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签名本，可遇而不可求，历来是研究作家交游的宝贵资料，探究作家心迹的重要依据，因而为藏书家所珍爱，也为图书馆所重视。我此番到剑桥大学访学，目的之一就是要亲眼看一看徐志摩题赠英国著名学者狄更生的《唐诗别裁集》，因为我虽已写了《徐志摩佚诗与狄更生》，毕竟耳闻为虚，眼见才为实。
到剑桥的第五天，阳光明媚，连日阴雨引起的压抑心情为之一扫，由三一学院苏文瑜院士陪同，我专程拜访大学图书馆中文部艾超世主任。寒暄一番之后，我直奔主题，提出查阅清康熙五十六年碧梧书屋刻本《唐诗别裁集》。没想到说得一口流利中文的艾先生哈哈大笑，原来此书已被他发现有徐志摩题字，移入珍本书库了。承他美意，我们得以入库一睹此书芳容。这部《唐诗别裁集》线装六册二函，翻开第一册，徐志摩的亲笔题字赫然在矣：
书虽凋蠹，实我家藏，客居无以为赆，幸先生莞尔纳此，荣宠深矣 徐志摩敬奉 十年十一月 剑桥
徐志摩后来提到他的精神故乡剑桥，都写的是“康桥”，如他的脍炙人口的名诗《再别康桥》，但这一次明明白白写的是“剑桥”。题字右上和左下角各钤有“志摩”阴文印一方。在徐志摩题字前一页，又有狄更生用钢笔写下的一段话：
This I want to go to the UniversityLi-brary, if they care to have it.If not, to Arthur Waley.
译成中文，意即：“我把这部书送给大学图书馆，如果他们乐于接受的话。否则，就转送阿瑟·韦理。”书中又夹有“门生徐元蓥”名片一帧和“廿二日恭却主宾”手迹一份，想必都是徐家旧物。
查剑桥大学图书馆印记，这部《唐诗别裁集》是一九三二年八月三日入藏的，正是狄更生去世的那一年。也就是说，狄更生自知来日无多，生前把藏书作了安排，如果图书馆不愿接受徐志摩题签的《唐诗别裁集》，就拟转赠以翻译《诗经》和唐诗闻名海内外，并与徐志摩也有不少交往的汉学家韦理。然而，剑桥图书馆还是识宝的，大名鼎鼎的韦理没有得到这份幸运。我后来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里见到萧乾《小树叶》商务印书馆初版本，上面有作者的题字：“给Mr.Waley 萧乾1940.5.28剑桥”，韦理到底还是得到了另一位中国现代作家的签名本。记得董桥曾在他的散文中提到萧乾留在伦敦的签名本，屈指一算，这也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在伦敦瞻仰马克思墓时，无意中得知韦理也长眠于海格特墓园，可惜马克思葬在东园，韦理葬在西园，限于时间来不及去墓上一拜，事后不免怅怅。
再说这部《唐诗别裁集》，徐志摩的题字墨色浓黑如新，狄更生的题字则已暗淡褪色，虽然仍可清楚辨认。但两人的师生情谊在这部并不算特别名贵的木刻本诗集上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体现。只是使我感到吃惊的是，书中还应有徐志摩题赠狄更生的一首诗，而且是目前已知的徐志摩的“处女作”，却翻遍六册，不见踪影。赶紧再查书目，始知当初入藏后未马上编目，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编目的Gustav Haloun先生已在目录卡上特别注明，书中另有徐志摩亲笔三纸。而今这宝贵的三纸赠诗身在何处，是否还存于霄壤之间？令人既担心，又抱着希望。艾超世先生答允代为仔细查寻，但愿有一天我能得到佳音。
至于这位Haloun先生，从目录卡上漂亮的中文字就可断定也非等闲之辈。他是剑桥王家学院的院士，中国语文和历史学教授，在剑桥执教十四年之久，一九五二年逝世。他与萧乾有亲密交往，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是他到香港“三顾茅庐”，热情邀请萧乾到剑桥任教，萧乾宁可投身“革命”而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这在萧乾的回忆录《不带地图的旅人》里记载甚详。我在剑桥图书馆里翻出一本萧乾《创作四试》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本，扉页上就题写着：“何伦教授指正 萧乾持赠 一九四八、八月。”
何伦逝世后，丰富的藏书大部分让给剑桥图书馆。其中，最为特别，也是我最感兴趣的一本是广东著名女学者冼玉清的旧体诗集《流离百咏》。此书为冼玉清“琅玕馆丛著第四种”，一九四九年刊行，线装石印，薄薄一册，却字字国愁家恨，分量着实不轻。为此书作序的冒广生誉之为与李易安“几不相上下”，陈寅恪读此诗集后则题曰：“大作不独文字优美，且为最佳之史料。他日有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者必有所取资可无疑也。”此书想已编入不久前出版的冼玉清文集，可不必细述。但诗集扉页粘有冼玉清致何伦（冼玉清译为夏伦）亲笔函一通，字迹娟秀，内容更极有意思，照录如下：
夏伦教授大鉴：
去夏澳门聚首，共访藏书，日月如梭，转瞬又已半载。想福祉胜常，百凡畅适为祝。
此间自新政府到后，一切趋新，旧籍无人过问，加以四民艰困，衣食已感不足，更无余力买书，书店有门可罗雀之叹。北京上海亦同此情形矣。
玉清埋头学业，日夕无闲。值韩礼德先生返英之便，送呈瓷器水池一个，送尊夫人织锦银包一个，又送贵校图书馆拙作《流离百咏》一册，统希点收为幸。
冼玉清拜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日
