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艳国 赵方新[1]
没有一条回家的路，比这条更艰难：不仅要跨越地理意义上的海峡，还要跨越现实政治的鸿沟；不仅要缩短千山万水的时空，还要弥合心灵情感的裂痕；不仅要承受自然界的凄风苦雨，还要摆渡人性的激流险滩。
台湾开放返乡探亲后，高秉涵怀抱一坛坛台湾老兵的骨灰，用孱弱的臂膀和柔软的感恩之心，护送一颗颗孤魂重回故园。八千里路云和月，是一卷苍茫的乡愁画卷，蜿蜒着游子的愁肠；二十五年悲与欣，为一百二十多个“台湾老兵”铺就了回乡路……
一个相同的梦境常常光顾高秉涵的夜晚：他每次返回菏泽老家，一下飞机，呼啦拥上一群手持鲜花的接机人，一一握手，仔细端详，发现这些面孔，竟然都是他送回来的骨灰坛上的台湾老兵的照片，他们都从九泉之下赶来欢迎他呢……
高秉涵，原籍山东菏泽。十三岁那年，他跟随国民党军队逃亡到台湾，曾作为军事法官，服役于驻金门部队军事法庭，国民党员，八十岁。
作为从大陆败退台湾的近百万国民党老兵中的一员，他对这群“无根的兰花”的漂泊之痛，感同身受。一次偶然的承诺，把他推上了抱送台湾老兵骨灰回归大陆的征程。千回百转地颠簸，千辛万苦地探寻，铺就了一条超越现实政治的回乡路。
2012年，高秉涵作为第一位台湾人士，荣登央视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组委会给高秉涵写下这样一段颁奖词：“海峡浅浅，明月弯弯。一封家书，一张船票，一生的想念。相隔倍觉离乱苦，近乡更知故土甜。少小离家，如今你回来了，双手颤抖，你捧着的不是老兵的遗骨，一坛又一坛，都是满满的乡愁。”
如今，人们对他的另一个身份——安魂者——更加熟知。
乡土的悸动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晴空下，高秉涵呼吸着淡蓝色的自由空气，这是他自1949年赴台后第一次离境。
1973年，他由审判者的角色转变为执业律师，在没有任何社会基础、人际关系的情形下，不仅达到了“混上了饭吃，而且还吃得很饱、很好”的地步，而且一步步成为岛内知名律师。
1979年9月，台湾地区选派律师代表参加第九届世界法学会议，他的名字进入了代表团名单。
高秉涵一方面欣幸于能参加这样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另一方面心里也压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因为临出发前，代表团接到当局的饬令：会议期间，台湾代表对大陆代表必须“不接触、不招呼、不交谈、不交往、不合作、不合照”，一旦违纪，严惩不贷。
偏偏主办国西班牙在会务安排上，把海峡两岸的代表团放在了一起，因为他们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却让台湾代表大吃苦头，明明是黄皮肤黑眼睛的同胞，即使近在咫尺也得“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面部表情僵硬一如机器人。
高秉涵表面保持着与其他代表一般的态度，内心却波涛翻腾：我的同胞啊！你们可知道对面的这位年轻人，日日夜夜都饱受着想家之苦？你们可知道这位年轻人，也曾饮过黄河水、吃过黄土地里出产的玉米高粱？你们可知道你们那亲切的话语，在他心间激荡起了多么快乐又多么忧伤的涟漪？……三十年来，第一次直接面对大陆同胞，虽不能共话乡情，虽不能抵足而谈，也聊胜于无了。但是那颗苦涩的心竟不安分起来，它得陇望蜀地渴求着一次问候，一次握手，哪怕一次目光的瞬间碰触！
最尴尬的时刻来了。高秉涵等几位台湾代表乘电梯去吃早餐，习惯性地面带微笑跟外国朋友说声“Morning”，而对身旁的大陆代表熟视无睹，既无表情，又无声音，比陌路人还要陌路人。他如芒在背，要多不自在就多不自在。明明是亲人却不能相认，还有什么比人为地割裂手足之情更残酷的事情？
热烈的研讨、周到的服务、优美的异国风光，都无法抵消高秉涵的遗憾。
按常理说，已在台湾扎根立足、成家立业的高秉涵只需安于现状，就能享受“亚洲四小龙”之一带来的优越生活条件。他与那些普通的国军老兵不同，出身书香世家，深受儒家风范濡染，又有高等学府的文凭，从事着光鲜的律师职业，而那些老兵们大多没文化，没一技之长，一旦转业后，要么靠当局救济为生，要么靠卖苦力养家，不少人挣扎在贫困的生活线上。但不可否认，他与老兵们都有一颗思乡心。尤其是，随着自己娶妻生子，含辛茹苦抚育儿女，他渐渐尝到做爹娘的百般滋味，更透彻地明了了“儿行千里母担忧，儿是娘的挂心钩”和“年少不识老，年高才知老”这些俗语的深层含义。
在他的保险柜里，有一张绵纸制成的菏泽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初中部新生录取证明书，一张小学“流星排球队”的合影，一张“南华第二小学二级一班”的合影，一张离开菏泽前他与母亲的合照，是高秉涵秘不示人的四件珍宝，每到思乡之情难以遏制时，他就偷偷取出来，一遍遍端详着，摩挲着……
某一天，当高秉涵再次拿出这几件宝贝时，他骇然发现某些场景正在脑海中变得模糊，一时间，他惊慌失措，焦躁不安，“一定想法留住故乡的模样啊！一定不能被可恨的‘时间小偷’偷走我的故乡啊！”
他开始拼命地记日记，努力回忆关于菏泽关于家乡关于亲人的点点滴滴，努力把想起来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片段记入日记：
“我家住小高庄的路南，院子里有棵石榴树。对门是金鼎叔家，他们家的黑狗很凶……”连田间的野草，也不愿遗漏，“白马尿、节节草、牛舌头草、蒺藜草、灯笼草……”
还有那些寻常见到的庄稼，“大豆到秋天就爆炸，麦子五月里黄黄的翻着浪头，高粱雨后扑倒在泥里，奶奶说倒地的高粱不可扶起来，棉花一黄一白两种颜色，快下霜的时候开花……”
家里的小狗曾在他离开菏泽时尾随不去，是母亲呵斥了几番后，才哀伤离开，他也要把它铭刻进记忆里，“这只小犬全身为黑色，而且黑得发亮，只有鼻梁上生有一条白毛，我家为它取名叫‘花脸’，我陪着它长大。它形体高壮，如同小乳牛，但狗性温和，从不主动攻击……”
他还把母亲经常唱的儿歌记进日记里，“寒风习习，冷雨凄凄，鸟雀无声，人寂静。织成棉布，斟酌剪寒衣。母亲心里，母亲心里，想起娇儿，没有归期……”
在文字里，高秉涵重新回到了那熟悉的乡间、热闹的市井、阒寂的宋隅首街，依偎进母亲的怀里，听着窗外的寒风，听着她鼻音浓重的哼唱……每次记录完毕，他都在浑然不觉中泪流满面，泪水洇了笔迹，一同被收藏进日记里。
那些年，他写下的日记足足有半米高，“因为将来，我总要告诉我的儿女们，老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高秉涵记日记的事，在老乡中不胫而走，每当有人想家的时候，就找他借来日记看看，以纾解思乡之情。这些日记在同乡们之间传来传去，被翻得卷了边，掉了页。
1991年，台北一场突如其来的豪雨使得陆地行船，洪水灌进高家放日记的地下室，多年心血毁于一旦。高秉涵痛心不已，但记忆仍在，他又拿起笔开始撰写回忆录。
每年大年初一，高秉涵都要一个人爬到高山上，面朝着大陆的方向，面朝着回不去的故乡号啕大哭，大声喊娘，将对老家的思念对母亲的牵挂寄给天风，让它捎到对岸去……
他不知道，几乎与此同时，数千里外的吉林省辽源市，他的二弟高秉涛家中，每年吃团圆饭时，宋书玉都要特意摆上一副碗筷，然后颤颤巍巍给那只碗里夹上一块肉，叨上一口菜，口中再念叨一些无法听清的词语，继而默然无语……
每晚睡觉前，宋书玉都要摸摸枕头下那件高秉涵穿过的棉袄，嗅嗅儿子留下的气息，这样才能安心睡下，一千次一万次地重复与儿子相逢对泣的梦境……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两岸解除敌对状态。自此，金门岛上空炸响了三十年的炮弹消失了。
这个讯息飞速在老兵们中间传播，给那一颗颗绝望的心落下一场小雨，润润的酥酥的痒痒的。
高秉涵凭着律师的职业敏感，判断出两岸关系有趋缓之势，于是，他鼓足勇气提笔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因为顾虑自己跟随国军赴台的现实，会对家人产生不良影响，信中没敢多写自己的情况。收信地址是山东菏泽市西北三十五里地处高庄，收信人为宋书玉。那时大陆已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高秉涵就托侨居美国的高中同学袁玉杰，从美国代为发出了这封家书。
信中每个字都有着灼人的温度和绵绵的伤痛，包裹着苦涩的泪水：
亲爱的娘：
儿提起笔，真不知从何处说起，热泪挡住了我的视线，久久无法下笔……
首先请娘和奶奶、姥娘（外婆）接受我在远方的一拜，并叩祝三位老人家和二姐、二弟，平安健康。
儿于1948年8月6日和娘泣别后，如今已逾三十一年了，但希望家里的老幼亲人都还健在，如果你们方便的话，就请尽快写信给住在美国纽约市的袁玉杰同学，他会即时转给我的。
儿现在已经成家立业了，并且已有了三个子女，生活很美满，请不要惦念。
在这段漫长且似无止境的流浪岁月里，我之所以要艰苦奋斗地活下去，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再见到我娘一面，绝不会像四姨宝真、大姐秉洁、三姐秉浩一样，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她们三位一出去就生死不明了。
