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两汉之际的史学
自司马迁《史记》成书以后，约一百七八十年，班固写成了《汉书》，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二部巨著。
《史记》的创造性的工作曾吸引了这一百七八十年间的历史学者，成为他们模仿、学习的榜样。宣帝时，《史记》经司马迁外孙杨恽得以宣布于世。元、成之间，褚少孙为《史记》作了一些续补。后来，刘向、刘歆、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史记》。东汉初年，班彪不满意《史记》的这些续作，“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固是班彪的儿子，他的《汉书》是在这些已有的基础上创作的，断代为史，写出了起于汉高祖，终于王莽的230年间的史事。他的工作代替了各家续补的《史记》，得以单独地流传下来。后人曾经长时期地以《汉书》与《史记》并称，作为纪传体史书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
这一百七八十年间时代的特点，第一，阶级矛盾的尖锐。继武帝晚年南阳、齐、燕各地暴动之后，成帝时有颍川、山阳铁官徒的起义，广汉郑躬、尉氏樊并的起义，王莽称帝后有绿林、赤眉的大起义。这次大起义，首尾约10年（公元17—27年），在规模的壮大上、在历时的长久上都超过了秦末的大起义。第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帝室和外戚间的矛盾是其中的一个侧面。自成帝时王氏当权，发展到王莽称帝，而达于极点。第三，皇家对学术思想控制的加强。继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公元前51年石渠阁讲五经同异，宣帝亲临决断；公元79年白虎观讲五经同异，章帝亲称制临决；其间又有公元56年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这些时代的特点不能不在当时的史学上印下烙印。《史记》的体例和司马迁史学才能虽受到推重，《史记》的进步的历史观点却决不会在正宗学者或正宗思想中得到地位。扬雄称《史记》为“实录”，但讥其“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班彪称《史记》“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但很反对它的论议，说“浅而不笃”，“大敝伤道”，其罪状是“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班固略同于班彪的看法，而措辞少有不同。明帝也曾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言，扬名后世”，但因《史记》“微文刺讥，贬损当世”，就断定司马迁“非谊士也”！两汉之际的史学是为阴阳学说和儒家伦理思想混合起来的正宗观点所支配的，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过程正是正宗史学形成的过程。正宗学者继承了司马迁技术的方面而阉割了他思想上的精华。
两汉之际的学者如刘向、向子歆和班彪的思想，都是折中主义的。刘向、刘歆父子各著书论《洪范五行传》，“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是以天人感应的神学说历史。但他们考究学术源流，就脱离了神学的支配。班彪著《王命论》，旨在申明汉承尧祚，有灵命之符，“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但同时又以汉所以成帝业，归功于刘邦之略，说他能使“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智力在这里又起很大的作用了。班固继承了班彪的看法，力图使史学能更好地为皇家的封建统治服务。
两汉之际正宗史学的建立及折中主义的历史观的出现，一方面表示正宗思想已在史学领域建立了阵地，又一方面则表示正宗思想的危机，它在社会矛盾的剧烈冲击下已显露出内在的贫困，而不得不谋求某些合理的因素以增加自己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犹如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之为当时正宗思想的对立物一样，折中主义历史观是作为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之对立物而出现的，这是正宗思想向进步思想反攻的武器。
两汉之际的史学也有它的新的发展。第一，纪传体逐渐为历史学者所普遍采用。有的学者还试图加以改进。成帝时，冯商“受诏续太史公十余篇”，可见这种体裁也为皇家认可了。明帝诏班固和陈宗、尹敏、孟异共成《世祖本纪》，班固又作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列传载记28篇，后来刘珍、刘毅、刘陶、伏无忌等相继撰次，称为《汉记》。纪传体从此成为“国史”的主要体裁。尽管此后纪传史的写作流品不齐，但为各个历史时期史料的保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第二，成帝、哀帝时由刘向、刘歆负责，进行了大规模的皇家藏书的校订，为史料的考订、书籍的分类和系统地论述学术源流提供了范例。司马迁在《史记》里已开始了论述学术源流的工作，至此是向前发展了。以上主要是属于技术性的发展，但对于后来史学的发展，是起作用的。班固作为两汉之际史学的代表者和总结者，在这两点上也体现出《汉书》的成就。
