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晓玲[1]
引子
小时候，我常到隔壁廖家去玩，廖婆婆、汉堂哥嫂，一家三口，日子虽过得清贫，但我总能听到很多笑声。
忽一日，剃头匠汉堂哥外出做上门功夫，突发脑溢血，当场死去。没过多久，汉堂嫂也改嫁而去。
这样，我的隔壁就只剩廖婆婆一个人了，整日整日冷清清的，听不到笑了。
自此，廖婆婆常常随我一道上山砍柴，转过脸就流泪，动不动就叹气。
又过了几年，她娘家的侄子将她接去养老，将她家的家具都搬走了，顺手还将她家的房子也拆了，得了些门框、门板与檩子。
从此，我再也没看见过她。
我一年比一年地想看到她。
我开始流泪，开始叹气。
我开始不敢常回老家了。
张福全：儿子有家难回
2013年，渐近年关，天气却好得一塌糊涂，阳光普照，冬天的田野把一切都收拾好了，就等春天。
这是一次漫长的出走，我要出门去寻找廖婆婆。
浏阳西乡，镇头镇，大片大片的良田，都栽上了桂花树、罗汉松。良田由山地开发而来，现在，良田却栽种花卉苗木，变回山地。
当地的一位小学退休老师陪着我，就在由官桥通往北星的公路边，我们来到李菊梅老人家。
站在屋外，环顾四周，但见一幢幢色泽缤纷的新式楼房悄然立于阳光里，李菊梅家的二屋小楼满身灰暗，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样式里。
快下午两点，李菊梅刚收拾完厨房，闻声迎了出来。老太太瘦瘦的，脸有些苍白，齐肩的头发扎在脑后，看来应是精心染过，一件暗绿色的棉衣很得体，不像其他农村老太太那么衣着随意。
老太太忙慌慌地搬了几张靠背椅出来，放在台阶上的太阳里。然后开始给我们沏茶，我忙起身帮忙，但老太太坚持让我坐着，直到将茶一一端给我们，才小心地在旁边坐了下来。
老太太的表情一直不自然。
一种隐隐的谦卑与忧虑，这不应该是年关将至的气氛。
她的眼光躲躲闪闪，我问起话来也磕磕碰碰。
李老太太曾是个乡村裁缝，一辈子不会做农活，也很少做过农活。1955年年初，她刚刚20岁，经人做媒，与同年的张福全结婚了。张福全虽然其貌不扬，却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裁缝，曾在株洲城建宁街建新服装店当过学徒，学得了一身好手艺。婚后，原本心灵手巧的她随丈夫学缝纫，很快就操练出来了。开头几年，夫妻俩联手做上门生意，后来便各接各的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夫妻俩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地里刨食，一年四季辗转在镇头、官桥、井龙、扬眉等地，到处为人缝制新衣服，吃香的喝辣的，令人眼热。当然，他们的工价也不高，最多一块六毛钱一天，有时也只有一块二毛钱一天。每年两人还得拿钱去生产队买五六千工分，不然就分不到口粮，间或还得交工商税，所赚的钱便所剩无几了。只是，他们还得尽力存些钱，家里的土房子实在太破旧了，随时都要坍塌。
说到她儿子了。
李菊梅身子单薄，结婚多年都没怀上孩子，令她抬不起头来。不知听了多少闲话，拜了多少菩萨，喝了多少苦浸浸的中药，到第十二个年头，她快绝望时，惊喜地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
生下了儿子张新优，她的头抬起来了一点。说到这里的时候，老太太脸上有了隐约的笑容。只是，我太知道在漫长的苦闷与一丝喜悦之间，她承受了多少压力，背负了多少歧视。万一与人有了纠结，吵起架来，常会败下阵来，什么不下蛋的鸡婆，什么前世没做好事，要有多么恶毒就有多么恶毒！
李菊梅不光生了儿子，儿子还健健康康地长大成人。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儿子高中毕业了，家里的情况好转，他们还修了栋当地最好的土砖房。夫妻俩此时已50出头了，虽说带了不少徒弟，自己却有些做不动了！此时，丈夫张福全眼见人们因分田到户手里宽裕了，当地人讨媳妇除了满屋子的新家具，至少会置办自行车、缝纫机等，便试着在北星桥街上开缝纫班。不想来学的姑娘还挺多，每人收六块到八块一月学费，连办了两年，所赚的钱正好用来操办儿子的婚事。
儿子结婚后，很快就有了孙女孙子。他们家正好在公路边上，儿子做起了当时最热门的种子生意，也就是将此地村民制种的种子贩卖到岳阳、汨罗等地。
到1985年，他们家又建起了当地最早的红砖楼房。
老太太眼睛有些花了，缝纫做不动了，心想就安心帮儿子带带孩子吧。就在老夫妻以为自此可以高枕无忧时，先是发现孙子张健脑子有问题，带到医院去检查，说是天生智障，全家人都蒙了。不久，儿子张新优做种子生意亏本了，除了将手里的钱都赔了，还欠了大量外债。
张新优只得丢下一家老小远走他乡。
不久，媳妇离婚走了。
面对一双年幼的孙女孙子及猛然空落下来的房子，老太太病倒了，一病就病了好长时间。
说到这里，老太太脸上重又聚拢了阴云。她的牙关咬得紧紧地。
我看得懂那样的表情。
“您只生一个儿子吗？”我问道。
“当年好不容易生下儿子后，再也没怀过了！”老太太叹道，“要是多生个女儿多好呀！”老太太又开始叹气。
“明知你们两位老人带不动孩子，媳妇怎么就离婚走了呢？你怨她吗？”
“说不怨是假的，但既然自己的儿子走了，也不能强求人家年轻轻地就守着，她有她的日子要过呀！”老太太越说声音越小，站了起来，往内屋去了，说要给我们添些热茶。
我不由暗地里责怪自己，我不应再触到她的痛处。
我忙站了起来，我的眼泪也要上来了。
我一下想起了廖婆婆，似乎所有的老太太，心酸的时候，止不住要流泪的时候，她们都必须要转身。
我来到地坪里，看看这栋旧式小楼，沾满灰尘的白色，几成黄色。
很快，老太太提着开水瓶出来了，仿佛不记得我问过什么，只热情地招呼我坐下，招呼我喝茶。
儿子媳妇走后，老夫妻毕竟年纪大了，再也做不动了，到1991年年底便正式歇业。他们强打精神，依赖往日不多的积蓄，重新学做农活。只是，儿子，逃债的儿子总是他们最深的牵挂。
儿子长时间不知去向，有人说在浏阳，有人说在长沙，还有人说在株洲。他们也不奢望儿子回来了，即便回来了，又如何面对庞大的债务呢？就在那几年，常有人上门讨债，眼见他们一家的凄凉境况，大都摇摇头就走了。也有人会搬走一两件家里的家具，家里便越来越空，到现在就剩下几张睡觉的床，几件盛衣的柜，还有些桌子椅子。
孙女初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了，孙子读不进书，也干不成什么活，就让他干脆待在家里。
大约在五年前的年底，也是快过年时节，想起在外飘荡的儿子，老夫妻不由满腹愁绪。那天晚边，孙子到隔壁家看电视去了，老夫妻坐在火房里烤火，相对无言。突然门外有人在敲门，张福全起身去开门，一股冷风窜了进来，门外却没有人影。正要关门时，一位中年汉子却闪了进来。老头子吓得愣住了，来人却赶紧将门关上，反转身子过来叫了声：“爹爹！”这一声既熟悉又陌生的呼唤，令张福全不由一怔，莫大的怨恨与委屈汹涌而来，他早就憋着要狠狠地打他的耳光，他果真扬起手狠狠地打了儿子一个耳光。儿子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任他打，当他扬起手再要打时，李菊梅拖住了他的手，然后扑着过去抱住了儿子，哀哀地哭了起来。眼见着母子俩早已哭成一团，张福全也不由眼泪双流。
老夫妻已年近80岁，儿子终于稳定下来，在株洲做生意，又组建了新的家庭。但是，他依然只能趁晚上偷偷地回家看看，又匆匆地离开，但好歹给这个家带来些许生气。
坐在温暖的阳光里，李菊梅说起往事，说完儿子，又担忧起快30岁的孙女只知道赚钱补贴家用却不结婚，担忧孙子在他们百年之后该如何生活，担忧儿子在外躲藏到何时。她说她不敢多着急，她患高血压多年，着急多了就头晕。不久前她还昏倒在地上，好在孙女刚好在家休假，赶紧将她扶了起来，请来医生给她看病打针。
老太太说着又开始心痛起来，她真心心痛那些钱，也真恨自己得了这种病，常常得花钱买药吃。
正说着，张福全老人背着一只鼓胀的纤维袋回来了，后面还跟着老队长。
张福全放下纤维袋，袋里跑出两只鸡。张福全如释重负似的，想要站直些，但看起来一时半会儿站不直了，毕竟，这是几十年的重压叠加。
张老比老伴看上去更显老，戴着一顶旧棉帽子，难得的是，他的思路却异常清晰，人也乐观些。他几乎是带着笑说，想到只有十来天就要过年了，就去附近人家买了两只鸡。一旁的李菊梅却苦着脸，连连叹道，还买什么鸡？真是浪费！老队长忙附和道，买两只鸡用不了多少钱，过年还是让孩子们吃好点！
老太太一直嘀咕着，又花钱了，本来可以不花的。
张福全不再搭理她，也和我们说起昔日做缝纫的日子，故事又要重演一遍了，回忆大概是他们俩主要的生活。说出来，或者没说出来，都是那些逝去的好时光。
张福全说着我已听过一遍的故事，我还是听出了别的内容，因为他是带着笑意说的。这笑意还一直延续到他主动说到儿子身上。他说，就是这样了，只有面对，儿子有家难回，只要他在外平安就行。
我不敢接话，因为旁边还有老太太，她又一次起身去为我们添开水。
临走时，张福全托我去问问镇上，原本，他们夫妻俩与孙子从2010年就吃了低保，有了低保吃饭至少还能对付，都两年了，不想今年就取消了，他想不通。他说，我们再也干不动活了，没有任何收入，孙子又不知事，真希望能赶紧恢复低保，不然我们日子就难过了。我赶紧表态要去镇上查一查是怎么回事，我说得很坚决，那几乎是本能反应。
张福全露出深深的感激。
从深深的忧虑，到深深的感激，我突然明白我满口答应的事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顿时黯然。因为，我也只能建议镇政府恢复他们的低保，但决定权不在我手里，只怕不能帮上他们。
走出他家地坪，夫妻俩还站在大门口一直目送，张老那佝偻的背，他俩脸上勉强的笑意，令我不忍多看。我赶紧将视线投向了屋一侧的菜地，菜地很宽，种的菜却不多，长得也不好。
是的，人老了，连菜地都不太听他的使唤了。
走出半里路了，老队长从路边站了起来，也不知什么时候他跑到了我前边，蹲在路旁等我。我忙停下车来。
话题再一次回到张老一家。
老队长是张福全为数不多的老朋友了，他再一次为我复述了张老一家的故事，只不过夹杂了他特有的唏嘘和感叹。他的表情，他的怜悯，还有他复述时增添的几个小细节，让我更加沉重起来。
张福全的儿子张新优，当年贩卖假种子出事，导致不少村民颗粒无收，被判三年徒刑。虽是缓期执行，但还是匆匆逃走了，他老婆也丢下一双儿女离婚走了。仿佛是摆脱不掉的霉运，张新优的儿子是个傻子。这个傻儿子有一天跟人说，自己的爹晚上偷偷回来过，去年还接全家去株洲过年。于是，苦守在家的老两口的低保被取消了。
傻儿子今年又说了，今年，他爹做生意亏本了。肯定是连偷偷地都没回来了。
刘九斤：给老了的人穿衣做鞋
阳春三月，莺飞草长，田野间处处铺展着喜人的新绿，隐约的花香。
浏阳不少姓氏都是从江西迁移而来，称江西人为老表。我平日里也到过宜春、婺源、景德镇，但都是一游而过。这一次去吉水，肯定要走村入户。一路上，春光明媚，田野上已有人在忙碌。我又想起了廖婆婆。失散多年的廖婆婆。