娘：我会活着回来，我也深信我一定会见到我健在的亲娘，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娘：我渴望着你的回信！
叩祝
平安、健康
不孝儿秉涵（春生）叩上
1979年8月20日
这封浓缩着中国三十年历史与现实的家书，由台湾至欧洲，转美国寄出，到中国大陆，再经菏泽、北京、广州、辽源，历时三个多月，终于辗转抵达高秉涵二弟高秉涛的手中。但遗憾的是，早在一年前，宋书玉老人就抱着无尽的遗憾和牵挂，一遍遍叫着“春生，春生……”撒手人寰。
1980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了大姐高秉洁从广州寄来的第一封家书。关于那天的记忆，一直像个虚幻而真实的梦，收储在高秉涵的脑海里。
信上说母亲宋书玉已经辞世，令他悲痛不已；又说小姨宋宝真、大姐和三姐依然健在，则令他惊诧莫名。高秉涵心里的疑团接踵而至：母亲去世是在情理之中，因为她老人家已是八九十岁的高龄，而小姨、大姐、三姐，不是说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家外出，一直杳无音讯吗？怎么突然又冒了出来呢？
当晚，高秉涵拿着这封信，去请教自己的前辈张文光先生。高秉涵一直恭称他“张县长”。
“张县长”思索良久，做出如下分析：“秉涵啊，可能有这么两种情况，一如果你大姐已经不在人间了，那么冒充你大姐给你写信的人，一定对你们的家庭情况比较了解，一定抱有什么目的，比如说对你有所索求；二如果你大姐还活着，那么，她一定是干大事业的，而且眼下可能是个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可能比你活得还好。”
高秉涵连连点头，甚是佩服“张县长”阅世阅人之深。
果不其然，很快又接到三姐和二弟的来信，确如“张县长”所言，大姐和三姐当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多年的思乡之情，随着一封封雁书的抵达，渐渐得以稀释，内心得到暂时的宁静。
与此同时，现实的形势，并未因大陆释放善意而发生逆转，当局依然严厉禁止两岸官方和民间的交流。高秉涵企盼的回乡探亲遥遥无期，只能把无尽的怀乡情，塞进小小的信封，辗转寄往梦中的故土。
上苍终于赐给他一次亲近故乡泥土的机会。
高秉涵的学姐卞永兰，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台湾移民南美洲，取得阿根廷国籍。1981年冬，她经由台湾和香港回菏泽探亲。这消息传到台北，众多菏泽同乡纷纷赶到她下榻的酒店，希望她返回菏泽后再经香港返回台北，以便把她的回乡见闻分享给这些无法回去的老乡们。
同乡们给卞永兰提出的要求五花八门：您回菏泽后一定要带些能代表故乡风味的东西回来，什么山楂啊，耿饼啊，烧饼啊；你回去后一定要多拍些照片回来，什么大隅首、李隅首、宋隅首、郭牌坊、南华公园、菏泽中学等等，都要把它们拍下来，你有空的话，一定要去菏泽县政府东北角拍下那棵老枣树，俺每年都想它结的果子，一咬嘎嘣脆，一嚼没点渣；能不能麻烦您到俺村，去看看俺娘俺爹啊？……卞永兰的笔记本记得满满登登。
等众人说得差不多了，高秉涵才以恳求的口吻说：“大姐，我们长年流落异乡，内心最渴望的是能够再见到故乡的泥土，您能不能给我们带回一把咱菏泽的泥土啊？”
卞永兰噙着泪花，点头应允。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1982年1月，卞永兰从菏泽大包小包满载而归，那一刻瘦弱娇小的她堪比天使，散发着圣洁之光。
台北国花幼稚园里，一下来了一百多名菏泽老乡，每个人眼里都盛满热切的期待之情，像在过大年。原菏泽县县长张文光老先生和原济南第一联中校长刘泽民老先生，也在家人的搀扶下赶来。谁不想亲耳听听来自故乡的消息啊！国花幼稚园的创办者聂庆梅女士，是高秉涵的中学同学，跑前跑后张罗着接待老乡。
卞永兰开始向大家做“乡情报告”，众人屏住了呼吸，现场静得落针有声。高秉涵盯着卞永兰的嘴巴，生怕漏掉一个字，随着讲述，他仿佛回到了那片牡丹花盛开的土地……不一会儿，有人忍不住抽噎起来，比感冒病毒的传播还快，现场压抑的哭泣声响成一片，这座往日飘飞着童稚欢笑的院落，传出思乡的悲声，引得路人好奇地翘足张望。
高秉涵哭成了泪人，他惊诧于自己的泪水为什么总流不干，他惊诧于为什么放不下一个思念，他惊诧于那片土地的神奇魅力，竟叫人隔着千山万水也要魂牵梦绕！
第二个项目是传阅卞永兰拍回来的照片。惊讶声、惊喜声、赞叹声、叹息声，声声入耳；旧日景、今日景、眼中景、梦中景，景景惊心。
第三个项目是分特产，先是计算人头，再计算特产总量，得出人均数目。最后每户分得烧饼一只，耿饼三个，山楂和红枣各五枚。这场面庄严如重大仪式，气氛凝重。
压轴大戏，是分卞永兰带回来的那袋三公斤左右的泥土。所有人都注视着那个小小的袋子，空气里甚至有了一丝丝紧张感，谁不想尽快看一眼这袋“缩微的乡土”，闻一闻久违的故乡味道？
大家一致认为，故乡的泥土比黄金还要金贵，所以分配务必公平公正，不能有一点半星的私心，更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纰漏。“让高秉涵来分，他是律师，最懂得怎样掌握公平！”有人这样提议，即刻得到众人的附和。最后达成的共识是每户分一汤匙泥土，无论尊卑贵贱，任何人不能多取，因为高秉涵是主持人，可以多分一汤匙，作为对他的酬劳。
高秉涵冲老乡们一拱手，开始了分配：他一手拿着汤匙，伸进袋里舀出一匙土，另一手拿着一根筷子，小心地把土尖抿回袋里，然后倒在一张白纸上。这样就完成了一份分配，如此循环不已。
分到泥土的人恭恭敬敬地捧在手里，好像是捧着整个菏泽般不敢掉以轻心，屏住气把鼻子凑上去，轻轻地长长地吸一口，那种陶醉的样子，让人看得心酸。
陈兰芝老先生分到泥土后，因为激动双手不住颤抖，竟把土撒在了地上，他顿时像个小孩子一样往地下一坐，一边颤颤地捡拾，一边呜呜地痛哭。他的手哪比得上风的手灵巧，一会儿就把那汤匙土吹得渺无踪迹。他走到高秉涵身边苦苦恳求，一副无赖小儿软磨硬泡的样子，高秉涵心下不忍，就又给了他半汤匙，立时招引来一片抱怨声，也只好装聋作哑。
高秉涵事后说，这真是一件空前绝后的严峻任务，执行时不敢有任何的麻痹大意，分完后觉得有种虚脱的感觉，似乎用尽了气力。看着乡亲们分到泥土后既满足又哀伤的样子，他有种说不出的茫然和酸涩。
高秉涵将自己分得的两匙泥土视若珍宝，经过一番思考后，他把一半放到了银行的保险箱里，以防丢失；另一半分多次掺进茶水里，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进肚里，即刻，那日思夜想的故乡，溶化成千千万万的水分子，带着他熟悉的气息传遍全身……他一边喝着“故乡味的水”，一边流泪，“流出的眼泪，比喝下去的水，还要多许多。”
他分到的烧饼耿饼拿回家，让妻子孩子品尝，但谁也不动手，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些特产就是高秉涵心中故乡的象征。最后，这些食品发了霉，还是没舍得吃。
1984年，高秉涵冒险赶赴香港，见到了阔别四十八年的大姐高秉洁。
姐弟离别时，高秉涵年仅三岁，高秉洁却已是风华正茂，若不是有中间人的介绍，一奶同胞的姐弟，也只能是对面相逢不相识。
姐弟相拥而泣，高秉涵抓住大姐瘦弱的双手，心跳加速，血流加速，呼吸加速，胸中积攒了三十多年的话，竟说不出半个字来，只有双泪恣肆；高秉洁则时而紧抓弟弟的双手，时而抚摸他的身子，极力证实站在她面前的这个人，就是三十多年生死不明的弟弟。
此情此景，令不少酒店服务人员也跟着垂泪哽咽。
第二年，高秉涵在香港又见到了大姐、三姐和二弟。这是高家人因战乱分开后的第一次大团圆，姐弟四人在酒店大厅相见后抱头痛哭。
进入客房后，四人依然无法平静相对。大姐高秉洁擦着扑簌簌的泪水宣布了“禁哭令”：“我们姐弟这次来香港会面不易，时间有限，不能让哭泣占用太多的时间，再者，这样下去，秉涵弟弟的身体也支撑不了，都要控制一下吧。”尽管如此，啼哭声依然连绵不绝。
八天后，姐弟分手，高秉涵到九龙火车站，目送大姐三姐和二弟登上驶往广州的火车。当列车缓缓启动，高秉涵内心再次感到了那种被强行分割的痛楚，泪水夺眶而出，追着列车跑了几步，使劲挥舞着手臂，“我恨不得追上列车，与亲人们一起驶向久别的故乡……”
进入八十年代末，随着来台国军老兵日渐衰惫，每每同乡相聚，高秉涵都感到愈来愈浓的诀别气息。
按说高秉涵是菏泽同乡中年纪最小者，一直都是他跑前跑后照应老哥们，后来情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断有老哥主动找到他，跟他寒暄，握住他的手久久不撒开，最后以沉痛的语调说：“秉涵啊，你看俺们这些老家伙白搭了，俺们等不到活着回去那天了，那就把这把老骨头留下，有机会带回家吧。高秉涵你最年轻，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啦！”
高秉涵终生无法忘记这些老兵的眼神，他攥住老哥们的手，喉结梗塞，答应着：“好好好，老哥您放心，您放心……”
第一位“老兵”悄然回家
1987年，沉默了四十年的台湾老兵，穿上写有“想家”字样的衣服，高呼着“我们想家”“我们想妈妈”的口号走上街头，散发传单，泣血呼吁：“难道我们没有父母？我们的父母是生是死不得而知。我们只要求：‘生’则让我们回去奉上一杯茶；‘死’则让我们回去献上一炷香。”
