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校每天的课程，早晨是“表演实习”。讲课的是我们的班主任、剧作家吴天先生，改编过曹禺的《家》，和编过电影《春归何处》，说得是一口江浙腔的国语，我还算听得懂，又加上对“表演”也有兴趣，所以倒从不缺课；下午可就逛马路好过上课了，不信，听我道来！
下午的课是“声乐”“国语”“舞台装置”。“声乐”上过一堂，以后就没法子上了，因为先生说的是上海话，换了今天也倒罢了，我娶这杭州老婆，连苏州评弹都听到津津有味，何况几句“闲话”？当时可不行啊，对上海话只会一句“阿拉弗晓得”，其他的就通通“弗晓得”了。那位先生讲了五十多分钟，我只听懂了一句：“高矮屋。”高的房子，矮的屋子。向同学一夸耀，才知侯景吃麻花——满拧。“高矮屋”者，“讲闲话”是也。我一句“闲话”不懂，只好在马路上看看野草“闲花”了。
“国语”课是严工上老先生教的，慢条斯理地用注音符号教北平话，我这个从小就住在北平的“泡儿将”，听着笑既不好，不笑也忍不住，也不得不逛马路了。
教“舞台装置”的是丘熹先生，另外他也教三年级的“素描”。我看过他替学生们改画，也看过他示范的教材。说实在的，凭他那两下子，我真能教他。不管怎么样，我总是徐悲鸿先生的得意门生，对素描还真有两把洋刷子（如今可全还给徐先生了）。所以素描课也不必上了，还是到马路上，看看红装“素裹”吧！
有一天闲游散逛之后，打道回校，刚好丘先生在大礼堂里上“舞台装置”课，他见我一进门口，就假装没看见似的，高声地“鼓励”我几句：“李翰祥这牛学生也怪，大老远地由北平跑到上海，不上课，整天逛马路，不知道他算哪路的学生？”
大伙儿把眼睛对着我，不知道是羡慕还是嫉妒，有的窃窃私语，有的掩着嘴儿笑。我脸一热，还真有点“烧盘儿”，坐在后边不敢响。丘先生知道我是在艺专学画的，至于画得怎么样，他可没见过，好吧，改天有机会，露一手儿。
忘了是哪一天，反正是剧校成立的周年纪念，请了很多位大导演、大编剧和大明星到学校的实验剧场，举行了一个筹款义演晚会。晚会上没有预备什么布景，但要画十几幅活动立屏，每幅是四块三六尺的布景板，分成两摺。学校里本来有一位画宣传海报的同学，但对画屏风却没有经验，知道我学过西画，特别找我帮忙。他已经画了几幅，但都不大满意，叫我先替他画一幅《爱与死的决斗》，说是一首诗改的名字，将由编剧家李健吾先生和影星白杨女士一起朗诵。如此阵容，当然义不容辞了。我画了一个维那斯女神的立像，然后在她周围加了些被砸碎了的枷锁，刚一画完，画海报的同学把他已经画好的几张，全部重新涂上白粉！
“老李，你一个人包办了吧！”
第二天晚上演出的时候，这些立屏，经灯光一照，还真有个样儿，丘先生知道是我画的。
“啊！嗯……人不可貌相，难怪他要逛马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