2.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创始者刘向
两汉之际历史学者的著述多已不传。刘向的著述保留下来的要多一些，他对班固的影响也比较大。在东汉学者眼中，扬雄和刘向都是博学的典范。
（1）两次下狱，三次丢官
刘向（约公元前77—前6年），字子政，初名更生，成帝时更名向。他是汉楚元王刘交的玄孙，是汉宗室，父兄相继为阳城侯，家产过百万。刘向12岁时，其父刘德保任他为辇郎。成年时提升为谏大夫，后又任为郎中给事黄门，升为散骑谏大夫给事中。
汉元帝初即位时，刘向被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推举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与侍中金敞拾遗于皇帝左右。四人同心辅政，讨厌外戚许氏、史氏在位放纵，尤其愤恨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打算报告皇帝罢退之。但还未报告而走漏了消息，遂被许氏、史氏和弘恭、石显等告了一状，刘向与周堪被关进监牢，萧望之被罢了官。
这一年地震，元帝觉得萧望之、周堪、刘向等人冤屈，遂重新启用刘向，任为中郎。刘向通过他的外亲，向皇帝上书，为萧望之等鸣冤，要求罢退弘恭、石显，重用萧望之等。他用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得失，矛头指向专权的外戚与宦官。这书奏了上去，弘恭、石显知是刘向所为，请求皇帝考问奸诈。刘向又被关进狱中，后被免为庶人。萧望之被诬而自杀。
汉元帝悼念萧望之，提升周堪为光禄勋，加以信用。永光六年（公元前43年），刘向见周堪等人在位，盼望自己得以信用，便上封事谏说，大谈灾异之变与政事得失相关，矛头直指当今“谗邪并进”的宦官。石显见到此书，与许氏、史氏等更加怨恨刘向等。当年夏寒，日青无光，他们便借此说是周堪等“用事之咎”，诬陷周堪与刘向等“谋毁骨肉”，律议“勿令典事”。
元帝将周堪等人下放为地方官，刘向的期望落了空。以后，元帝虽又重新任用周堪为光禄大夫，领尚书事，但石显为中书令主管尚书之事，周堪很少见到皇帝，办事取决于石显之口。适值周堪患瘖疾而死，石显诬陷是张猛所害，逼他自杀。刘向为此非常不快，乃著《疾谗》《擿要》《救危》及《世颂》等，凡8篇，“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也”。刘向一直被废黜，竟达10余年之久。成帝即位，石显等伏法，刘向这才有机会得以进用，为中郎，主管三辅灌溉之事，随后又升为光禄大夫。
那时，王凤为大将军秉政，倚太后，专国权，兄弟七人都封为列侯。刘向上封事，极力论说外戚当权之害。他在封事中，引用了许多历史的事实，加以论说。他在封事最后指出：“夫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宜发明诏，吐德音，援近宗室，亲而纳信。黜远外戚，毋授以政，皆罢令就第，以则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诚东宫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刘氏长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孙孙无疆之计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复见于今，六卿必起于汉，为后嗣忧。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图，不可不早虑。《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成。’唯陛下深留圣思，审固机密，览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万安之实，用保宗庙，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刘向的封事使成帝大为感动，但并无办法，只有任刘向为中垒校尉。
元延年间（公元前12—前9年），异常现象屡见，星孛东井，岷山崩坏，还有日食。刘向对此颇生恶感，产生了一些想法，又上奏，说：历来天象与人事相应，“天命信可畏也”，“神明之应，应若影响”。近来灾异多见，“有识长老莫不震动，此变之大者也”。建议崇刘氏，诛数奸，并要求成帝接见，以便“指图陈说”。成帝果然召见刘向，“然终不能用”。
刘向一生很关心刘氏宗室的命运，也正因此，刘向关心皇族，而讥刺外戚，就必然遭到外戚的忌恨与排挤。皇帝曾多次欲用刘向为九卿，然总得不到王氏居位者及大臣的支持，故终不得提拔。刘向居列大夫官前后30多年，72岁去世。
（2）神学思想