高秉涵奔走呼号，登台演讲，泪奔请愿，亲历了这一写入两岸关系史的历史时刻。
一潮高过一潮的“返乡运动”，最终促使同样怀着深深家国乡愁的蒋经国先生，做出了“政治让步于乡情”的艰难抉择。
1991年5月1日，高秉涵终于踏上了阔别四十三年的故乡土地。
按照常理，他应该先到北京、广州等地，看望多年不见的姨妈或姐弟们，但他毫不犹疑地把菏泽，选做了返乡的首站。因为在他根深蒂固的观念里，那里是他生命的源头，是父母之邦，尽管已没有一个“五服”里的亲人，但血脉深处的乡土呼唤，哪容他再做其他选择！
当高秉涵拉开出租车门，一脚踏上故土的瞬间，一股强大的电流从脚心向上贯通全身，血流骤然加速，心律倏忽失序，他蹲下身子，缩做一团，紧紧抱头，号啕大哭。
近了，更近了，葭密寨、郝胡同、萧老家、田寺村、晁楼村……
一个个熟悉的村子提示他——高庄快到了。他那颗思归的心却突然缓下来，迟疑代替了急切，怯意屏退了兴奋：到了高庄，我去谁家啊？见了父老乡亲，我说什么话？他们还认不认得我这个多年不归的游子？
车到高庄村头停下，高秉涵没有直接进村，而是围着这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小村转了一圈，——这是正餐之前的小点心，还是正式演出前的小热场？他讥笑着自己过于敏感的神经。
走到村西头，迎面过来一位老汉，见高秉涵东张西望，就问：“你找谁啊？”
这一问倒把他问愣了：对啊，我找谁呢？
他灵机一动，脱口而出：“我找高春生！”
老汉哦一声，说：“高春生啊，很多年前他死在外地了。”
高秉涵细瞧眼前的老人，很像本家一个堂爷爷，而这位堂爷爷的大名却忘记了，小名倒还记得，就迟疑着问：“那个‘三乱’还在不在啊？”
老人一听，两眼一瞪：“你是谁啊？”
他即刻回道：“我就是春生啊！刚从台湾回来的！”
老人一愣，跨前一步，抓起他的双手，惊惊乍乍地问：“你是春生？你还活着？”
“我是春生啊，我没有死！”
老人泪声泪气嚷着：“哎呀！俺的春生啊，几十年了，大家都寻思你不在人世了，没想到你还活着哩！你要不跟俺搭话，俺哪敢认你啊！”
正说着，陪同来的二弟高秉涛，带着高家近门近户的几个兄弟和十几个乡亲疾步走来，把高秉涵和“三乱爷”团团围住。人们争相与他握手寒暄，“三乱爷”给他一一介绍，哦，就连当年与他一起光着屁股逮鱼摸虾的“五辈”“粪叉子”，都对面相逢不相识了。
高秉涵在秉涛等人的引领下，先到父亲的墓前痛哭一场，似又回到了离家前的那个夜晚，被母亲一路牵着来到这里，俯身给父亲磕下三个头。这两次跪拜之间，竟隔了四十三年的时光，第一个头磕下去时，他还是个天真少年，最后一个头磕下去，却已是两鬓霜雪的半百老人！他仔细扫视着墓地的环境，不想漏掉一个细节：
“墓边有棵小柳树，也不大；墓也不大，就是一堆黄土；父亲的墓地所在的农田原来是我家的地，那时候每块地都有一个名字，罗圈地啊，拐子地啊，父亲就埋在拐子地里；墓旁边还有一条水沟，沟边种了不少树……”
村容村貌变化之大，令他猝不及防，似乎那些老房子、烂墙头、破门窗，都应该一成不变地等他回来，跟他打个招呼后再做蜕变，那才叫顺理成章呢，他偷笑着自己的幼稚和痴心妄想。高家的祖宅，当年最是豪阔，也不过是砖包门口或三行台子七行砖，而今几乎家家建起了水泥铺地、砖混到顶的新瓦房，看着既陌生又爽气。在旧宅基地上，几树桃花和海棠开得正艳。
循着记忆走到那口老井前，揭去上面覆盖的草苫子，哦，小小的井口里依然荡漾着碧幽幽的水光，父亲高金锡领着他打水的情景苏醒了，“他探着身子缒下水桶，那吱吱呦呦的响声，听得人心尖发颤，我就站在边上看。过去全村的人口牲畜都吃这口井水。正月十五放花灯，门口放个灯，谢谢门神啊，厕所放个灯，谢谢厕神啊，井口也要放个灯，那是感谢井神的。”
对着水井，高秉涵想着跟父亲提水的往事，又是一场大哭。
点点滴滴捡拾着记忆，燃起一堆小小的篝火，那颗被四十三年思乡之苦，揉得皱皱巴巴的心，渐渐平复了，温馨了，轻盈了，化作一只春鸟融入了湛蓝的天宇。
其实，谁也没有注意到，在高秉涵返乡携带的众多行李中，有一件特殊的物品——一个光滑冰冷的大理石骨灰坛。此行，他还要顺便把台湾老兵王士祥的骨灰送回家。
1943年，高秉涵在菏泽城西三十里处的葭密寨小学读书，认识了该校工友王士祥。王士祥是菏泽杜庄人，憨厚爽直，没有文化，已经结婚，育有一女。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一次外出归来，遇见溃败的国民党军队，糊糊涂涂被抓了壮丁，哪来得及跟家人道一声别，最让他痛心的是，连小女儿都没看上一眼，就被裹挟到了这座从未听过的岛上。
1949年，栖栖惶惶的高秉涵在台北街头巧遇王士祥，老乡加故人，乡音对村语，两个落难人彼此安慰，相互取暖，从此就没再断绝联络。
王士祥总盼着有朝一日“反攻大陆”成功，能够回到菏泽与家人团聚，所以一直独身一人，而且为了多挣点钱，以备将来补贴家用，他脱离了比较舒服的“荣民之家”，自谋生路，一度在一家建筑房屋公司当水泥工，攒了一笔辛苦钱。
高秉涵的律师事务所开业后，他没事就跑来坐坐，两人各捧一杯茶，说着往日菏泽的人和事，到后来同一件事同一个人重复了不知多少遍，也感觉不到腻味。
再后来，王士祥因工作环境恶劣，罹患肝病，健康日益恶化。他无奈地对高秉涵说：“秉涵老弟，谁想到咱一个乡下人，会到台湾过一辈子，都是命啊！我这病看来没希望了，万一有一天反攻大陆可以回家了，就托你把老哥的骨灰带回杜庄，交给我的女儿吧，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她们娘俩是怎么过来的？”
说罢，王士祥呜呜哭出声来。一个男人动不动落泪，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但对这些撇家舍业的老兵来说，不哭还能干什么？
高秉涵安慰着他：“王大哥，别净说丧气话，振作起来，把身体恢复得棒棒的，我们都有机会回家！”
王士祥使劲挤出一个笑意，眼里汪着两兜泪，比哭还难看。
高秉涵拍着他的肩头，像哄孩子似的：“老哥，老哥，你别哭，现在两岸的形势已有好转了，说不定，我们很快就能回家了。”
1985年一天的凌晨两点，睡梦里的高秉涵被电话铃声惊醒，原来是荣民总医院打来的，叫他赶紧过来：“高先生，王士祥先生已宣告病危，他的住院资料显示他在台湾没有家属，你是他唯一的紧急联络人。他现在心智虽然还清楚，但已不能说话，他的心脏随时都可能停止跳动，所以紧急通知你，让王先生最后见你一面吧！”
类似的情况，在高秉涵以后的生活里屡屡上演，“凌晨的电话铃声”，已成为在台同乡老兵通知他最后晤面的“习惯用语”。
高秉涵立即赶往医院，极度虚弱的王士祥一看到他，眼角就溢出了泪水，嘴角急急地张开，却说不出半个字。
高秉涵攥住那双枯瘦的手，趴在他耳边高声说：“王大哥，你放心，我会带你回家的，我一定找到你女儿，把你还给她的……”
听着他的话，王士祥艰难地点点头，泪水止不住地喷涌而出。高秉涵掏出手绢给他擦拭着，慢慢感觉王士祥的手指松弛了，两颗晶莹硕大的泪珠，还挂在他的眼角颤颤的……
这时，高秉涵的喉咙里才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呜咽。
1949年前后，随蒋介石从大陆败退台湾的老兵大约有七十万人，这个数据因口径不同而有差异，他们在台湾有个特定的称谓——“老荣民”，即所谓“荣誉国民”，由专门负责“荣民”管理的“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简称“退辅会”——管理。
“大多数老兵都是‘列管’的，少数老兵一次性领取退休金后，跟部队一刀两断，自己去做小生意，到最后发就发了，老兵里面也就没了这些人；垮就垮了，有的自生自灭，有的流落街头，被管理单位发现，再重新列入管理。”高秉涵因为长期关注这一群体，对其生存状况熟烂于心，“被列管的老兵温饱没问题，但生活平淡，没事下棋打牌。大多数老兵因为自身条件限制，和当局早年有关军人禁婚的规定，终生未婚，所以晚景凄凉也就不可避免。”
对于菏泽来台老兵的数目，高秉涵给出的数据是五百人以上，并且以当年菏泽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生跟随国民党军队当兵的人最多，能够通过个人打拼，成就一番事业的老兵凤毛麟角，多是仅能维持正常生活水平。
王士祥即属“脱管”谋生的老兵，其人生收场可谓辛酸。
高秉涵一直记得对王士祥的承诺，一确定下返乡的行程，就到骨灰塔取出他的骨灰坛，口中念叨着“老哥，我要带你回家了”，把它抱回家中暂存，以方便动身时灵活取走。
高秉涵抱着骨灰坛走进家门的瞬间，除夫人石慧丽外，儿女们都倍感错愕和怪异。
女儿不满地嘟囔着：“爸爸，家里放别人的骨灰，我们晚上睡不着。”
高秉涵解释说：“我们家里不信神不信鬼，如果你们认为有鬼，下礼拜，这个鬼就要跟我回菏泽老家了，他是感激不尽的；纵然有鬼，他住在我们家里，外面有坏鬼要进来，他一定会给我们看门的。”
这通话说得儿女们哑口无言，但面上凝霜，嘴巴高撅，明显是口服心不服。
果然，因为“新客人”的入住，孩子们夜里上厕所，都要把家里所有灯打开，才敢走出卧室门。
后来，高家放骨灰坛越来越常态化，甚至不少素不相识的老兵的骨灰坛，也堂而皇之地来“小住”，儿女们无奈，渐渐地，被迫适应了这种情况。
那天，提着骨灰坛登机的时候，引起了安检人员的疑问：“里面会不会藏有毒品呢？”
尽管高秉涵出具了有关证明，但还是无法打消他们的疑问，只好让他们把骨灰坛抱到旁边一间屋里，通过仪器进行检验。
