唱着欢快的棹歌，雁阵则从他们头上飞过。这个人，他弃船登岸，来到了汾睢之上，当年轩辕黄帝扫地祭坛处如今已是一座壮观的祠堂。他登上后土祠，极目远望，两千年岁月如风而过，忽然百感交集。他禁不住放声吟唱起来：
秋风起兮白云飞
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这个叫刘彻的人，汉武大帝，那一刻不再是一个君临天下的天子，而成了一个感时伤怀、领会着生命悲情的诗人，你听他唱道：
泛楼船兮济汾河
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
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就这么，一首千古绝唱《秋风辞》，在这广袤的旱塬之上，大地蓬勃的私处诞生了。应运而生的还有一座恢宏的建筑——秋风楼。
又过了许多年，差不多又是两千年后，大先生来了。大先生登上了秋风楼。那一年，1939年，省城沦陷了，大先生在省城沦陷时携家小逃出了那座亡城，回到家乡峨眉岭避难。谁想没多久，家乡也沦入铁蹄。大先生的声名不知怎么，连日本人也知道了，他们竟让大先生出任伪县长！他们搬来了一个又一个说客，说客们踏破了大先生家的门槛。这一日，又有说客登门。大先生不等那说客开口就说，正要趁霜晴去登秋风楼。大先生他们村庄和那秋风楼相距不算太远。说客不知大先生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只好一边嘴里说着“好兴致啊”，一边就随了大先生，和二三友人朝那秋风楼出发。说来这秋风楼早已不是那秋风楼，这后土祠也早已不是那后土祠，由于河水泛滥、冲刷、改道，它们几次落架迁建，最终落脚在了这叫作庙前村的村庄。可这又有什么关系？那巍峨的秋风楼仍然在我们的土地上屹立着呢。这一日，大先生焚了三炷香，先拜了后土祠，又一级一级攀了九九八十一级阶梯，登上了秋风楼。立刻，黄河来到了眼底，汾河来到了眼底，广袤的黄土旱塬来到了眼底。秋风浩荡，千万棵柿子树坠落了果实，只剩下霜打过的柿树叶红如血海，也来到了眼底。大先生嘘出一口长气，对那说客说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想必你也知道，华夏大地之睢，轩辕黄帝祭祀后土的地方！这里，就连树也知廉耻，不敢数典忘祖，你说，莫非我还不如一棵树？”
说客目瞪口呆。
大先生又说：“这秋风楼有多高，你可知道？我告诉你，它楼高三十三米，十一丈，人若从这楼上跳下去，想来神仙也救不活他！今天大不了我从这儿朝下一跳，也学学咱峨眉岭上那些有情有义的柿子……”
说罢，大先生纵身一跃，被同来的友人拦腰死死抱住了。
说客吓跑了。
第二天，说客带着日本人冲进了大先生的村庄，包围了大先生的家，却扑了一个空。大先生一家人去屋空，只剩下一条看门狗，冲着那侵略者汪汪乱叫。日本人里里外外搜了一个遍，捣了水缸，砸了面缸，摔了酒坛，毁了锅灶，最后掏出枪来，一枪撂倒了狂吠不已的大黑狗。
大先生一家人逃进了中条山里。那里是大先生妻子的娘家，当然是现在的妻子。
五、大萍还有山中岁月
起初，谁也不敢在大先生面前提续弦这档子事。他明显老了，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一头墨染似的乌发中有了星星点点的银针。夜里常听到他咳嗽，吭吭吭，声音很空，在寂静中传得很远，有一种让人不忍的哀痛。当然在白天，他仍然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大先生，重创和耻辱，最深刻的羞辱没有改变他端正肃穆的夫子仪态。
四个儿女，最小的只有两岁，还不懂事，时不时地会迸出一句：“妈妈呢？”除了这个幼儿，再没有谁在大先生面前提起过这个女人。那孩子出麻疹是半年后的事，不想竟把他奶妈给染上了，原来那乡下女人没出过疹子。大先生只好从家乡接来了自己年迈的姑母帮忙照料。那时，大先生的母亲也已经过世三年多了。姑母想，若是自己再一死，这世上就再没有谁能主大先生的事，这世上也再没有谁心疼这个男人。姑母这样想着，心如刀绞，她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从家乡为大先生接来了一个女人——大萍。
这大萍，一切都和从前的那女人反着来。从前那女人是女秀才、女先生，这大萍没上过学，没念过书，斗大的字不识一筐；从前那女人，巴掌大的小脸，杨柳细腰，这大萍却是脸若银盆，肥臀粗腰，敦敦厚厚，磨盘一样撼她不动。大先生哭笑不得，可这大萍二话不说，进门来先抱起了大病中的孩子，把这没娘的幼儿裹在她肥厚温软的怀中，眼里流露的全是怜惜的神情。这一下，把大先生要说的话堵了回去。
那句话，拒绝的话，从此，再没有说出口，一辈子。
起初，这女人大先生视而不见，只当她是没有。她出来进去，清早用铜盆端来洗脸水，晚上则是端来洗脚水。大先生在书房里看书，不管多晚，回到卧房，那一盆洗脚水就悉心悉意地等在那里了，并且总是冒着热气。炕上早已铺好了被褥，黄铜的汤婆子埋在棉被里，鼓鼓的，像孕妇的肚子。而几上则是一壶热茶。那茶壶套着保温的棉套，像穿了棉袄一样。棉套是用那种家织土布做的，红红的小格子，很拙，很亮，看着就让人一暖，是大先生家乡的风格。