刘向早年得《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深受神秘思想的影响。他继而参与石渠阁的五经讲论，濡染于今文经学活动。他后来论历代兴革、国政得失，就拿出了今文学者的派头，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作为论证的依据。元帝时，他上封事，论舜及文武周公时的祥瑞和幽厉以后春秋时期的灾异，而归结于“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成帝时上封事，论宗周以来大臣操持国柄之危国，借“王氏外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之异，申言“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这表明刘向的历史观是神学的历史观。他这种思想反映了西汉晚年大权旁落、皇族失势的悲观情绪。
《汉书·五行志》保存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约152条。其中论灾异跟后、妃、君夫人及外戚间关系的约31条，论灾异跟君主失势、国家败亡间关系的约39条。这不只是刘向政治立场在学术上的反映，并且是有意地利用阴阳五行学说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刘向虽相信“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但认为“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可以“刘氏长安，不失社稷”。这就等于说天命还是可以人为转移的，或至少可以多延一些时期。
当刘向校订皇家藏书的时候，却很少运用这种神学历史观，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态度。
（3）奉命校古今典籍
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刘向奉命校古今典籍，把它们分成六类，由他负责经传、诸子、诗赋三类，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校过一书，“向辄条其篇目，录而奏之”。他做了这个工作约20年之久，刘歆在他死后奉命完成了未竟之业。刘歆把父亲的叙录，按照典籍的分类，分别概括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另加辑略，成为《七略》一书。刘向的叙录后来别辑成书，称为《七略别录》。
依现存《七略别录》零篇和《汉书·艺文志》所删存《七略》的材料来看，刘氏父子在思想上，第一，发展了学术分类的概念。先秦评论学术流别者，多以学术思想接近的学者并举，不称学派。孟子和韩非始提“杨墨”或“儒墨”。司马谈始区别六家，加以评论。刘氏父子增六家为十家九流，作为诸子一类。另外又分诸子以外的典籍为五类。他们把皇家藏书定为6类，39种，1603家，13000多篇。他们在总的分类上按着皇室进行统治的需要来安排次第。六艺、诸子和诗赋都是属于文治方面的，列在最前。兵书属于武备，列于其后。术数和方技，或在统治上起补充作用，或与生活有联系，就放在最后。这当然谈不上是科学的分类，在思想本质上反映了皇权思想。但这毕竟在学术分类的概念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典籍的具体分类、典籍的保存和检寻是可以起一定的作用的。第二，刘氏父子注意了学术源流及其政治背景，对各家各派做出了评述。他们一方面肯定了各种学术、各个学派在不同方面的作用，论其短长，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继承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形式。在另一方面，他们把诸子、诗赋、兵书、术数和方技都说成是出于王官之守，把诸子、诗赋都说成是六经的支流余裔而为衰世的产物，这里就贯穿了尊崇儒术的思想。把这两方面合起来看，好像给了诸子一定的地位，而实际上是在有限度地承认诸子的现实影响下，为儒术独尊提出了历史的根据。第三，刘氏父子称《易》为五经之原，“与天地为始终”，而五经之学则“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他们肯定术数各家能测吉凶、候善恶。这又是神学思想的表现。在技术上，刘氏父子创造了大规模校雠的范例，大规模缮写定本、编撰叙录的范例和制成系统目录的范例。这对于后来所谓“校雠学”“目录学”有很大的影响，被称为它们的始祖。同时《七略》的形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成为学术史的主要的表达形式。
看起来，刘氏父子是很淹博的，但在淹博的华贵外衣下掩遮着虚弱的、贫困的思想。这是他们父子学风上的特点。班固称赞他们“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班固的赞语表明了他的思想，班固正是刘氏学风的很好的继承人。
刘氏父子还续补了司马迁的书，未传于世。刘向采摘先秦旧事及汉初遗文，撰《新序》《说苑》二书，又撰《列女传》，这是记载妇女史事的第一部专书。
3.班固改《史记》
班固、王充、蔡邕是东汉时期卓有成就的著作家。其中，班固和蔡邕既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王充是思想家。