“骨灰坛的盖子是用胶带封住的，可以启开，但不可避免地会有点小损伤，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检查无恙。安检人员的目光里更多了一层疑问：大多数回大陆探亲的人，都是尽可能多地带些土特产和走俏的电子商品，他怎么弄这么重的骨灰坛带着？太不可思议了。
后来，随着高秉涵抱回骨灰回大陆次数的增多，机场安检也相应放宽了检验。
王士祥的女儿赶来了。高秉涵把骨灰坛递给她前，对着那张镶嵌其上的王士祥的照片说：“王大哥，我已经把你带回菏泽老家，我这就把你还给你的女儿，愿你的在天之灵好好安息吧。”
接过父亲的骨灰坛，王士祥的女儿扑通跪地，嘣嘣磕起了响头，高秉涵伸手拉住她：“你爹在台湾非常牵挂你们，每次说起老家，都哭得痛不欲生，这下好了，你们一家人团聚了。”
女儿已哭得瘫倒在地，高秉涵让人赶紧捶打她的后背，也陪着不住抹泪。他不由感慨着：王家人的生离死别，何尝不是千千万万台湾老兵遭际的缩影呢？而这坛骨灰的归来，在某种程度上，不正象征着四十多年隔绝的两岸重新走向融合，被撕裂的民族情感在渐渐弥合吗？
第一次成功返乡探访，让饱受思乡之苦的高秉涵，暂时摆脱了噩梦的纠缠，内心得以平妥，小日子也就过成了圆舞曲。
但谁能料到，此后，高秉涵出现在世人面前的身份，竟因这次抱送骨灰，而由“高律师”变成了送台湾老兵回家的“安魂者”……
骨灰坛咏叹调
怀抱一坛骨灰，清瘦细挑的身子，稳健坚毅的步伐，微微昂起的头颅，深陷的眼睛装满悲戚，高秉涵这种形象，被定格成一帧帧近乎经典的记忆图片，为国人所熟识。
殊不知，对一个越来越衰惫的老人说，抱起那个大理石骨灰坛绝非一件易事。高秉涵身高一米七五，体重仅四十四公斤，而台湾的骨灰坛，大都由青白色大理石抛光打磨而成，上边刻有逝者的姓名生卒日期，并镶嵌着照片，每一个重达十公斤。以如此单薄的身躯，对付如此沉重且无处措手的骨灰坛，真够难为这位老人的。
相对于领取骨灰的困难而言，抱着骨灰坛走上飞机舷梯简直就是一种幸福。高秉涵坦言，从台湾老兵管理部门领取骨灰，不亚于过五关斩六将，非常耗费心力。
台湾“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规定：有权领取已“列管”老兵的骨灰者，为亡故者的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由大陆有继承权的家属，出具亲属关系公证书及委托公证书；由在台代理人（无资格限制）将前项公证书，送往海基会验证；由代理人持前项已验证的公证书，向亡者户籍所在地的法院做出继承表示，经法院准予核备后，即可由代理人前往“辅导会”申请领取。
这套程序走下来，最快一年，稍有延宕，两年三年。
走程序，还有比较清晰的路线图，但确认各种关系的公证事宜，则往往一团乱麻。
“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用于确认老兵有继承权的家属的原始信息，是1949年来台后登记的户籍资料，但那时多数老兵有临时避难的心理，以为随时就能反攻大陆，登记资料可有可无，也就马马虎虎，以致舛误连篇累牍；另外，有的老兵怕大陆家属受到“海外关系”的牵连，故意将父母、兄弟、姐妹的名字写错或漏写，有的甚至拒填父母的名字，遗患无穷；再就是，有些老兵的父母之间的关系，本来就颇为复杂。高秉涵曾办理过一个叫舒可成的老兵的骨灰。舒可成的父亲三妻四妾，他为二房所生，由大房所生的姐姐舒美云来领取骨灰，其为同父异母关系，办理手续就特别复杂。种种原因，也就造成了领取骨灰时，需要做一连串公证的被动而尴尬的局面。有个极端的例子，有一个老兵的家属曾出具了七份公证书。更有甚者，证据链条缺失，无法做出一环扣一环的衔接，这时候，就需要高秉涵向有关部门，做出合情合理的阐述，以期得到准许。
令高秉涵高兴的是，同他一起牵手来台湾的菏泽老兵们，死后多由他直接善后，所以他可以随时将他们的骨灰送往家乡，而不受任何单位的牵制。
各种公证完成，且得到法院核准后，高秉涵就可以拿着“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批准证明，去老兵骨灰停厝处抱回骨灰坛了。
台湾老兵的骨灰，都存放在军人公墓，而公墓又都建在深山里，来去耗时少说一天。按说百般周折后，剩下的这道门槛随便跨过去就是，错了，水到九十九度不算开，这最后一步也埋着不少小玄机呢。
1997年夏天，一日午后，高秉涵从台北乘飞机到花莲，领取一位定陶老兵的骨灰。落地后，又打一小时的士到了军人公墓。因为手续有点小问题，承办员就跟上级部门电话联络，请示此种情况，可不可以让他领走。一番考量下来后，对方才答应可以办理相关手续。
等高秉涵抱出定陶同乡的骨灰坛，台风携带着雨云已经席卷而来，早先送他的的士，因已结账，就拉着别的乘客溜之乎也。承办员见高秉涵没等到车，就说你在这里等着，我骑着摩托车下去，帮你叫个的士上来。那人刚走，风雨交加而至，高秉涵只好抱着骨灰坛钻进一个小亭子里。
这个供高秉涵避雨的小亭子并非常见的观光亭，而是葬在此处的老兵剩有存款，或受家属的委托，由管理方在墓前修造的纪念亭，一人多高，面积比普通雨伞大不了多少，“风一吹，等于没了亭子。”
风声雨声咆哮在山谷间，似虎吼，似猿啼。天地间水帘密织，烟色苍苍。翘首来路，依然不见的士的影子。
天渐渐黑下来。怎么办？总不能抱着骨灰走下山吧，那可是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啊！万一跌倒打碎了骨灰坛怎么办？不行，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待在小亭子里。站了几十分钟，双足酸麻，雨还没有停歇的样子。这时，亭子里已灌满了水，高秉涵索性坐到地上，将骨灰坛放在两腿间稳稳揽定。漆黑的四周，传来的全是低一阵高一阵的风雨流水之声。
“好多人问我那时候怕不怕，因为不远处全是墓地，怀里还抱着一个骨灰坛，我说我没有害怕的感觉，为什么呢？我是抱着骨灰要把他送回家的，那些孤魂野鬼一定很赞赏我这样的好人，所以我没有一点怕的感觉。”多年之后，回忆起那个山中雨夜，高秉涵的语调里依然流露着自得和自信。
后半夜的凉意，扑到湿漉漉的衣服上，高秉涵牙齿瑟瑟，一会儿一个激灵，刚想合合眼，又被霹雳闪电惊扰醒来。反正睡不成，就跟骨灰坛里的老哥拉拉呱：“老哥，你不要怕，老弟陪着你，风雨会过去的。再过几天，咱们就回菏泽了，你就能见到你儿女了，还能见到你家翻盖的新瓦房呢，我上次回去，可是看到了不少变化哩……”
天亮时，风停雨住。那个承办员骑着摩托来上班，发现高秉涵还蜷缩在亭子里，迭声说着抱歉的话。
这时他才知道，那位承办员骑着摩托到了山下，想叫一辆的士上山，但唯一通向山中公墓的小桥，已被山洪冲毁，的士不敢冒险上来了。
高秉涵说：“你不要抱歉，也不怪你，老天爷不作美嘛。”
他说：“我走的时候把你带下去就好了。”又说，“我现在把你送到机场吧。”
高秉涵说：“你先不要送我去机场，我先到饭店，吃点东西再说。”
承办员把高秉涵带到山下一个小吃摊，要了一碗莜面一个卤蛋，埋头吃起来。
承办员跟卖饭的老婆婆比较熟，就介绍说他是律师，为了给老兵取骨灰，在山里抱着骨灰过了一夜。
老婆婆怜惜地看了高秉涵一眼，说，“你是好人，这是积阴德啊。我给你加一个卤蛋，不要钱的。”
回到家中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他趁石慧丽不注意，先钻进卧室换了一身干爽的衣服，更不敢把自己的遭遇告诉她，免得妻子又要大惊小怪地声讨他。
说来也怪，就是饱受一夜风雨欺凌，高秉涵连个咳嗽都没有，“我这辈子几乎没有感冒，我的体质很奇怪。非典流行的时候，大家戴口罩什么的，我一点也不在乎，我外甥女是医生，她说大舅你的体质变异了。我说这是上苍在保佑我。”
另一次留下深刻印象的领骨灰是在2014年8月，同样发生在深山里的军人公墓，这次倒没受风雨之苦，他要征服的是一座五层高的灵骨塔。
按照常规，五层楼能多高啊？还好意思拿出来说道说道？其实不然，这座存放老兵骨灰的灵骨塔为多放骨灰坛，每层的高度都比平常楼房高出三倍，名为五层，实则堪比十五层高楼。高秉涵已是八十老者，望着这高度，头皮都发麻。上去倒好说，找到那位老兵的骨灰坛，再抱着下去，可就惨了：这座塔的台阶设计得特别高，每一台阶近半米高，年轻人下起来也相当吃力，何况一个老人抱着十公斤的骨灰坛。就这几层，足足耗时三十分钟。下来后，高秉涵大汗淋漓，浑身的骨头散了架。
他找到工作人员问：“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安装电梯？”
工作人员说：“住在灵骨塔里的‘老兵们’，他们都是腾云上下，不需要走楼梯，更用不着电梯。”
高秉涵说：“家属来也不方便啊！”
工作人员说：“凡是把骨灰放到这里的老兵，百分之九十都是没有家室的孤独老人，哪有人来看他们？所以也用不着电梯。”
无语的高秉涵上的士前，冲着高高的灵骨塔鞠了一躬，说：“各位老哥，你们肯定很羡慕这位老先生，他明天就要上飞机回家了，我也想帮帮你们，让你们落叶归根，但是你们的家属没有委托我，你们生前也没有委托我……希望你们尽快托梦给我吧！”
上了车，摇下车窗，把手伸出去，给虚空里的许多双眼睛挥挥手，“那时候，心里面有种说不出的茫茫然，这些老兵真是很可怜，没人来看看他们……”
车子却动不了，难道是“老哥们”一起使劲把车轮拽住了？不是，是那位开的士的女司机，趴在方向盘上哭鼻子。雨打杏花娇，女司机肩头一下一下抽动着。
高秉涵急问：“你这是怎么了？”
女司机抬起头，语无伦次：“好好，谢谢，对不起！”
高秉涵问：“你为什么哭啊？”
她说：“我看到你这位老先生，对这些老兵们这么好，我感动得不得了，就哭了。”