渐渐地，这女人的气息就无处不在了。先是三岁的凌天，有一天突然穿上了虎头鞋，戴上了虎头帽，兴奋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把他写着王字、花红柳绿又拙又憨的老虎脚伸给每一个人看。这只活生生的小老虎在院子里一晃，就晃了一个冬天。再后来，全家人都换上了家做的棉窝或是俗名踢倒山的布鞋，千层底，刷了桐油。每一双鞋里还都垫着花红柳绿的鞋垫，上面绣着富贵牡丹、喜鹊登梅、月宫折桂，还有万字不到头。餐桌上常常会冒出一盘花馍，盘成各种花样，点着红绿的颜色，嵌着甜香的大红枣，这也是大先生家乡的面食。还有一碟红油辣椒，他们叫油酥辣子的，喷香红亮的一小碟，是三餐都少不了的，用来夹热馍吃，那也是大先生家乡最正宗的口味。这大萍浑然不觉，却把这个家、这个宅院，用悉心悉意的日子填成了实心。
腊月里，雪一场接一场，屋檐下的冰凌挂了有一尺多长。耳朵都快要冻掉了，可是屋子里却暖洋洋。炉中的炭火烧得哔剥响，上面坐着铜壶。酒枣开了封，揽好的柿子也开了封。那酒枣是她秋天里一颗一颗挑选出来的，每一颗都端正漂亮。柿子则是她一层一层码在坛子里，码一层，中间放一个苹果。酒枣和柿子都用白麻纸严严地封起来，如今开了封，满屋子酒香，还有那一股温软奇特的果香，扑面而来，氤氲着，是专用来填那些还没填满的空隙的。酒枣和柿子盛在大盘子里，摆到了大先生书房窗下的条案上，人一撩门帘走进来，熏风扑面。大先生一阵怅然，一阵心痛：从前这个节令，那条案上供的是蜡梅，或是水仙。他望着这些朴素的、红火的、实打实的果实，眼圈红了。
这一晚，她端来了洗脚水，转身离去时，大先生伸手拽住了她的胳膊。
“你不嫌我？”大先生开口说。
她鼻子一酸，石头终于说话了，铁树终于开花了。泪光慢慢蒙住了她的眼睛，她问道：“嫌你啥？”
“老。”大先生哑着嗓子回答。
她摇头，眼泪流下来，她回身伸手抹了一把。这回身低头抹泪的动作，让大先生心头一痛。傻女人哪！他怜惜地想，他知道他一辈子会对这女人好。
那一晚是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的时辰。外面鞭炮声响成了一片，噼噼啪啪，十分嚣张热闹，是个喜庆的日子。
现在，这一家人都来到了大萍的娘家。那是个小山村，窝在中条山里，山根下面。那山可是座宝山，埋藏着各种有色金属，铜、铝矾土，还有别的什么。那里满山都生长着药材，黄芪、川穹、菖蒲。春天，惊蛰一过，采菖蒲的人就进了山。有经验有运气的采药人甚至还能挖到冬虫夏草。核桃也是那里的一宝，还有柿子树。冬天，第一场雪后，山洼里或是向阳的山坡上，柿子树的大叶子竟然还未落尽，白雪一映，真是精神，就像最红的玛瑙，美不胜收，人看了就觉得抖擞和感动。
这山中的岁月，在大先生是避世，在大萍则是如鱼得水。她扶起磨杠推磨，拿起梭子织布，抄起扁担挑水，进山挖药，下地开荒，没有她不会的。男工女用到这时已星散而去，只剩下做饭的孙大两口子还忠心耿耿跟随着他们。山根下，几孔土窑，一个大院子，安置了这一家人。院子空荡荡的，来年开春，大萍就一<钅矍>一镐地开垦出来，撒下菜籽，捉来鸡娃，养了奶羊，是一户过日子的农家了。到夏天，南瓜开了花，茄子扁豆爬上架，也开了花，黄的黄，紫的紫，大朵小朵，竟也是姹紫嫣红蜂飞蝶舞的气象。大先生挥毫写下了几个字：竹篱茅舍自甘心。没有宣纸，就写在糊窗户的白绵纸上，算是明志，其实是满心的不甘，不甘心也没办法的事。
这一年凌香十六岁了，高中还没有毕业。大弟凌寒也将满十五，两个人都失学在家。夏天就快过去的时候，一天，有一个人辗转从西安来到了这山村里，要把凌寒带出去读书。这个人当然也是大先生的学生，冒了风险才来到这里。本来说好了是只带凌寒一个人出去的，可是事到临头，谁也没想到，突然冒出了个挡道的凌香。
“带上我！”凌香说。
凌香说话从来不会疾言厉色，可是却说一不二，掷地有声。一家人除了大先生，人人都有点怕她，用人、弟弟们，包括大萍。其实就连大先生，对这个长女也是心存顾忌的，还有着难以言说的心疼。她孤僻、冷漠，不爱说话，独往独来，和这家里的人似乎谁也不亲。大先生其实是知道那原因的，正因为知道，所以尤其没有办法。一来二去，弄得大先生独自和这孩子面对时，就总有些小心翼翼，总有些局促和不自然。
兵荒马乱，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总归是让人不放心的，何况眼下家里的经济状况十分拮据，一下子供两个人出去念书，哪里是件容易的事？大先生犯愁了，踌躇再三，说出两个字：“再说。”凌香听了久久不语，忽然扑通一声跪下了。这一跪让大先生悲从中来，万箭钻心一般。他从这孩子脸上、眼睛里，分明看到的是另一个人的神情，是另一个人的复活。这一跪是悬崖绝壁前的摊牌，是生死的摊牌，不容分说，决绝，大义凛然。
第二天，来人从山里带走的就不只是凌寒一个人了，还有凌香。凌香走出去很远，一直不敢回头，她知道父亲就在村口那棵柿子树下站着，一头灰苍苍的头发，她怕他看见自己眼里的泪水。