班固（约公元32—约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他生在一个豪富、外戚，并有正宗家学传统的人家。七世祖壹在楼烦有马牛羊数千群，是秦汉之际的边地豪富。曾祖况以大臣名家的身份占籍长安，女儿是成帝的婕妤。大伯祖伯能说讲《诗》《书》《语》，辨究不同的经说。在任定襄太守的时候，以善于搜捕，使“郡中震栗”。后来官至水衡都尉，成为皇帝亲密的侍从。二伯祖斿，同刘向校书，受到成帝的器重，得到秘书副本的赏赐。公元前1世纪20年代，班氏同许氏是齐名的外戚，被称为“许班之贵倾动前朝，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藏”。父彪，当两汉之际，“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在上层社会中颇有声誉，“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他续《史记》，但反对司马迁的异端观点，坚持“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的正宗之学。
班固9岁就能写文章，又可诵诗赋，16岁至23岁游太学。治学不拘于章句，着重领略大义。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他的父亲班彪病死，留下了遗作《后传》。此时，23岁的班固离开太学，返乡为父守丧，并拜阅了父亲所作《后传》的手稿。他感到父亲“所续前史未详”，经过反复思考，决心要继承和发展父亲的史学事业。永平初年起，着手撰写《汉书》，专写西汉一代230年的历史，此举是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时代的需要。
自司马迁撰《史记》之后，统一的西汉皇朝由盛而衰，西汉灭亡，随之东汉兴起。面对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封建统治阶级一方面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在政治上做出了对策；另一方面又借助思想文化加强思想统治。史学要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只补续《史记》，是远远不够的。班彪的《王命论》和《后传》也只是适应临时的需要，未能承担起历史的使命。班固所撰的西汉全史，给大一统的西汉皇朝以突出的历史地位，总结了西汉的兴亡盛衰，以及成败得失，完全适应了历史的需要。就在班固着手编撰《汉书》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皇帝下诏收捕，班固被关进了京兆监狱，家中的书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担心他受委屈而难以自明，便上书，在汉明帝面前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汉书》的书稿呈上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之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的地方。兰台的令史共有6位，秩600石，其职是掌管和校定图书。
班固因祸得福，做了兰台令史，便和陈宗、尹敏、孟异等人共同撰成《世祖本纪》。这是一部撰写汉光武创立帝业的历史的书，因此班固升迁为郎。他又撰写开创东汉的功臣列传以及平林、新市、公孙述等载记，共28篇，送呈朝廷。这些著述都被后来的官修《东观汉记》所采用。随后，班固又在汉明帝的支持下，继续撰写《汉书》。他在散文赋《答宾戏》中，表示决心“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先后历时20余年，至建初（公元76—84年）中，班固完成了大部分的著述，可谓“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班固任郎之后，“遂见亲近”。当时建都洛阳，而关中耆老犹望迁都长安。班固乃作《两都赋》，呈给汉明帝，“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西都赋》和《东都赋》都为鸿篇巨制。又及汉章帝雅好文章，班固固然更加“得幸”，多次入宫与帝论学。据说“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固当了玄武司马，秩比千石，掌管守卫玄武门。次年，章帝于洛阳北宫白虎观召集诸儒，讲论五经异同。班固担任记录，会后奉命根据记录编纂成《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德论》或《白虎通》）。此书为董仲舒以来，儒家学派的法典性著作。
元和元年（公元84年），北匈奴愿与汉人“合市”，并要求“和亲”。此时，章帝诏问群臣。议者意见不一，或以为匈奴“变诈”，不予理睬。班固发议：根据历史经验，应当通使修好，“上可继五凤、甘露致远人之会，下不失建武、永平羁縻之义”。章帝允许北匈奴前来“与汉贾客交易”，地方官府“赏赐待遇之”。这应该与班固的建议有一定的关系。