最让高秉涵“辣手”的一次，是领取定陶县籍老兵张先生的骨殖，“因为他亡故后，土葬在花莲山边的公墓里，我要雇工人把土葬的墓打开，把他的尸骨捡往火葬场火化后，再装坛带回家乡。这个工程量非常大，费时两天才完成捡骨任务。在这过程中，我还必须按照台湾捡骨的风俗，聘请和尚念经超度，上香膜拜。公墓的管理人员见我如此隆重祭拜，都以为张先生是我的父亲，纷纷夸赞我是个大孝子哩。”
1996年5月，高秉涵作为在台菏泽同乡会会长第一次组团回乡省亲。因为帮手多，一次带回了五个骨灰坛，上车下车，上飞机下飞机，高挂平安牌。
接机的大巴回到菏泽，车下黑压压一片焦急的等候者，尚未停稳，车内已是一片喊叫哭泣，嘈杂如鼎沸。车门一开，秩序大乱，却忘了“无腿的骨灰坛”。高秉涵抱着一个下了车，一位同乡抱下一个，剩下的三个没了动静，正眼巴巴等着呢，骨碌骨碌，一个急不可耐的骨灰坛自己“跳”了下来。高秉涵吓得手足失措，脸色蜡黄，急声喊着“抓住它、抓住它”，众人还没反应过来，那位“急性子”已经落在地上，——骨灰撒了一片。
高秉涵抢步向前，蹲下身去，脱下夹克，铺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捧着骨灰，嘴里念叨着“老哥老哥，真是抱歉，临到家了还让你摔了一跤”。周围静下来，一双双眼睛注视着他，大气不敢喘，仿佛怕吹跑了地上的骨灰似的。
整个过程里，高秉涵轻举轻放，一丝不苟，终于收拾赶净，又说道：“老哥，你别着急，等一会儿，就见到你的亲人了……”
进入宾馆房间，高秉涵把夹克里的骨灰捯进一个袋子里。他神不守舍，搓着手，来回走动，不时冲这位“老哥”抱抱拳，说句对不起。
这位老兵的儿子来了。
高秉涵忐忑地对他说：“真是很抱歉，临下车的时候，把你爸爸的骨灰坛摔坏了。骨灰只好收在这个袋子里了。”
老兵的儿子说：“没关系，我们已经准备了骨灰盒，比你们这个还要漂亮。”
高秉涵说：“那就好，那就好！这是原来那个上面你爸爸的照片。”
老兵的儿子接过父亲的照片，当即跪下磕头，高秉涵拦住他：“别行这样的大礼，你爸爸总算回到他日思夜想的故乡了，还是尽早让他入土为安吧！”
老兵的儿子满脸热泪，使劲点点头。
这次意外让高秉涵惴惴了好些天，总算没有大碍；而接下来的一次意外却叫他越想越后怕……
那次从台北登机回大陆，同行的有位坐轮椅的老兵，高秉涵办完自己的登机手续，就跟机场方面交涉怎样把轮椅弄上去，就把装在一个包里的骨灰坛放在了身边一个台子上。
等把轮椅的事了结了，高秉涵回头去取骨灰坛，——没了！头脑霎时一片空白，一身冷汗，心跳突突，手心潮潮，赶紧跑到广播室发布寻物启事，“我就说丢了一个东西，一个红袋子的包包，大概10公斤重，我没有讲是骨灰，因为讲骨灰也不好。”
广播完了，高秉涵焦躁地搓着手，等在广播室门口，期待奇迹出现。一分一秒过去，这种煎熬是无法想象的，“怎么向老兵的家属交代啊？我跟人家说，我把你爸爸弄丢了，我把你丈夫弄丢了，人家等了四十多年，你给弄丢了，这事怎么说得过去啊！再说，我也对不起信任我的老哥啊……”
十分钟过去了，没人来，高秉涵急得直打转，就又跑回到丢包的地方，一看，哎，那个包不是好好地放在哪里吗？揉揉眼，确实不是眼花。他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去，紧紧抱起那个包，大叫一声：“哎呀，老哥你可回来啦！”一点不打诳语，真是这位“老哥”自己回来的。
据高秉涵推测，那位顺手牵羊的小蟊贼，看到一个这么“别致”的包裹，心里定然一喜，趁他不注意下了手。等到无人处，打开一看，糟糕，原来是个骨灰坛，太走霉运了！想随手丢弃，又怕里面的鬼魂缠住他不放，所以才在“老哥”的神威下，乖乖恭送回原地……
这支骨灰坛的咏叹调，每颗音符都饱含着个人命运与时代交错的悲鸣，家与国纠缠的无尽痛楚，瞬间沧桑与永恒存在的考量。它缄默在时间的角落里，像永远不想开口的花朵，一旦说出就是民族的剧痛；它流动在海峡上空的云层里，没有呼啸，只有悠扬的呼唤，像日暮投林的归鸟，衔着一滴硕大如夕阳的泪珠；它最后扑入温暖厚重的泥土，像赤子钻进严冬的被窝，听着父母的梦语和大地的吟唱安然入眠。
而弹奏这支曲子的双手，竟如此纤弱，流淌出的曲调却又那么硬朗有力，毫不迟疑，像山泉跳过乱石，荡开败叶，踢倒杂草，一路奔跑向前……
生生死死一抔土
菏泽这两个字，在高秉涵和他的同乡老兵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
他特意从辞书中查出“菏泽”两个字的含义，一次次告诉渐渐长大的儿女们：“菏泽的菏字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叫菏水，是古时候济水的一条支流；这个菏字又代表着一个大沼泽，是古代济水潴留而成的沼泽。这就是咱们老家菏泽的来历。凡是我菏泽儿女，都应当知道故乡名称的来历。”
他还会跟孩子们讲起菏泽境内，另一条举世闻名的大河，“黄河是咱们中国人的母亲河，你甭看她有时候发脾气，但她的恩惠也是无与伦比的……”这是所有菏泽籍老兵绕不过的两条河流，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此外，梁山好汉和牡丹花，也是菏泽的两个符号，两个老兵们画饼充饥的好食材。
然而，现实又是另一番模样。
当高秉涵不经意问自己的小孙女：“你知道中国人的母亲河吗？”
回答令他讶然：“知道，淡水河啊。”
高秉涵含着热泪说：“不是淡水河，是咱老家的黄河，古老的东方有一条河，她的名字叫黄河……”他给孙女轻轻哼唱起来……
一个认识在高秉涵的头脑中越来越清晰：在尚不能实现两岸统一的现状下，老兵骨灰的回归，就具有了精神统一情感统一的特殊意味。
高秉涵说，在台湾，老兵是反对“台独”最坚决的一个群体，他们从不认为台湾是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只是祖国心尖的一块肉。
2006年9月，台湾爆发了百万人反贪倒扁的“红衫军运动”，高秉涵毅然加入了由著名律师组成的倒扁律师团，身穿律师法袍，高呼着“告别贪腐迎向法制”的口号，走上了凯达格兰大道，成为各大媒体聚焦的新闻人物。“我们老兵反对台独是无条件的，那张登着我站在中间喊口号的照片，我经常拿给朋友看，这证明我们老兵都是千真万确的‘爱国党’。”
可惜的是，这群被称为“无根的兰花”的游子日渐零落，同乡老兵“托后”的场景，一幕幕进入高秉涵的生活。
田瑞卿老先生在台湾已有家室，但无儿女，临终前特意叫来高秉涵，含着泪嘱托他：“高会长，看来我是不行了，今天约你在医院见面，有两事相求，一是我过世后，烦请你设法把我的骨灰带回菏泽老家，二是希望在处理我的遗产时，留出一点钱，在我的故里安兴镇设个奖学金，以鼓励家乡学子勤奋学习。”
他的中学老师陈兰芝先生，病重期间也多次对他说：“秉涵啊，我生为菏泽人，死为菏泽魂，我已交代我的太太，我过世后，一定要把我的骨灰送回菏泽老家安葬，希望你能协助你师母完成我这个心愿。”
众多菏泽籍老兵都把这个“会长小弟弟”当作家长，作为呵护他们人生最后一程的托付人。
吴春生原籍曹州府菏泽县，二十多岁时，跟随驻扎菏泽的国军第八兵团六十八军南溃到台，走前因为家贫还没来得及成家，便仓皇间落脚在陌生的孤岛。在部队当了几年兵，混了个士官长，后因身体不很好，退了役，靠打零工度日。
他与高秉涵相识于菏泽同乡聚会，“他眼睛大大的，双眼皮，有点秃顶，瘦瘦的，骨头很突出，一口菏泽方言”，这个印象一直保留在高秉涵的记忆里。老乡相见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加之高秉涵的乳名也叫春生，两人都生出一见如故之感，又同在菏泽城里长大，许多经历有交集，所以高秉涵很喜欢与他共话乡谊，在你一言我一语的相互对答和相互穿插里，稀释着浓烈的乡愁，抚慰着彼此的心灵。
吴春生在台中市的生活并不理想，没有文化，不善交际，长期在一间大楼做管理员。虽然薪水不高，但他待人忠厚，勤勤恳恳，赢得了大楼众多业主的赞许。
高秉涵利用去台中的机会看望他，钻进那间低矮昏暗的铁皮房里，跟他对坐，喝杯水，聊聊天。这间简陋的房子也不是他的，而是租住的。高秉涵感觉，吴春生之所以没有像一般老兵那样，在无望的等待中颓废下去，是因为他憨厚淳朴的内心，固执地抱着一丝回乡的期望，正是这微弱的火光，照亮了他一个个难眠的思乡之夜，给了他打起精神继续生活的勇气，——他在努力积攒钱财，以备回乡之需。
偏偏老天不假便于人，这位抱着热切回乡愿望且已通过申请的老兵，却让病魔将归乡路换成了升天路。
参加完吴春生的葬礼，高秉涵心情沉重，又一位能用乡音说知心话的兄长离去了，生命里又抽掉了一块楼板。更叫他无法言喻的，还是那种挥之不去的悲凉：游子回乡的路啊，为何如此艰辛而变幻无常？
其后，高秉涵经由菏泽市台办查询到，吴春生在老家有一位姐姐和一个弟弟，随即启动了办理骨灰回乡事宜。
来来往往的公函飞越，反反复复的电话沟通，终于办妥了吴春生的骨灰和遗产交割事宜。
1995年暮春时节，菏泽城尚沉浸在牡丹花开的淡雅清香里，吴春生的骨灰坛，被高秉涵抱回了这片他做梦都想回来的土地。一下车门，高秉涵就拍拍骨灰坛说：“吴大哥，你醒醒，睁开眼，看看咱们的菏泽城吧，现在牡丹正在盛开，那是家乡欢迎你回来呢……”
吴春生八十多岁的姐姐和七十多岁的弟弟，见到高秉涵怀中的骨灰坛，双双跪倒在地，泣不成声。老太太哭诉道：“春生啊，你可回来了，咱爹咱娘活着的时候，天天念叨你，你这是去哪儿了？你的心也忒野了，咋一走就没了个影儿呢？……春生啊，咱爹娘这下可安心了……”
高秉涵被这一声声的呼唤，撕扯得泪眼婆娑，春生啊春生啊，这何尝不是自己的爹娘，在地下一声声唤他啊？
