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科学如同生物的进化、社会的进步一样在不断进阶向上，不断发展前进着。人类如今建立起来的科学体系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人类诞生以来逐步积累的无穷无尽的科学思潮。科学辩证的认识运动是由实践到认识的过程。我们首先通过感觉和知觉来认识事物，当然这种认识只是一种表象上的认识，它具有直接性和具体性。对事物表现的认识往往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因此对于这种认识，人们赋予了它情感因素，并给它起了一个更为贴切的名称，即感性认识。
除了感性认识之外，人类还具有更高级阶段的认识，这种认识被称为理性认识。如果说感性认识只是对事物的表面认识，那么理性认识就是通过概念、判断、推理、假说和理论等众多形式对事物内部联系间接性、抽象性的认识。科学思潮就是在人类的这两种认识中铺展开来的。
人类自古以来的感性认识往往都掺杂着诸多神秘色彩。而那些把人引向神秘主义的思想并非毫无用处，它与科学思潮是对立的正反面。正是有了这面错误的背景墙，科学才能不断重复着推倒重来的过程，一步步向着真理迈进。
1.灵魂：因为持续，所以不朽
什么是“灵魂”？是与物质力量相对的精神力量，还是科学界所不承认的精神假说？我们时常会听到有关“灵魂不朽”的言语，这个超脱物质的精神力量是否真的存在跨越时间的力量？对此可以站在探索精神的基本特征，以及确定精神会怎样作用于事物的层面进行分析。要想探究这个内容，首先要扫清妨碍我们研究的障碍。挡在我们面前的障碍有两种：其一，是多数以科学的名义提出，或者看似是由于科学而产生的问题；其二，是哲学当中产生的问题。
面对第一类问题，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概括：所谓的“灵魂”问题，只是一种更普遍问题的一种情况，也可以说是关于物质的一种情况。由此看来，“物质”与“灵魂”的问题终归是不可分离的。这就像意识和身体的状态，二者永远都是统一的，这取决于大脑物质的某种变化。倘若没有理解这些变化的核心，就无法知晓意识生活背后的秘密。
显然，以上的看法建立在了意识无法独立的判断之上，这种判断表明，意识仅凭借自己的方式展现出了大脑中的某种状态，意识的内容会在大脑中被完全发现。这就是说，意识充当了大脑的相应状态或者是大脑等价物的角色。现如今，生理学普遍接受了意识活动和大脑活动之间的平行内容，部分哲学家也把其当作科学观点进行了无条件接受。但是，倘若我们仔细研究这个观念，便会发现它的实验基础并不完全合理，而且很不充分。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假说。
18世纪，哲学物理学家受到上个世纪形而上学物理学先辈们的启发，创造出了很多作品，都是笛卡尔主义的产物，同时也是上述观点的源头。事实上，人们之所以会接受这样的观点，不过是因为它的方便，但是哲学却不能够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在与其对立的精神面前，这种观点根本经受不住考验。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第二种障碍直接来自哲学的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理解，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一般知识的运作机制。
如果我问知识的源头是什么，相信很多人都会站在一定的领域来回答，我要说的是，感知便是一切知识的源头，无论外在还是内在。感知比我们的想象更加丰富，它包含着我们不常注意的东西，不过这些东西即便被注意到，也没有多大用途，因此我们更倾向于把它们归结到“不为人知”的阵营当中。感知是实践作出选择的结果，准确地说，不论是内在感知，还是外在感知，都只能够捕捉到进入我们观念的感知，观念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功利性，所以知识在通过的时候总会忽视大部分感知的内容。
本体论学派和经验主义学派一直处于对立的位置，但两大阵营在某种头脑模式上达成了共识。前者试图将统一性运用在大脑当中；后者主张的是多样性。但是二者的目的确实一样，它们都想让大脑进入一种模式，为此两方学说的宣扬者们已经意识到了其中难以解决的问题。
康德对上述困难作出了批评的结论，认为大脑无法获得形而上学的知识。当然，康德的批评并非完全科学，因为他表明自己并不是批评所有的形而上学，只针对为了某种目的而把所有的现实限制在某些类别之中的哲学。