金滩镇就在吉水县城边上，靠近吉水工业园，这里的年轻人依然出外打工，去工业园上班的人不多。那天上午直奔金滩镇麻塘村，村子里房屋比较拥挤，且大都是三层以上的高楼。我不明白，为何在乡村要建这么高的楼房，便问村支书。邓支书是一个精明强壮的中年汉子，他笑了笑说，还不是在外赚了钱，回家就建高楼啰。我们村里的地金贵呢！
随着村支书左转转右转转，来到一栋旧旧的两层楼房跟前，走进堂屋内，悄无声息。村支书高声地喊叫起来，屋后传来尖细的应答声。循声过去一瞧，后面还有几间杂屋，就在宽宽的过道上，站着一个手拄拐杖的瘦小的老太太。
小老太太一头齐耳银发，穿着棕色花上衣，很是惊讶地看着我们几人。她对村支书说，你们是谁？找哪个？她竟然不认识村支书。
村支书笑了，与赶来的另一位穿蓝格子上衣的老太太进堂屋里提凳子，张罗着大家在后面过道上坐下，老太太与那位蓝格老太坐在一起。蓝格老太曾经是她以前的邻居，见今天出太阳了，特地来看看她。
老太太已经96高龄了，看上去依然那么精致！她叽叽呱呱说了一堆土话，我听不懂，只得扯着村支书当翻译。原来，老太太是孤寡老人，无儿无女，现随夫家侄子生活，村支书帮她办过五保手续，也时常来看看她。可就在聊天时，她时不时抬头看看他，疑惑地问他，你是哪个？来干什么？村支书只是憨憨地笑，我想笑却满心酸涩。
她那么谦卑那么小心翼翼，她应该会记得任何一个帮过她的人，是生活的艰难还是病痛的折磨，让她几乎记不起一些人和事呢？等知道眼前是村支书呢，她赶紧赔小心，邓支书别见怪呀！你看我的眼睛又出毛病了，七八年前在吉安市人民医院做过白内障手术，当时效果蛮好，可后来眼睛时不时发红，还看不清东西。
说着说着，她又问村支书，你是哪个？来干什么！问过后，眼巴巴地看着村支书，满脸无辜。
老太太一生波折重重，两岁时被家里送到麻塘一农户家当童养媳。至于第一任丈夫什么时候过世，她已记不太清了，也不记得他什么名字。她当时年龄实在太小，也没有怀过小孩。
第二任丈夫邓正和，无兄无弟，也是一个种田人。据说很早就参加过革命，但刚刚解放时，不知何故被打成反革命，不久也死了。她当时还只有20多岁，也没孩子，又陷于孤苦无依的境地。
刘九斤30岁时，与第三任丈夫邓富其结婚了。邓富其也是麻塘地地道道的农民，农闲时就帮人杀猪，赚几个零碎钱或赚些猪头肉。他对她不错，不嫌弃她嫁过几次，只是他俩也没有一男半女。到1979年邓富其因病过世了，此时她刚刚50岁，除了几间旧房子，什么积蓄也没有，她再次陷于孤苦无依的境地。
她个子矮小，干活赶不上别人，别家女人一天有八分工，她只有四分工，实在很吃亏。好在她脾气好，爱干净，见人就笑就热情地打招呼，从不与人争高低，大伙倒没怎么为难她。在广阔的乡村，像她这样没有丈夫没有子女的女人，免不了会遭受欺侮。也许在过去的日子里，努力忘却受排挤的屈辱，拼尽全力去劳作，已成为她生活的底色。
后来，分田到户了，她也分得了八分田，还有些自留地和自留山。她就靠这些田土为生，一个无依无靠又力气单薄的女人，如何熬过那些漫长的日子，老太太不愿提及，也实在不堪回首。
她时不时温和地看看我，然后左手拍拍右手，拍拍右脚，脸露痛苦地对我说：我这里痛，我这里也痛，痛得走不了路！说着说着，嘴就扁了起来，好像受了委屈的孩子，恨不得大声哭起来。
看着她眼巴巴的模样，我的眼涩涩的，只得将视线落到她的拐杖上。我甘愿是她的女儿，能上前抱抱她。此时，她和蓝格老太并排坐在厨房门口，那根木拐杖就靠在她身边墙上，把手已被磨得发亮。蓝格老太赶紧握住她的手，老太太情绪才渐渐稳定。
原来就在2010年12月初，一天早上，老太太刚走出大门，因头天晚上打霜了，就“腾”地摔倒在地，怎么爬也爬不起来。闻声赶来的侄子邓根仔赶紧将她送到村卫生室，乡村医生自然瞧不出老太太的腿到底伤成了什么样子，只给她开了四五天的消炎针。打过几天吊针后，老太太的腿依然红肿，只能躺在床上，这一躺就是一年多。老太太只是安静地躺着，从不讲起自己的苦楚，也不从说起自己的腿其实一直在痛。侄子侄媳倒是饭时送饭，茶时送茶，还以为是她年纪大了，伤痛恢复起来不容易。
一年之后，老太太依然不能直起身来，需要拄着拐杖，佝偻着背，才能缓慢地行动。侄子傻眼了，忙带她到吉水医院检查，才发现当初腿摔骨折了，现在骨折处长歪了。但为时已晚了，只能任其如此了，又有谁知道她到底遭受过怎样的煎熬？也许在侄子们看来，能接她过来一起过日子，就是最大的恩惠了，就是尽到了最大的责任了！
蓝格老太依然握着她的手，怜惜地看看老太太，老太太的泪水缓缓地流了出来。见我们在看她，她从裤口袋里摸出一条小方巾，赶紧将泪擦掉。她无辜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努力地想绽出些笑容。我不忍看她，赶紧将视线又落到她的拐杖上。
就在她91岁那年，见她越来越弱，又不愿去敬老院，侄子便将她接到自己家里来，以便照顾照顾她。侄子是泥水匠，大多数日子都在吉安、吉水一带打工干活，在家的日子很少。侄媳妇就留在家里，照顾家也照顾她，这一段时间却不在家，去吉水城里带孙女去了，都去了好长一段日子了。
老太太孤身一人，一般晚上七点多就睡，早上六点多钟就起床。早上就什么也不吃，中饭、晚饭就用电饭煲熬点稀饭，也没力气去摘菜或买菜，也做不了菜，就拌点自制的水豆豉（豆瓣酱）。人老了，吃点就够了，老太太从不愿意给侄子侄媳妇添麻烦，坚持自己洗自己的衣服，还坚持每天拄着拐杖，缓缓地打扫楼下及屋前屋后的卫生，劝也劝不住。
老太太耳朵不太好，眼见着我们在说话，只微微地笑。村支书告诉我们，老太太已吃了十多年的五保，现在每月除了农保金55元，还可领到100元五保金，她住院的医药费也可全部报销。可她节省惯了，虽说平时少不了头痛脑昏，她最多让人叫来村里的乡村医生给她吊水。
我问她，病了怎么舍不得去住院？
她红着眼说，怕添乱，也怕用钱。她都90多了，活够了，现在是拿自己的命在挨日子呢！
我的心沉甸甸的，也很疑惑，老太太怎么70多岁才吃五保？她之前长长的老年岁月，应是干不了什么活，又靠什么生活呢？蓝格老太犹豫地看着我，村支书也一声不吭地看着我。
老太太这下听清楚我的提问，坦率地说，我以前就给老了的人穿衣做鞋！
见我不太明白，蓝格老太解释道，我们这一带谁家死了人，她就去给死者洗抹身子，穿寿衣戴寿帽做寿鞋。她做事很用心，每家都会给些钱，她就积攒下来，靠这些钱过日子呢。
原来如此，我只觉后背凉飕飕的。老太太那么瘦小，又老了，且不说洗抹死者身子的辛苦，难道就不害怕吗？更别说旁人异样的嫌弃的目光！
老太看了看我说，我当然怕，有时怕得打哆嗦，整晚整晚睡不好。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一次可得一二十元，还可赚几天吃喝呢！除此之外，我这个孤老婆子又到哪里挣钱呢？可自上次摔跤后，我就不能去做了，成了没用的孤老婆子了。
她的眼眶又红了，我赶紧将事先备好的小红包递给她，不想她却尽力推辞，还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她没拄拐杖，真怕她摔倒了，我赶紧上前握住了她的右手。她却趁势用双手紧紧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是那么干瘦那么凉，我清楚地看到有泪从她红红的浑浊的眼里滚落了出来。我情不自禁地抱了抱她，她的身子依偎着我，是如此单薄，如孩子般单薄。我真是万分怜惜。这真是个命运波折又自尊自爱的老人！
有些依依难舍，在她身上，也许我看到了逝去的妈妈或者是廖婆婆的影子吧！
我在金滩镇前前后后待了四天时间，除了采访，都待在工业园边上顺天酒店二楼520房间里，整理整理采访情况，看看书，还在电脑上看看电影，竟意外地搜到了迈克尔·哈内克的《爱》。电影讲述了一个关于“年岁增长所带来的身体衰弱及耻辱”的故事，用缓慢的纪实叙事手法，细致、冷静、温和地描绘了一对老年法国夫妇，乔治和安妮，一步一步走向生命终点的历程。
乔治和安妮原本都是音乐教师，已年过八十。老两口相依相伴，看演出，听音乐，看书，生活过得安逸也很有情趣。可安妮第一次中风出院，就偏瘫了，还能用一只手吃饭、看书，还能开着电动轮椅在客厅旋转。她不愿去老年公寓，不愿去冷冰冰的医院治疗，乔治独自尽心尽力地照顾安妮。安妮第二次中风出院，状态很糟，只能卧床，且意识时常模糊，一切全要照料。老乔治艰难地顽强地照顾着安妮，最后竟用枕头闷死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安妮。老乔治买来洁白的鲜花，精心修剪，细心洗涤，撒在安妮的周遭。之后，他推开大门毫不犹豫地走了出去，从此不再回来。
有人说过：长年累月的疾病不仅折磨着患者，更折磨着亲属，最终一点点地摧毁常人的理智。在《爱》中就有很多东西难以直视，比如恶疾带来的不堪，比如亲眼看到出类拔萃的爱人慢慢凋零的钝痛，比如老人的意志与尊严在疾病面前慢慢消失的无奈。
“生命怎么这样漫长？”安妮在中风瘫痪卧床时的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脑海。我想，只有当一个人活得生活起居必须依赖别人，活得没有尊严饱受病痛折磨的时候，才会绝望地感叹生命之长。
想想吧，即便在敬老院里，在生命的最后历程，与众位老人待在一块，可能会比独自一人在家要热闹。但依然只能简单地挨着日子，依然不能生病，生病就会立刻陷入不堪的境地。我不知道廖婆婆到后来有没有生病，她娘家的侄子们又对她如何。实在不堪想象。
面对现实，你终将老去，我也会终将老去，大家都会不可避免地终将老去。老去的时光又是怎样的光景呢？最好不要孤独，最好不要困顿，最好不要病痛，只要安然而逝！
延大爷：能活一天就活一天
河北之行第一站是赞皇县嶂石岩乡王家坪村，按照铁凝小说里的话说，这是一个藏在大山褶皱里的村庄。
之前我从没听说过赞皇县，我知道得更多的是保定、邯郸、荷花淀、西柏坡，甚至井陉、正定等地方。
赞皇县位于太行山中段东麓地段，距省会石家庄市仅50公里。已是四月底，从石家庄出发，高速两旁也是葱茏的麦地，绿意恣意流向远方。我还惊讶地发现了，排排杨树间，间或会闪过一两棵槐树，挂着串串曼妙的白花，应是许多北方作家反复赞美过的香甜可口的槐花了。
车过赞皇县城后，往西有两条山谷：一在正西，曰许停川，两旁皆是贫瘠山区；另一条沿槐河南岸南拐，而后西转，曰里川沟，直达王家坪村。渐渐地，窗外为曲折的山地，公路宛若藤蔓，缠绕在槐河南岸高高低低的山峦上，一会儿谷底，一会儿山头。山上有树，多是近些年嫁接的枣树，刚刚挂上嫩叶。
最令我着急的是，随路而行的那条槐河，河床看上去很宽，却干枯见底。河床上，躺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还胡乱地生些杂草，丑陋荒凉。我来自南方，每每看到北方那么多河道没有水，就心绪低落。
没有水，人们的日子怎么过？
河岸宽敞处，看得见或大或小的村庄，房屋周围也会有几棵绿树，但几乎都是灰扑扑的。村庄四周田地不多，大都为零星的菜地。其时阳光灿烂，风有些凉，干燥。好在越往里走，山越来越高大，气势越来越足，山高林密，欢欣就从心底升起来。