高秉涵拉起两位老人：“快起来，你们这是叫我折寿啊！”
老太太说：“大兄弟，我们这是替俺爹娘给你磕的头，你真是好人啊，菩萨心肠。”
高秉涵看着老人一头白发簌簌抖动，哽咽得再说不出话来。
菏泽吕陵镇靳楼村人靳文明，在同乡老兵中有些特立独行。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值风华正茂之年的靳文明投笔从戎，与日寇顽强作战。1949年，随国军败退台湾，来之前已在家乡娶妻生子，后来以陆军中校营长职务退伍，算是老兵中的翘楚。
在高秉涵的记忆里，靳文明有着军人的干练和坚毅，英俊的脸膛上时常挂着含蓄的笑意，眼神时而冷峻，时而热情，挺拔的身材松柏般轩昂。1973年，高秉涵在“国大代表”靳鹤声先生家做客，与靳文明相逢，二人倾谈订交，日后交往颇多。
靳文明因与靳鹤声同村同宗，多受其照拂，就职于台北“国民代表大会”办公室，步入台湾主流社会。像靳文明这样优越的条件，完全可以重新组建一个家庭，许多热心的老乡找到他，为他做媒。靳文明总是淡淡一笑：“谢谢你的好意，我在大陆已有妻室。”
如此多次，他心意坚不可摧。
靳文明是个传统观念很重的人，他以为自己离开故乡，将父母双亲抛给妻子照料，已是不孝，再另谋新欢，岂不又成不义；就算有生之年不能与妻子完聚，死后九泉相逢，也当无愧于执手相看泪眼。
1980年9月，靳文明因病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高秉涵多次前往探望，缠绵病榻多日的靳文明见到他，眼睛一亮：“秉涵老弟，我最盼着你来了。”
高秉涵握住老哥瘦弱的手：“你安心养病，我会经常来陪你说说话。”
靳文明忽然热泪盈眶：“生为异乡游子，死后不愿再做异乡的游魂，我的身体状况，已经来日不多了，没有活着回家的希望了……将来万一反攻大陆成功了，老弟你可不要忘记，把我的骨灰交给我的妻儿啊，我要回老家，我要魂归故里……”
高秉涵说：“靳大哥，你会好起来的。要是真有那一天，我会义不容辞地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靳文明点点头：“人生如飘蓬，谁会想到在这里过了一辈子，人强犟不过命，何况这是国家的大命运呢？！”
高秉涵也悲从中来：“我们都是被隔断根的一代人呀……”
1981年，靳文明病逝于台北。
两岸开放后，高秉涵不时想起靳文明那双渴求的眼睛，于是利用返乡探亲的机会，特地去靳楼村寻访了他的妻儿。遗憾的是，他的妻子郝氏于“文革”期间，带着儿子离开此地，远走新疆伊犁了。高秉涵又顺着线索寻访，终于查知，郝氏已在新疆去世多年，其子靳玲在伊犁一所小学任教。
1996年，高秉涵抱着靳文明先生的骨灰，经香港转机广州，略做盘桓，又转机兰州。在兰州机场，将骨灰坛交给了从新疆赶来的靳玲。
在接下父亲的骨灰坛后，靳玲向高秉涵长跪致谢。
高秉涵表情严肃地说：“你父亲为人坦荡磊落，为了与你母亲团聚，一生坚持未娶，不愧是男子中的伟丈夫。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父亲的夙愿是叶落归根、魂归故里——菏泽老家，而不是新疆伊犁……因为新疆对你父亲而言，如同台湾，仍是异乡……”
靳玲连连称是，答应一定相机办理。
第二年4月，高秉涵回菏泽探访，靳玲也携带父母的骨灰，从新疆赶回。在高秉涵的见证下，靳玲将父母的骨灰合葬在靳楼村的祖坟地里。在村人乡亲准备覆土前，高秉涵站在墓穴前高声喊道：“靳大哥！你今天终于回到老家了，可以与你挚爱的妻子团聚了，可以见到你日夜挂怀的椿萱了。我也兑现了对你的承诺，你安息吧……”
靳玲痛哭流涕，为志孝思，在父母下葬处立一通石碑，上刻：“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高秉涵默念着这两句话，躲进车里泪雨滂沱。
2014年4月，我们赴菏泽采访高秉涵，他给我们讲述了三个令人动容的故事。
原济南第一联中校长刘泽民先生，老家是菏泽县李村乡刘庄，去台湾之前，一直是国民党在教育界的坚定支持者，跟共产党斗得不可开交。两岸开放后仍心存余悸，不敢回大陆，但他心里却非常想回老家看看。十多年前患上老年痴呆症，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清醒时沉默寡言，闷闷不乐，糊涂时就吵着闹着要回菏泽，一声高过一声地喊：“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有一次高秉涵回乡前，去看望他：“我明天就要回菏泽了，你有什么嘱咐没有？”
老人摇摇头，说了句：“秉涵啊，你能来去自由多幸福啊。”便不再说话。
过后，刘泽民的儿子打来电话，急歪歪地说：“秉涵啊，大事就不好了，你刚走，老头子就大吵大闹着明天非要跟你回大陆呢！你们什么时候动身？”
高秉涵就把具体行程告诉了他。
第二天，刘泽民的儿子开着车带上他，尾随返乡团的大巴到了机场，车子停下，把老爹抱上轮椅，告诉他：“到机场了，一会儿就上飞机了。”老人高兴得直拍手。
高秉涵等人办完手续，登机而去。
刘泽民的儿子则推着老人围着机场转了一圈，等他迷糊的时候，又抱回汽车里，掉头回家。路上刘泽民清醒了一点，儿子就说刚才你在飞机上睡着了，我们马上就到刘庄了。他那么高兴，一下汽车就喊着到家了。儿子就说你看看你老家变化多大啊，变得跟台北一样漂亮了。
老人哭了：“我不要老家变得跟台北一样漂亮，我要原来的老家啊。”
这次返乡前，高秉涵去台北医院探望了菏泽朱楼村的朱一凡老先生，老先生听说他要去北京电视台录像，就问：“你这次到北京能否见到胡锦涛先生啊？”
高秉涵说：“大陆的领导人换班了，现在的领导人习近平是我们菏泽的女婿！”
他两眼放光说：“那太好了，你一定要告诉他，把两岸统一的步伐加快一点，否则，我就看不到了。”
高秉涵说：“朱大哥，你的美意我一定会转达的……”
朱一凡是高秉涵来台湾后认识较早的老乡。抗战胜利后，朱一凡跟着菏泽县县长张文光做贴身警卫，1949年随第八兵团五十五军来到台湾。1952年春节拜年时，高秉涵在张文光先生家遇到朱一凡，一问，他竟跟自己的外祖母朱敬范老太太是同村同宗，一下拉近了两人的距离。高秉涵在台北建国中学夜校读书时，朱一凡在建中夜校担任工友，给了他很多帮助。
两岸开放后，朱一凡数度返乡探亲，虽然家乡已没有亲近家属，但他返乡的热情丝毫不减，尤其对两岸统一抱有坚定的信念。他总说，活着已做了他乡人，死了不能再做异乡鬼。
2009年，九十岁的朱一凡突然中风，半身不遂，但口齿头脑依然清楚，每次见到来探望的高秉涵都要叮嘱一次：“如果我病故了，请你务必把我的骨灰送回菏泽老家，纵然朱楼已没有家属，也请你把我的骨灰撒在朱楼村，帮我叶落归根。”
就在高秉涵返回台湾的第二天，朱一凡撒手归西。当年秋，高秉涵抱着他的骨灰来到朱楼村，轻轻撒在了村子周围的土地上，圆了他死后守着老家安息的心愿。
最有戏剧意味的是菏泽定陶籍老兵杨士豪。来台后，他在台北建国中学日间部担任上下课摇铃的工人，晚上就在建中夜校勤恳攻读，后来考入台北师范学校，毕业后，自愿请缨到台湾山地小学任教。虽然那里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但他安之若素，令菏泽老乡们为他感到骄傲。杨士豪奉行单身主义，终生未婚。晚年用自己的积蓄，在家乡定陶县东杨楼村小学设立了奖学金。他也极其热心同乡会的公益活动，每有活动必到，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参加同乡会的目的，就是听听家乡的乡音。”
在病重期间，他对高秉涵说：“秉涵老弟，我老家也没有亲人了，我死后，你就把我的骨灰撒到村西一里地的老槐树周围吧，那一片都是我家的地哩！”语气中满是自豪之情。
等到高秉涵抱着他的骨灰坛，在众多媒体和几位同乡老兵的陪同下，来到杨士豪所说的村子，转到村西一里地处，却怎么也找不到那棵作为他记忆坐标的老槐树，眼前只是一片一人高的玉米地。
高秉涵拍拍怀中的骨灰坛说：“杨大哥啊，我按你说的找到你家的地了，不过那棵大槐树已经没有了，但这片地肯定还是你家的地，你就在你家的玉米田里安息吧！”
喘口气又说：“杨大哥，你的骨灰撒到玉米田里，再发一次光，让玉米长得好一点，这是你对故乡最后的感恩呢。”
说起这次很有“戏剧性”骨灰安放仪式，高秉涵的感慨由那棵大槐树生发而出：四五十年的世事沧桑，哪还留得住一棵老树，偏偏这棵树在老兵的记忆里还长青呢……
这些年，经高秉涵之手回到菏泽故土的老兵骨灰已有六十多位，剩下那些“硕果仅存”的菏泽老兵，都视他为生命的“提灯女神”：“秉涵啊，你一定要好好保重，你最年轻了，你得把老哥们都送回家后再走啊！”
他含泪应道：“老哥，你们放心吧！”
高秉涵已经对生死看得很通透，对自己的后事毫不避讳：“我死后，骨灰一半留在台湾，一半埋到菏泽高庄的祖坟地。我爱台湾，这里有我的儿女后代，我更离不开菏泽，那里是我永远的父母之邦！”
菏泽啊菏泽，你到底是一片什么样的土地，竟叫这些流落他乡四十多年的游子牵肠挂肚，以至于生死不舍？据说你的土质很贫瘠，你的生活很穷困，你的发展很落后，可你的那一抔黄土，却如此高贵圣洁，所有归来的孤魂都愿与你融为一体，天长地久！
为了三个女人的守候
女儿鲁励平一个月大时，父亲王海亭随军离开北平。四十三年后，父女两人第一次相见，鲁励平却根本不知道，坐在面前的老人，正是自己的生身之父。
在王海亭走后的四十三年间，这个普通的小家庭，遭罹了什么不为人知的变故？鲁励平的人生因父亲的缺失，发生了怎样不可逆转的改变？为什么他的亲生女儿姓鲁而不姓王，其中到底有何蹊跷？这些谜团，都在鲁励平写给高秉涵的一封求助信里给出了答案。