六、告诉你一句话
但是，凌香是必然要走的。她一直、一直等待着这一天，从八岁的某一天起就一直等待着这一天，这是一个不能更改的命运，也是一个召唤。
她来到西安，很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插进了高三年级，吃住自然都在学校，就这样做了一名流亡的学生。读书在她从来不算一件困难的事，许多隐秘的快乐是别人体会不到的。日子自然是苦的，流离失所怎么会不苦？可流亡学生千千万万，又不是她一个。她是很能吃苦的呢，这一点连她自己原先也不知道。从家里带来的一点点钱，她花得十分十分仔细，花每一分钱都让她又心疼又愧疚。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开始给报纸投稿，再后来，竟在一家报纸开辟了一个小专栏：流亡学生日记，写那些沦陷区的所见所闻。这一来就有了一点小小的收入，虽然不多，可是积攒起来，也是能派大用场的。
父亲的学生，能托付子女的学生，自然不会是泛泛之交。她不喜欢拐弯抹角，有一天，当这学生来学校探望她时，她忽然单刀直入了，她说：“你有我妈的消息吗？”
妈这个字，这个字眼，已经许多年没有出口了。这个字哽在喉头，堵在心口，吐不出也咽不下。她从来没有管大萍叫过妈，尽管她知道，大萍其实是当得起妈这个称呼的。有一年她得伤寒，高烧不退，大萍在她身边，衣不解带地守了她七天七夜。她弄脏的内衣裤都是大萍亲手帮她洗净的。病中，大萍那张铜盆大脸俯下来，热烘烘，带着身体的善意，贴近她的时候，一股一股的热浪在她身子里汹涌着，让她眼热鼻酸。可是，她还是叫不出那个字，那个要命的字。那个字若一出口，她就彻底崩塌了。
父亲的学生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孩子，她会给他出这样一个大难题。他大惊失色，张口结舌，支吾着乱摇头。可是这十六岁的姑娘，脸上有一种让他害怕的表情，豁出去的烈士的表情，还有着黑洞似的绝望。他心里不禁一动，拿谎言搪塞这孩子是残忍的啊，他想。于是他回答：“很久没有她的消息了，有好几年了。”
“那，最后得到她的消息，她在哪里？”
“汉口。”
汉口，她想，咽了一下口水。并不算远，不在天边，也不在海角。她的神情让父亲的学生深感不安。父亲的学生说：“不过她现在肯定不在汉口了。席方平，哦，他最后一封信上说，他们……”他停顿了一下：“他们就要出国了。”
出国！凌香闭了下眼睛，浑身冰冷，就像周身的血脉都被冰封住了，凝结成了剔透的树挂。她攥着的拳头也冻成了冰坨，两条腿则成了冰柱。父亲的学生以为她会掉泪，会哭，可是没有。慢慢慢慢，她缓过来，活过来，有了血色和人气，她说：“谢谢你。”
父亲的学生暗自松出一口长气，以为这事就算是过去了。不想几天后，她忽然找上了家门。她单刀直入，劈头就问：“你有没有张君的地址？”
他又是一惊，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得知了张君这至关重要的名字。不等他开口，她穷追不舍地又是一句：“张君是在汉口吧？当年他们去汉口就是投奔张君，是不是？”
他一步步地被逼进了死角，没了退路。她虎视眈眈，横在前面，就仿佛猎人和猎物狭路相逢。他摇摇头，对她说：“你让我想想。”
三天后，父亲的学生给了她需要的东西：张君的地址。他想了三天三夜，才做出这样一个痛苦的决定，妥协的决定。父亲的学生这样想：假如不给她指一条明路，谁知道这孩子一个人还要怎样瞎闯瞎撞？这孩子是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是那种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是那种明知是火坑也要跳的人。他很透彻地看清了这点，也看清了那潜在的更大的危险。还有，还有那就是，这孩子她太叫人不忍，她盲人骑瞎马似的奋不顾身，她从小小年纪起一天一天积攒起的思念与痛苦让他不忍。他对这孩子说：“你要记住，是你让我做了背叛先生的事。”
一个月后，这孩子她上路了。得到张君回信的第二天，她就刻不容缓地出发。她给父亲的学生留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大恩大德，此生不忘。其时，距离考试和寒假只有一个月了。可这孩子一天都不能再等，她等了八年，等了三千天，耗尽了她的耐心，谁知道这一月内，这三十个白昼和黑夜会发生什么样的变故？这孩子她从小就是一个最没有安全感的人，她不信任时间。
现在，她的目的地是确凿的：四川、重庆、青木关，剩下的就一片茫然了。她怀揣着可怜的一点盘缠、一点干粮，踏上了一辆长途汽车。她只知道那车是朝南，开往石泉的。朝南总归不会错，四川不就在陕西的南边吗？那车拥挤不堪，走走停停。公路十分糟糕，又被日本人的炸弹炸出了许许多多的弹坑。她坐在后座，无数次她整个人被抛起来，头碰到了车顶，浑身的骨头颠散了架。可是这一晚，他们的车并没有预期抵达石泉，而是只停在了宁陕。一车旅客下来打尖，人家都去了羊肉泡馍馆，她没有，只在一家茶摊上要了一大碗白开水，泡自家带的馍吃。
