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国内的管理，尤其是教育文化方面的管理，颇有一点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这里的数量不是指量化研究，不是管理上的细化，而是指简单地以量的多少判定是非，而不看其质如何。比如，过于看重论文发表多少，而不真正重视论文质量，就是一个显例。许多论文完全为凑数而写，形同垃圾，发表过程也是漏洞百出：个人要论文、学校要数字、刊物要版面费，各方好处均分形成利益链，唯独论文的实际价值没人关心。这一情况领导部门并非不知，但可能较为难管：如要从质量上把握论文，那对领导的要求就太高了；而从数量上把握，一张报表就行，小学文化水平就已足够。一直说干部要专业化，现在公务员的学历也越来越高，可真正到了需要发挥水平的时候，却不见谁凭真才实学来练一练了，此非怪事欤？当然这不是个人问题，多因领导机关目前工作习惯使然，所以需要改革。
出版方面也是如此，哪一类书出多了，哪一类书出少了，领导部门常了如指掌；但那类书中有几本是质量高的，高在哪里，为什么高，其他书的差距在哪里，应如何改变，对这些具体问题能说出所以然的就不多了。这里也有个最明显的例子：近年西方童书引进了不少，读者很欢迎，于是国内出现了一些呼声，认为引进压倒了原创，应该限制引进。本土的创作当然需要倡导、扶助、推动，但光从量上作对比，不从质上作对比，认识就会出现误差。引进版图书并非质量齐一、铁板一块，其中有质量高的书，也有质量很一般的书，甚至还会有坏书。同理，本土原创的书中也有质量较高的、质量一般的和质量很差的。这些都不管，只管限制引进版，多出本土原创书，看起来很爱国，胳膊很朝里拐，却也有可能恰恰把应该引进的好书限制掉了，把本土原创的商业性强思想艺术性差的书过度扶助以至泛滥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其实更应从质上限制，对国外高品位的、艺术性强的童书，大量引进，只嫌其少；而那些单纯为赚儿童的钱而粗制滥造的商业童书，则限制引进，甚至可基本不引进。但这就需要具体分析，要作具体研究，要有很高的专业水平和辨别能力了。对本土创作也要做这种具体分析，优秀的本土创作当然需要扶持与保护，但是并不是凡本土皆好，更不能看到本土作家写的书市场销路很好就欢呼雀跃，因为这也可能就是商业童书泛滥成灾的体现。那种为要保护的国内作家的创作，就希望少出点外国书，以便将地盘留出来的想法，我以为是很没志气的。发出这种呼吁的，往往就是写不出好作品而又缺乏上进心的作家。真正有上进心的，还巴不得多一些各国的好作品以便借鉴学习呢。
当年鲁迅先生就极端重视翻译引进外国书，他甚至认为，翻译比创作还重要。他把好的译者比作古希腊神话中为人类“窃火”的普罗米修斯，有了火种，人类才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比喻在儿童文学界同样适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如没有任溶溶先生一气译出八种瑞典作家林格伦的“顽童型”作品（包括《长袜子皮皮》、《小飞人三部曲》等，由当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儿童文学会那么快地发展到今天吗？到了今天，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仍需向世界一流作品看齐，我们的佳作还不够多，问题仍然不少，因此，鲁迅的比喻仍没过时。
现在我们常说的“三个代表”中，有一个指的是“代表先进文化”，没有说“代表本土文化”，更没说“代表地域文化”。这是站得相当高的。世界最优秀的儿童文学就是先进文化的一个方面，只有在这样的文化充分引进之后，本土文化与这样的文化有了充分的交融和碰撞，本土文化才会得以提升并具有同样的先进性。如把先进文化关在门外，以此来保护本土文化，那本土文化就不可能真正发展。所以，为了中国一代一代的孩子，也为了中国儿童文学的今天和明天，必须有更多的翻译家和出版家，把眼光投向最好的儿童文学，不管它们出于哪个国度，我们都应尽快“拿来”。我想，这才是正确的态度。——而这作为一个原则，也不应只限于童书出版界吧。
二〇一三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