因为人类本身具有实体性，所以灵魂的实体性也能够显示出来，并且拥有相关的经验。但是这种经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要想获取它，就需要改变我们自身的看法，尤其是关于变化和运动的问题。
不管是站在哲学领域，还是上升到生命的层次，没有什么是比掌握一般性的变化，以及研究个体运动更为困难的事情了。诸多经验表明，能够注意到物体在变化中所经历的状态，以及物体在运动中所处的位置对我们来说是大有裨益的。我们应该把注意力向移动性和可变性上转移，因为它们确实存在于现实生活中。而且它们只有在被确定真实状态和具体位置的情况下才能够帮助我们行动。
我们在哲学当中明确了实践的重要性，而状态和位置是实践的重要元素。我们说服自己，它们同时也是对应着变化和移动的元素，而不变性和静止性要比它们简单得多。
世界是运动的，一切事物在每时每刻都处在运动当中，所谓的“不动性”或“休息状态”其实是特殊条件下所呈现的结果。当一个物体与另一个物体以同样的速度朝同一个方向前进时，它们在某一时刻展示给对方的状态就是“静止”的。
所以，一切静止状态实际上都处于持续的运动当中，那些被称作静止的状态只不过是我们看到另一个与它处于同种运动状态所展现出来的表现，是眼睛所看到的表象。由此，我们可以总结为：静止是特定条件下两种变化的共存状态。
这样看来，“静止”成了一个复合过程的产物，真正简单的反而是“运动”和“变化”。明确这一点之后，大多数哲学上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当然，这尚需要我们通过意识（大脑中的形而上学知识）来付出必要的努力。
在大多数人眼中，人类的内在生活属于一系列的物理状态，而且每一个物理状态都会保持一定的时间。而当确定一般状态的本质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物理状态”实际上来自于注意力的变动所产生的相互作用，这种注意力的变动轨迹是从内在生活流向给予内在生活的一方。
变化和运动是同时存在的，同运动一样，变化也存在连续性，但是我们不能够将变化与“之前”和“之后”并列，也无法将它与同时性相联系。只有去除连续性的所有空间形象，我们才能感受到那份纯粹的“连续”感觉。
清楚变化和运动的相关知识之后，有关“灵魂”的问题才能被赋予客观的看法。
2.如何解放我们的灵魂
当自然将自我与城邦封闭起来时，为了挣脱束缚，张扬自我，拥抱世界，圣人、改革者以及神秘主义者用自己的语言描绘出一颗开放的心灵。他们一致认为，只有这颗心灵才能给他们带来解放的感觉。对常人来说，幸福、愉快、财富等都是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对于那些先锋人物来说，这些东西犹如草芥，不值一提。在他们看来，只有与这些东西彻底分道扬镳后，他们才能真正获得解脱和狂喜。
自然为我们预备的生活并非不好，我们在这里也并不是要求人们脱离这种生活。我想要告诉人们的是，我们必须迈开脚步走得更远，必须有所超越才能实现持续的发展。但是，当我们真正选择好方向并开始启程的时候，那些愉快、安逸的生活却会成为我们的包袱和累赘。
在封闭的社会中，人们循环往复地做着同样的运动，而区别在于，人们的行动力是有所差别的。这是因为自然在最初构造人类的时候就已经赋予他们独一无二的属性。除此之外，如果还存在别的原因的话，我们一定会想到这一切其实都是源自每个人灵魂的不同。我们一定会为这样的事情感到无比的吃惊，如一个志向远大且骚动不安的灵魂却能够在某些时候与其他灵魂乃至整个自然产生共鸣。
就像其他造物行为一样，自然在创造人类之时也会产生这样的暂停时刻。而在此之后，新的前进状态得以恢复，自然随之就会抛弃暂停的念头，继续进行创造的过程。我们的灵魂有着任重而道远的使命，他们必须肩负起带领全人类一同前进的使命。即使跟随我们灵魂的人只有寥寥几个，或者虽然有一些人还未准备好出发，但他们能够与我们产生共鸣，这便已经足够了。
人类前进的事业就会在途中不断得到源源不断的力量，这些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打破那些“圆圈”的限制。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征途中获得的所有成功，并不是依赖鼓吹同胞之爱才得以实现的。同样，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接纳自己之外，再接纳整个人类，并不是因为我们放大了自身的某些情感。尽管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这就是世界进步的轨迹，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可以轻易理解很多事情，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就能接受这些事情。有时，我们的经验会告诉我们前方已经无路可走，但是我们的理智却能帮助我们推理出一条前往目的地的最短路线。