生平第一次，她一个人坐在夜行的汽车上。四周黑如深渊，只有车灯的光束移动着，像黑夜划开的伤口。车厢里起着鼾声，可她睡不着。她没有丝毫睡意。她大睁着眼睛，望着漆黑的陌生的窗外。她心里一阵一阵地恐惧、害怕，不知道这么走下去，能不能真的到达她要去的地方？重庆、青木关，在这无边的深渊似的黑暗里，这名字给人无限虚幻和缥缈的感觉，极端不真实，仿佛那是天国的某个地方，天国的车站。她听到某种清脆的琳琅的响声，一阵又一阵，原来那是她自己的牙齿在打战。
汽车在黎明时分抵达石泉。小镇还昏睡着，空气清新而凛冽，那是田野、牛粪还有河流的气味，人间的气味。小小一条镇街，由于这笨拙的汽车与一车人的到达，竟有了一点喧腾。勇气就是在这时又回到了凌香身上。她看着太阳一点点升起来，想，条条大路通罗马，何况一个青木关？
再往前，朝西，应该就是汉中了。可据说公路被炸毁了，不再通汽车。凌香就是在这里等车子时遇到了几个东北流亡学生。那几个学生也是要去重庆的。凌香从此就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先是乘马车，后来又乘驴车，再后来步行，一段段、一里里、一步步地接近着巴山蜀水。总算，汉中到了。很幸运地，他们在汉中搭上了开往广元的大卡车。广元那里已经是四川的地面了。在广元，他们乘上了船。
船在嘉陵江上航行，顺流而下。是一条大木船，八个船夫扳桨，一个老大掌舵，还有个烧饭的船娘。船客除了他们这几个流亡学生，就只有两个商人、一个教书先生。船本是载货的，载人算是夹带。这一路行来，他们风餐露宿，可说是吃尽了苦头。一天吃不上一餐饭的时候也是有的，在破庙里、在人家的牛圈里、在山洞中过夜更是家常便饭。如今，这船在他们眼中，竟有了挪亚方舟的意味，救世的意味。竹篷子船舱虽然矮，可是安全，就像窑洞的穹顶；两边长长的木板铺平平坦坦，是世上最舒坦的炕；船娘烧出的糙米饭、辣子笋干，是人间最好吃的美味。甲板上，扳桨的船夫哟嗬、哟嗬齐声喊着的号子，那也是和平世界的声音。凌香舒展身板躺在舱里，在这和平的、又痛苦又欢乐的号子声里睡熟了。
醒来时，舱里很静，很暗，所有的声音似乎都在极远的远处。有一会她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很茫然。船身摇荡着，就像一个巨大的摇篮，一个久违的摇篮。摇它的那双手啊！她觉得一阵迷糊，像做梦。就在这时她听到了舱外的人声，真切的人声，原来流亡学生们都在甲板上呢，大家都在甲板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个男声颤巍巍地唱起来。江这个字，让她想起了自己身在何方。平生第一次，她来到了一条大江上，哟嗬哟嗬的号子，那是川江上的号子，那是蜀天蜀地的声音！她静静地听着，热泪涌出了眼睛，哭了。
傍晚，船泊剑阁，船老大望着天边的晚霞，说：“好天气啊，顺风顺水！”
真的是顺风顺水。三天后，船就抵达了合川。碰巧，一队敌人的飞机从江面上飞过，是要去轰炸重庆的，顺便朝江心投下几枚炸弹。江面开了花，有一枚炸中了他们的船尾。船被巨浪掀翻了，一船人，八个船工、船老大和船娘、商人、教书先生，还有历尽艰辛就要抵达目的地的流亡学生，全部葬身江底。
只救上来一个人，凌香。
合川过去是北碚，北碚过去就是重庆。在重庆与北碚之间有一个小镇，叫青木关。青木关有一片竹林，在临近江边的坡上。竹林外有几间草屋，草屋里住着一户最普通的逃难的人家，男人教书，女人也教书。
这一天，黄昏时分，女先生在灶火旁正料理着晚饭。从旁边屋子里不停地传来男先生阵阵咳嗽的声音，空空地，是害着肺病的人的咳嗽。一群孩子在竹林外一小片空场地上抽着木陀螺。冬天的太阳早早地沉进江里去了，江水变成了一条奔腾的血河。有人从江那边走来了，跛着腿，衣衫褴褛，沿着石头台阶一级级地朝坡上爬，慢慢地露出了黑黑的头顶、脸、半个身子、腿和脚，来到了空场上，竹林外的空场上。那一群玩耍的孩子瞪大了眼睛，瞧着这不速之客。客人问了孩子们一句什么，只见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转身朝屋里跑，嘴里喊着：“妈，妈！有个要饭的找你！”
女先生闻声出来了，从茅屋里钻出来，蓬着头，青菜叶沾在手上，一身的柴烟味。起初她没有认出来人，说：“谁呀？”突然间她的嘴张大了，人就像被钉在了地上，她的脸和手一下子变得雪白，浑身的血仿佛被什么东西在一刹那间吸光了。她站在那里，就像一个苍白透明的惊叹号。只见来人一步步地跛着朝她走来。走到和她近在咫尺的对面，来人说：“你说过永远也不会丢下我，八年来我没有一天忘记过这话。我来是要告诉你一句话，你——不值得我这么、这么样牵挂！”
说完她掉头而去。
“凌香！宝……”女先生梅巧大喊一声，倒在地上。
七、传奇的结局
入冬以来，席方平就一直咳嗽不止。梅巧想为他生一个火盆，却没有钱买木炭——木炭的价钱比黄金还要贵！梅巧就把厚厚的草纸烤热了，一层层给他敷在脊背上，又把橘子在火上烤熟了，上面滴一滴麻油，让他每天空腹吃下去。她还用梨煮水，用白萝卜熬粥，总之她把她知道的那些民间偏方验方一一都试过了，可是那咳嗽的趋势仍旧是愈演愈烈。