王家坪村两面环山，是嶂石岩乡最大的行政村。该村有1300多人，耕地面积却只有300多亩。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有限的土地都用来种植小麦、玉米，也出产核桃、板栗、柿子、黑枣，日子自然过得艰难。当打工潮席卷而来时，村里的年轻人争先恐后地外出打工了，只剩下女人孩子与老人留守。
车向右拐，横过干涸的河床，拐上一条仅容一车的水泥路，路旁全是些新新旧旧的房子。行没多远，车呼地停在重重房屋之间的广场上。司机打开车门说，到了，就是这里，你去村卫生室找延医生，他会替你安排好一切。
村卫生室不大，是一栋三开间平房，当门摆着一张大办公桌，后面靠墙立着两个灰色铁文件柜。一位身穿军绿色解放装上衣、花白头发的胖大哥正在认真地写着什么，他闻声站了起来，看了看我，满面含笑地问：“来了？累了吧！快坐坐！”温和而儒雅，一位忠厚长者，便是延大哥。延大哥年轻时就是村里的赤脚医生，还当过村上的干部，当年亲手在村里建起了医疗站，从此坚守在村子里。
延大哥很忙，接下来两天，都由胖胖的延大嫂带我在村子里采访老人。就在来的那天傍晚，趁天未黑，我在村子里走了走。偌大的村落，除了偶尔有几个小孩嬉闹着跑过，或几个老人匆匆走过，很是安静。静得竟有些空洞，寂寥。走走停停，我惊讶地发现，村外田土里几乎没种小麦，倒种了不少土豆，也有的成了菜地，也有的就随意地撂在那里。那些新砌的带院子的楼房，大都建在原来的田土里，村子中央则是些空荡荡的旧院落。看来，这么多年来，村里年轻人出去打工，赚了钱，新建了不少院落，也就看轻了田土。
延大爷延四太老人家的院子就在村之中央，第二天上午延大嫂就带我去了。延大嫂告诉我，延四太今年80岁了，都中风几年了，一直独自住在一个院子里。他一年到头几乎不出院子，村里人甚至很少想起他了。
他家的院子靠内，当走进其落寞荒凉的院子，但见他正呆坐在台阶上，视线却不知落到何处。延大嫂喊了他几声，他充耳不闻。直到我们走到他跟前，他才惊醒过来，随后右手摸到靠墙放着的柺杖，左手摸到椅背，吃力地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延大嫂赶紧上前扶住他，让他坐下。
老人重又艰难地坐下，叽叽咕咕说了几句，我什么也没听清。我想，糟了，虽知道老人已偏瘫五六年了，没想到他说话也不清楚，交流肯定有困难。延大嫂从屋内找来一张小板凳，还有一张高靠背椅，我们在他跟前坐下来。
老人脸上花白的胡须有些零乱，穿着件深蓝色的解放装上衣，里面穿着一件棕色的内衣，里外都只扣了一粒扣子；而蓝色的裤子有些肥大，脏兮兮的；光脚穿着双黑色旧布鞋，脚胖乎乎的，好似肿了似的。丝丝异味自他身上飘来，老人却定定地望着我，那有些无辜的神情，任谁都会莫名地酸涩。
曾经高大健壮的汉子，曾经村子里的风云人物，老了竟落到如此无助的地步。而他不得不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命运真是无常呀。
解放初期，正值十七八岁的青春年华，延四太积极地投身到革命队伍之中，干起工作来热情似火，又舍得学习，深受当时领导器重。到1954年上半年，刚刚20岁，他就当上了野草湾区区工委秘书。他自是踌躇满志，想着好好干一番事业。可两个儿子接连出生，家里还有老人、弟弟、妹妹，光靠他每月30块的工资连买口粮都困难。到1958年，趁各地成立人民公社时，他一咬牙辞掉了组织上为他分配的工作，义无反顾地回家挣工分了。
毕竟是曾经的区委秘书，有头脑有见识，大家都很信任他，选他当大队队长。他也不负众望，也不去搞什么大鸣大放，只管抓粮食生产，至少不能让人饿肚子，也没怎么让村里人饿肚子。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村子里闹起了革命，延四太不得不靠边站，也无怨言，该干啥还干啥。可到1972年年初，村民们说什么又让他为大家主事，他只得又出山了。先后干过了大队会计、大队长、村革委会主任、村支书，最后于1993年60岁时他才从村委的位子上退下来了。
延四太还是为村子办了不少实事，且不说带领全村人在地里刨食那么多年，村里的基本建设也成果不少，比如虎宅口截流工程、三口吃水井、村里的道路等。他还带头办过地毯厂，虽没有成功，但为此付出了心力。
子女多，他家经济状况不好，却一直以公心来干事，凡吃亏的事走在前面，在村里威信极高。如此一位德高望重的忠厚老者，倘身体没病没灾，应能颐享天年，有事没事还可沿街到处坐坐，与老人们拉拉家常，也是一种享受呢。
说来延四太有三个儿子，想当初都是高大健壮的汉子。大儿子玉廷生于1954年，原本在赞皇机械厂当临时工，后来厂子破产了，只得四处打打工，老了也就回老家了。二儿子生于1956年，当初保送上了大学，原本分配在邯郸铁路上班，结婚后转到赞皇机械厂，一家人早就在县城扎下了根。厂子破产后，办了退休手续，总算还有微薄的退休工资。三儿子生于1963年，只有小学毕业，一直在外打工。几年前得了淋巴癌，四处医治，拖到去年过世了。至于女儿，就嫁在村子里，也40多岁了，一有时间就来料理料理自己的父亲。
大儿子、三儿子早就新建了房子，搬出去了，偌大的院子就留两位老人留守。没想到2009年那年，老伴刚刚70岁，就过世了，丢下他独自守着旧院子。也就在这一年，老人惶惶不可终日，高血压病加重了，竟一跤摔进了赞皇县医院。经医生全力救治，命是保下来了，右边手脚却偏瘫了，从此活动极不灵便，不得不撑起了柺杖。
出院后，老人坚持独自住在老院子里，三个儿子反复商量后，才确定一家轮流十天照顾老人，正好一个月。对此，老人不乐意，但也没办法。老大、老三好办，可就近照顾。轮到老二，他就从县城里回来，借住在邻居家，料理老人吃喝拉撒。有时待了五六天后，提前将后面几天吃的用的都备好，交代他人到时帮忙照顾一下，就回城去了。
老人说话吃力，又吐字含糊，儿子们都不太愿意与老人说话。至于老人漫长的黑夜怎么过，漫长的白天又怎么打发，谁都没多想多管了。儿子们都有自己的家，都过得不轻松，都有忙不完的事，别让老人挨饿能按时吃药就行。第二年上半年，老人在院子里又摔了一次跤，又住了一次院，偏瘫更严重了。
平日里老院子少有人来，老人独自在家时，也想活动活动，或从屋里移到屋外，或从屋外又移到炕上。可稍不留心就摔跤了，每摔一次，偏瘫就严重一次。儿子们大为恼火之余，再也没有送他上过医院了，最多请延大哥来吊吊水。
有什么办法呢，除了每月55元农保金外，老人没有什么积蓄。虽说当过长达二十四五年的村（大队）干部，因曾经中途中断过，也就没有任何补助了。如此状况，他只能靠儿子们接济，按儿子们的意愿办。
当然，老院子处处破败，还隐隐约约飘荡着异味，老人话也说不清楚，还时不时地流口水，儿女们都不想待久了，外人来得更少。天气好时，老人还可屋里屋外移动。倘天冷了，一天到晚只能待在屋子里了。村里人很久不见他，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人还偶尔想起他。
就在今年正月，正是天寒地冻之时，轮到老二管他。这天，老二料理老人吃过午饭后，就安排老人坐在睡房里的火炉边上，自己则出外串门去了。老人也许是想站起来移动移动，也许坐着打起了瞌睡，竟不小心摔倒在地，帽子也掉在地上，右脚触到了滚烫的火炉壁上。也不知他默默挣扎了多久，或者根本无法挣扎。而儿子始终没回家。他始终躺在地上，脚始终未能从火炉壁上移开。
待到傍晚，碰巧一个本家侄子来看老人，见屋子里没有灯光，在院子里叫了他几声，也没有声响。他感觉异样，走进内屋一看，老人正躺在地上，光着头，右脚靠在火炉上，屋子里飘着一股焦味。吓得侄子赶紧去扶他，才发现老人双眼紧闭，双手冰凉，应是昏迷多时了。
老人又高又大，他叫来了几位邻居来帮忙，才将老人搬到炕上。再查看他的右脚，脚背早就烫坏了，烫焦了，令人不忍多瞧。
老人说话含糊，聊天就有些累。聊了不长时间后，他随手从口袋里掏出烟盒，行动迟缓地抽出根烟。石家庄牌香烟。自顾自地抽起来，两眼茫然地望着院子。
延大嫂悄悄地告诉我，老人好抽烟，中风后抽得更厉害了，就抽最便宜的石家庄牌。抽过了，就随手将烟蒂丢在地上。等过了些日子，没烟抽了，就摸索着将地上的烟蒂一一捡起来，又抽一次。
就在老人抽烟时，我进屋内瞧了瞧，就在厅堂里，正对着大门，摆着香案及八仙桌。香案上一片零乱，那幅中堂画及对联有些旧了，依然如此醒目：华堂万年新，琼阁千古香；横批：气壮山河。再往内，是老人住的房间，光线昏暗，靠内墙是炕，炕上被子胡乱地摊开。
而进门左边就放着只火炉子，我想当初老人应该就摔在这里。他的右脚背后来溃烂了，到现在还红肿着，当时还不知痛成什么样呢。要是他老伴没过世，至少还能照顾他陪伴他。伴没了，剩下他难免凄惶。
想想老人昔日的气概，想想眼前的情景，不觉有些凝重，我忙退了出来。重新回到台阶上，老人还在抽烟，茫然地看着院子，一动不动。这时，我发现他椅子旁边的破纸箱上搁着一本《家庭》杂志、一本《人生预测万年历》，还有几张报纸，都被翻破了。老人还看看书报吗？我指指那些书报，问他：您是不是喜欢看书看报？
老人的眼睛霎时亮了亮，随即又暗淡了。他艰难地告诉我，之前他一直爱看书，偶尔还会买书，比如《中国通史》《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等。再累再苦，一有时间，就看得如痴如醉，却常遭老伴数落不会过日子。可他现在七八年不看书了，这些书他只是偶尔翻翻。眼睛看不了，也没心思看。
这时，他环视了院子一眼，黯然地叹了叹气，说道，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就糊糊涂涂过吧，什么都不想了。能多活一天就活一天，能吃就吃吧！
这几句话，他说得清清楚楚，如震耳的雷声滚过我的心头。我一时无言以对，愣愣地看着他抽烟。老人其实什么都明白，默默地承受着一切。
人言道“莫做迟孝之人”，也就是说，不要等父母离开我们，才后悔当初自己忽视了自己的父母。对父母而言，不一定要子女赚多少钱他们才高兴，只要子女平安，多抽时间陪陪他们，陪他们聊聊天。就算只吃萝卜青菜，他们也会热泪盈眶。因为子女回家了，他们感觉到了家的温暖。
人活在世上其实也就是几十年罢了，不管穷也好，富也好，最后都要化归为零。家人、亲戚、朋友，这些才是我们的财富，那些千万家产也仅仅能用来炫耀罢了。
王再祥：我是没有明天的人
正是仲夏时节，阳光最为灿烂之时，我前往荆楚大地——湖北。从地图上察看，广阔的荆楚大地正处于南北交接处，为九省通衢之地。车窗外连绵的绿色田野，连绵的道道青山，蓬勃的生机在其间奔涌不息，那些鲜艳的荷花更是令人精神振奋。千百年来，荆楚人在此辛勤耕耘，繁衍生息，其璀璨的文明与文化传奇一脉相承，引人入胜。那些星星点点散布于青山绿水间的栋栋民居，在酷热的夏日里，与其他地方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安静而又从容！我原本希望能去恩施等地的大山深处走走，友人却推荐我去武汉近郊蔡甸区，他说近郊有近郊的特色，何况此地地域文化更能彰显荆楚文化特色呢。
