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媒体在吵嚷着作家财富排行榜的事情，靠写作能够发家致富，除了证明这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之外，一定会让一些人眼红，难免会放出一点酸溜溜的词儿，什么清贫出作家、寂寞出杰作之类的。这也难怪，在世人的头脑中，写作从来都不像是劳动，稿费简直就是捞外快。这个想法大概由来已久，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作家体制化有固定收入后，稿费不但不是劳动光荣的证明，可能还是烫手的山芋。手头有本一九五八年第十九期《文艺报》，上面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必须减低稿费和上演报酬》。真是今非昔比，现在的作家们拼命哭穷喊稿费低，可是当年的作家却要主动降稿费，他们傻吗，不知道钱好花吗？再一看文章的作者，竟是大名鼎鼎的曹禺先生！
不敢怠慢，认真拜读：
作家的稿费应当大大减低，已成了从事创作的人们的普遍要求。作家应该是一个普通劳动者，他的生活与待遇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该有悬殊……稿费、名声、地位等等观念，只是妨碍作家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绊脚石。
在“大跃进”的气氛中，作家们是否“普遍要求”降低稿费不得而知，被“革命热情”所鼓舞昏了头倒是真的。降低稿费表面看来是不搞特殊化，与“劳动人民”平等，深究一下，不难看出轻视知识、轻视脑力劳动的社会风气。在当年，点灯熬夜写文章，那是名利思想在作怪！在大喊要“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进军共产主义”的时代中，连吃饭都在公共食堂中，都绝对“平均”，岂容作家们再多拿一份稿费？！于是曹禺这样的文章就应时而出了。
在文艺界三天两头的运动中，曹禺不知写了多少这样的表态文字，文字背后是一个文学天才被扭曲的灵魂。这个十九岁出手便震惊文坛的剧作家在后半生却哑了歌喉，有些人说他胆子小，也有人批评他“爱热闹”，这都是冲他艺术才华的浪费而言的。但细想一想，不胆小他又能做什么？萧军敢说敢做吧，他的创作不也空白了几十年？至于“爱热闹”，他夫人李玉茹的话道出了曹禺无法摆脱的矛盾：“曹禺是个闲不住、管不住自己的人，巴金先生说他‘好热闹’。确实，有许多事是他愿意做的，喜欢参加的。做了这些事，他的内心，又充满了矛盾、痛苦、悔恨等等等等。”（李玉茹《写在曹禺日记前的几句话》）曹禺曾经对女儿说过：他是用社会活动来麻醉自己，我想写，写不出，痛苦，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间。（万方《灵魂的石头》，《收获》一九九七年第一期）像曹禺这样聪明的人怎么会不明白自己的处境呢？尤其是经历过十年浩劫之后，所有的人都在奋力抢回失去的时光，他能不着急吗？在晚年他一次次对身边的人说：“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万方《灵魂的石头》）他不乏雄心壮志，在日记中曾写道：“我立志要从七十一岁起写作二十年，到九十一岁搁笔。要练身体，集材料，有秩序，有写作时间。放弃社会活动……”（曹禺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日记，见《没有说完的话》第六页）但是他的“天鹅之歌”终究没有唱出来。“一天到晚瞎敷衍，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混蛋呗！”（万方《灵魂的石头》）——这样骂自己的话他经常说，我相信曹禺的真诚，更能感觉到他灵魂的痛苦，灵魂被捆绑、失去了自由又无法恢复自由的痛苦。关于“敷衍”还有一件事情让人哭笑不得：曹禺的老同学黄宗江去找他，他留黄在家吃饭。碰巧，下午的活动两人又见面了，他热情地对黄说：“好久不见了，久违了！”真是想气死老同学。叙述这件事的孙浩然评价说：“演戏演多了，总是做戏。”（田本相、刘一军编著《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第二二二页，江苏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一月版）其实，我倒看出了他的心不在焉。
批评曹禺做人“假”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那就是这位戏剧大师每次看完别人的戏剧，他的评价都是：真不易，真不易！李玉茹曾这样解释：“这不是他的虚伪，是他发自内心的感慨。在他的日记中，以及在他日常谈话中，他常说‘写戏太难了，太不容易了！’……曹禺对他人的劳动，无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都决不轻易伤害。”（李玉茹《没有说完的话》后记，该书第四六九页）我相信这个解释，曹禺曾经说过：“万不能失去童心。”一个有童心的人说话不会太深思熟虑的，从曹禺的一则日记还可以看出他也不总是好好先生，但总是怕伤害别人：
看了《家》（上海戏剧学院），我又犯急躁獉獉病獉，感情用事獉獉獉獉，太不沉着，当面指责导演獉獉獉獉獉獉，并且当着许多领导！……虽然，后来在台上，着实表扬了导演（我看时，确实觉得导得真好！）和所有的演员等等，但想起自己的浮躁，还是不安。（曹禺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日记，《没有说完的话》第三十七页；重点号为原有）
没有一个人否认曹禺的天才和他的杰出成就，但也的确有很多人批评他后半生的种种，我想责任在谁呢？让一个作家去从事社会活动、处理人事关系，恐怕远远不能像他处理文字那么自如。骂自己几乎成了曹禺晚年的拿手好戏，不是在别人面前表演，而是夜深人静面对自己时的自责：“我每见巴金，必有所得。我一向无思想，随风倒，上面说什么，便说什么，而且顺着嘴乱讲，不知真理在何处。”（曹禺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九日日记，《没有说完的话》第三十二页）那么，风又是怎样刮起来的呢，又是怎么将一个天才弄得晕头转向呢？追问这些问题，理解他们的处境，似乎比随意骂骂他们更有价值。据说，曹禺有个小本子记着他回忆录的草稿，上面最后一句话是：当时，我整天担心随时被抓进去。——你能想象陷入此境这是怎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吗？在历史的巨浪中，一个作家算得了什么，他又能有多大的把握命运的主动权呢？
晚年，曹禺常常说起《王佐断臂》的故事，他说：“人明白了，也晚了，胳臂断了，人也残废了！”
晚年，曹禺曾写过这样的诗句：
我是人，不死的人，
阳光下有世界，自由的风吹暖了我和一切。
我站起来了，
因为我是阳光照着的自由人。（《魔》，《没有说完的话》第四一七页）
二〇〇八年一月五日晚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