永元元年（公元89年），南匈奴单于向汉请兵征伐不轨的北匈奴。窦宪因罪惧诛，自求讨伐北匈奴以赎罪。窦太后乃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出征北匈奴，班固为中护军，参与谋议。汉军与南匈奴兵等大胜，出塞3000余里，追至燕然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班固奉窦宪之命，刻石勒功，记汉威德。次年，北匈奴单于遣使向汉请求和亲，窦宪奏请派遣班固行中郎将事，带领数百骑出居延塞迎接北匈奴单于。适值北匈奴单于被南匈奴击败逃走，班固到了私渠海（今杭爱山南）闻知如此情况，只好返回。
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因外戚专权而被和帝夺了兵权，被迫自杀。班固也由于和窦宪关系密切，而受到了牵累，被罢免了官职。又因班家奴仆以往曾仗势侮辱过洛阳令种兢，种兢起初因畏窦宪而含怒未发，待至窦宪垮台，以及班固失势，便乘机将班固逮捕入狱。不久，班固死于狱中，终年61岁。
班固去世了，《汉书》也就功亏一篑，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和帝令其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续成之，班昭续成八表，《天文志》由马续奉诏完成。据此可言，传世至今的《汉书》，是经由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四人所撰而成，历时几十年。当然，其最主要的是班固20余年心血的结晶。班固除编撰《汉书》外，还有很多诗赋文章，明代张溥曾辑《班兰台集》，近人丁福保辑有《班孟坚集》。
班固在传记文学方面也是一把好手，在《汉书》里，有不少这方面的出色作品。但班固最主要的是在史学学术方面的成就，他所著《汉书》是一部杰出的历史著作。
班固写《汉书》，记刘邦起义以至王莽的失败，共分纪、表、志、传等四个部分。表和天文志没有写好，是由妹昭和扶风马续相继完成的。《汉书》中有4篇纪、6篇表、3篇志、40篇传是在《史记》的基础上写的，其中有的是增补了多少不等的材料，有的是就原有的材料另行编排，有的是就原文作了简单的分合，有的是基本上依原文照录。长期以来，旧史家就《汉书》是否抄袭《史记》而展开了对《汉书》的评论。其实这并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汉书》利用了《史记》在体例、史料、写作艺术以及某些观点上的成就，并且也利用了《史记》的学术威信和社会威信，但用正宗的观点挤掉了《史记》的进步精髓而加以改写。
第一，《汉书》不像《史记》那样把汉的建国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考虑。它反对这种做法，指责《史记》把汉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是把汉的历史地位压低了。它在《叙传》里特别提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在《高帝纪》还把刘邦的世系从唐虞夏商周、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汉之际，都大体地编排起来，并申述：“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皆旗秋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律历志》依据《三统历谱》，“删其伪辞”，把所谓太昊以至刘秀的世代更替都排列起来，一一注明所值五德之运。这也不过是要证明汉以火德代周之木德，正如帝尧之以火德代替帝喾的木德一样，是按着必然的程序出现的。
《汉书》所表示的五德始终说属于五行相生说。这是西汉末年形成的一种说法，火生土，故王莽自称以土德代替汉的火德；土生金，故公孙述自称以金德代替王莽的土德；刘秀复兴，便要以火德继承西汉的火德。五行相生说，在东汉皇朝来说，是对农民，同时也是对统治阶级内部，证明其封建统治在神学上合法的依据。《汉书·高帝纪》几乎全部因袭《史记·高祖本纪》，但却特别编排了高祖世系和斩蛇的奇迹，当然，这就改变了《史记》的原有精神。但这正是为班固的正宗思想所决定的，是反映了东汉皇朝的要求的。由于同样理由，《汉书》虽为王莽写了一篇详细传记，但特别指出他同秦一样，都是“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如果把《叙传》除外，《高帝纪》和《王莽传》恰好是《汉书》的一首一尾，表明了班固以西汉历史神化东汉皇权的企图。
《汉书》也称道高祖“明达、好谋、能听”，“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建国后“虽日不暇给，规模弘远”，但把这些又归之于“实天生德，聪明神武”，好像高祖个人的一切作为也都是天意早就规定了的。《汉书》在这里虽把皇权神授的说法说到了家，却不可能把这种说法在别的历史问题上都贯彻下去。如果都贯彻了这个说法，人们就成了天意支配下的傀儡，他们的是非善恶都不必对历史负责了。因此《汉书》在惠帝以下的各帝纪里就把“实天生德”的论点搁起来了，却就各帝的政绩和个人言行评论起来。并且《成帝纪·赞》还说道：“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这就完全是就历史发展形势来讲的。在这里班固又好像已经忘记了他对高祖所弹的调子。仅仅在帝纪12篇之间，他的调子就已经这样不调和了。这是他的折中主义的表现，他是看不出他自相矛盾的拼凑的。