到达蔡甸的第三天，天降大雨，我们一行来到了索河镇。境内有悠悠索子长河萦绕其东南，巍巍嵩阳山脉纵贯其西北。索河镇，顾名思义，因境内索子长河而出名。索子长河全长约30公里，涨水季节与周围的湖汊连成一片，枯水季节变成一条细长如索的河流。
来到梅池村，但见或新或旧的房屋散落在山脚下，自然风光赏心悦目，只是经济相比索河集镇要滞后。友人带我来到一家名叫乐和香草的私人会所，会所建在路边上的小山坡上，我在这里遇见了王再祥，会所请来的雇工，一位特殊的空巢老人。
王再祥刚刚六十，穿着深色的T恤黄色军裤黑色套鞋，并不显老。其时，他正在餐厅忙乎，见我们来了，忙招呼我们在高高的长餐桌旁坐下，随后倒来了杯香草茶。略与之交谈，他低沉而迟缓的语调，显得暮气沉沉，心事重重。
他父亲有三个儿子，他是老二，初中毕业后，他只在生产队干了两年农活，便光荣地成了一名空军后勤兵，驻地在陕西咸阳。五年后，他退伍回家了，进索河镇棉织厂当上了保管员。
他1981年年初回来，当年10月就结婚了。老婆程忠新漂亮贤惠，娘家倒是离得近，就在本大队。到1983年8月，儿子出生了，他在厂里当上了车间主任。老婆则带带儿子，做做家务，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夫妻俩精打细算，计划再存些钱，兴建一栋自己的红砖楼房。毕竟老屋太挤了，三兄弟三大家子都有些住不下了。
可命运在此时露出了残酷的面容。1993年8月，儿子刚刚十岁。那一天，调皮的儿子独自去爬屋后那根木电线杆时，因头天下雨了，电线杆很潮湿。小孩自然不懂湿的电线杆会通电，绝对不能去碰，更别说去爬了。他刚爬上去就触电了，被击倒在电线杆下，等人们发现时，已然停止了呼吸。
活泼可爱的儿子说没了就没了，真是晴天霹雳，一下子把他们夫妻俩砸蒙了，世界一片漆黑。他背着老婆狠狠地哭了几场，老婆却只是呆呆的，也不知道哭。
他只觉得大事不妙，万万没想到，两三天之后，老婆竟然神经错乱起来。她白天晚上都不睡，什么也不吃，睁着亮闪闪的大眼睛，手里拿着棍子，只管往屋外跑。跑出屋外，在村里村外乱走，口里则高一声低一声地骂人，却又不知道具体骂些什么骂谁。
他只得辞掉工作，将老婆送到蔡甸区精神病医院治疗，期盼她能快快恢复正常。直到年关将近，整整五个月时间里，他医院家里两头跑，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还借了不少外债。老婆则时好时坏，从来就不肯吃药，吃了药则呼呼大睡。医生摇着头告诉他，只怕从此再难好了。
他含泪将老婆接回了家，每天监督她吃药，外出干活时就将她锁在家里。老婆依然时好时坏，好时就梳梳蓬乱的头发，洗洗衣服，打扫家里的卫生。很快，她就在家里找儿子，一个劲地喃喃自语：亮亮，你到哪里去了？怎么还不回来？说着说着，人又不清白了。一转眼，她就跑到村子里乱转，四处骂人，随手扯人家的庄稼，扯人家的菜，甚至还遇到谁打谁。
这时，王再祥丢下手里的活，赶紧去找人，狼狈地和人家道歉。总不能不干活吧，过后他只得又将老婆锁在家里，她却总是将锁锤开，跑了出来。他又得去找，她倒不跑远，只是他和他老婆时常在村子里上演猫追老鼠的闹剧。
之前，老婆每月得吃80多元的药。坚持了五六年后，眼见没有什么好转，王再祥便不再买药给她吃。吃了又有什么用呢？病没有半点好转，家里则堆满了老婆捡回来的垃圾。
眼见村里有人出外做生意或打工赚钱回来，他也想多赚些钱回来，治好老婆的病，再建一栋新砖楼。可他走了，谁来照顾老婆，她会饭都吃不上！他只得在周围打打零工，所赚的钱给老婆买药之外，就所剩无几了。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老婆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坏，他一年比一年老。偶尔他会想起年轻时的梦想，那时他在部队当卫生员，幻想着回来能当赤脚医生，幻想着儿子没出意外老婆没生病的情景。可面对现实，他只有更大的失落，他会狠狠地抽烟，就抽那种最便宜的红金龙牌烟，往往一天就抽一包多烟。然后喝酒，就喝那种最便宜的散装白酒，时常在家里喝闷酒。更多的时候，他闷闷地干活，直累得精疲力竭，饭也不吃澡也不洗，倒在床上就睡。
到2000年上半年，他病倒了，腰椎间盘突出严重，走不了路，也干不了活。他只得跑去咸宁医院拿了些药，且在床上躺了半年，才有所好转。那半年，老婆的病也比往年严重了。他深深地自责了，自己病了不要紧，老婆就受罪了。
他不得不向残酷的命运低头了，除了顺应命运，他又能怎样呢？
此时，我不由看了看坐在对面的他，他脸色看似平静，眼里却满是泪水。
我心酸了，站起来问道，你什么时候到这里打工，多少钱一个月呢？
他终于忍住了流泪，硬着嗓子说开了，这个庄园有30多亩地，于2011年年初建好。他当年就来了，负责打理庄园，种花种草种菜，兼守园子。之后，庄园又建了三栋平房，增加不少菜地，还有一口大池塘。那些老板总是周末或假期来此度假，多的时候有五六十人，少时也有三四人。有时要住几天，有时玩玩就走。
那么，你晚上也住在园子里吗？你老婆怎么办？我都替他难受。
他苦笑着说，当时老板请我时就强调必须守园子，每个月给我1000元工资呢！我只得将她锁在家里，一日三餐送饭给她吃。再说，她晚上一般不乱跑！让她独自在家也不会有问题。
当他告诉我，他家就在对面不远，也便于照顾老婆。我提出要去看看他老婆时，他迟疑了一会，还是答应了，带着我往外走。
到底是雨后天晴，田野上庄稼长势喜人，空气新鲜，一条水泥路直通他家。
我们边走边聊，他告诉我，他一直睡眠不好，去年起就老咳嗽，甚至哮喘，吓得他将烟戒掉了。现在哥哥、弟弟全家都搬出去了，一个在索河镇一个在蔡甸城。他想，再往老走，不光没有人照顾他，他还得继续照顾生病的老婆呢！
当然酒还是无法戒掉，至少睡不着时，喝几口还可多睡一会儿。
没走多久，就看见几栋楼房，就在一栋旧旧的楼房侧边，依着一栋更破旧的低矮的土砖房。他停住了脚步，指着土砖房告诉我，那就是他的家。
我甚是惊讶，只见小小的窗户紧闭，大门也紧闭，门前长满了高高的杂草及灌木丛！
我转过头来问他：门前都没有路，你怎么进屋？你老婆在房子里吗？
他点了点头，她就在里面！她现在比以前安静多了，我怕她从大门出来跑到邻居家去，一般从后门进出！
我走上前去，却无法靠近他家的大门，侧边那栋旧楼房也已人去楼空。我侧耳听了听，四处一片悄然，土砖房内也一片悄然。
我很想进去看看，忙让他带我走后门进去。他却站在那里不动，也不说带我去，也不说不带我去。我猜想他非常不愿意我去他家。
果然，他犹犹豫豫地说，从后门进还要绕很远的路，不方便！见他如此为难，我也左右为难，两人便站在那里大眼瞪小眼，这时庄园方向传来呼喊他的声音。
他如释重负地对我说，主人们来了，他得赶过去！说完就丢下我，匆匆往回走。我只得随他往回走，不甘心地频频回望那栋土砖屋。
二十年过去了，曾经年轻的媳妇现在是怎么一副模样，是蓬着头发坐在脏乱的地上，还是喃喃自语地在堆满垃圾的房子里游走？不知不觉间，有泪滑过我的脸颊。
他好似有些愧疚，也不回头，却有一句没一句地和我说话：早在十多年前，村里就给老婆办了低保，之前每季度只有40多元，现在每月可领到200多元钱。五年前村里又给她办了病残补助，每季度也有250元钱呢。从2006年起，他们俩入了农村合作医疗，他老婆吃药的钱已不成问题。只怪他不争气，不能赚大钱，只能将她关在黑屋子里，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他老婆这辈子命太苦，他的命也苦！
他说不下去了，停住了脚，回过头来看我。我抬头看了看他，他的脸上满是痛苦，眼里也蓄满了泪水。我不忍心再让他难过，不敢再提她老婆的病。
临告别时，我认真地对他说，你也不要多想，好好珍惜现在这份工作，尽量爱护自己的身体，也尽量照顾好老婆！
他点了点头，快步朝山庄走去，那里正有一大帮人在等他。
我只得怅然离开，就在回城的路上，眼前不时闪现他茫然的眼神！他曾再三对我说，他是没有明天的人！他早就没有明天了。
曾昭宪：何处才是我真正的家
公元701年，武则天将该年年号定为“大足”，谓“大足天下，天下大足”。五十七年后，其曾孙唐肃宗颁令设置大足县，其地位于四川盆地东南。至1975年，大足县分为双桥区和大足县，至2011年撤销双桥区、大足县，设立大足区。
大足地处成渝经济区腹心，是驰名中外的“石刻之乡”“五金之乡”“鱼米之乡”和“鲤鱼灯舞之乡”。域内遍布摩崖造像，时间跨度从公元9世纪到13世纪，这些石刻以其艺术品质极高、丰富多变的题材而闻名遐迩，从世俗到宗教，鲜明地反映了中国这一时期的日常社会生活，弥足珍贵。
我投奔友人小燕而来。她写过一本《大千大足》诗集。时在九月，一下飞机便发觉重庆细雨霏霏，甚是凉爽。小燕是大足电视台的编导，听说我要采访空巢老人，便向我提及前几天在大足闹得沸沸扬扬的一则新闻，80多岁的老母生有三个儿子，却无家可归，借住在娘家侄子家。
这天下午，我们租了一辆的士，直驱这个故事的发生地——邮亭镇东胜村。
一条斜路入村，村头立着几栋土墙旧屋，处处不见人影。循着低低的说话声前行，来到一栋小平房跟前，但见厅屋内两个老年男女在聊天。小燕上前询问：“曾宪昭婆婆住在哪里？”穿大红T恤的瘦老头赶紧迎了上来，热情地走在前头，给我们带路。走了大约一百米后，就停住了，指了指对面田垄里一栋红砖外墙的两层楼房：“就住在那栋房子里，你们自己去吧。”谢过他，继续往前走。再回头看时，他早已不见人影。
田垄里水稻长势很好，飘荡着成熟的稻香，四周依山散落着一栋栋漂亮的楼房，一片安宁。来到那栋老式红砖楼房侧边，但见前坪里野花野草长得茂盛，门前那条小路一看就是有人刚刚重新清理出来的。大门虚闭，一推就开，一位老婆婆闻声从右边房里走了出来。原以为她已弱不禁风，谁知她看上去挺精神，齐耳短发，声音洪亮，身材壮实高大，腰板直直的，穿着桃红色花衣黑色裤子黄色跑鞋。得知我们的来意，婆婆并不觉意外，赶紧搬出几张椅子让我们坐在厅屋里。
曾婆婆今年82岁，19岁嫁给了本队的陈能圣，第二年生了大女儿，随之，夫妻俩又生育了三儿两女。大儿子陈显传，今年59岁，已从许家沟煤矿退休了，现住在荣昌县他女儿家。因陈家大哥没有儿子，显传20岁时就过继给了大伯，大伯当时在许家沟煤矿工作。按当时政策，显传22岁时就顶职到煤矿上班了。近几年来，倒是这个过继的儿子照顾她最多，照顾得最好。二儿子陈显华只有小学毕业，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今年55岁了。他老婆早在十多年前就外出打工，他一双儿女也在外打工，他却待在家里干干农活。三儿子陈显富今年45岁了，有两个女儿，大女儿都结婚了。因他修汽车技术好，收入颇丰，已在邮亭镇步行街金地阳光小区买了套100多平方米的大套房。至于三个女儿，大女儿二女儿都嫁在附近玉龙镇，小女儿嫁在高升镇，都在外打工。
早在25年前，丈夫突发脑溢血过世后，儿子们就分家了。小儿子刚刚20岁，曾宪昭就伴着他住在陈家老屋。几年后，小儿子结婚了，曾宪昭就独自生活。她那时还不到六十岁，身体硬朗，地里家里的活都能对付。