或许，只有英雄主义才是通往爱的唯一捷径。但是我们却不能借助于鼓吹的手段来弘扬英雄主义。我们只需要让英雄主义进行自我彰显便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只要英雄主义存在，它便足以带动人们一起行动起来。那么英雄主义源自何处呢？实际上，英雄主义主要源自人类的一种情感，这种情感极富感染力，并且足以媲美一切类似创造性行为的情感。这种情感的最终归宿仍是行动，因为它必须通过行动才能得以诠释。然而，神秘主义者却能通过另一种方式来诠释这种情感。他们通过热爱自己的精神领袖来热爱他人。因此，但凡是伟大的神秘主义者，他们几乎都会作出同样的宣称：他们声称爱的暖流可以由灵魂流向自己的精神领袖，之后又可以从自己的精神领袖流回整个人类。
3.信仰是对死亡的对抗
人类对自己终会死亡有着清楚的意识，而其他生物却只能在生命动力这一本能的驱使下趋利避害，努力求生。动物虽然不能对自己的死亡进行思考，但是它们却有着一种生存的信念。这种生存信念是它们不断前进的动力，它相当于人类对生命的思考，我们称它为一种动物对生命的本能感觉。
人类不仅具备反思的能力，还具备演绎推理和概括总结的能力。一个人可以通过观察周围生物的死亡，而推理出自己难免一死的结论。但是，这种信念对人类并非是完全有利的。因为它阻碍了自然本性的发展。生命的本能若能遮蔽生物对死亡的思考，那么人类对生命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则减缓了生命的前进。也许，这种思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找到自己的哲学依据。而这种哲学基础可以为人类提供行动的力量，使全人类不断超越自己的层次。但是这种思想在一开始可能给人类带来压抑和痛苦。人类在知晓生命必然会死亡的事实以及自己何时会死亡之后，会变得更加压抑和痛苦。
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发现，死亡并没有提前到来，而我们的压抑和痛苦却周而复始地侵袭着我们。于是，这种消极情绪就会演变成一种无意识的怀疑。这种怀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们对死亡信念的作用和影响。
事实上，世界上的所有生物只会本能地考虑如何去生存。我们对死亡的确定性和必然性的理解其实也是一种对生命的思考。只不过，这种思考违背了自然的初衷而已。这样看来，自然似乎有些作茧自缚了。然而，自然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失误而消极懈怠，它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来进行自我修复：为了对付死亡的意象，自然创造了死后生命再续，繁衍生息，生生不息的意象。生命像是坠入了一种永恒的轮回之中，它会在无尽的绵延中走向世界的尽头。
我们的理智刚刚理解了死亡的概念，自然就会将生命再续的意象抛入理智之中。这样一切都又回到了正轨。自然将死亡和生命再续这对冲突的观念进行了完美的中和，这从侧面说明了它有着超凡的平衡能力。这种平衡能力可以确保它稳步前进，从不脱离正轨。由此可见，我们的观念和一系列意象之间充满了矛盾，但同时它们又能在自然之力的作用下相互作用，保持平衡。这一特征早已被人类在原始的信仰中所发现。在理智中，我们产生了一种死亡必然观，而原始的信仰则是人类对这种观念的一种防卫反应。
4.心理学诱发的神话意象
如果对信念追本溯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思想中存在着一种本能的防御反应，而这种反应是用来对抗理智的，确切地说是用来对抗理智带来的打击和无奈的。在理智的领域内，这种反应会激发人的某些念头，包括能够对抗消极情绪的念头以及能够阻止消极情绪成形的念头。紧接着，我们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便会显露出来。虽然这些本质性的东西并非是指那些完整性的人格，但不可否认，它们确实可能蕴含着某种目的。还存在一种可能，这些本质性的东西其实就是目的本身，或者说它既是本质又是目的，两者合二为一。而只要我们能了解这一切便已经足够了。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能已经有所领悟。其实，信仰的本质就是信任，也可以说信仰本身传达了一种信任。信仰可以帮助我们防卫恐惧，它的本质当然也可以这样来定义，即信仰是对恐惧的一种防卫机制。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信仰或许会带有一定程度的拟人化，但是它最初却不具有人文色彩，而这样的结果对它来说便已经足够。