夜晚，他咳嗽得最剧烈的时候，她就把他抱在怀里，就像抱一个孩子。
“好一点不？”她总是这样问。
“好多了。”他总是这样回答。
他在她温暖的怀里，那让他更加软弱。他们常常相拥着到天亮。有时他会说：“要是能睡在一盘暖炕上，该多舒服啊！”她就把他抱得更紧一些，说：“是啊，南方哪儿都好，就这一样不好。”她知道，他心里想说的其实不是这些话。他也知道她知道。
他们都躲避着一个字眼、一个事实，那就是肺结核，或者说肺痨。可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他们遭遇了它，遭遇了这瘟神。他们彼此在对方面前掩藏着内心巨大的恐惧。失眠的夜晚，他们躺在南方阴冷潮湿的草房里谈论的永远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关于北方的小事，比如小米粥，比如冬天的烘柿子，比如一碗热腾腾的“头脑”，那是家乡冬季早晨最美的美食。他空空的剧烈的咳嗽像电流一样一波一波传导到她身上，让她害怕得发抖。她只有把他抱得更紧，她想，一遍一遍地想，上帝，这是我的，我唯一的，你不能把他夺去……
有一夜，他突然讲起了他亡母的一件小事。他说，他们家乡河东有一个习俗，婚后的女人要送丈夫一件信物，一件绣品，类似荷包的一只小口袋，可却并不是普通的荷包，不装钱，不装烟，而是——牙袋！知道那是做什么用的？人老了，掉牙了，满口的牙一颗一颗地脱落，那口袋就是装这落牙的。一颗一颗的落牙装进这小荷包里，到最后的时刻，是要携带在身上，一颗也不能少，带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的。这样的荷包、牙袋，女人要绣两只，绣一对，一只给丈夫，一只给自己，那意思就是白头偕老，那是对白头偕老的郑重承诺。
“我娘身上就贴身系着一只这牙荷包、牙袋，红绸子底，绣着鸳鸯。另一只让我爹带走了，只不过我爹的那只荷包里面是空的——他没活到掉牙的年纪，就撇下我们撒手去了，他辜负了那只牙袋……”
他搂着梅巧，他的女人，这么说。她浆果一样成熟的、温暖的、经血旺盛的身体让他无限依恋和难舍。多么好的身子啊！他把脸紧紧贴在她的脸上，突然地哭了。
一周后，他的枕边多了一样东西，一件绣品，小小的，红布做底，钩着牙边，上面绣了两只五彩的鸳鸯：最俗、最艳的图案，可却绣得风生水起，惊心动魄，针针见血。另一只，同样的两只让人惊心的鸳鸯攥在梅巧的手里。梅巧俯下身来，黑森森的眼睛对了他的脸，一字一顿地说道：“席方平，你听好了，你是不能辜负这只牙荷包的啊！”
梅巧说完这话，眼泪就滚了出来。
这就是他们的故事，以传奇开始，却没有一个传奇的结局。两个心高万丈生死相随的有为青年最终落在了生活艰辛的窘境之中。不是所有的浪漫出逃最终都会在巴黎的塞纳河边、伦敦的老街区或是上野的樱花树下，戏剧性地落脚。而更多的时候则是，这世上又多了一对贫贱夫妻而已。
其实，在凌香看到梅巧的最初一刹那，她就原谅她了。看到她从茅屋里烟熏火燎地钻出来，蓬着头发，穿打补丁的衣服，手上沾着菜叶的那一刹那，她就原谅她了。或者说更早，在她乘坐的木船被炸沉，整整一船人葬身水底，那和她一路行来已情同手足的流亡学生们，那和她一样年轻一样茁壮健康的生命瞬间灰飞烟灭的那一时刻，她就原谅她了。可她还是说了那句话，那句话哽在喉头，坠在心头，是必须要说的。说完了，她才能重新成为一个善良温情柔软的孩子，一个悲天悯人的孩子。
八、困难时期
又是许多年过去了。
这一年不仅是乡村，城里人也在挨饿。所有的城市，也许除了北京和上海，都陷落在了饥馑之中。在凌香的城市，许多人都患上了浮肿病，皮肤肿得明晃晃，头脸都显得很大，像橡皮人。有许多年轻的女人闭了经。这些浮肿患者，有时凭医院的证明，可以去购买一些“营养品”，比如用麦麸和糠做的饼干。
人们都在为吃忙碌着，动着各种各样的脑筋。城郊的野菜早就让人挖光了，豆腐渣还有喂牲口的豆饼成了人们四处寻觅的最抢手最热门的食物。不知谁发明了一种饮品，叫小球藻，是一种藻类的东西，养在大池子里，绿莹莹的，据说营养价值很高，幼儿园和小学校的孩子们排着队，去领一茶缸小球藻喝。当然，供应浮肿患者的糠饼干也是发明之一。
这一年，凌香三十七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两个孩子，一个十二，一个十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正是怎么吃也吃不饱的时候。配给供应的粮食自然不够他们吃的，逢年过节凭证购买的肉、蛋，不够他们填牙缝的。这就需要大量购买高价的粮食和高价的食品。好在凌香还有这能力。她丈夫是一家大型企业的高工，她自己则在一所高校任教，两个人的月收入还有一些积蓄，一分不剩，全用来买吃的了。
每月发薪水后的那个星期天，是凌香最忙碌的日子。一大早，她就携带一些吃食，乘三十公里汽车去看望父亲。她父亲大先生，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担任着一所高等专科学校的校长。那学校不在省城，却设在这个交通并不十分便利的小城里。大先生不光担任校长，还教书，还著书，他喜欢小城这种避世的安静的气氛。
