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一百一十周年祭
认识一个人有多难？
我常常在内心中自问。比如即将迎来一百一十周岁生日的沈从文，他自己写下了千万言，又不知有多少文字写他，我们仿佛已经熟悉了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对这本“大书”，我们所了解的仍然是只言片语。
一
沈从文去世那年，我刚刚读到《边城》，是在东北一个小镇的文化馆里借到的。对于文学界方兴未艾的“沈从文热”，一个初中生几乎没有任何感觉，但《边城》读了就忘不掉，于是开始迷上沈从文。当时，我倒是看过汪曾祺那篇写沈先生的文章，或许受它影响吧，感觉沈从文平和，寂寞，耐得住寂寞……绕来绕去都是这些，不寂寞的是流传在文坛上他的人生、爱情的传奇。
沈从文不止一次地描述过，清晨他捧了个烤白薯暖手，坐在天安门外石墩子上，看天上残月疏星等待天明，等着历史博物馆开门的情景。由天才小说家变成午门城下一名普通的说明员，不要说身份、地位的变化，就是内心的落差又需要多大的精神力量来填补啊。少年不识愁滋味，但愿意为这样的忧愁和悲壮落泪、感动。一九五七年一月九日给大哥的信中，他写道：“近来北京正上演巴金、曹禺、老舍等人的戏，很热闹，因为这些人的名字都为读者极熟习。我完全如一个在戏院外的观众，只遥遥的听着戏院中的欢笑喝彩声音，觉得也满有意思。”我们能够体会这其中的酸楚吗？
直到十多年后，《沈从文全集》出版，特别是读到他九大卷书信时，我大吃一惊，可以说是沈从文自己颠覆了他在我心中的长久形象，这哪里是一个平和寂寞的人？如果说寂寞，那是历史的误会。他不得不寂寞，而不是甘于寂寞。我看到的是内心的不甘，不甘……
——一九五四年冬天他说：“工作实在可怕的琐碎而沉闷，即在馆中，也没有人注意到这工作有什么意义。有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真正在负责主持全国纺织物生产的人，既都对于生产美丑不怎么在意，我那么热心是为什么？”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致程应镠：“上一次这里有个全国性博物馆会，有十个大学教考古的教授出席，大都不懂文物，真是天知道，他们经常教的是什么，学生学的又是什么！”
——一九六〇年二月二日致汪曾祺的信：“后来到另外一时，我希望有些人不要骂我。不相信，还是要骂，根本连我写的什么也不看，只图个痛快，于是骂倒了。真的倒了。但是究竟是谁的损失？就只有天知道了。”
——一九六一年八月四日给大哥的信：“新的创作会闻说开了廿多天，如照老舍一些人的艺术认识和风格来说，要他用一种较远大眼光来提学习问题，恐至多也只做到如他自己写的那样，打点哈哈（新哈哈），加上新内容如彼如此而已。说他是艺术大师，好了他个人，可害了许多年青人，因为学他，那会真正突破前人成绩？新的作家有些人靠‘社交’站在人头上，这也是许多人不肯再写，而写的也不会有何特别成就原因。”
同样的话，他能给五个人写信说上八遍，说这些时，他直率，不隐瞒，也不犹豫。这是沈从文另外一种文字，相对于那个怕人、怕事、怕官、谦虚、谨慎的“乡下人”，这是更真实的沈从文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这是沉重的寂寞长久压抑之后的发泄，固然有发泄中一针见血的睿智，但也很难说都是理性的，甚至也有失态。但沈从文依然故我，直到晚年仍然忿忿不平：
事实上国内四十岁左右，受“一面倒”影响现代文学教育的教师，至今还不少以不读沈××粉红色无思想，无灵魂作品而十分自得。靠此观点正确吃饭的人，远比靠“红学专家”吃饭的还多，且在计划中还不断生产。因此我倒觉得他们坚持到底，在任何刊物上、教材中，永远不提我的姓名为合理。更希望在那些以骗钱为目的的什么“作家辞典”或“传记”上，永远将我除名，感觉特别愉快。（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致常风）
不过，想一想他遭受了那么多不公平的待遇，你不觉得他的反应又很正常吗？
