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傅高义

1979年，哈佛学者傅高义教授在日本社会经济腾飞的前一刻，发表了惊世之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定义了之后十年“向日本学习的风向”。2016年在中国的新版亮相，傅高义特别撰写新序，再度肯定日本，认为日本即使经过了“失落的二十年”，属于《日本第一》时代的优良特质依旧存在，对于发展中国家甚至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型的经济体，仍能给予重要的启迪。深入研究日本的现代组织、经济团体、企业文化和官僚制度等社会结构和管理案例之后，傅高义认为日本的成功，并非来自传统的国民性、古已有之的美德，而是来自日本独特的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从日本社会模式的成功中亦可窥一二：日本的教育水准高且普及度好；社会治安好，犯罪率较低；有一套培养精英官僚、抑制腐败的有效体系；强调认同感却不缺乏竞争性的企业文化；提供合理保障又不致养懒汉的福利体系，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在面对有关“日本第一”这个说法的热议时，傅高义强调：“我说‘日本第一’不是指日本经济是全世界最强大的，而是要告诉美国人，日本是如何发展的。”复旦大学美研中心主任、国际问题研究专家沈丁立译新版序。

1979年，哈佛学者傅高义教授在日本社会经济腾飞的前一刻，发表了惊世之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定义了之后十年“向日本学习的风向”。2016年在中国的新版亮相，傅高义特别撰写新序，再度肯定日本，认为日本即使经过了“失落的二十年”，属于《日本第一》时代的优良特质依旧存在，对于发展中国家甚至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型的经济体，仍能给予重要的启迪。深入研究日本的现代组织、经济团体、企业文化和官僚制度等社会结构和管理案例之后，傅高义认为日本的成功，并非来自传统的国民性、古已有之的美德，而是来自日本独特的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从日本社会模式的成功中亦可窥一二：日本的教育水准高且普及度好；社会治安好，犯罪率较低；有一套培养精英官僚、抑制腐败的有效体系；强调认同感却不缺乏竞争性的企业文化；提供合理保障又不致养懒汉的福利体系，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在面对有关“日本第一”这个说法的热议时，傅高义强调：“我说‘日本第一’不是指日本经济是全世界最强大的，而是要告诉美国人，日本是如何发展的。”复旦大学美研中心主任、国际问题研究专家沈丁立译新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