学校坐落在汾河岸边，校园十分辽阔，有一种跑马占地的豪气和奢侈。那里面的建筑全都出自苏联专家的设计，笨拙、坚固、大，也是奢侈的。这样的建筑群里必定要有一座礼堂，上面耸立着克里姆林宫式的尖顶和红星。大先生的家是一栋独立的建筑，西式的平房，红砖，石头台阶，带长长的有出檐的前廊。院子很大，种着石榴、香椿和枣树，而那些空地则被大萍一块块开垦出来，种各种蔬菜，甚至还种玉米这样的粮食。
在20世纪60年代，这样的开垦和种植就有了拯救的意思。
大先生四个儿女如今天南地北，全不在身边，只有凌香一人离得最近。一个月至少有一个星期天是大先生的节日。这一天之前，前好几天，大先生和大萍就开始为这节日做准备了。大萍挎着篮子去排各种各样的长队，买凭票证供给的宝贵的东西：粮、油，一点点肉、蛋之类。大先生则去排另外的队，去买更加宝贵的高价白糖、糕点，还有好一些牌子的香烟等珍稀物品。像大先生这样的人士，偶尔会有一些特殊的供给，不多，大先生都攒着，是要将这好钢用在刀刃上。到了这一天，一大早大萍就拌好了饺子馅，猪肉白菜，或者是羊肉胡萝卜，香香的一大盆。大萍的饺子是很拿得出手的，皮薄馅大，鼓着肚子，白白胖胖，排着队，整整齐齐几盖帘。一家子三口人，食量再大，几盖帘饺子哪里吃得完？剩下的也都煮出来，晾好了，一个个码进饭盒里。大先生说：“带走吧。”
凌香从来都是吃罢午饭就告辞，大先生和大萍也从不多留她。那些糕点、白糖一样样地，全让大萍塞进了她的提包里。永远是她带来的少，带走的太多、太多。若她推辞，大先生就生气，说：“又不是给你的，带回去给明明亮亮吃。”
带走的不仅仅是糕点、白糖、煮好的饺子，常常还有晒干的各种蔬菜：茄子条、萝卜干、干豆角等，也是一包一包的。还有一条烟，大前门或者凤凰。这烟总是由大先生亲手拿出来，沉默不语地给她塞到提包里。
是啊，大前门或者凤凰总不能再拿明明和亮亮做幌子了。凌香的丈夫也是从不抽烟的，这烟就显得很没头没脑和突兀。凌香心知肚明，却从不说破，她拎着大包小包出门去，走出好远，回头看，大萍搀着大先生还在那门前站着，朝她这边望呢。
现在，现在凌香该到她的第二站了，三十公里外的省城。
20世纪50年代初叶，席方平和梅巧带着他们唯一的女儿，回到了这里，这个悲情城市。
他们回到北方当然是健康的原因，席方平再也不能承受南方阴冷潮湿的冬季。所以，当他终于接受了家乡省城一所中学的聘书时，他想，他这是向自己的青春缴械了。
他在那所中学里教数学，梅巧也一样，仍旧是教小学，做孩子王。他们的家就安在离那所中学不远的一处四合院里，租住了人家两间东屋。自己动手搭建了小厨房。这一住就是十年。他们的女儿从这四合院里考入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毕业后一下子被分配到了甘肃，支边去了。
困难时期到来了，让人措手不及。前两年还红红火火闹大食堂呢，吃饭不要钱，仿佛到了共产主义。可困难时期一下子就来了，说来就来了。要说梅巧其实是很会过日子的，很会精打细算，可任凭她再会过日子，也没办法让一日三餐都吃饱肚子，再精打细算，也调度不开那有限的、可怜的三五斤细粮以及每人每月的二两棉籽油。还在三年前，由于肺病，席方平就病休在家，吃了劳保，而一个小学教师的工资又实在是有限，买高价粮的钱都捉襟见肘，何况营养品？梅巧就把所有的细粮省下来给席方平吃，自己吃掺干菜、掺糠的窝窝，把油省下来给席方平炒菜，自己吃腌制的酸菜、咸菜。逢年过节那区区一斤肉，则是买来肥膘，炼成猪油，油渣做馅，配上萝卜白菜，给席方平蒸包子。
“你呢，你怎么不吃？”席方平端起饭碗疑惑地问她。
她抽着一支劣质的香烟，最便宜的白皮烟，这是她从年轻时就染上的嗜好，也是从前的日子留在她身上的唯一印迹。她深深地吸一口烟，回答说：“你先吃，我还赶着判作业呢。”要不就是说：“刚才包子出笼，我趁热先吃过了。”席方平不相信，审问地盯着她的脸。她面不改色，说：“你看你这个人，就这点讨厌，婆婆妈妈。我现在饭量大，饿不到时候嘛。”她还说：“这些日子我比从前能吃多了，都吃胖了。”
她的脸真的是胖了，明光光的，晃人眼。席方平知道，那是浮肿。
他愤怒了，他说：“梅巧，你当我是傻子呀！你当我瞎了眼呀！”
梅巧的脸突然之间变得十分严肃。她盯住了他，慢慢地开了口，她说：“我身体好，吃什么都扛得住。你不行，你全靠营养来撑着，没有营养，你活不了几天！你听好了，我不让你把我扔到半路上，那样我也活不了——你要救你自己，救我！所以，你必须闭上眼、狠下心，吃！”
她恶狠狠地、一字千钧地说出那个吃字，眼圈红了。