不能写作了，沈从文迅速钻进了坛坛罐罐的文物研究中，照样做出了成绩。为此，沈从文很自负，至少他弄的东西换个人可能就弄不来，然而，单位里并不重视他，他好意告诉同事如果研究玉，他可以帮忙，对方说这是“有意毒害他”；劝一个党员多读书，又被馆长说在“使用糖衣炮弹”。……现实常常给他最痛苦的打击，可内心中不肯低头的仍然是那个倔强的灵魂，这才有了满腹牢骚的沈从文。
对于毁誉，直到晚年，沈从文依然十分敏感，他对人说：“不要宣传我，要慎重，你看……现在我那一辈人只剩下我，俞平伯和冰心了，要提防有人枪打出头鸟。”（刘一友：《沈从文现象》，见《长河不尽流》）他的研究者凌宇认为，“这力图‘忘我’的背后，同样隐含着沈先生的难言之隐——一种灵魂深处对人生所抱有的恐惧感。说是‘忘我’，似乎恰恰是一种不能完全‘忘我’的证言”（《风雨十载忘年游》，见《长河不尽流》）。这正像巴金在《怀念从文》中所写的那样：“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我是躲避不了的。”那谁又能躲避得了呢？
二
历史不容假设，而人们又偏偏愿意不断地去设想，比如对于沈从文的写作，我们就有很多“假如”。然而，一九四九年后，沈从文不是没有写作，我看到的结果也是殊途同归、泯然众人矣，那支写《边城》的笔再也写不出那样的文字了。不仅如此，我看到了一把辛酸泪。在《收获》二〇一三年第一期上发表的拙作《长河不尽流》中，我写到“文革”中在湖北咸宁干校那段时间，沈从文大量写旧体诗，他兴奋又自负，认为用旧体诗为政治服务是别人做不来的。然而，他写出的竟然是这样的诗：“反帝防修千年计，加强牢固在基层。养猪种菜英雄业，园地猪圈一菜场。”（《新认识》）“厨房周同志，岿然一巨人，灶前默默立，如‘大树将军’。案前有小耿，揉面手不停。打击帝修反，同样树标兵。”（《双溪工作点十连厨房》）他认为那首《红卫星上天》配上乐曲，一定是个大乐章。其实，这首诗不过是歌颂了一下造反精神和红卫兵小将而已。很少见人认真评估一下沈从文这些诗作，可能在诗艺上有所成就，然而在思想上多为流俗之作，哪怕他花了很大工夫所写的《读秦本纪》、《文字书法发展》、《战国时代》等一组“文化史诗抄”，也多为历史博物馆说明书的诗歌版而已，像《拟咏怀诗》这样的述怀之作并不多。这些诗中，我并没有看出他“懂如何用文字去表现”，却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迹象：这只“无从驯服的斑马”已经被改造得成为驯服的羔羊……我想起了他一九六三年八月下旬答复家乡文学青年张兴良说：“新的写作方法，有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和《文艺报》许多指导文件……如能照到党要求去学习、去用笔，工作绝不会错，并且还可望费力不大，而得到成果较多。”这种状态下，作家怎么写得下去？
三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心中的沈从文，汪曾祺身上有士大夫气，所以他把寂寞当作一种境界，然而，我觉得沈从文身上却有着淘洗不净的野气，包括他的写作，仅仅把《边城》当作全部，那无疑是在简化他缩小他。沈从文的作品中有砍头如游戏的血腥，有带着野气的生命颂歌，也有要么爱要么一起死的惨烈，还有现代人的都市苦闷和挣扎，这些对于而今温柔乡中长大的男男女女大概都是重口味。
正如钱锺书所言：“从文这个人，你不要以为他总是温文尔雅。骨子里很硬。不想干的事，你强迫他试一试！”（转引自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碎屑》，见《长河不尽流》）为人处世中，他常表现出这种“倔”，常常不按理出牌，走自己理解的路。一九四八年国共交战正酣，他却在呼吁“爱与合作”；多少年前，他浪迹北平、不名一文、穷困潦倒，吃了上顿没有下文的时候，他不曾巴结过阔亲戚熊希龄，不仅如此，在香山慈幼院工作，他还写小说讽刺过这里。而当一九四八年熊逝世十周年时，他却写了篇《芷江县的熊公馆》为“有子今人杰”的熊家述德，岂不知共产党马上就要来讲阶级斗争了……