当小女儿生了第二个儿子后，就将母亲接了过去，帮她料理家务带带孩子。一住就是五年，儿子们并没有拿生活费给她，花销一概由小女儿承担。小女儿女婿先在附近打工，后来双双到广州打工，他们希望母亲就伴着他们过日子。
小儿子却打来电话要曾婆婆回去，之后干脆将她接了回来。回来后，曾婆婆依然独自生活在老屋里，毕竟年纪大了，身体大不如从前，胃疼、脑血管硬化等毛病都来了，有些活也干不了。如此一来，儿女们商定每家每月给老母亲40元钱，所有儿女都按时拿了钱，但小儿子一直没拿一分钱。
就在六年前，几个儿子一商量，每人拿出了1200元钱，给老母亲买了份社保。到今年年初，曾婆婆每月能领到1200元社保金，每月还有70元养老金，儿女们每月40元钱就不再拿了，她倒觉得如此挺好。
可就在此时，儿女们又决定让曾婆婆到三个儿子家轮流吃住，每家一个月。之后，抓阄确定了大儿子小儿子二儿子家的轮流顺序，轮到哪家曾婆婆要拿出400元钱，三个女儿则每人要拿200元钱。也就是说，这1000元就当作曾婆婆的伙食费看护费。
从4月1号开始，曾婆婆住到大儿子荣昌的家里，在此安安稳稳过了一个月。大儿子不光没要她拿钱，还带她检查了身体。曾婆婆甚为安慰时，小儿媳却偷偷地将乡下的五间半老房子卖掉了。至于卖了多少钱，曾婆婆及其他儿女都不知道，只有生气。
到了5月，曾婆婆就住到了小儿子在镇上的家里。事实上，曾婆婆最想独自过。在她看来，子女多了，有时免不了听空话，且她一向独自过惯了，住在儿子家想吃什么吃不了，还得看媳妇的脸色。
就在5月，只因有个女儿迟迟未交200元钱，小媳妇脸色很难看，曾婆婆也颇感委屈。有一天，隔壁婆婆来串门，赞叹道：“你真是好福气，有人轮流养你！”曾婆婆正心事重重，随口答道：“有什么好，就像吃讨饭！”隔壁婆婆竟随即就将此话过到小媳妇耳朵里。
小媳妇为人好强泼辣，早就对婆婆过去没帮她带孩子而耿耿于怀。到吃中饭时，就在饭桌上，小媳妇不停地说她骂她，曾婆婆伤心得连饭都没吃几口。之后，媳妇天天给她脸色看，天天指桑骂槐，令她度日如年。
直至月底时，二儿子来接她，她才如释重负，但她什么也没说。
在二儿子家过了一个月，她又来到了大儿子家。大儿子给她买了不少药，天天监督她吃，她的身体状况好多了。该去小儿子家前，大儿子又给她买了一堆药，依依不舍将她送上了回邮亭的汽车。
车至邮亭时，曾婆婆在车站等了好久，不见小儿子来接她。都下午了，天气热得实在受不了，她只得前往离车站不远的熟人姚家歇息。小儿子一直没来接她，她只好在此住了两晚。随之，在林家住了一天，又去附近东皇庙里住了四天四晚。就这样，曾婆婆背着行李在邮亭镇东一家西一家游荡了十三天，小儿子应该知道她回来了，却始终没有来找她，令她万分难过。
到了第十四天，曾婆婆无法可想了，一大早背着铺盖来到了东胜村村委会，找到村书记诉说她的困境。村书记赶紧给她小儿子打电话，让他过来接老母回家，可等到下午都不见他来。村书记又给小儿子的干爹打了电话，让干爹去劝劝他。
终于，到了晚上，小儿子开着车来了，没好声气地将她的行李搬上车。一路无话，却将她送回了他在村里的旧楼房跟前。旧楼房很久没人住了，儿子打开了偏屋的门，满脸怒容地说道，你就住这儿吧。曾婆婆很生气，这偏房是家里以前养猪的地方，虽说早就没养猪了，但毕竟气味不好，下雨天还会漏雨。小儿子才不管母亲高兴不高兴，从正屋里搬来一张老式床，摆放在偏屋中央，随手拿了些被子床单之类搁在床上。之后，什么也没说，锁了大门，扬长而去。
闻讯赶来的邻居都气愤了，叽叽喳喳地议论开来。曾婆婆却欲哭无泪，正屋她进不了，什么米呀油呀菜呀，甚至柜子椅子等之类都没有，她的日子怎么过呀？二儿子也来了，默默地帮她料理了一下屋子，却没有带老母亲回家。他吞吞吐吐地说：他一个人也不好做主让老母亲到他家里住，还没轮到他家！
邻居们都摇摇头，纷纷离开了，留下曾婆婆面对散乱的场面。曾婆婆原本就是不服输的人，她想她每月有社保金，不如就顺应现实，过几天清静日子吧！后来，大足电视台记者不知怎么得知了她的遭遇，竟前来采访她，并随即播放了。
如此一来，一石激起了千层浪，小儿子与小儿媳怒气冲冲地回来了。小儿媳不客气地质问她：“你竟然让电视台来采访你，现在闹得天下都知道这事了，你再也不要在这里住了！这是我家的房子，你赶紧给我滚！”
见儿媳跳起脚在骂，曾婆婆也不搭话，独自站到了屋外台阶上。媳妇也跟着来到屋外，看了看地坪角落里长势良好的南瓜藤，明知故问道：“不是结了好几只南瓜吗？那只大南瓜呢，哪里去了？”
曾婆婆只好说：“什么菜也没有，我煮着吃了！”
媳妇这下骂得更凶了，如大街上骂街的泼妇，根本不顾老母亲的感受：“你丢了我的面子！我也顾不得你的面子！谁叫你吃，是谁叫你吃，我情愿拿去喂猪，也不给你吃，你给我赶紧滚吧！”说着，跑进屋内，拿起了老人的衣物，想也没想，就通通丢到了地坪里。
村书记与几位亲戚闻讯赶来，邻居们则远远地站在路边看热闹。当着村干部的面，小儿子一声不吭，小媳妇则依然骂声不断，骂老人厚此薄彼，从来没帮她带过小孩，她生小孩时也没吃过老人的鸡蛋；骂老人为老不尊，随便在外面说她的坏话；骂小姑子不守信用，不拿老人的生活费……
在高一声低一声的骂声里，曾婆婆就如泥菩萨般一动不动地站在台阶上，眼里满是晃晃的泪水。平日里，就是这个小媳妇挑起兄弟姐妹的矛盾，而小儿子却随她去骂去吵，怪只怪小儿子听信老婆！旁边的亲戚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一个个上前劝小媳妇不要再骂了，当娘的毕竟是当娘的。也有的劝小儿子赶紧拉走自己的老婆，再骂下去就不像话了。
村书记眼见情势不对，赶紧一一给另外两个儿子打电话，找他们商量办法。大儿子说，他从来没拿过老人的钱，反倒花不少钱给老人买药。他毕竟是过继了，只能当出嫁的姑娘对待！二儿子更是退避三舍，他说，他会按约定来养老人，轮到他家他会尽责任！
村书记也没辙了，怕老人太难过，就将老人劝到邻居家。这边小儿子小儿媳恨恨地锁了门扬长而去。眼看着小儿子的车子急急而去，村干部劝老人先搬家再说，然后再起诉儿子们不尽赡养义务！
说搬容易，可搬到哪儿呢？
老屋让小儿媳卖掉了，大儿子二儿子家也不能长住！
最后，曾婆婆想起娘家侄子家的钥匙一直放在她这儿。他们都在外打工，他家房子除了过年回来住几天外，都十多年没人住过了。
实在顾不了那么多，给侄子打电话说了一下，侄子爽快地同意了。第二天一大早，也即9月1日，曾婆婆就开始搬家了。她先去侄儿家打扫卫生，砍掉门前那些杂草。娘家嫂子也来帮忙了，二位老太太足足忙了一天上午。
待下午正式搬东西时，大足电视台又闻讯来跟踪采访。眼见着八旬老母凄惶的模样，记者们便带着她去找她的小儿子，看能否有转机？刚好她小儿子与儿媳都在家。眼见记者来了，小儿子使劲地推开镜头，小儿媳却不停地咒骂，骂老母亲更骂记者，那么多贪官不去报道，怎么报道我们小百姓的小事，要知道她从来没替我带过小孩也没有给我煮过鸡蛋……自始至终，婆婆只是呆呆地默默地坐在沙发上，好似眼前的情景与自己无关，眼前的亲人也与自己无关。最后小儿子再次去推镜头，记者们只好带着婆婆离开。
我们来时，曾婆婆已在侄子家住了两晚。头晚找不到电源开关，摸黑过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打了侄子的电话，才找到了电源，开始做饭了。
婆婆独自住在没有电灯的旧房子里时，她想到了什么呢？是否睡得安稳？我不由问她：“住在这里还习惯吗？”
婆婆脸阴了，连连叹气说：“有什么习惯不习惯，这房子虽旧，至少有个安身的地方！”
问到有没有吃饭，婆婆指了指厅屋正中那张大圆桌。我一看，桌上摆了不少炊具，有电磁炉、高压锅、铁锅、碗筷等之类。
婆婆说，她就用电做饭炒菜。她还手脚麻利地揭开一只蒸锅给我看，她今天中午蒸了粉蒸肉呢，味道不错。
再看桌边，靠墙摆了四五只塑料桶，桶里盛了清亮亮的水，靠房门则摆着一只小柜子，柜子上摆了些茶壶茶杯之类。
经得她的同意，我来到她的房间，但见对门摆着一张三门柜，门都坏了，装满了侄子家的衣物。衣柜旁边摆着一张木床，堆了些婆婆的衣物。另一张简易床靠内墙放着，正对着窗户，床上铺着凉席，随意地摆了枕头被子等。房间甚是简陋，也没有窗帘。
处处整洁，处处干净，我由衷地赞道：“婆婆，你真能干！”
曾婆婆却摇摇头说，不行了，到底年纪大了！身子没以前好，记性不好了！说着，她从小柜子上拿起一大包药，你看，这是我大儿子给我买的药，可我不记得该怎么吃，回来后就一直没吃！
见婆婆满脸悲伤，我忙另找话题，问道：“婆婆，您这个月应该去二儿子家，怎么不去呢？他没来接你吗？”
婆婆又摇摇头说，今天上午二儿子就来过，但我不想再和他们一起住。搬来搬去，真像讨饭的！
我急了，您都80多了，身边总得有人照顾，可不能再独自住了！
婆婆愣了愣，坚决地说道，我不想吃轮饭！村干部说要是没儿子愿意照顾我，就让我去住敬老院！我也不想去敬老院！
为什么不去敬老院？敬老院至少有地方住有人做饭，也有老人做伴，比你现在独自住在这里好！您看您上厕所都得到隔壁家！
婆婆苦着脸说，敬老院里不自由，你看我有时要去赶集去走亲戚，有时要去看老朋友，有时还得去庙里住几天，住进敬老院了就什么都做不得了！
可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办呢？婆婆一片迷茫。
曾婆婆比廖婆婆坚强，但她也不得不独自住在侄子家里，接下来她该怎么办呢？我们也一片迷茫。
李骏虎：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
原以为庆阳离兰州很近，谁知竟离西安近。时候已是9月下旬，友人说，要来庆阳就早些来，再晚便冷了。
庆阳乃周先祖居留之地，因先祖公刘之子为庆节，至隋开皇十六年（596年）设州治时，以此取名为庆州。也有另一说，隋开皇十六年，诏发陇西兵讨伐党项，大破其众。党项情愿为臣妾，遣子弟入朝谢罪。隋于此时置庆州，有庆祝伐羌得胜的意义。古州城处于二峪原之南，马莲河之北，山水俱阳，是为庆阳。
于我而言，这是一片神秘之地。这里有阔大雄厚的黄土高原，之前我未曾去过，廖婆婆也应未曾听说过。
到庆阳第二天，天放晴了，先去宁县。出了城，车窗外不时闪过大片大片的苹果园，苍青的苹果树上，颗颗红艳艳的苹果真是诱人。那大幅广告牌令我不禁会心地笑了起来：庆阳苹果果真好！谁想了这么好的广告词！李司机接过话头说，我们庆阳苹果虽不如山东苹果有名，但俏得很，在广东、深圳等地走得很快！话里满是自豪。
苹果园之外，还有大片大片的玉米地，宽阔的原野上，满眼都是绿色，还以为是行走在江南大地上呢。但再看看，一座座四合院却是江南所没有的。那些或新或旧的四合院，简洁而整齐，院门正上方还有些大字：平安是福、吉祥如意、自在富贵、家和万事兴、耕读传家等等。昔日强悍的少数民族杂居地，直至现在都在倡导儒家精神呢。
渐渐地，过了董家原之后，景象不同了，时而沟底，时而塬上，却再也没有董家原的阔大。除了四合院，不时可见窑洞，有些窑洞已然废弃！令我最为震撼的是窗外掠过的壮丽的黄土高原景色，蜿蜒起伏的塬与深阔的沟气势恢宏，且处处郁郁葱葱。我们前往宁县盘克镇，半路上经过宁县老城，依然往前。