有一天，凌香来省城参加一个会议。晚饭后，会议上没有安排什么事情，她就到梅巧家去了。说来，这些年来，凌香姐妹兄弟四人，只有她一个和梅巧保持着联络。凌寒、凌霜、凌天对梅巧，就当世界上没她这个人。只有凌香月月给梅巧写信，寄一些钱，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不宽裕的。有时去省城出差或开会，就到她那里去看一看。当然从没有过夜留宿，因为有席方平在，毕竟是很不方便的。席方平一直让凌香感到局促和为难，不知道拿这人怎么办。这一生，凌香只听父亲提到过一次席方平这名字。那还是很多年前，除夕夜，全家人在一起吃团圆饭，那一晚大先生喝了酒，喝醉了，他忽然用筷子指点着大家，没头没脑冒出一句：“你们要记住，记好了，席——方——平，这个人是咱们全家人的仇敌！”
那时，凌寒、凌霜、凌天全都回过头来，同仇敌忾地瞧着大姐。他们的眼睛在说，你听听，你听听，你居然认贼作父！他们都知道这些年来凌香和梅巧来往的事情，他们都知道凌香舍不下梅巧。这让他们不愉快，觉得这人背叛了全家，背叛了父亲。他们是将梅巧和席方平合二为一了。不过凌香这个人，谁又能拿她怎么样？不是就连日本鬼子的炸弹也没能把她怎么样吗？凌香没有生气，只是很意外，这么多年了呀！她以为那件事对父亲来说已经过去了，可原来并没有——过去。
她很惊讶。
这一天，凌香从会议上出来去看梅巧，进了那日益拥挤混乱的四合院，一看，梅巧家厨房里亮着一盏昏灯，就进去了。一推门，就看到梅巧正坐在灶台边的小板凳上，吃着一个糠窝窝。听到动静，梅巧一仰脸，凌香吓一跳，那张脸肿得就像戴了一张橡皮面具！凌香呆了半晌，走上去，从梅巧手里夺过那黑乎乎团不成团的东西，咬了一口，眼泪就下来了。
下一个星期天，凌香又来了，背了大包和小包，也不说话，大包里是粮食，都是高价粮——挂面、小米和玉茭面，小包里则是白糖、水果糖还有鸡蛋。她一样一样往外掏，绷着脸，像是和谁生气。这些东西，救命的东西，则摊了半炕头。梅巧用手摸摸这样，摸摸那样，哭了。
一月一次的探望就是始于这个时候。从前，凌香每月是必要去探望大先生的，现在她延长了这路线，延长了三十多公里，大先生那里就成了一个中转站。从前，她背包里带去的东西是要掏空的，现在则是掏一半留一半。从前，在大先生家她待得很从容，现在则是撂下午饭的碗筷就要匆匆出发。起初她不知道怎样跟大先生解释，她想了一些笨拙的理由作为提前告辞的借口，比如明明不舒服，要不就是亮亮不舒服，或者说家里有点什么什么事。这样说的时候，她从不去看大先生的眼睛。忽然有一天，她发现自己不需要再找任何借口了：那一天，大先生把一条凤凰牌香烟悄悄塞进了她提包里。她如雷轰顶，知道了大先生、父亲心里是明镜高悬的啊！
只不过她不说，他也不说，都不说破，很默契。不同的是，她从父亲家里带走的东西比从前多了许多。这叫她不安，可是父亲不由分说，父亲指挥着大萍，装这个，带那个。凌香想拦拦不住。拦紧了，父亲就叹息一声，说：“又不是给你！”她知道，她当然知道这个，七十多岁的父亲在饥饿的年代，从自己牙缝里节省出、克扣出这一点一滴的食物，这恩义是为了谁。所以，她才尤其地不安，难过。
她逼迫梅巧当着她面，一个一个地吃下她带去的饺子。她像阎罗一样不留情面地逼迫着她吃下一饭盒，一个不许剩。这是她能为父亲做的唯一的事情，她能为白发苍苍的父亲做的唯一的事情。
九、心爱的树
三年的困难时期过去了。更大的灾难还没有到来。一段和平的丰衣足食的日子来临了。那每月一次的探望仍旧继续着，成了一种习惯。现在，到了那一天，梅巧也能张罗着为凌香包饺子弄吃的东西了。
梅巧的饺子是另一种风格，很细巧、精致，像她这个人。凌香一边吃一边称赞，梅巧坐她对面，抽着香烟说：“你包的饺子也很香啊，就是样子笨了点。”
“那是大萍包的。”凌香脱口说。
梅巧怔了一怔。香烟在她指间缭绕着。许久，她笑了一声，说：“你父亲还那样吗？”
“哪样？”
“古板，霸道，不通情理，狭隘，脏，留那么长的黑指甲，吃饭吧唧嘴。”
凌香放下了筷子，狠狠地严厉地盯着梅巧，父亲从前的妻子，说道：“我从来，几十年来，没从我父亲嘴里听到说你一个不字，几十年来，他没说过你一个不好……”
“他嘴里不说，心里可是在诅咒我！”梅巧打断了凌香的话，“他在心里一天要咒我八十遍！他亲口跟我说过，他说，梅巧，你这么背叛我，你这么走了，我一天咒你八十遍……”她哽了一下，眼圈红了，长长一截烟灰噗地落下来，落在饭桌上。她背过了脸：“你爸爸，他还好吧？”她声音变得伤感，温存。
“好。”凌香回答。
他并不好，凌香却一点不知道。儿女们他谁也没告诉。他怀里揣了一张前列腺癌的诊断书，医生让他住院开刀，他不。他从不相信西医的刀和剪，不相信现代医学的神话。他确实是个古板的人。他在一个老中医也是他的老朋友那里接受治疗，老朋友给他开出一剂剂汤药、丸药，他勤勉地、恭敬地吃下去。老朋友说：“大先生啊，这世上的药，从来都是只治能治好的病的。”
他笑了，哪能听不懂？他回答说：“老弟，我知道你不是神仙，开不出一剂起死回生汤。”
他躲进书房里，清理一些东西，书稿、讲义、讲稿，他一生的心血，点点滴滴全在这里了，他一生的时光也在这里了。他抚摸它们，爱惜地一张一张掀动，和它们做着告别。他清理架上的书，线装的、简装的，一本一本都是老朋友，知己知彼，不离不弃，陪伴了他几十年，也是恩深义重的。他心怀感激抽出一本，掀掀，翻翻，再抽出一本，掀掀，翻翻，又抽出一本，掀掀，翻翻。忽然，一张纸飘下来，大蝴蝶一样，翩翩地落在了地板上，落在他脚边。
是一张信笺，宣纸，上面有水印的字迹：不二斋。那是从前他书斋的宅号。