这封信写于2010年5月10日。
在鲁励平的生活中，“父亲”一词总是被“养父”取代着。在王海亭失踪两年后，妻子鲁佩文到法院起诉与其解除了婚姻关系，并另嫁他人。
鲁佩文改嫁前，女儿的名字叫王小丽。现任丈夫的意见是让她改姓。鲁佩文明白他的意思，但不赞同孩子随他姓，这毕竟是自己跟王海亭的骨血，可是再继续姓王，时时提醒周遭人孩子有个跑到台湾去的爹，也确实不合时宜，于是折中行事，让她随自己姓。这番考量的背后，牵扯着复杂的政治形势和个人情感因素，却为后来高秉涵接受委托，代为鲁励平办理父亲骨灰回家的事情，埋下了无数的麻烦。
1991年的一天，鲁励平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说有人受王海亭所托前来看望她。
鲁励平的心乱了。
这些年来，她一直跟母亲和继父生活，因为身体不好，没有结婚成家，平平淡淡的日子，柴米油盐酱醋茶，过得倒也踏实，关于父亲王海亭的话题，早已沉淀为河床里的沙砾，虽有偶尔泛起，却不再是感情的飓风和无端的向往。当然，她曾经一遍遍追问：“假如这个男人没离开这个家庭，她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呢？”
她听母亲说过，父亲的老家在“口外”的河北省围场县，那里曾是清朝皇帝射猎的猎场，抱着上进之心的王海亭来北京读书，然后结婚，又在皇城根下谋了个宪兵的差事，本想扎稳脚跟，过踏实日子。但人算不如天算，这颗渺小的石子，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冲荡到了几千里外的大海中。
来访的陌生老人穿戴与大陆人迥异，西装革履，皮鞋锃亮，神情有些躲闪，但他望着她的目光里流淌着一股暖流。
他说：“我是王海亭的朋友，听说我要来北京，他就托我过来看看你。”
鲁励平笑笑说：“我们还行吧，该挺过来的日子都挺过来了。我爸在那边过得还好吧？”
老人的身子似乎震动了一下：“你爸爸过得还好，四十多年啦，就是没法治好想家的病。”
老人抬手擦擦眼角，又说，“你爸每次谈起你，就说亏欠你太多了，他说一闭上眼，就想起你一个多月大的样子，想了四十多年了，回去后我就告诉他，放心吧，老伙计你闺女早长大了！”
鲁励平有种奇怪的感觉，这位风尘仆仆、满额皱纹的老者似曾相识！她动情地说：“请您转告我爸爸，做女儿的欢迎他回来看看！”
老人使劲点点头应着：“好好好，我一定转告给他！”
鲁励平在给高秉涵的信中如此描述这次会面：“我虽然不知真情，但感到了对方的真诚、关心，半个小时的谈话，彼此感觉不错，这可能是血浓于水的关系吧……”
之后不久，王海亭托自己的二妹也就是鲁励平的二姑给她送来一封信，王海亭在信中说出了真相，那天来看望她的那个人正是自己，他担心女儿恨他一走多年，恨他这个“海外关系”带给她的痛苦，不跟他相认，所以才出此下策。
鲁励平的泪水打湿了信笺，往事随风，该过去的都已过去，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再说父亲在台湾的日子过得也很凄苦，这么多年独身一人，泡在思乡的苦水里，着实可怜。
就这样一来二去，父女俩开始通过书信倾诉被隔断的亲情。
第二次见面是在1994年4月下旬，鲁励平陪着王海亭回到河北省围场县老家，给故去的父母上坟。当鲁励平望着这位满头白发、七十多岁的老人，趴在坟前号啕大哭时，被深深地震撼了，“那情景让我永远也忘不了。”
她忽然读懂了父亲：无根的漂泊，给予他的是无法示人的内伤，他想通过这悲恸宣泄心底的积郁，他哭失去儿子的父母，哭失去父亲的女儿，更哭失去了父母又失去了妻子和女儿的自己。
苍黄的山野滚动着粗糙而凶悍的风，王海亭像一片枯叶被吹得簌簌抖动，每一次抖动都扯得鲁励平的心一紧一紧的。
就在这次相见时，王海亭向女儿明确表示，死后愿意魂归故里，安息在父母身边。
次年，父女再次回围场县老家祭祖。王海亭有些伤感地告诉鲁励平，他的岁数越来越大了，再往回跑，从精力、体力和经济上都负担不起了，再回来的机会不多了。鲁励平听后心里倒了五味瓶。
此后，十几年间父女鸿书不断，直到2009年4月王海亭故去，却再也没见上一面。
三次短暂的相聚，压缩了六十年的亲情，这是一杯烈酒，更是一杯苦酒，逝者带着无限的遗憾走远，生者却还要继续品味。
鲁励平对父亲在台湾的生活脉络并不很清楚，只知他在军队里当过班长，后来退伍，像大多数老兵一样，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认了邻家一个叫王正芬的女孩做干女儿，第二次回大陆的时候，她陪着父亲去给王正芬刻了一个名章，可见王海亭与干女儿感情不错，后来他又在信中交代，他的后事交给王正芬处理。
鲁励平对这个干妹子颇有好感，“这些年，王正芬给了老爹不少安慰，特别是帮助打理后事，这本该是我做女儿该尽的义务，怎奈我老母年事已高且多病在身，离不开我照顾，不能前往。我从心里感激她。”
最后，鲁励平透露给高秉涵一个细节：父亲到台之初申报个人情况时，为了争取进步填报的是“以前未婚”。高秉涵眉头一皱，这就意味着王海亭在大陆不该有妻室，更不该冒出一个领取骨灰和遗产的女儿了；但类似乱填乱报的情况倒是司空见惯，只是处理起来要大费周折；再加之鲁励平姓鲁不姓王，怎么证明两人之间的父女关系，也着实叫人头疼。
鲁励平表示，魂归故乡是父亲此生最大的愿望，也是她做女儿的唯一能尽的孝，不管千难万难都要办下去。高秉涵极为赞赏鲁励平的态度，表示会尽全力帮她完成父亲的遗愿。
两年间，围绕老兵王海亭骨灰办理事宜的文件，在海峡上空飞来飞去，一份接一份，数量之多，在高秉涵所办理的所有骨灰案例中创下了纪录，而每一份文件背后，都是大量琐碎的工作。
有关档案材料包括：一份鲁励平委托高秉涵办理父亲骨灰及相关补偿费的公证书，一份王海亭与鲁佩文离婚公证书，一份鲁励平是王海亭女儿的公证书，一份鲁励平委托高秉涵只领取王海亭骨灰的公证书，一份鲁励平曾用名王小丽、鲁丽萍的公证书，一份证明鲁励平的父亲是王海亭的公证书，一份鲁励平委托高秉涵，到台有关机构领取王海亭户籍誊本和死亡证明的公证书。另有跟在每一份公证书后边的台湾海基会的认可证明。“做下这些公证来，鲁励平花了一万多块钱。这里求，那里拜，不少办事人员很消极，所以就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
令高秉涵异常头大的是，即便这堆材料被海基会全部认可了，拿到骨灰管理单位，依然吃了闭门羹，理由是认定王海亭与鲁励平父女关系的证据链不完备。关于这一点，高秉涵不得不承认存在着一个环节的缺失，那就是鲁励平从没有与王海亭出现在同一个原始文件中。
怎么办？高秉涵想到了王海亭的干女儿王正芬，想请她帮助作证，证明王海亭在北京有个女儿叫鲁励平。不知何故，王正芬并不积极。
高秉涵想到一个另辟蹊径的办法。如果被列管的老兵死后名下有财产，会立马就被管理单位封存起来，其继承人要想领取死者遗款必须一同抱走骨灰，哪怕只有一分钱的遗款，也得等到三年期满，且通过严格的材料验证后，才能领出来。高秉涵想，如果王海亭所遗存款不是很多，可以单独举证领取骨灰，就会相对容易一些。而老兵身后财产的数目是个秘密，管理单位不会对外透露。高秉涵就到银行察看王海亭名下的提款记录，“如果是大笔的钱一定得纳税，现金不在了，但是那个税还在，比方说如果交十万的税，那就表示他的存款是几千万。但王海亭名下的税款只有四百多块钱，那就表示没多少钱了。”
高秉涵将这一情况告诉了鲁励平，问她是不是一定要把骨灰和遗产一块拿出来吗？鲁励平很淡然，说我主要是为了让父亲早日落叶归根，遗产可以不必考虑。高秉涵说，要是主张遗产，一拖就得半年，你赶快委托我单纯领骨灰，这样事情可以办得快一些。
管理单位还是咬住不放。高秉涵怒了：“人家女儿的目的不是来拿钱，是抱骨灰回去安葬。天底下没有一个人愿意花这么多心血、这么多费用，最后把别人父亲的骨灰抱回家的！”
他又找到骨灰管理部门的上级据理力争，终得允准。
2012年4月16日，在菏泽市一家宾馆房间里，鲁励平接过高秉涵递来的骨灰坛后，倒身跪拜，然后抚坛痛哭。
高秉涵静默地立在一旁，任她把六十多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都哭出来。
过后，鲁励平拿出八千块钱交给高秉涵：“高律师，要不是您操持，我父亲的骨灰肯定回不了家，这点钱也不多，是我的一点心意。”
高秉涵笑着说：“你这份做儿女的孝心最金贵！你既然给我钱，我不能不收，不收你会过意不去，我就收下了。”说着从中抽出一张百元钞票，剩下的全部塞给了鲁励平，她怎么能要呢？但高秉涵说：“我要是奔着钱来做这事，那这样挣钱太费劲了，我深知这些老哥的悲苦，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不帮他们完成夙愿谁来帮？”
“在菏泽的一天给人的感觉如梦如幻……感到您非常和善亲切，一点都不生疏。就是感到您太瘦弱了，希望您能好好保护身体，为了自己，也为了这个社会……”过后鲁励平在给高秉涵的信中这样写道。
高秉涵进入大众视野后，委托他办理亲人骨灰事宜的更多了，几乎遍及了全国各个省市。当我们问他最难忘的一次送骨灰的经历时，他脱口而出：“兰州那次。”
“为什么是兰州那次呢？”
他紧蹙眉头说：“这次经历很平常，也没有什么故事，但在我来说非常震撼。”
“为什么呢？”
他说：“这是我送出的一百多坛骨灰中，唯一一位台湾老兵的妈妈亲自接收的……”