“九龙川里桃花香，梁公古治是吾乡。马莲桥下金龙见，飞黄腾达呈瑞祥。”宁县古称“豳”，是周先祖公刘迁居拓荒、创基立业的发祥地。北魏末称宁州，宁者即安定和平之意。唐初，秦王李世民三战宁州，翦除割据势力，大败突厥兵，巩固了唐王朝的西北边防。唐中宗年间，宁州刺史狄仁杰“德政斐世”，“州人勒碑以颂”。此地民间更是流传着“狄仁杰斩九龙”的故事。
狄仁杰竟有如此英雄壮举，李司机与小周两人絮絮说来，听得我心潮起伏。车行至又一大塬上时，顺着一条大路往前，便到了盘克镇形赤村。路两旁都是平坦的田野，弥漫着丰收的气息，我欣喜地看到了一大片成熟的糜子。靠路也有些院子，但不多。形赤村村委会也是个四合院，院前是广场，广场边栏杆上坐着不少老人，正边聊天边晒太阳。
杜主任坐上了我们的车，指了指村部右侧那条土马路，车继续前行。没多久，但见路旁一栋栋四合院，红砖青瓦，都有院墙。院子不大，但排列整齐。杜主任介绍说，前几年村子里修了这些院子，都卖给了村民！一路走来，四处悄然，只有几位老人坐在自家门口，或边择着菜边远远地聊天，或安静地晒着太阳。
再往前便是沟畔了，杜主任让我们在此等等，他得去找人。眼前正有两位老人带着孙子在门口，婆婆手握锄头在葱地里除草，老汉站在路边吸烟，孙子则在蹲在地上玩石子。一问，才知道儿子媳妇出外打工了，老人就在家带孙子，大孙女上小学了，小孙子还只有三岁多，就带在跟前呢。
累不累？当然累，可少的不出去赚钱怎行？要维持家用呢！
我再往前走，来到沟畔，有土路蜿蜒往下。往下看，便发现近旁沟畔有不少旧窑洞院子，可大多已人去窑空！这时，杜主任站在另一条土路上，高大的柏杨树下，远远地在喊我们过去，我们赶紧跑上前去。
跟在他身后朝下走，同行的还有位穿棕红色上衣的婆婆。也许走的人不多，土路坎坷不平，杂草丛生。行不多远，就在路下，有一院子整整齐齐的窑洞。转一个弯，就来到院门跟前。一进院子，一位瘦高的老汉迎了上来，身后的婆婆也赶上前来招呼我们。很快地，老汉和婆婆搬来几张小板凳，放在晒在院子里的核桃盘跟前，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砸核桃吃。
我好奇地砸了一个，竟是新鲜的核桃肉，有些甜有些脆，好吃极了。老汉得到我的夸奖，坐在窑洞前悠悠地抽着旱烟，满脸得意，非常愉快地和我聊了起来。
老汉名叫李顺虎，77岁了，古铜色的皮肤，短短的头发，穿着件旧蓝色解放装上衣，精神而精明的模样。婆婆叫李惠英，比他小半岁，背微微驼，行动迟缓，看上去却比他老，如此好天气都戴了帽子。
李老汉有六兄弟，他排行老二，只有老三、老五及老六上过小学，他连学校门都没进过。1955年上半年，他才18岁，就成亲了，当时他家的窑洞还在沟底。第二年女儿李巧能出生了，让年轻的父母意识到自身的担子。李顺虎干活舍得花力气，农活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且豪爽大方，是个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汉子。但生活艰难，苦日子来了，人们填饱肚子就不错了。
处处都是浮夸风，北庄队之前的队长不得不随大流虚报粮食产量，且以此向国家交粮。1959年刚办大食堂时，男女老少每天还有一斤的粮食定量，定量越来越少，最困难时每人每天只有二两，再掺些黄萝卜、油菜梗等来充饥。许多人全身浮肿，生命岌岌可危。
就在这时，23岁的李顺虎被推举当上了北庄队队长，那可真是责任重于山。但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坚信只要多生产粮食，自备粮就多，就能吊住命。他得想办法吊住全队人的命。
于是，他带领大家加紧粮食生产，什么季节种什么，种冬小麦、玉米、糜子、黄豆等。如此一来，全队男女老少的命都让他成功地吊住了，他的威信出来了，一直到现在还让当地人服气呢。
到1962年，苦日子还没过去，儿子李怀志出生了。全家人喜出望外，而李顺虎则当成是上天对他的奖赏。他的干劲更足了，还抽时间学文化，渐渐地也能读书看报了。
说到这里，我由衷地赞叹老汉的气魄与能干，一旁当翻译的杜主任也笑着说，老书记是功臣呢！老汉严肃的脸上有了些许笑意，笑浅浅地在他瘦瘦的脸上弥漫开来，他的谈兴更浓了。
到1972年，他成了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典型，许多人慕名前来学习。也因此，他当上了大队书记，一直干到1980年当地分田单干。而他早在70年代，在沟畔靠近塬上，新挖了这一院子的窑洞，一家人过着简单而又温馨的日子。
分田单干后，他不再担任村支书了，依然干劲冲天，率领全家人种地养牛养羊养猪养鱼，不光一家人衣食无忧，且略有节余。到1982年，儿子20岁了，也就结婚了，且很快有了孙子。
当打工大潮涌来时，儿子想外出打工，但当爹的则认为还是留在家里干活好，一样能发家致富。当爹的权威大，儿子媳妇只得留在家里干农活，或到附近打打零工。五六年后，李顺虎给儿子盖了两间红砖瓦房，花光了所有积蓄，便去给宁县炼油厂看门。每月都几百元钱工资，强过在家种地，令他对打工有了新的认识。
到1994年年初，儿子、媳妇不愿再守在家里，将12岁的儿子与2岁的女儿留在家里，去投奔当初在银川机械厂工作的三叔，在郊区租地种菜当菜农。李顺虎虽不乐意，但也没再勉强。儿子媳妇舍得吃苦，在银川发展不错，几年下来，买下了一个大菜棚。
而老人都60岁了，依然在家种地养猪养牛养鱼养鸡，他自豪他们不靠儿子，不光带好了孙子大孙女，每年还能存下几千元钱。儿子与儿媳无暇顾及父母及子女，一年到头最多过年时回来，这也是当地外出打工者的规矩。
一晃十年过去了，孙子初中毕业后，当兵去了，大孙女也去银川帮父母种菜了。至于小孙女，只在老家带了一年，早就让父母接去银川了。偌大的院子，骤然安静下来，从此剩下两位老人留守，很长一段时间都若有所失。
就在孙子转业回来时，儿子之前所买下的菜棚被拆迁了，补偿了一套98平方米的公寓房，还赔偿了十来万元钱。儿子再凑上些钱，兴冲冲地买了台车，父子俩一起跑出租车，收入还挺不错。
眼见儿子真正在银川安定下来，李顺虎既高兴又失落。他是如此眷恋故土，原本希望儿子最后回归故土，现在看来不太可能了。此时，老夫妻都六十七八了，不再养猪养牛养羊养鱼了，但他闲不住，八亩地和二亩果园，还是亲力亲为。
老汉又转过头操心女儿了，女儿嫁到宋家庄，家里一直困难。两个外孙都大了，一直在外打工，但身处那个偏僻的山村，只怕找老婆都困难。正好此时村上兴建了一批小四合院，老人极力主张女儿来买一栋，还资助了她一万多元钱。女儿果真买了一座院子，离娘家近了，时不时地来照顾照顾老父老母。
外孙们相继找上了老婆，女儿女婿心里的石头落地了，却欠了不少债，也跑到银川种菜去了。此时，李老汉当上姥爷了，见老伴身体不好，将八亩地租出去了，乐呵呵地到银川给孙子带孩子。可儿子家房子不大，又在四楼，李老汉真住不惯，足足忍耐了四个月，还是回了这座老院子里。
他住惯了窑洞，贪恋乡下新鲜的空气，何况老伴身体不好，他也放心不下。
就在我们聊天时，婆婆一直在忙，一会儿招呼我们吃核桃，一会儿在厨房里打扫卫生，一会儿又去将鸡赶开，铲院子里的鸡屎。我夸了婆婆几句，李老汉却满不在乎地撇撇嘴，那是她该做好的事，女人嘛！
我笑了，那您做什么呢？他低头点燃了一袋烟，深深地抽了一口说，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就是忙地里的活，就是赚钱回来家用！
我看了看李老汉，一脸认真，觉得他很可爱，提议给他照张相，他竟脸露喜色。待我去拿相机时，他却匆匆进了身后的窑洞里，出来时，烟袋挂在了脖子上，手里则拿着一副墨镜。
我让他坐在刚才的高凳上，他端端正正地坐好了，戴上了墨镜，还跷起了二郎腿，满脸严肃地看着我。我让他笑笑，他试了试，却笑不起来，看上去倒很酷。我赶紧抢拍了几张。
然后，我让婆婆一起来拍，让两位老人就站在窑洞跟前。老汉站得笔直，满脸不自然，婆婆也不太自然，只得给他们拍了张很严肃的合影。再坐下来时，老汉依然戴着墨镜。
说到两位老人现在靠什么生活时，李老汉一一给我算来，吃的粮食租户每年都给不愁，吃的菜自己种不愁，二亩果园每年有些收成，手头也就有几个零花钱。从去年开始，每人每月有60元养老金，也有些粮食补贴、退耕还林补贴等等，儿子每年还给上七八百或上千元不等，之前也有些积蓄。因此，节省着用，倒能对付过去。说到这里，老汉叹了口气，只是我当了二十年的生产队、大队干部，却没有半点补助，当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呢！
杜主任连忙解释，当年您的确辛苦了，可惜您老只当了八年大队书记，要是当上了十年，肯定有补助呢！老汉摇了摇头，脸紧绷着，陷入了沉思，甚至还有隐约的怒气。气氛一时有些僵了。
他当年实在用尽了心力，自然看重自己能不能被认可。杜主任忙赔上笑脸，凑上前来：“您老当年可是威风，好人有好报呢，您看您现在可是健健康康。”我也赞扬他说，您真是很酷，身板还那么直，谁也比不上您呢！老汉的脸色和缓了。
可他看看婆婆，却又眉头紧锁，叹了叹气说，我的身体一向很好，感冒都少！婆婆身体可不行，她浑身是病，腰椎不好，还有血管炎！虽说农村合作医疗都实行五六年了，可平时零星买些药没有报销，就是住院也不能全部报销。你看，婆婆前年在宁县住了一个礼拜的院，花了5000多元钱，只报销了1900多元钱，余下的钱还是儿子出的！今年在银川住了40天院，儿子又掏了几千元钱！
我趁势安慰他说：“人老了，身体会有些毛病！你的儿子还不错，还能掏医药费呢！”
老汉又脸色严肃，说：“养儿防老呢！那是他应该尽的义务！我早就和儿子说好了，我们现在能动不用他管。万一我们起不来，动不了，那就由他来管！”
老汉的自尊自信实在太有范了，且深深地震撼了我。我环视了一下眼前的院子。客观地说，这是座简陋的院子，不光窑洞陈旧，那栋平房也很旧了！老人一直靠自己的双手在过日子，生活很节俭，这也是他们引以为傲的地方！最后，当我的视线落在平房的窗台上时，看到堆着的各色酒盒子，试探地问道：“您爱喝酒吗？那都是您喝酒留下来的吗？”
老汉坦然地说：“我现在喝酒很节省了，只每天早上喝一二两，开开胃，其他时间不太喝！我十天半个月才喝一瓶酒，那些酒盒子还可卖钱呢，就没舍得乱扔！”顿了顿，他一脸得意地补充道：“我可舍不得买酒喝，都是过年过节亲戚后辈们送的！”
当起身告辞时，他与婆婆也随着我们出来了。一直送到塬上，有些不舍。老汉依然戴着墨镜，向我提议说：“我带你去看看我女儿的院子吧！女儿让我们住到塬上来，我才不来呢，住在自己家里才习惯！”说着，他推起之前停在路边的自行车，赶到前面去带路。
自行车看上去像女式自行车，我拿不准老汉推车干什么！他却边走边炫耀似地说：“我每天九点多钟吃过早饭，在地里忙活一会，就到塬上来，就骑车去找伙伴们挖花花！”
挖花花是庆阳一带的一种纸牌，当地老年人都喜欢玩，我不觉得奇怪，可他还骑自行车就令我惊讶了！杜主任笑着补充说：“老汉才知道过日子呢，每天都出来玩挖花花，玩到下午二三点钟才回家！有时还骑摩托车到镇上买东西或者走走亲戚！”