舍弃那些具体观点不论，今天重新打量沈从文的人生和文字，我倒觉得这份“天真”正是沈从文给我们人格和道德成长的最宝贵财富。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讲应当就是“乡下人”的性格，“是老实淳朴，待人热忱而少机心，比大都市中人可信赖。可是不懂城市规矩，粗野不文雅，少礼貌”（沈从文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日致金介甫，《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一二页）。一九四三年沈从文曾发表过一篇小说《笨人》，写一个“乡下人”凭借着诚实、勤劳、责任、信念、不怕吃亏致富的故事，里面的很多议论极像夫子自道：“这乡下人真如所说笨得诚实，不管什么事，凡是他责任上的，都做得很好。不在自己责任内，但当时需要他帮忙的，也无有不竭力帮忙。总之一切都照他所信仰的作好人努力，吃点苦头满不在乎。”（《笨人》，《沈从文全集》第十卷第二九八页）这样的人可能不灵活，也缺乏变化，沈从文看不惯那些看风使舵的人。在另外一本作品集的序言中，沈从文慨叹：“我感觉异常孤独。乡下人实在太少了。”并自信地说：“我希望我的工作，在历史上能负一点儿责任，尽时间来陶冶，给他证明什么应消灭，什么宜存在。”（《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九卷）
在今天，漫步都市，穿行在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的人群中，或者与之举杯、交谈中，我也常常有沈从文同样的感慨：乡下人实在太少了！
四
哪怕是最亲近的人，也未必有最深切的理解。张兆和在晚年校读《从文家书》时，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所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对人无机心，爱祖国，爱人民，助人为乐，为而不有，质实素朴，对万汇百物充满感情。
沈从文一生的挚友巴金在沈从文去世后，用颤抖的笔写下了长文《怀念从文》，不仅表达了对故友的怀念，还写出了那一辈知识分子的辛酸和无奈。儿子龙朱说：“作为家人，我们反而是从巴老伯的文章和他对父亲的友情中，重新认识和理解父亲，也认识了他们那一辈作家朋友间深厚感人的关系。”“重新认识和理解”，可见理解和认识一个人，哪怕是至亲，有多难！
整理资料时，张兆和一封未刊书简让我印象深刻：
文章读下去，我的眼泪直往心里流。在众多老朋友中，您是深深了解从文的。您了解他的长处，也深知他的弱点。我从文章中，看到你们之间各个不同时期的友谊（不少事我以前不清楚）。你们有分歧，有辩论，而且有时辩论得非常激烈，谁也说服不了谁，但一直相互爱护，相互关切。
你们两人那么不相同。从文好些方面远不如你。您写了一辈子，战斗一辈子，直到今天，（我看到《文艺报》）还要重新上战场，不放弃战斗。你文章末尾说您欠下了债。不，巴金兄，您没有欠债，您已经给得太多，特别是晚年，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大家尊敬您，感谢您，因为您尽了一个有良心的作家的神圣责任，完全无愧于心。我希望您安安心心休养一阵，至少短时期休整一下，连续作战年轻战士都不行，何况年高体衰的老人。我和崇敬您的广大读者一样，希望您健康、长寿、安度晚年。（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这是相互间的理解。
或许对于前辈们的人生和文章，我们永远都是在远远地望着，很难做到深入理解。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让自己变得更谦恭些。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