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拙著《人间词话译注》的一个增订本，应香港某出版社之邀而作。由于好事多磨，尽管已经到达植字制作的最后阶段，但终究还是未能付印。
这本书由大陆到台湾，再由台湾经香港，返回大陆，其间种种，似颇有某些未曾为外人道，或未曾完全为外人道者，谨借此机会，记述如下。
一、著书立说与里程标志
在武夷山召开的中国首届柳永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应邀讲话，我曾说过：“过去一百年，乃著书立说之一百年。”然而，是否人人著书、人人都曾立说呢？到了世纪之末，某些人不仅立说，而且立学，其“说”与“学”究竟在哪里呢？此“说”与“学”是个什么物事，能不能拿出来看看？这一切，看来都应当问个究竟。而依我所见：一百年当中，有意立说，并且真正立了说的学者，可能只有两个人。一为王国维，一为胡适。王国维标榜“词以境界为最上”，倡导境界说，这是划时代的创立；胡适提出“大胆的设想，小心的求证”，虽与一般意义上的学说有异，但其开天辟地的创立，却不能不承认其为“时或称而道之”（《庄子·天下篇》）的百家学说中之一家。二氏创立，皆甚有功翰苑。
就词学而论，王国维与胡适之所创立，主要体现在分期、分类上。分期与分类，是从纵横两个不同角度所进行的一种判断与划分。《文赋》称“操斧伐柯”，所指应当就是这么一种本事，这是一种大本事。面对千年词业，无论怎么繁复多样，万头千绪，只要巨斧一挥，就看得一清二楚。如曰“词以境界为最上”，有最上者，必有最下，那就是没有境界的词。是分类，也是分期。以前论本色，看似与非似，而今说境界，看有与无有。这就是非常清楚的一道分界线。以此划分今与古，判断新与旧，旗帜鲜明。这是王国维对于千年词业的判断与划分。而胡适之所谓词本身历史（805—1250年）、词替身历史（1250—1650年）、词鬼历史（1650—1900年）三个大时期以及第一个大时期之三个阶段——歌者的词、诗人的词、词匠的词，其划分、判断，亦十分干脆利落。一个着眼于意和境，以有尽、无穷评定优劣、高下；一个着眼于人和事，以匠手、天才评定高下、优劣。前者以治哲学方法治词，能写、能观，善入、善出，充满睿智；后者以治史学方法治词，设想、求证，选择、去取，代表识见。二氏皆不愧为二十世纪的大学问家。
操斧伐柯，分期、分类，这是做学问的方法，也是一种标准。人人著书，是否人人都曾立说？于此似可看个究竟。在一定意义上讲，方法似乎更为重要。例如胡适，他的半部哲学史和半部文学史可以不要，而方法则不能不要，千秋万代之后，可能依旧用得着。有感于此，我也曾尝试对中国词学史进行判断与划分。依据文学批评模式的传承及运用，我将全部词学史划分为二段：古词学与今词学。二段划分，以1908年为界线，因为这是王国维《人间词话》手订稿发表的年份。在此之前，通行本色论；在此之后，出现境界说。所以，词界也就有了旧与新之分以及古与今之别。这一意思，本书“导读”（香港版）已说明。在这一基础之上，再将今词学划分为开拓期（1908—1918年）、创造期（1919—1948年）、蜕变期（1949—1995年）三个时期，并将蜕变期划分为三个阶段——批判继承阶段（1949—1965年）、再评价阶段（1976—1984年）、反思探索阶段（1984—1995年）。这是1908至1995年间事。1995年以后，属于新的开拓期。经此划分与判断，对于全部词学史，相信已有了个印象。
有此印象，我曾进一步尝试，将李清照“别是一家”说、王国维境界说以及吴世昌词体结构论，看作中国词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三座里程碑，三段里程，三个里程标志。第一段，一千年，属于李清照地段；第二段，一百年，属于王国维地段；第三段，吴世昌地段，目前尚无立足之地，可能是今后一千年。李清照主本色，讲求似与非似；王国维主意境，讲求有与无有；吴世昌主结构，讲求生与无生。三个代表人物，各有目标，各有创立，容当小心求证，细加论列。2002年9月6日，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的演讲，可看作是一种大胆的设想，有机会将继续加以发挥。
二、人文精神与文化阐释