我想望着老汉戴着墨镜骑摩托车，奔驰在乡间公路上，其目不斜视的模样自是一道风景，真是个可爱的老汉。
他女儿的院子就在路旁那堆院子里，走进院门，但见前院里种了整齐的几畦辣椒，有前后两栋平房。在院子里走了走，处处整齐处处干净，还在院门边上看到了老汉那辆半新的摩托车。老汉特地打开了前栋中间那间房，是女儿女婿的房间，有一组柜子一张床一组沙发，不光排放整齐，还盖着宽大的布。
想想吧，两位老人，照顾着自己，还替儿女照看着两座院子，活得从容而又平静，真是难得！
就在回镇上的路上，与杜主任聊天，他一个劲地赞道：“村里现在有425户人家2300多人，80%的年轻人中年人都外出打工，大部分到天津厂里打工，到宁夏种菜或跑出租。老年人大都带着孩子留守在家，除了种地，料理果园，还养猪养鸡。很多老人手里没钱，常常得到儿女们手里讨，常常得受气！但李老汉才不呢，李老汉心态好，也精明！儿女们给他钱就接着，不给他也不问，你看他的腰板挺得比谁都直呢！”
真是个有个性的老汉，一个黄土高原上有血性的老汉！
自从2014年年初以来，我所有的心思都在老人身上，出外采访老人，在家书写老人，上网搜索有关老人的文字，或看老人有关的电影。一旦静下来，我的脑海里每每闪现某个曾经采访过的老人，一种悲凉的气息便萦绕而来。我想，老人的命运遭际的决定因素在哪里呢？在老人自己，在儿女，还是当今社会？
搜搜网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报告指出，中国将迎来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2013年老年人口数量突破2亿大关。2025年之前，老年人口将每年增长100万人。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历史拐点，劳动力供给格局开始发生转变。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是该报告的副主编，研究中国社会及农村老龄化问题已超过20年。据他介绍，劳动年龄人口从2011年的峰值9.40亿人下降到2012年的9.39亿人和2013年的9.36亿人。2013年老年人口数量突破2亿大关，达到2.02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8%。老年抚养比从2012年的20.66%上升到2013年的21.58%，推动社会总抚养比从2012年的44.62%上升到2013年的45.94%。毋庸置疑，老龄社会已然来临，如何扶养老人？如何突破劳动力供给的矛盾？倘不积极面对，真不知是什么后果！至少令我胆战心惊。
我想到一句有关爱情的话语：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张锦松：敬老院可能是我们最后的家
樟木头镇位于东莞市东南部，总面积118.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13万人。曾经是东莞市唯一的纯客家镇，客家先民大都于明末清初时自闽西、赣南、粤东、粤北迁徙而来。二十年前，樟木头镇物价和劳动力成本相比香港非常低廉，且距离香港仅仅一个小时车程，对于北上的香港“淘金客”非常有吸引力。全盛时期，该镇曾吸引15万港人在此投资置业，“小香港”可谓声名在外。
我与此地结缘，乃因“中国作家第一村”。我于2011年年初慕名来到樟木头，当即在荔景山庄买下了景桐阁5B那套小房子，成为作家村的一员，由此拉开了我的文学视野。在这依然温暖的十一月初，我回到这里，连续采访了几天，看到了不一样的樟木头。
樟木头镇敬老院位于樟木头镇中心区，始建于1984年7月，1994年镇政府曾投资2000万元扩建。到目前建筑面积7000多平方米，拥有168个床位，是全国优秀敬老院，院长蔡小琴还是全国敬老之星呢。
这天吃过早饭，王一丁老师陪我来到镇敬老院，院长蔡小琴没在，护理部李主任在等我们。李主任个子不高，穿着细蓝条纹衬衣蓝色长裤，约40岁模样，面相和善，话语从容而又温和。她在此干了多年，她说老人就是小孩子，要哄要用心还要有爱心，朴实的话语令我对她心生好感！
略微交流后，李主任带我去找老人，先来到旧楼，不高，一层一层地爬。每爬上一层，迎面就有一个宽宽的平台，温暖的阳光透过大玻璃窗投射到平台上。阳光里，几位老人坐在轮椅里，静静地晒着太阳。一见李主任来了，那些呆呆的脸上有了笑意。李主任笑着走上前去，或拉拉手，或摸摸脸，或简单地问问好。如此自然，如此温暖，令我大为稀罕。
连上四层，每上一层就上演着如此动人的情景，我真恨不能如李主任那般与老人亲热，那些苍老的笑容是如此美丽。李主任还是那句平常的话语，这些老人都是小孩，需要呵护需要抚慰！这是我之前在其他敬老院未曾遇到过的情景，未曾听过的话语，我不由为这里的老人而庆幸，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能享受到如此真诚的爱抚。
最后，来到高楼五楼504，我见到了张锦松老人。房间也是一室一卫生间一阳台的格局，挤得满满当当。一张床靠内墙一张床靠窗台，中间隔着原木色的小汗蒸间。床对面，靠墙依次摆着木柜、书桌、小冰箱，再过去就到了阳台。我走进去时，一位头发花白穿着黑白小格睡衣裤套着背心的老人，正坐在凌乱的床上看书，旁边还堆着几本厚厚的书，婆婆则静静地躺在靠窗的床上。
见我来了，老人忙站了起来，他个子不高且瘦，黑黑的脸上满是老年斑，用我听不懂的方言和我打招呼。我的心凉了，老人已是风烛残年，语言又不通，只怕沟通会很成问题。
好在院里的社工姑娘简单地和他说明了之后，老人又换了带口音的普通话，我才悄悄地长吁了一口气。老人看了看我，笑着，湖南来的，毛主席的家乡人呀！我惊讶万分，老人在国外生活了那么久，竟然知道毛泽东！
老人原籍清溪镇柏朗村，于1924年春出生于南美洲北部苏里南一个名叫日计利的小镇。苏里南？我没听说过，只得插话问老人：“苏里南在哪里？”老人好脾气地解释：“苏里南在南美洲，当时是荷兰殖民地！”老人的记忆很清晰，用他独特的普通话一一道来。我在书桌前坐下来，面对着他，安静地听他讲过去的故事。
1920年代初期，广东当地一些贫苦的农民为逃避繁重捐税或频繁的自然灾害，只得成为契约华工，被卖猪仔运至外国去开荒、采矿、修筑铁路，亦有华工被掳掠到马来西亚、东印度群岛等地。他年轻的父亲就被弄到了遥远的苏里南做苦力，倒因此积蓄了些钱。父亲回清溪与母亲结婚后，一起又去了苏里南，在那里生下了张锦松和大女儿。忽一天，父亲得一场大病，全身疼痛，吃不下什么东西，只得整天躺在床上。荷兰有名的医生都束手无策，一个月后，却奇迹般地好了。半年后，父亲又病倒了，又是相同的症状，一连请了几个荷兰医生都无可奈何，反而病情日渐恶化，直到奄奄一息。就在这时，母亲遇到了陈安伯母，伯母在家乡遇到类似病情且知道治病的药方。经过一夜的用药治疗，父亲竟一觉醒来，且坐立自如，疼痛全消。如此一来，担心客死他乡，父母决定回国。
1930年8月，一家大小启程回国。由苏里南坐飞机到美国旧金山，再由旧金山坐轮船到香港，由香港回东莞清溪，一路辗转一路艰辛。当时国内的生活水平还很低，在苏里南有芝士、面包、牛奶做早餐，在清溪乡下能吃上粗茶淡饭就不错了，但有趣的农家生活吸引着年幼的张锦松。1932年年初，父亲将他送到邻村浮岗村文明小学上学后，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又独自返回苏里南。
卢沟桥事变爆发，村里人纷纷逃避战乱，母亲带着孩子们到越南投靠他婶婶一家。当时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父亲远在苏里南，无法从经济上接济他们母子，而婶婶家人口多收入少。于是，母亲托亲戚在越南金瓯市另寻栖身处，直到1941年才回到清溪柏朗。
平静的生活仅仅持续了九年，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开始了。父亲原本已回到老家，做小生意积累起来的财产却被说成是靠剥削得来，被划为华侨地主，家财全被没收充公了。张锦松虽已当上了小学老师，收入微薄，随着四个子女陆续降临，生活负担越来越重。念及还有叔叔在苏里南，36岁的张锦松和妻子将子女都留在了老家，依依不舍地前往苏里南谋生。
重回苏里南，张锦松做过了许多工作，在杂货店打过工，在商行做过销售员，也在当地的《华新日报》社工作过。眼见赚钱不容易，又牵挂在家的孩子，张锦松就让妻子先回国，他留下来继续打拼。
到1971年苏里南独立了，苏里南币贬值了，一块苏里南币只值几毛港币，好多华侨都移民到了荷兰。张锦松和叔叔一家没走，他开了家杂货店，每天早上六点钟开门，晚上十点钟才收工关门，只为多赚些钱寄回老家。
当时苏里南生活条件比国内要好，张锦松好不容易做通了儿女们的工作，让他们移民到苏里南。大约在1985年，因大女儿年龄大了，儿子带着两个妹妹先到了香港，计划从此过境前往苏里南。
此时，香港刚好出台了过境可以申请居留的政策，香港如此繁华，儿女们不想去遥远的苏里南了，赶紧申请了香港居留证。张锦松只得遵从儿女们的意愿，到1987年他将老婆申请到了苏里南，夫妻俩终于团圆了。
毕竟老了，身在他乡思故乡，几番思虑，1990年10月，已然66岁的张锦松与老婆回国定居了。回乡后，张锦松欣喜地见到了世代靠农业生存的故乡，有了高楼大厦，处处有了工厂，成了一座现代化气息浓郁的小城市。第二年，他拿出多年的积蓄在清溪镇上建了栋三层半高的楼房，也就有了安身之处，儿女们偶尔会从香港回来看望他们。他呢，在家看书读报，或练练书法，或写写诗词，有人嘲笑他是老番客不懂得享受，他却如此满足。
夫妻俩过起了安静从容的养老生活，但也为身份苦恼：当年父母回国时，将他在苏里南的出生证卖给了同乡，他因此失去了苏里南国籍；后来在国外多年，也就没有中国居民身份。好在他1960年从香港过境时办了香港身份证，可因没连续住满七年，除了享受免费医疗外，其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高龄津贴等福利都没有。而老婆则既没有中国居民身份，也没有苏里南居民身份，成了落在半空的人。
一开始，两位老人还能相互照顾，但困难随之而来，老婆身体不好了，常常得吃药打针，干不了多少家务，花费也越来越大。两位老人除了每月房屋租金可收到5000元钱左右，再没有任何收入了。张锦松患有冠心病，每三个月回香港复诊、拿药，不要任何花费，但老婆所有的医药费都得自己掏。
说起为什么住在樟木头镇敬老院时，老人神情黯然，脸阴沉沉的。他叹了口气说，人老了，病痛就多了！之前老婆风湿痛了几十年，痛到后来就走不了路。又因为老年痴呆，不光眼睛看不清楚，头脑都不清楚了！到2011年年初，我87岁了，也做不动事了，也需要人照顾！拖到这年5月，我们住进了这间屋子。
说到这里，他指了指满屋子的东西，你看，这就是我们最后的家了，都挤成这样了！至于汗蒸小房子，是我特地买给老婆的，因为医生说汗蒸对治疗风湿痛有好处！可老婆现在也用不了！