此信写于一九五〇年三月，开首所说“去夏澳门聚首，共访藏书”，就是指剑桥大学创办中文系，何伦作为首任系主任，到港澳访求中文书，也就是他邀请萧乾到剑桥教授中文这一次。此信写信时间格外值得注意。当时万象更新，知识分子纷纷洗心革面，弃旧图新，讴歌“革命”唯恐后人。但仍有像冼玉清这样“不识时务”的真正的学者，以买不起负载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旧籍”为苦，以“埋头学业，日夕无闲”为任。信中所述，正可与《流离百咏》中的《缺书》等诗对照。其忠于学术文化，忠于自己的操守良知，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读来，犹使人深感钦敬。有趣的是，何伦得此诗集和信后，未把书及时转交剑桥图书馆，而是留在手边翻阅，直至逝世后才由家人把书送出，这也算是英伦文人的一件轶事吧。但幸而有何伦的细心，使冼玉清此信得以保存下来，让我们后人能够揣摩前辈学人的真实心态，真的要感谢何伦才对。这部《流离百咏》虽不是正式的签名本，但因粘贴了冼玉清这封信，其价值高于普通的签名本无疑。
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我只逗留了一个下午，名副其实的走马观花，但“皇天不负有心人”，还是有小小的“艳遇”。我找到了知堂老人的《瓜豆集》初版签名本，扉页题字为“平白兄惠存 作人 廿六年四月一日”，并钤有“周氏知堂”阳文印一方。这“平白兄”想必是老人四大弟子之一的俞平伯，但老人赠俞平伯的书何以漂洋过海来到伦敦？这是个难以索解的谜。不过另一位“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胡适的签名本的遭遇却颇为离奇。亚非学院一位中文教授知道我偏嗜签名本，透露他藏有胡适名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初版（“北京大学丛书”之一）签名本，秘不示人。经不起我一再请求，终于捧出让我开开眼界。
好家伙，此书是题赠逊清洋“国师”庄士敦的，书品完好，封面左上角有胡适的直行毛笔题字：“奉赠庄士敦先生 胡适”，题字不写在书中，却写在封面，可谓别具一格。庄士敦和胡适的名字旁还各划有一竖，这是当时新式标点的人名号，胡适身体力行，现在早已废弃不用了。据这位教授介绍，在伦敦的庄士敦后人前几年处理庄氏藏书，中文书全数交与亚非学院图书馆，先馆方挑选，再教师挑选，最后学生挑选，如是三次，胡适此书仍静静地躺在杂书堆中，幸被他及时发现抢出，才免于被当作废书扔掉的厄运。《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初版本已很难得，庄士敦和胡适，均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享有盛名，这本签名本就更非同一般，而今终于被有心人珍藏，应该说物有所归了。
从徐志摩到狄更生到韦理到萧乾到何伦到冼玉清，再到知堂到庄士敦到胡适，我这次在剑桥和伦敦发现的作家学者签名本，互相之间似有因缘，一环接一环，丝丝相扣。随着时光的流逝，中英两国作家学者间的交往和友情，在这些上个世纪前半叶留存的签名本上愈加清晰地凸显出来，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我有幸一一亲睹原本，一一摩挲前辈手泽，灯下回味，也算不虚此行了。
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晚
于剑桥三一学院
附记（一）
拙文《从剑桥到伦敦》（载九月二日贵报）有一个失误，文中在介绍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所藏周作人签名本《瓜豆集》时，把受赠人“平白”误作俞平伯了。平白是尤炳圻（一九一一—？）的号。尤炳圻早年留日，三十年代出版了译作《杨柳风》（Kenneth Grahame著）和《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内山完造著），前者由周作人作序，后者由鲁迅作序，可见尤炳圻在当时文坛上是有一定文名的。尤炳圻与周作人的关系尤为密切，一九四九年周作人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出狱到上海，就在尤家借住过三个半月。周作人为尤译《杨柳风》所写的序《谈土拨鼠——为尤炳圻君题〈杨柳风〉译本》一文开头称呼就是“平白兄”。我写《从剑桥到伦敦》时因人在客中，一时失察，承浙江陈光宽先生指出，十分感谢，并请贵报予以更正为盼。
二〇〇〇年十月十六日
（原载二〇〇〇年九月二日、十一月十一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
附记（二）
回国后查阅《冼玉清文集》（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中山大学出版社初版），始知未能编入诗集《流离百咏》，令人遗憾。冼玉清的道德文章，足以为学人楷模。《流离百咏》收入作者于抗战八年颠沛流离中所作七绝百首，录《缺书》一首以见一斑：
一编得似荆州重，几卷探来邺架虚。
苦忆琅玕旧池馆*，芸香应冷子云书。
*琅玕馆为予藏书处，精椠甚多，乱后不知下落。
二〇〇二年八月二十日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