我们在怎样的情况下才能捕捉到以上所说的信仰的两个方面呢？答案是在我们研究一个人对未来的思考时，或者在研究一个人所持的本能态度时，才能捕捉到信仰的两个方面。一个人能思考未来的前提是他必须拥有一定的理智。但是，一个人如果只依靠理智来把握未来，那么他势必会因为未来的不可知性而感到恐惧。信仰的两个方面可以适用于对多个领域的探讨，而不仅仅局限于我们对未来的探讨。比如，它还可以适用于我们对现在的探讨，适用于人类在面对各种自然灾难时的探讨。
按照一种古老的理论，人类在面对自然时产生的恐惧正是神秘主义的起源。而这种观点是现代科学不能应允的。而在我看来，现代科学的这种态度有些矫枉过正。因为我们无法否认我们对自然产生的情感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反映了神秘主义的起源。需要重申的是，与其说人类对自然产生的恐惧是神秘主义的起源，不如说人类对恐惧的抗拒才是神秘主义的起源。事实上，在最开始，神秘主义并不是人们对那些超自然精神领袖的信仰。毫无疑问，这种观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信仰的本质。信仰的那些本质并非是人本身，它们只是具备了人格的部分特征而已。这些人格的部分特征会借助信任的力量被催生成为那些超自然的精神领袖。当然，这个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必定是一个逐渐丰满完善的过程。在这种逐渐丰满完善的过程中，必定也会伴随着一系列自我削弱的过程，信仰的本质可以催生出非人格化的力量，在原始人眼中，这种力量就是那种能够主宰万物的力量。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认为，地震这一自然现象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永恒的特殊的本质”。当然这是一种拟人化的观点。然而，他并没有将地震看作是某种神秘主义对象的完整人格。所以也就不存在这种人格的一切行为能力。詹姆斯实际上只是单纯地把现象当成了本质。在他眼中，这种现象是永恒的，它的表现形式包含了其全部的本质。也就是说，发生地震的那一刻，就是地震这一现象发挥作用、实现自我的唯一机会。或者说，地震这一现象的价值就在于发生地震的那一刻。在这个过程中，仿佛存在着某种“灵魂”的东西，但实际上那只是某种自然的意旨。
地震发生的那一刻，特定的动机和意旨便成了地震的基本属性。而对一个一直居于幕后的人来说，他所能执行的一系列行为就是他自身的基本属性。在这里，我们用一个生命体来比喻地震本身。地震的行为和属性已经合为一体，所以它不再具有其他的行为和属性。简单来说，就是这种存在的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实现了统一。特定行为的意旨已经融入了该行为本身，摒弃构成了它根本的目的和理性意义。这种存在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格因素。
詹姆斯认为，利用科学的态度来审视地震这一现象有可能是一种危险的事情。因为科学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危险，但不能为我们提供规避危险的方法。为了抵制科学观的那种过于严苛的认知，人们会对危险作出防御反应。干扰和忧虑都有其产生的缘由，它们一起构成了独立事件。这一事件就像是社会的一员，尽管他可能是一匹“害群之马”，但他依然是我们中的一员。他不是局外人，而是我们的同伴。只要能明确这一点，他就可以消除恐惧情绪。
一般来说，恐惧情绪与其他各种感觉或情绪一样，都有特定的功能。如果动物从未体验过恐惧，那么它还会产生逃跑和抵抗的念头吗？答案显然是不会的。它只会在生存斗争中被对手消灭。这就是恐惧的理由和意义。
无疑，恐惧情绪有时可以激发我们的斗志，它可以使我们向后退，当然也可能把我们向前推。所以，如果有人问恐惧的本质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恐惧的本质是一种约束力。在危险面前我们会产生恐惧情绪，而恐惧情绪会激活我们本性中的防御机制，从而来抵消我们心中的不安。人类的感觉功能是不可改变的，但人类的理智却能通过本能的激励和鞭策来改变事态，这样就能使人的内心安定下来。
理智同时赋予了事件以共性和个性。虽然个性可能给我们带来负面和恶性的东西，但是它仍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它的社会性和人文意义不可改变。