第二，《汉书》抛弃了《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进步内容，而把天人感应的神秘学说，特别是五行灾异学说当作社会现象的永恒规律来宣扬。《五行志》集中地表达了这种思想，它是《史记》八书所无而班固新创的项目。它在这里集中了董仲舒、夏侯始昌、眭孟、夏侯胜、京房、刘向、刘歆、谷永、李寻等这些阴阳五行学说的大师的论述，加上自己的意见，系统地编写起来。在时间上，它包含了对春秋以来直至王莽时期某些史事在灾异上的附会。在内容上，它企图表明水火木金土等自然现象可以反映政治上的得失，貌言视听思的失当也可影响到风雨、水旱、寒暖、蝗灾、地震等。《天文志》有许多内容同于《史记·天官书》，而特别强调“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响之应声”，并且详记秦楚以来天变对人事的征验，这跟《天官书》主旨在于记天官职守者有很大的分歧。
在纪的部分，《汉书》依《史记》高、吕、文三篇本纪写成《高帝纪》《惠帝纪》《高后纪》和《文帝纪》，除了在史事的分合增减上略有不同外，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按年代的顺序分别加上了灾异的记事。
在传的部分，《汉书》依《史记》写公孙弘传，而增以公元前130年贤良对策，这主要是在答复武帝所问天人之道，吉凶之效，“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它把董仲舒从《史记·儒林列传》里分离出来，为立专传，而以天人三策占了主要的篇幅。它改《史记·楚元王世家》为《楚元王传》，实际上以刘向言天变的封事占了大量的篇幅。它新创的传，如《萧望之传》《翟方进传》《谷永杜邺传》等，都盛言灾异。《眭两夏侯京翼李传》是专为阴阳五行学者立的合传，赞语中说他们“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这对于他们的本领虽好象不太尊敬，但既能“屡中”，实际上还是在肯定阴阳五行学说的正确性。
我们知道，《史记》还不能完全摆脱神秘思想的束缚，但它是走向无神论并且已具有无神论思想的。《汉书》就不是能否摆脱的问题，而是抱住有神论，多方宣传有神论。它强调灾异的作用，只不过是要表明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上天的注视，都必然发生相应的影响。这跟《史记》的历史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第三，《汉书》以强调封建性代替《史记》的进步性。班固说《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这并没有批评到司马迁，反而显示了自己拥护封建的面貌。《史记》本来也尊信《诗》《书》，“折中于夫子”，详于孔子、七十弟子、孟荀等儒家之传记，但决不同意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并且还自命为“一家之言”。《汉书》于《艺文志》也序列诸子，但却是把“艺”置于“文”之首，把诸子诗赋都看作“六经之支与流裔”。《史》《汉》各有《游侠》《货殖》二传。《史记·游侠列传》以布衣之侠跟好宾客的贵人、恣欲自快的豪暴严格地加以区分，称颂布衣之侠“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的行为，以与“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之虚伪的封建道德相对照。《汉书·游侠传》正相反，把结宾客、广交游、能形成一种社会势力的人都叫作游侠，而把孟尝君、淮南王安、魏其侯婴、效忠于王莽的楼护和陈遵，再三以报自己私仇著名的原涉，同布衣之侠剧孟、郭解等同列，一律谴责他们“背公死党”，说他们废弃了“守职奉上之义”。《史记·货殖列传》申述财富的不齐决定了人们社会身份的贵贱，并肯定农工商虞治生谋利的活动是人类生活资料的来源，从而反对官方的经济垄断。《汉书·货殖传》也与此相反，以封建等级为不可逾越的永恒秩序，说什么“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为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以生产活动归之于圣王之教，说什么“后以财成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并且要求当老百姓的要“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史》《汉》的《游侠》《货殖》两传，篇名同，篇内的材料也多相同，但精神面貌却完全是两样的了。
《汉书》依据《史记》写的50多篇，改写的并不多。如果除去了技术性的修改，改写的就更少了。可是这种不多的改写却突出地体现了《史》《汉》的对立。这是封建性和进步性之政治倾向性的对立，是有神论和无神论、永恒不变和不断变化之历史观的对立。总之，这是正宗史学和异端史学的对立，这种对立，在中国封建时代史学发展中是有深刻意义的；它体现着中国封建时代史学前进行程中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
