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6月8日，摄影师大卫·伯内特和同在越南的美联社摄影记者黄功吾经过一个遭受美军战机轰炸的村庄。战机投下的凝固汽油弹燃起冲天大火，他们看到一群在路上惊慌奔跑的孩子，一个哭泣的女孩裸体跑在最前边，身上没有了衣服。大卫和黄功吾几乎同时把镜头对准那些奔跑的孩子并按下快门。大卫照相机里的胶卷已用到最后一张，他迅速换上新的胶卷再举相机的时候，那个哭泣的女孩已经跑到他们身后，大卫拍到那个女孩跑去的背影。黄功吾拍摄到了正面。这幅题为《火从天降》的照片刊登在美国《纽约时报》头版，次年获美国普利策奖，在荷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中又被评为年度最佳照片。
2004年2月17日下午，我在北京惠新街附近一家咖啡馆采访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这一年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的第四年，此时正激情满怀，被职业理想感召，追求卓越感，不辞劳苦奔走在新闻现场，寻找那些具有新闻价值和公共意义的人与事。普雷基曾为“荷赛”（世界新闻摄影比赛/WORLD PRESS PHOTO，简称“WPP”或“荷赛”）评委会主席，他讲述联系图片社旗下那些著名摄影师拍摄震撼世界的照片的故事，回忆起大卫·伯内特与黄功吾的往事。普雷基视他们为20世纪最伟大的摄影家之一。“越战的提前结束跟那些在越南的杰出战地记者的工作有关，他们拍摄的残酷的战争影像促使美国人民反思越战，正视战争的创伤。”普雷基说。
对这些故事我怀有热忱，此前我看到过这些照片。从事新闻工作之前，我在一家出版公司做事，编辑过大型图文书。当时正值世纪之交，告别与缅怀20世纪的情绪弥漫世界，在编辑部的档案室我看到20世纪震撼人心的影像，看到那些改变历史进程的瞬间。我看到过那幅题为《火从天降》的照片，在空袭的轰炸中哭泣着裸体奔跑的女孩潘金淑和她身后惊慌失措的孩子的照片令我难以忘怀。普雷基将新闻记者的职责和摄影师相比，他说：“新闻记者的责任是用自己独立的思想判断事物，认识现实。比如美伊战争中美国政府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就有吧，但要让我们亲眼去看看；比如说克罗地亚，他们的总统说没有大规模的种族屠杀，那好吧，就算没有，但要让我们亲眼去看看，必须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自己去寻找答案。”
当你起航前往伊萨卡
但愿你的旅途漫长，
充满冒险，充满发现。
此刻想起希腊诗人卡瓦菲斯于1911年写在诗歌《伊萨卡岛》的诗句。我的始于千禧年的新闻职业在2002年成为标志性转折，这一年加盟《南方周末》担任驻京文化记者，到2004年进入职业生涯的深水区，我频繁地介入国际时事的报道，各种突发事件、海湾战争、地区冲突、恐怖袭击……我选择切入这些重大事件的角度，从文化的背景观察时代风云的变幻。
从这个时刻开始，我工作的领域在扩展，抵达的场域更遥远，访问的对象更纷繁。政治人物、学界精英、作家、艺人，都是受访者。倾听这个世界杰出者内心的声音，储存丰饶的精神遗迹成为我的工作。这些受访者的声音变成文字聚集在纸上。现在我写作这篇文字的时候，电脑前就放置着存有受访者声音的微型磁带，它们垒起来像是一堵微型的墙。在录音带的时代，我保存下来上百盘的微型录音带；在数码的时代，我保存着更多的访问音频。用坏了若干录音机，也用坏了若干录音笔。四海的漫游，环球的奔走强健了身体，也坚固了精神。
2012年7月，在新闻工作做到十年的时候我决定辞别，开始职业写作。整理旧物时看到放在木盒里的微型录音磁带，重新将它们垒砌成墙。以前台湾著名媒体人高信疆先生说过：“这些磁带可以捐给新闻博物馆，它们有文物的价值。”让我深有感触的是，当年访问过的人有的已经辞别人世，他们珍贵的声音储存了下来；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人，只要打开录音机，他们的声音就聚拢眼前。
不仅依靠记者的眼睛观察这些纷繁的人事，也要用作家的头脑注视世界的变迁。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所谓作家，就是注视世界的人。”苏珊·桑塔格这么定义作家的工作。
此刻，重忆往昔，是对奇崛时光的纪念。汇集在此的文字，是时间的刻痕，是心灵的回声，也是精神的遗存。当我默诵卡瓦菲斯的《伊萨卡岛》时，觉得那些写于百年前的诗句契合这些文字的精神气质，也传达我的体验。
除非你将他们带进你的灵魂，
除非你的灵魂将他们耸立在你面前，
但愿你的道路漫长，
但愿那里有很多夏天的早晨。
夏榆
2016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