他拾起来，只见上面用毛笔写着这样几个字：“梅，你这可恨的女人，你还好吧……”
是一封没有发出的信，永不会发出的信，不知什么时候藏在了那里。他的手抖起来，他站不住了。几十年的岁月像浩荡长风一样扑面而来，思念扑面而来。他的眼睛潮湿了。
下一次，凌香来探望他和大萍时，他告诉凌香，下周他要去省城参加一个会议。他问道：“你能不能陪我去？”
那是一个可开可不开的会，务虚的会议，平时大先生是不喜欢开这样的会议的，可这一次，他很踊跃积极。这踊跃的态度让凌香生疑。当他们父女俩终于坐在了开往省城的火车上时，凌香发问了：“爹，你到底有什么事？说吧。”
大先生沉吟了一下，把眼睛望向了车窗外：“我，想见你妈一面，行吗？”
20世纪60年代中叶，1965年，这个地处内陆的北方城市没有咖啡馆，也没有茶座。他们两个人，大先生和梅巧，见面的地点约在了火车站。
火车站候车室。
这个城市交通不算发达，它不在那些重要的铁路干线上，每天从这城市过往的车辆不算很多，下午两三点钟的辰光，几乎没有列车在这里停靠，是候车室里比较安静的时候。
梅巧来了。
凌香推了推大先生，把远远走来的梅巧指给他看。他看见了一个——老太婆。这老太婆径直朝他们走来，逆着时光，朝大先生走来。十六岁的梅巧嘴唇像鲜花般红润，两只大大的清水眼，吃了惊吓，就像鹿的眼睛。这幅画在大先生心里，不褪色地收藏了四十多年。一时间他很糊涂，不知道这两鬓霜染的老太婆和梅巧有什么相干？
他听到凌香叫“妈”，站起来，他也站起来。现在他们面对面站在了一个车站上。那永不再年轻的脸，衰老的脸，刹那间让他大痛。四十多年的时光呼呼地，如同大风，刮得他站不住脚，睁不开眼。他们愣愣地，你望我，我望你，对视了半晌，身边是来来往往的旅人。凌香说：“坐吧。”他们就都坐下了，左一个，右一个，中间隔着一个凌香。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还是凌香先开了口，凌香说：“热吧？”
梅巧摇摇头，说：“不热。”
“我去买汽水。”凌香站起了身，走了。
头顶上，大大的几个电风扇旋转着，发出嗡嗡的响声。一时间，有一种奇怪的安静，笼罩了午后的车站。所有的声音都远去了，人声、车声、广播声，一切一切，如退潮的水一样渐行渐远。只有他们裸露着，像两块被岁月击打的礁石。大先生摸索了一阵，从衣兜里掏出烟来，是一盒凤凰。他夹出一支，递到了梅巧面前，说：“抽一支吧？”
梅巧接了过来，说：“好。”
他自己也夹出一支，然后摸出打火机，打，打，却打不着。梅巧就从他手里把打火机接过来，一打，着了。蓝蓝的小火苗悠悠的，那么美，那么伤感，楚楚动人。梅巧把它举到大先生脸前，他凑了上去，猛吸两口，竟呛出了泪似的。梅巧自己也点着了，他们就坐着吸烟。
“你还好吧？”大先生开口了。
“还好。”梅巧回答道，“你也好吧？”
“好。”他说。
梅巧吐出一口烟雾，那烟有一种辛辣的熟知的浓香，那是梅巧喜爱的味道。
“那些烟，都是你让凌香捎来的吧？”梅巧忽然问出这么一句话。
大先生愣了一下。
“还有那些东西？”
“不全是。”大先生忙纠正。
原来梅巧心里也是明镜高悬的呀，知道得清清楚楚，那些救命的食物，那些粒粒赛珠玑的粮食，那些糕点、白糖是出自哪里。她没有拒绝，心里是领了他这深恩厚义的。
“大恩不言谢。”梅巧眼睛望着别处，轻轻地却异常清晰地说，“大恩不言谢。”她声音哽了一下。
“梅巧，不要这么说。”
“大先生，我不说。”
他们都不知道此时此境再说些什么。两个人默默望着。他们要说的话都化作了袅袅香烟。他们跨过了三十四年的岁月，来到一个车站，好像就是为了在一起抽一根烟。一根烟抽尽了，大先生捺灭了烟头，说道：“昨天我去了趟头道巷，转了转十六号院子……”他顿了一顿，头道巷，十六号，那是他们从前的家：“十六号院子还在呢，做了小学校，不过那棵树，大槐树，多好的一棵大树呀，不在了，让人家锯掉了。”
从前，很久以前，她总是把大槐树的叶子涂染成汹涌的澎湃的蓝色。那时她心里是多么不安分啊！梅巧笑了一笑。
“我知道，”她回答说，“锯掉好几年了。说来也巧，那天我刚好有事路过那里。成年八辈子也不路过一回，就那天，偏偏路过了——看见工人们正在那里伐它呢。两个人扯着大钢锯，吱啦吱啦扯过来，锯口那儿就留出一大串眼泪，吱啦吱啦扯过去，又是一串眼泪，我看得清清楚楚，老槐树哭呢……”
她不说了，别过了脸。
这脸刻着时间的痕迹、岁月的痕迹，有了真实感。是梅巧，唯一的梅巧，老去的不能挽回的梅巧。午后的阳光从阔大的玻璃窗里照射进来，她整个人沐浴在那光中，永逝不返的一切，沐浴在那光中。那光就好像神光。远处，有一列火车轰鸣着，朝这里开来了，是大先生就要登上的列车，是所有人终将登上的列车。他眼睛潮湿了。
他想说，梅巧，下辈子若是碰上了，还能认出你吗？却没有说出口。
2005年10月20日草成
2005年12月24日二稿于太原
发表于《北京文学》2006年第5期
转载于《小说月报》2006年第6期
《中篇小说选刊》2006年第4期
获新世纪第三届《北京文学》奖
《中篇小说选刊》2006—2007年度“优秀中篇小说奖”
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