每一场战争都是一场灾难，即使它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但是我们仍然会对此产生惊异、崇拜和敬畏的感受。抽象的东西可以通过极其简单的过渡成为具体的东西。这是一种可怕的现实。世事无常，瞬息万变，这些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静思细想，我们就能意识到，如果天赋真能给我们带来一种对抗恐惧的防御机制，那么情况就会变成以下模样：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将那些灾难事件简化成了一些初级人格，这一过程会使我们对这些事件建立一种熟悉感，这种熟悉感会使我们舒缓压力，感到轻松。
理智可以帮助我们自由地利用、支配和掌控事物。一个人理智力量的大小取决于其知识储备的多少，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正比关系。然而，人类早期对理智的研究显然不够成熟，这是因为在对它们的解释中缺少了一些普适机制。并且，这些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跨度有限，不足以代表对理智的整体研究。
而其他的东西又是怎样的呢？如果理智缺少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和辅助，那么它只能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与狭隘，以至于使人类迷失在浩瀚的大海中。但是本能却不会使我们迷失方向，它一直处于一种十分警觉的状态，它与进步和科学一起成长。它能够使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拥有一个更高的格局观。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还为人类引入了一种信仰的力量。这样一来，整个宇宙都充满了各种奇特的意旨，这些意旨转瞬即逝且又千变万化。我们按照规律行事的范围正是我们按部就班运转的活动领域。随着文明的不断发展，这种领域也会不断扩展。我们的理智习惯于将事物理想化，同时也倾向于将它们构建成一种成熟的科学。对于理智来说，整个宇宙都是因果机制的产物。
事已至此，我们只有回首冥思，才能重新发现最初的信仰。现实的残酷让我们不禁对曾经的信仰感慨万千。如今，这些信仰不是被科学占领了高地，就是成了科学准备揭示的下一个目标。然而，只要我们从回首顾盼之间发现了它们，我们就能结合理智和本能共同来对它们加以解释。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无论我们曾经信仰过什么，它们必定都跟同人类相关的利害关系有所牵连。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发现作为文明人的我们与那些原始人拥有着很多同样的东西。而如果要问，我们与原始人有何不同，那我的答案必定是这样的：我们相较于原始人，在信仰方面更显复杂、夸张和臃肿。
在文明社会中，信仰举步维艰，它会随着科学的进步而不断萎缩。而在原始社会中，信仰却能反客为主，几乎主宰一切活动领域，并完全覆盖那些与自身格格不入的行为。所以它在那里不会萎缩，而会充满力量和热情。
原始的理智将其所具备的那些经验进行了整个划分，划分后的经验变成了两个独立的部分：第一部分的经验是服从于人的实际行动，这是一种可被预见且较为可靠的经验部分。这一部分经验是倾向于物质的，人们通常会把它当作物质来认知，而要想更加深入地理解这种经验，还需要依靠数学原理加以解释。它就像是原因和结果之间的一条红线，可以使这两者得以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我们对这一部分经验的认知是模糊的、含糊不清的，属于一种边缘意识的范畴，而且这种认知不能进行自我展现。
第二部分的经验是一种无从把握的经验，至少对于原始人来说情况确实如此。对于这部分经验，我们需要站在道德层面来看待它们。我们虽然很难对这部分经验施加影响，但是它们却可以通过对其他事物施加影响来服务于我们。这样，我们的天性就能与一定的人性进行融合了。但是这种融合只会在需要的时候才会发生，而且还会受到多重条件的限制。我们虽然不能支配这部分经验，却可以选择相信它们。
为了迎合我们的信任，我们对某个事件的经验必然会显现出某些生命特征，也必然会带有某些动机。如果我们对这部分经验的信念是最本能、最原始的信念，那么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谨慎行事、避免风险，确保所有事情万无一失固然重要，但是我们同时还希望有所进取、有所期待。我们能否对那些多少还残留着情感因素的某个事件施加影响呢？又或者我们能否对这样的事件进行游说和加以控制呢？我们之所以难以掌控这样的事件，是因为这个事件不能进行自我改变，它就像是一个发育不全的灵魂，一种转瞬即逝的意旨。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或许是由于它的人格化程度过低，以至于使他无法倾听我们的祷告；或者是因为它的人格化程度过高，以至于使我们无法命令它。