1949年，吴全文跟随济南第一联合中学逃奔江南后，菏泽老家的父亲吴克勤与母亲胡雪梅的命运从此开始动荡不安。不久，吴全文随国军辗转到达台湾，先在高雄做零工，拉三轮车，后到台北，以开出租车为生。他跟高秉涵相熟于逃亡路上，走动较多。但与高秉涵一心求上进相反，吴全文堕进了颓废，不求进取，又染上了烟酒瘾。高秉涵多次规劝无效，只能无奈叹息，因为这种颓废是许多台湾老兵共有的心态，根本原因还是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与此同时，胡雪梅与吴克勤夫妇在“文革”中遭受牵连，被强制从菏泽迁往甘肃省兰州市劳改，几番曲折，几番挣扎，最后落脚在兰州市长风机器厂，而吴克勤终因积郁成疾，带着对儿子的牵挂撒手而去。
1988年，两岸开放，吴全文几经打听，终于得知父母的遭遇，而且老母胡雪梅已九十高龄，半身不遂，正在贫病煎熬中等待儿子归来。吴全文悲不自胜，号啕大哭，发誓要以最快的速度飞回母亲身边。
1991年，吴全文的探亲申请批下来了，他在中秋节前三个月就买好了机票，巴望着中秋节当天回去跟母亲团圆。
高秉涵深为这位老哥高兴，资助一万台币作为路费，并预祝他一路顺风。
农历七月间，已经离那个翘首以待的日子越来越近，但吴全文突然觉得胸部及腹部不适，饮食难进，住进台北医院检查化验，竟然已是肺癌晚期。医生虽一筹莫展，但预言吴全文尚有三个月的生存期。医生毕竟当不了阎王的家儿，农历八月初一，吴全文流干了最后一颗思乡的泪水，抱憾而去。
再有半个月就能见到母亲了，而这半个月啊，竟让他走了一辈子，也没走到尽头。
高秉涵匆匆办完吴全文的丧事，抱上余温尚存的骨灰坛飞往了广州，他务必要在中秋节那天赶到兰州，完成这次预约中的“母子会”。
在广州，高秉涵住进了大姐高秉洁家，高秉洁见弟弟行李中有一坛骨灰，很是惊讶。
他简单介绍了一下来龙去脉。
高秉洁佩服得不得了，打趣道：“我们老高家出圣人了，只有圣人才这么做，我们这些凡人快撵不上你喽！”
高秉涵笑笑：“是你也会去做的。”
农历八月十五，高秉涵抱着骨灰出现在了兰州机场。
满脸皱纹、白发苍苍的胡雪梅坐在轮椅上，由一个小伙子推着向他疾行而来。高秉涵疾步迎上前。他看到老人的白发被风吹揉着，一脸焦急，顿时心间涌满酸涩。来到老人面前，高秉涵单腿跪在地上，将骨灰坛送到老人怀里。
老人嘴角嗫嚅着，嗫嚅着，突然拍着冰冷的骨灰坛大放悲声：“儿啊，娘白天盼，夜里盼，总算把你盼回来了！虽然盼回来的是一堆白骨，白骨回来，总比什么也没回来好啊！啊啊啊，娘的儿啊……”
高秉涵的泪跟着哗哗流下来。
老人招呼身边的小伙子架着，走下轮椅，作势要跪下去，高秉涵赶紧搀扶住她，又倒身跪下给她磕了几个头。
她说：“我得给你磕个头，要不是你，我恐怕连根白骨也见不到，你看，我这把老骨头也快去阎王爷那里报到了……”
在返程的飞机上，高秉涵眼前总晃动着老人那张堆满皱纹的脸，就像他曾经看过的一幅油画《岁月的痕迹》的翻版，纵横交错，层层叠叠，这该掩藏着多少人世的悲欢离合啊！而老人那句“盼回来一堆白骨比什么也没回来好”的话，更是重重撞击着他的心扉，令他想到了离家前母亲的叮咛：“你要活下去，妈妈等你活着回来。”遗憾的是，妈妈终归没有等到他的归来，“这位兰州妈妈等到了儿子的白骨回来，而我的妈妈连一根白骨也没等回来啊……”
几十万台湾老兵身后，是几十万心碎的母亲。在某种意义上，能被母亲亲手掩埋的台湾老兵，是幸运中的幸运，更是不幸中的不幸！亲手接过儿子骨灰的母亲，是幸福中的幸福，更是苦难中的苦难！
在高秉涵手里，珍藏着一封同乡老兵桑顺良写给未婚妻的信——一封无法投寄的诀别信。
亲爱的肖娟娟：
三十年分离，三十年相思，泪水都流干了，你还记得我吧！
1948年7月，我俩在菏泽高中毕业时，就跪地立誓，私订终身，我非你不娶，你非我不嫁，我当年9月1日考取警察学校，即前往徐州报到接受教育，约好你在中秋节过后就前来徐州会我，未料时局大变，中秋节过了，你并未来徐州，我也跟着警校迁往南京了，从此就失去了联络。
1949年初，我随校迁来台湾，最近我在台湾担任警察派出所所长任内，因健康检查发现患了肝癌，已到了末期。医生说：我的生命还有六个月就结束了。
如今，反攻大陆已不可能了，此生我俩也不可能再有相见的机会。我信守了承诺，终身未娶，但你是否早已结婚生子？或是否也在信守的等我？或已不在人间？
由于两岸敌对，不通音讯，这是一封寄不出去的信，也算是我的最后遗书吧！你家住在菏泽城西北肖老家村，我家住在大桑庄，我把这封无法投寄的信交给了肖老家西北三里路的小高庄的高秉涵，拜托他，将来万一有一天反攻大陆成功了，或者两岸和解了，如果届时你还活着，如果你还在信守承诺等着我，那就把这封信和我的骨灰交给你，再补举行一次冥婚吧。如果你已不在人间了，那就请高君协助，把我的骨灰埋在你的墓旁，我俩虽然在有生之年未能结为夫妻，也只有在九泉地下结为连理枝了……
因为我的生命已不久人世了，在此行将就木入土前夕，最后在哭泣中完成了这封诀别书信，我俩活着不能相见，我在活着时都在等着你，我也会死后在地下等着你……
亲爱的肖娟娟：我此刻在号啕大哭中呼唤着你，肖娟娟！肖娟娟！我爱你……永远，永远……
你的未婚夫：桑顺良泣书
1978年6月1日于台北荣民总医院
肖娟娟看到这封信时，已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距离桑顺良去世已经十几年，连同这封信一起交到她手里的还有一坛骨灰……
高秉涵跟桑顺良相识的机缘是因为同乡的关系。时日久了，他便对这位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老乡生出疑窦：他怎么不成家呢？许多老乡都为他操心，桑顺良总是婉言谢绝，一来二去，他便被扣上了独身主义的帽子。
直到病入膏肓的桑顺良，把这封写给昔年恋人的诀别信，交到高秉涵手里，他那曾经被人猜不破的情感世界才昭然于世：他竟是这样一位至情至性的真男子！
高秉涵被信中滚烫而悲凉的文字震撼了，虽然时代的动荡是任何人都无法抵挡的，但唯有这闪耀着人性光辉的爱情可以睥睨它，超越它，不惧风雪欺凌，不惧时光滔滔。
1978年12月，桑顺良叫着肖娟娟的名字含泪而逝。
高秉涵按照桑顺良的嘱托，根据诀别信中提供的信息，曲曲折折，终于打探到了肖娟娟的下落，她竟然不顾世俗的流言蜚语，在肖老家村的娘家独身生活，从一位妙龄少女熬成了白发老妪。当等待成为一生的使命，品味等待里的辛酸和甜蜜，就成为支撑她走下去的唯一理由。
“她是一位伟大的老太太，她也和桑大哥一样信守盟约四十年，立志非桑大哥不嫁，一直等到霜雪盈颠……”高秉涵对这份不可思议的爱情毫不吝惜赞美之词。
苍天开眼，她尽管没有等回未婚夫的拥吻，却等回了心上人同样坚贞的爱的承诺。跪在高秉涵面前的肖娟娟衣服整洁，发髻一丝不苟，虽神情哀伤，但镇定自若。她望着骨灰坛上桑顺良的照片，手指轻轻抚摸，目光里盛满年轻恋人般的柔情爱意。
“这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人生信条。”高秉涵对她做出了如此判断，他以试探的口吻问道：“肖女士，你也看过桑大哥的信了，他期盼补办一次冥婚仪式，不知你是否同意？”
肖娟娟拭干眼泪，点点头。
第二天，身穿大红袍的肖娟娟，双手将未婚夫的骨灰坛抱在怀里，在高秉涵的见证下，举办了拜天地的冥婚仪式，然后，热泪满面的肖娟娟与丈夫“桑顺良”走进了洞房……
高秉涵悲肠百结，酸泪扑簌，仿佛看到了桑顺良那张被疾病夺去光华的脸庞，洋溢着幸福的笑意。
几个月后，肖娟娟离世，按照桑顺良的意愿，夫妻二人合葬在大桑庄，永生永世不再分开。
不久，高秉涵利用回乡之机，专程到两人墓前凭吊，对着那个已然芳草萋萋的土丘说：“桑大哥、肖女士，你们都是重情重义之人，虽然在生前不能做天上的比翼鸟，往生之后，却已经结成了九泉下的连理枝。桑大哥，你托付给我的事，我也顺利完成。祝愿你们夫妇永结同心，天长地久……”
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视线之外，草木竞荣，平野漠漠……
2014年9月26日，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公园。高秉涵缓步而行，细细看，默默记，每到一处景点都要用手中的相机，把标牌上的说明文字拍下来；驻足观看反映大槐树移民的实景情景剧，在凄凄惨惨、悲彻心魄的乐声里，目睹先辈离别故土时的悲惨情状，高秉涵潸然泪下。
这次寻根问祖之旅是高秉涵长久以来的一个心愿：找到父母之邦的源头，告慰泉下的列祖。
点燃一支高香，叩拜高氏列祖列宗，老人花白的头颅庄严地叩下去，像一朵风中的芦花。他含泪喃喃：“抱送台湾老兵骨灰回大陆，我是在给那些孤魂野鬼安魂，这趟洪洞寻根之行，我是在给我自己安魂哩……”
每一颗灵魂的回归，无不意味着一片小小国土的归复；每一颗流浪灵魂的安顿，无不象征着个体福祉与尊严，在人道意义上的重新书写。
十三岁时，啃着一枚酸涩的石榴出逃故乡，耄耋之年，抱着一坛坛老兵的骨灰穿越海峡，高秉涵近七十年的归途，浓缩了千千万万台湾老兵魂归故乡的心路历程，记录了我们民族从撕裂到弥合的艰难进程。
铭记这份苦难，无疑是对历史最诚实的答复，对未来最美好的祝福……
原载于《中国作家·纪实》2016年第4期
注释
[1]高艳国，山东武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诗歌学会理事。迄今出版报告文学、诗歌、散文作品专著十二部。
赵方新，山东齐河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齐河县作家协会主席。有报告文学、散文、小说、诗歌作品发表于《中国作家》《青年文学》等报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