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汉子萧军行伍出身，一身武功，脾气不好，这是出了名的。有人说纤弱的萧红就是被他打跑的，这是人家两个人的事，咱插不上嘴。但脾气不好、好打架，却在萧军一生中留下了很多传奇故事。
最有名的大概是跟张春桥（当时笔名狄克）一伙打架的故事。张春桥等人在报上写文章，讥讽萧军是鲁迅的孝子贤孙，惹恼了萧军，亲自上门下战表，约定时间、地点去决斗。张春桥带着朋友去迎战，这位朋友哪里是萧军的对手？三下两下便狼狈不堪，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租界的巡捕来查问了。聂绀弩机灵，赶紧上前：武术，这是中国人在练武术。张春桥们趁机开溜了。不知道多少年后，张高高在上的时候，萧军想起这次打架会不会有些后怕？
或许，天不怕地不怕恰恰就是萧军的性格。最近发表的萧军日记中记载着他在延安与警卫团战士吵架的事情，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与“自己人”的冲突令他苦恼：
今天下午四时许，我去统战部合作社买东西，回来路经山坡下，山上警卫营的兵士向下扔石头，我质问他们不肯承认，反下来一个四川口音的兵和我纠缠不清，不肯放我走，我要去见他们长官，他也不许见，我要见毛主席他说我不配，我要见洛甫他不准我上去，我要和他打架他也不肯，这完全是一种无赖的行径。后来我把大衣和帽子全脱给他了，就和他们相持在那里。（萧军一九四〇年九月七日日记，刊《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七年第三期）
后来是吴伯箫来了，才替他解了围。这样的事情让他很不爽，以致考虑要马上离开延安。这是一个自由惯了的人，不愿意被供奉着失去自由。在日记中对于一个作家的独立性多有强调，他也批评一些人：“下午去看舒群，五时和他一同来文协。路上，他讲昨夜欢迎这里的首长之类，一些可耻的笑话，这里开始制造‘谄上’的传统。……‘当差’的风气在这里盛行，他们不是在革命，不是在工作，完全想把自己的地位造起来，而后慢慢地爬。这种新兴的官僚主义是革命前途一种暗影。”（萧军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五日日记）批评“这里的女人有一个普遍的倾向：势利、虚荣、向上爬……”（萧军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八日日记），包括地位显赫的江青，他认为：“延安一些高级干部的女人，他们一嫁好丈夫，就丧掉了自己的人格，自己的工作岗位，随着丈夫‘光荣’去了！”（萧军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九日日记）或许萧军把革命想象得太完美了，才会有这种感觉。不管怎么样，很多人到了向往的延安，立即融化在它的圣辉之中，比如曾唱着小夜曲的何其芳到了延安便放声歌唱延安：“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只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说到缺点我却还没有发见……”“错误在延安不能长成起来……”（何其芳《我歌唱延安》，《何其芳文集》第二卷第一七四、一七八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月版）但萧军却始终保持着清醒和独立的意志，这个“我”始终盘踞在心中，不肯将它缩小，当然会给人高傲、脾气大的印象了。当然他为此也付出了代价。
不过，这种脾气发挥到在家庭生活中，那就不大可爱了，日记中曾经记着他对妻子王德芬的“约法四章”：
①她不能有什么隐瞒我的事。
②她不能结交任何男友，即使和女同学在一起，也不能和男人在一起走。我对延安的男人们是不信任的。
③不能和S有任何什么交接，即使招呼也不许打。
④万一有什么想头应该通知我，不应该待我发觉，总之是在我的女人名义下是不应该有不自重或随便似的行为。我不容许，不管别人是如何。（萧军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六日日记）
我敢说今天的小女生如果看到这个，不上吊也得马上找妇联。大概萧军自己也觉得有些过分，所以又写道：“我知道，这条件是近乎苛刻的，但是她只要和我在一起，她就应该承认下，因为这是防范我们的未来。”——理由似乎很充分，但手段实在太粗鲁。
粗鲁，是的，没有办法，这样性格的另外一面可能是率真，执拗，宁折不屈，疾恶如仇……而在这些方面萧军用他一生的行为证明了他不愧是鲁迅的弟子。所以这样的人，爱他也罢，恨他也罢，你都否认不了他是个有性情的大写的人。没有去找“文革”中萧军与革命小将们周旋的文字（打架的毛病改了吗？），倒是看到林斤澜先生的一篇短文，可见萧老头的脾气和性情：
老作家萧老，会武术，有传奇色彩。文化造反派开一卡车，兴冲冲到他家里去一是抄点什么，再是揪人。
萧老上了卡车，向儿女们挥手，大声说道：
“爸爸革命去了，孩子们，再见。”（《揪人》，《林斤澜文集》第四卷第一七三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〇年一月版）
二〇〇八年一月五日午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