但是，我们的思想却能够轻易朝着某个目标不断推进，我们的本能可以在理智的范围内催生出一种想象，而想象的功能在于神话创造。神话创造可以根据基本人格特征创造信仰领袖，这些信仰领袖往往是那些可升级又可降级的神话人物，当然也包括灵魂、巫术等神秘事物。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无一例外地都具有心理学属性。这就意味着它们不仅可以表现因果机制，还能够满足我们的意愿。
5.原始社会的生存禁忌
原始社会是一种未开化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我们或许会发现一些独有的限制，比如针对个体行为的半物质性、半道德性的限制，当然，这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们在对这些限制中心的事物进行研究时，经常会用两个词语来对其进行定义。这两个词语分别是“神圣”和“危险”。而在定义这些事物之前，还需要以下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早已在人类的大脑中形成；二是一种明确的界限早已在物质性排斥力量和道德禁令之间形成。如非如此，物质性与道德性将会相互融合，形成一个整体。我们将这个整体称为“禁忌”。
在讨论禁忌之前，我们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原始人类对禁忌的认知是否与现在的“原始民族”对禁忌的认知一样呢？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将这一词语在不同人类阶段的意思达成一致，然后才可能去进一步谈论它。
我们无法确定人类是何时何地摆脱了动物的状态，从而真正成为“人”的。因此，如果人类是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形成的一个物种，那么所谓的“原始人”的概念便不复存在了。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假设，而假设本身存在着太多的不可能性。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它是站不住脚的。
在以往的岁月中，人类已经根据一些事件线索，追根溯源，对进化的一系列事实进行了细致的探索。结果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震惊整个人类的结论人类的进化史更可能是一种非连续性的进化史。人类的进化史具有一种跳跃性，或者说它所呈现的是一种跳跃式进程，在某些阶段，进化会暂时停滞下来，从而获得一种至臻完美的结合。如果将这种结合加以比喻的话，那么它完全与万花筒中那些相继出现而又令人目不暇接的图像无异。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事实，即原始人类是存在的，或者说原始人类的这种说法是存在的。这种存在反过来可以充分用来说明人类的那段非连续性的进化史。
或许，人类这一物种在形成的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次飞跃。而每一次的飞跃逐渐汇聚在一起，从而产生了巨大改变，这其实就是进化的本质所在。它是由无数次小的变化堆积而成的巨大变化。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每一次飞跃都会朝着人类的方向迈出相同的距离。人类那些历经无数岁月逐渐累积形成的一系列习惯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必定也是不同的。举例来说，在原始社会中，经过长久的累积，人类通过一定的过程和方式获得了一种习惯；那么这种习惯的形成过程和方式必定不同于这个习惯在文明社会的形成过程和方式。
那些原始的习惯从人们手中世代相传，它们只是表面看起来极其相似，却在偶然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得以形成。而这种理解也只是停留在表面。相比于人类知识与技能的进步，文明的进步更胜一筹。人类文明相继出现，或相互交织产生一系列的变化，而无论是哪种情况，它始终朝着不变的方向不断前进。纵观人类历史，这些变化不仅使整个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还催生了一系列深刻而重大的变革。由此我们可以轻易判断出当今“原始民族”的禁忌观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真正的原始现象。实际上，原始人类的禁忌观并不同于当今社会中“原始民族”的禁忌观，它也不适用于别的事物。禁忌应运而生的前提是，相应阶段的社会能对某些现象持有好奇或恐惧心理，而在不同的社会阶段，这些心理也必然是不同的。
