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间房子里，我迎来了2000年。
2000年，我的运气似乎变差了，不知道为什么，接到的活儿少了许多。更糟的是，这里虽然离影视基地近了，但人也多了，报酬不但没提升，反而有降低的趋势。最少的时候，我拿到手的只有七块钱。
饼干筒里的钱，一天天在少下去。
为了挣钱，我跟着同住的人也去工地干活儿了。
建筑工地上，帆布大帐篷一搭，几个工友就是一个家。
一直到2003年拍《天下无贼》之前，我几乎习惯了这种日子。活儿多，经济条件好些的时候，可以住好些的有阳光的房子；没有活儿的时候，就住工地。
在北京八年，我搬过六次家：北沙滩、怀柔、潘家园、六里桥、昌平、望京、东四环。看上去，正好是个圆圈。
我在工地上，挣的钱不多。我个子小，不到十六岁，不能算一个工，只能算半个工，二十五块，包吃不包住。我没有技术，做的也只能是只需要力气的最低级的粗活，搬砖、抬木头，偶尔能给人打下手刷墙。
只有一次，我找到一份清洁工作，在一个大厦里，包吃包住。有一天，清洗洗手间的时候，我一用力，洗手台被我打碎了。打碎了就要赔，一个月的活儿全白干了。
我的工友们都觉得我是个怪物。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要去洗照片，一洗就是几十张，有时候甚至是上百张。一个每天只挣二十五元的建筑工、清洁工，花大笔钱去洗照片，这不是疯了是什么？
我诚实地交代，我那些照片，是送给大大小小的穴头、副导演看的。
"你送那么多，他们看得到吗？没准路上就给你扔了。"他们逗我。
"那也没准，第一百张看不到，第一百零 一张就看得到呢。"我说。
他们哄的一声笑起来："瞧不出来啊，要做大明星呢。"
后来，我一去做工，他们就开玩笑地要我的照片："大明星，给张照片吧，签个名吧。"
在工友们的眼中，我大概属于那种有妄想症的人。理解我的，顶多这样开个玩笑，不理解我的，多少有点烦我。有时，话就说得比较难听了："你不是大明星吗？怎么到我们这小地方当民工来了？"
好心的人会劝我："算了吧，安安生生地找个活儿吧。"
"我，我还是想演电影。"
劝我的人都快气死了："演电影，你凭什么演电影啊？凭你长得好看，跟刘德华似的？凭你拿过武术冠军？还是你家里有人当导演？"
第二天，我接到一个武行的活儿，那天我特别卖力气，往墙上撞，整个人都贴在墙上，往地下摔，摔得自己就像一个水泥口袋。
晚上回家，我满身是伤，我绝望地躺在房间里，望着天花板，觉得眼前一片漆黑。
你是否还记得，《士兵突击》里有一场戏，许三多一个人躲在坦克车里不愿意出来："那天我发现了战车的另一个用处，你可以把自己关在里面，假装世界上除了你没有别人，假装你已经死了。我后来经常想起那个失败的晚上，我想如果不出来，我的人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演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那完全是摸着我的心写的。当年躺在工地房间里时，我就是这样想的。
得到演出《盲井》的机会之前，我最大的一次露脸机会，就是拍摄《大腕》。
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即使你看过这部电影你可能也忘记了，电影里有这样一场戏中戏：葛优喊："这是拍戏呢，不是拍马屁。"这时候，镜头扫过一堆"群众"。如果你看到我这本书里这段话，请定格，这个镜头里，从前数的第二个就是我。
这场戏对我来说意义深远。因为第一，我亲眼见到了关之琳。如果说人世间确实有所谓的"瓷娃娃"的话，那就是她了。她年纪不小了，但是身材娇小，皮肤完美得像用特技镜头做出来的。那场戏拍完，"穴头"组织所有群众演员排队请她签名，那个签名，我至今还保留着。
第二，拍摄间隙时，葛优摸了一下我的头，看了我一眼。我想，当时他可能也就觉得这个小孩子好玩而已，或者仅仅是因为觉得我比较小，那一眼也就是随便瞅瞅。可是，当时我觉得他那一眼意味深长。我的脸当时就红了，我在心里想：这么多群众演员，他怎么就摸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