婆婆一直安静地躺着，不知她睡着了没有！这时，她却一声声地喊起来，听来却不知道她喊些什么。老人摇摇头：“她就是喜欢喊几声，可怜她眼睛看不见，腿又动不得，心里难受呢！”
我看得出老人的痛心，赶紧转移话题：“您每三个月回香港检查身体，是你儿子来接你吗？”老人摇摇头说：“不是，是敬老院安排专人陪我去陪我回！”见我疑惑的模样，老人坦率地说：“儿子今年60岁了，每月会来看我们一次，每次会给我们六七百元钱，或者买些吃的穿的给我们！我们老了，吃不了多少，也穿不了多少！”
“那么您和婆婆每月费用多少？从哪里来呢？”
老人沉吟了一会，说：“我们两人请了一个陪护，每月加起来得4600元，这还是敬老院照顾我们，不然至少得7000元钱！我与婆婆都没有什么补助！好在清溪镇的房屋出租出去了，每月租金拿来交敬老院的费用刚刚好！”
这时，有客人来了，老人欣喜地站起来迎接，却是一对夫妻来看望他，提来了一大包水果等礼物。他们是从清溪镇来的义工，每隔一段日子就会来看望老人，陪老人聊天帮老人干干活。他们敬重老人的自尊自强及乐观进取的精神，为了回到故乡国籍都没有了，却无怨无悔。
他们告诉我，老人一直安静地过着清贫的日子，每天就是读书看报练书法。老人笑了，赶紧去婆婆的床底下找寻，拖出来两只大纸箱，里面装满了老人看过的书、报纸及练过的书法本。我拿出几本瞧瞧，都是老蓝色封面，一页页写满了小楷字或小草字，甚是养眼。再看看，他的床头及书桌上方都挂着书法条幅，都是老人自己写的。小冰箱上则放着一盘绿油油的富贵竹，给小屋增添了几分生机与书卷气！阳台门及窗户都开着，金黄的阳光照进屋子里。
这时，一位胖胖的红衣大婶端着两盘米饭，走了进来，是老人请的陪护。她笑了笑，又出去端来两碟菜，青菜及白豆腐。哦，才上午十多钟就吃午饭了，我赶忙起身。老人摆摆手，着急地说，别急别急，我们有微波炉，等会再热热吃就行了！但我怎么好打扰老人呢，坚决地退了出来！
陪护大婶送我们来到电梯口，她是湖南衡阳人，在敬老院做了十多年陪护了。她告诉我，老人为人很好，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在阳台上做做操，白天就在房间里看看书写写字看看新闻，到晚上九点就上床睡觉，很少下楼。老人才要强呢，从来都是自己洗澡自己洗衣服自己打饭，尽量不麻烦她，有时还帮着她打扫卫生、照顾老伴。
后来，李主任也告诉我，两位老人就靠租金过日子，生活简朴，婆婆脑子糊涂了，但老头依然从容淡定！第二天上午再来敬老院时，我又特地跑去看他们，两位老人正坐在桌前吃饺子。原来是老头见婆婆口味不好，让陪护买来瘦肉与面粉包饺子。左右几家陪护正热闹地煮饺子，照顾老人们吃饺子呢！
张锦松老人见我来了，一脸笑意，赶紧站起来，邀请我一起吃饺子。眼见婆婆围着围兜，边吃边流涎水。我自是不能吃下任何东西，只得告诉他，时间尚早，我还吃不下呢！老头不再勉强，依然坐到桌子跟前，缓缓地吃，时不时地照顾对面的婆婆也吃。我不由暗暗地责备自己，怎么就会在意老人的涎水呢？我每每为老人们的境况而忧心，真正要我去天天照顾老人，我会比陪护更耐心吗？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转头一眼看到阳台角里有只小小的鸟笼，为了掩饰，我忙凑过去看。一只小小的鸟在蹦上蹦下，啾啾地叫，声音清脆悦耳。老头笑了，他告诉我，小鸟才有趣呢，叫声也好听，给他带来了不少欢乐！
我却心酸了！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人老了总是期盼叶落归根，但面对现实，回故乡养老的愿望往往令人望而生畏。即便回了，比如张锦松老人，就是身在家乡的异乡人，依然有这样那样的困难。
说来真是孤陋寡闻，未到东莞之前，我知晓不少地方在提倡居家养老模式，但真的未曾听说过社工。一开始，樟木头敬老院年轻的社工姑娘带我拜访老人时，我还以为社工与义工差不多，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当结束了樟木头镇的采访后，我与友人丁燕找到东莞市民政局了解关爱空巢老人的工作情况，莫科长强烈推荐我去中堂镇看看，看看镇里推行的居家养老模式。第二天一大早，吴家涌社区的社工巧依就来东莞文联接我，驱车不到半小时，就到了吴家涌社区。巧依是东莞本地女孩，个子不高，瘦弱朴素的模样，说话声音细声细气。一下车先来到市场，穿过一个个摊位，来到菜市场，过道两侧一块块颜色各式的塑料布之上，整齐地摆着白菜、白萝卜、苦瓜、南瓜、大蒜、葱等各式各样的菜，摊位后小板凳上坐着婆婆或大叔。巧依说，这些婆婆都是当地人，都很勤快很节省。我不由加快了脚步，觉得不买菜真对不起那些卖菜老人，穿过去后一抬头就看见前面一栋灰色的大楼，上面有“吴家涌社区服务中心”几个大字。
社工中心就设在一楼，老年人活动中心也在此！走进老年活动室，房间很大，进门靠左墙放着一长溜多功能按摩椅，再过去摆着几排长沙发，对面墙上挂着台大电视机，正在放着热闹的电视。屋子右半边摆着深棕色长条形会议桌，四周围着椅子，右墙上则张贴着色彩缤纷的宣传栏。
屋子里有二三位老人躺在按摩椅上按摩，有几位老人坐在沙发上，边看电视边照红外线灯。我们来到会议桌旁坐下，巧依的助理也过来了。助理姓吴，留着齐耳短发穿着浅绿色背心，我们自然而然地聊起了中堂镇的居家养老话题。
中堂镇地处东莞市西北部，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素有东莞“北大门”之称。面积60平方公里，下辖20个村（社区），户籍人口7.21万人，新莞人6.44万人。东江支流环绕四周，曾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之前一直以农业为主，后来中堂镇也建起了大批工厂。人们的观念也随之改变，对居家养老也越来越重视。
2010年5月25日，东莞普惠社工服务中心向中堂镇社会事务办派驻16名社工，建立起社工服务点，尝试为全镇老年人、残疾人、青少年、单亲及特困家庭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渐渐地，居家养老服务成了社工服务的重心，先后组织社工三次赴香港取经，探索“社工+社工助理+护工+义工”四工联运居家养老服务模式。从此，年轻的社工们理念焕然一新，对老人有了更多的体恤，干起活来从容不迫。
开展三年来，重点为中堂镇1500多位80岁老人提供全方位贴心服务，其居家养老服务在东莞首屈一指。而中堂镇在东莞并不是经济最好的镇，却能如此重视养老事业，看来东莞市民政局推荐我来此镇是对他们工作的极大认可。
巧依是个温和的女孩，我们缓缓而谈，小吴也不时补充，我对吴家涌社区整体居家养老模式便有较为清晰的认识。2011年全镇20个村只有5个社工、5个助理，到现在有社工8人、助理8人、护理师3人、营养师2人、康复师2人。而吴家涌社区60岁以上的老人400多人，80岁以上的老人70人，于2012年1月开始对此70位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拥有社工1人，助理1人，护理师1人（负责6个村），营养师1人（负责10个村），康复师1人（负责20个村）。另有护工19人，负责上门为老人进行家居清洁、个人清洁、精神抚慰、心理疏导、陪同就医、购物等。一名护工负责8位老人，一天服务4位老人，护工都是中堂镇农村妇女。居家养老实在是件好事情，受到了老人们的热烈欢迎，吴家涌社区并没有很好的集体经济，分红并不多，推行起来也是困难重重，麻烦重重。好在推行一段时间后，社工与老人与老人家庭安全度过了磨合期，一切都朝好的方向发展。
在东莞所有的区镇里面，中堂镇居家养老中心的工作，是做得最好最到位最有特色的。说到居家养老服务的推行，在中堂镇也不是一帆风顺，社工与助理们克服了种种困难，甚至还经受了不少委屈，也有不少感悟与思索。在她们看来，推行居家养老服务也因此导致了儿女们有了依赖性。有些子女不再去履行照顾老人的义务和责任，更加撂担子，任由护工去料理老人。还有儿女们对父母不孝敬，老人的住院手续都由护工去办理。护工只是隔天才会去服务，子女却要求护工天天去。那些痴呆老人更是可怜，子女就丢些吃的喝的在桌上，从不管老人到底吃了还是没吃，甚至老人拉在身上拉到床上都不太管！相比之下，护工总是料理老人吃喝，料理老人卫生，老人们至少吃饱了，干净了。
说到这里，我问巧依，从你们的工作实践来看，为什么有人不能很好地照顾老人，甚至置老人而不顾？巧依与小吴相互看了一眼，又沉思了一会，谨慎地说道：“我们也曾经多次探讨过此类问题，大概有以下几种原因：一是子女文化水平低，未能意识到照顾年老体弱的父母是自身责任；二是子女收入不高，负担又重，自顾不暇；三是子女思想认识有问题，只顾自己的小家庭，哪会管父母？四是父母年轻时对媳妇不太好，潜藏了家庭积怨，到老了就爆发出来了。”
在巧依说的过程中，还不时地与小吴沟通与印证，说过后依然若有所思。我不依不饶地问道：“你们认为主要问题在哪里？”巧依与小吴倒不约而同地回答：“主要是家庭矛盾，之前父母不帮着儿子媳妇照顾小孩，对待子女有偏心，还有就是重男轻女嫌气当初媳妇生了女儿。”我看了看巧依她俩坦诚的眼光，我想这是她们在工作中的强烈感受，质朴而又真切。
我想，子女不能很好地照顾父母，应有种种因素，家庭矛盾只是其中之一。当人们为了生活辛苦忙碌时，只会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相互间为利益斤斤计较，家庭矛盾日渐加深，少不养老还振振有词。念及于此，再看看眼前在做按摩在看电视的几位老人，真觉得她们情绪低落。
回望从2013年年底起，快两年的时间里，我一次次走近不同的老人，一次次忧心于老人们人生际遇的曲折及晚景的悲凉，一次次感动于老人们生命的顽强及积极向上！他们为儿女为这个世界几乎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们即将走向人生旅程的终点！他们对社会对子女没有抱怨，也无从抱怨！他们都只是普通的老人，卑微如飞扬的尘埃，在某种意义上又都是我要找的廖婆婆，但与他们相遇，走进他们的内心，便会得到纷纭的人生启示，包括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我想，我走向老人之路，也是朝圣之路。曾让我心力交瘁，也曾让我感慨万千，还曾让我欢欣鼓舞。终于，我走过来了。
原载于《空巢：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启示录》，作家出版社，2016年3月版
注释
[1]彭晓玲，女，湖南浏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湖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东莞文学院签约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