6.生命中的科学与谬误
世界是相对的，有黑就有白，有成功就会有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如果没有失败，便不会存在成功。相应地，那些神秘主义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科学的发展。事实上，那些可以用来证明科学的材料，也可能是那些非理性的、被人臆测出材料。如果我们能证明这种材料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某种事物就必定是不科学的；否则，该事物就是符合科学的。这种做法可以应用到所有科学领域，我们要想控制和支配事物，就必须通过灵活利用事物的优点和缺点。若我们能发现并利用事物的优点，那么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会显得格外轻松；但如果只能发现事物的缺点，我们也不必气馁，因为事物的缺点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在特定情况下利用它们，有时缺点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我们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在发现并利用某个事物之前，我们必须持有一定的科学态度或作出一定的科学研究。毫无疑问，在我们作这些准备工作时就已经与那些神秘主义背道而驰了。如果让我们对科学加以界定，我们会认为它是容易的，因为科学通常都是一维的，它的研究方向往往只有一个，而且答案也只有一个。一个科学的计划在实行之前，必定是经过详细的测量和精准的计算，只有这样，人们在实行这样的计划时才能作出准确的预测以及合理的部署。
当我们在证明一个科学论题时，我们首先会提出一个极具针对性的假设，然后证明这个论题的运转是符合宇宙规律的，或者是符合数学的法则和规律的。在怎样的情况下，科学才能获得一定的进步呢？答案是它必须能促使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自然规律，以及更为深入地利用宇宙规律。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这两种答案都是符合科学进步要求的。至少在遵循宇宙规律这一点上这是完全正确的。
而要实现以上的种种科学事实，我们必须拥有一定的力量才能做到。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力量只有人类才能拥有。这种力量就是理智的力量，如果缺少了这种理智的力量，科学就会偏离正轨，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一切真理都有可能完全沦为谬误。人类的行为只有在理智的控制下才能获得科学的名义。而且，理智的力量必须遵从一定的数学原理，一定程度符合数学的框架，最不济也要以这两者为依据和参照。
我们理智的最初功能只是促使我们围绕着周围的事物进行科学的活动。但是不仅仅是我们的周围遍布着规律，就连整个宇宙都在规律的掌控之下，万事万物都是从规律中诞生，同时又是遵照规律而灭亡的。人类自诞生以来无时无刻不包容并接纳着整个物质世界，我们必须拥有这样的心智，才能在激烈的生存斗争中脱颖而出。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人类思想的功能类似于人类视觉的功能。我们的眼睛具有视觉功能，通过眼睛，我们可以看到一切我们期待看到的对象。而我们的思想功能可以有效地将我们视觉所捕捉到的信息进行巧妙地加工，从而创造发明出独具一格的新事物。
在出生时，虽然我们每个人的视野都是有限的，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具备视觉功能。自然赋予了我们视觉器官，相应地也赋予了我们极目远眺的能力。这样一来，尽管我们无法触及那些诸如星星、月亮、太阳等遥远的事物，但是我们却能清楚地看到它们。
同样地，自然又将思维能力赋予我们，利用这种思维能力，我们可以理解我们的行动对象；同时，在理论上，我们也能理解并利用其他事物。然而，理论并不能等同于现实，它们之间还存在着较长的一段距离。我们只有将理论付诸行动，它才能成为现实。而这就需要那些杰出人物的不懈努力才能实现真正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