一部《人间词话》，一百五十六则，其价值究竟何在？是不是只在词学上面？恐怕未必。历年来，讲授“古典文学专题”，我曾与诸生共同探研这一问题。以为：这是牵涉到天、地、人三者关系的问题，属于一种人文精神思考，并非只是在词学上面讨生活，宜深入一层加以推究。如曰：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聘”。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
又曰：
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又曰：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三段话，敷陈排列，皆于两相对比中，展示观感。忧生与忧世，担荷人类罪恶与自道身世之戚，大与小之不同，明显可见。能入、能出，有生气、有高致，与于此二事皆未梦见者相比，其优与劣之区别，亦判若黑白。这就是一种人文精神思考。既有远大的追求，又有具体的方法与途径。一部《人间词话》，其价值我看就在于此。
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表层与深层，或者“域于一人一事”与“通古今而观之”。对于二者的认识与把握，王国维确实有其高明之处。明白这一点，以其思考读词，必有所得。
例如，李煜《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首词作于宋太宗（赵光义）太平兴国二年（977）正月，乃作者被俘至汴京之第二年。说人间，说天上；说过去，说现在。无穷无尽忧愁。所创造境界，已将人间、天上界限打通。说明作者所想，并非局限于以往的人和事，诸如故国、故宫等等，因而也就不同于道君皇帝（赵佶）之自道身世之戚；其所想，乃一种大承担。用王国维的话讲，就是对于人类罪恶的一种大承担。这就是一种超越。所以，每次演讲，解读此词，我将“往事”理解为“春花秋月”，以为春花秋月一般美好的人和事。一千年前，作者如此想象；一千年后，读者亦如此想象。这首词也就传之久远。
这是因王国维思考所引发的联想。王国维思考，贯通古今之变，洞察人天之际，所谓文化阐释，应当可从中得到启示。
三、走出误区与回归本位
《人间词话》的价值，超出于词学，而就其命题看，又明显为着词学。因此，探研有关问题，还得回到词学上面来。
《人间词话》问世至今，将近一百年。如上文所说，这是属于王国维的地段。但是，这一百年，所经历的道路却不平坦。本书“导读”（香港版）将其划分为两段：一为清末民初至四十年代末期之四十馀年，一为五十年代以后之四十馀年。两个四十馀年，两段经历。于前一段，境界说的倡导，不仅取代不了本色论，而且被推衍为风格论，在词界并不怎么受重视。尽管已有若干读本及评介著述出版，词界所通行的也还是本色论。于后一段，风格论盛极一时，境界说的回归与再造，迟迟未能实现。
在王国维地段，境界说之被推衍为风格论，是二三十年代的事，由胡适、胡云翼二氏所促成。具体步骤，我曾有专文列述（见《以批评模式看中国当代词学——兼说史才三长中的“识”》），此不赘。以下着重说境界说的回归与再造。
境界说之被推衍，就是被异化，由“词以境界为最上”，变成词以豪放为最上。异化过程，由前一个四十馀年，延伸至后一个四十馀年，历经创造期三十年，乃至蜕变期的三个阶段。批判继承阶段，以风格定高下，不仅重豪放、轻婉约，以豪放为最上，而且推主流、反逆流，以爱国主义为最上。再评价阶段，拨乱反正，一切翻转过来，其所奉行，仍然是风格论。当其时，风格论既已被推向极顶，因而也就面临着绝境。反思探索阶段，二派说或者二分法失去支持，多元论出现，既讲主体风格，又讲其他风格。某些有一定创造精神的风格论者，进而改弦易辙，回归境界说。这就是美学阐释和文化阐释。
过去一百年，从境界说之被推衍、被异化，到回归与再造，走了一大圈，终于返回本位。当中有些事情，恐为王国维所料想不到。不过，这一百年，毕竟属于王国维，属于王国维地段，属于王国维时代，王氏于地下有知，当感到欣慰。
步入新世纪，元亨利贞，万物资始，王国维的人文精神思考，必将重新引起注视；《人间词话》亦将越来越显示其价值。
我的这一增订本，于此时返回大陆，应犹未晚。希望对于当下之“学”与“思”，能够提供参考。不妥之处，亦盼大方之家，有以教之。
施议对
二〇〇二年夏历壬午冬至（十二月二十二日）
于濠上之赤豹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