4.《汉书》的博洽
《汉书》的正宗史学为后来的封建政权和正宗学者所支持，但它在史学史上的重大影响并不在于它的正宗思想而在于它的博洽。它曾以“博物洽闻”推重司马迁、刘向和扬雄。它在《叙传》里提出的任务，也是在建立正宗史学的同时，要求各方面淹博贯通。范晔称它“文赡而事详”，颜师古称它“宏赡”，都是从博洽的角度去肯定它的。
《汉书》的博洽，首先在于创立了一个纪传体断代史的规模。在全书百篇中，十二篇记述了高、惠、高后、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12世的大事，作为全书的纲领。在跟《史记》有关的四篇里，有了史事的隐讳，有了灾异和符应的增加，但也有更详明的年月，有了更多的纲领性。八篇表，有六篇王侯表是分合增减《史记》有关各表而成的。《百官公卿表》记秦汉官制和西汉将相大臣的升迁免死，《古今人表》分九等谱列远古至秦楚之际的历史人物，都是《汉书》所新创。十篇志，有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郊祀志》承袭《史记·封禅书》而作，但把原来讽刺世主之作改为祭神求仙的简单记录。《天文志》和《沟洫志》也承袭了《史记》的一些材料而增加了新的内容，其他七篇，虽有篇名同于《史记》或承袭了《史记》的一些材料，但实际上都可说是新创立的。十志和《古今人表》都不限于西汉年代的断限，而《古今人表》却又专谱汉以前的人物。七十传，有陈胜、项羽、张耳、陈馀等秦汉之际的起义人物，有韩信、张良、萧何、晁错等汉家将相名卿，有荆燕吴楚等同姓王侯，有窦田王史等外戚，还有经师、文学、说士、行人、清节、循吏、酷吏、货殖、游侠、佞幸、妃后嫔御、国内外民族，最后是《王莽传》和《叙传》。除了在《史记》原有基础上写的40篇外，有30篇是新创立的。全书具备两汉230年的史事，共80余万言。
《汉书》的十志是最足以表示其博洽的。这里包含了自然的和社会的学问，也包含了可信的和神秘的学问；包含了理论，也包含了技术。《沟洫志》详于《史记·河渠书》所缺的一些史事和治河对策，备载了贾让治河三策这一重大的治河文献。《食货志》基本上是《汉书》新创立的，它采用了《史记·平准书》的材料而冲淡了《平准书》对于当时社会矛盾的揭露。但另一方面，它系统地记述了宗周以至王莽时期的农政和钱法，反映了这一千多年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的侧面。《刑法志》是《汉书》完全新创立的，它记述宗周以来至东汉初年军制和刑法的变化。《地理志》和《艺文志》也是《汉书》所创立的。《地理志》记载《禹贡》《周官》的九州，汉郡县封国建置由来和变革、它们的山川户口、各地区的风土及海外交通。《艺文志》概括了刘向、刘歆《七略》的成果而有所出入，反映了西汉官府藏书的基本情况，并综述了各个学科和学派的源流和短长。这五个志，对于纪传体史书中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或提供了新的具体内容和新的写法，或创始了一个新的探索的部门，对于后来纪传体史书的书志部分有很大的影响，对于后来《通典》《文献通考》等书也有很大的影响。而《地理志》在地理沿革的研究上，《艺文志》在目录学的研究上，后来逐渐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汉书》对于国内外民族历史的记载，也是可以表示其淹博的一个部分。它在这方面继承了《史记》的传统而有所发展。它合并了《史记》的有关列传而为《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于西南夷传增益了几乎一半的史事。它承袭了《史记·匈奴列传》，而增益了约3/5的史事，整齐了自越百以至更始末年匈奴的历史。后来史家相继传述，因而匈奴民族历史在汉文载籍中得以保持首尾相当完整的记载。它又创立了《西域传》，记述了今新疆境内各民族、城邦的风土、户口和道路远近，记述了安息、大月氏、大夏、犁靬、条支和中亚、西南亚国家的历史。无论在国内民族史还是中亚、西南亚古民族史的研究上，《西域传》都占了重要的文献地位。
《汉书》承袭《史记》的纪传，有时增多了诏疏或论议，如《汉书》所增董仲舒天人三策、公孙弘贤良对策，这可以说是《史记》作者有意地摒而不取。然如《汉书》所增晃错募民徙塞下疏，韩安国和王恢关于伐匈奴的辩论，就可能是由于司马迁的疏漏或当时未能见到，因而未入《史记》。《汉书》的正宗思想在《史记》进步思想的照耀下是黯然无色的，但在历史文献搜集上，班固有更方便的条件，他记下了更多的，有时是在历史文献上更重要的东西。
《汉书》记载的西汉一代的学术，是丰富的。十志中本来就有很大一部分是对西汉学术某些方面的总结，而《汉书》在传记中也给西汉学人以相当多的篇幅。它给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司马迁、东方朔、扬雄都立了专传。刘向、刘歆的传虽附在《楚元王传》中，但篇幅并不算少。《汉书》记载了贾山的《至言》、邵阳的狱中上书、杨王孙的论裸葬、贡禹的奏议和夏侯胜等的论灾异；记载了楚元王、淮南王安和河间献王的学术活动；记载了陆贾、蒯通等的著作；还记载了著名政治人物与学术的关系，如晁错学申商，韩安国学韩非，汲黯好黄及韦贤、萧望之、张禹、翟方进等的经学。
《汉书》的博洽还表现在另外两个方面。一个是《汉书》多古字古义。因而东汉末年以后的所谓《汉书》之学，差不多可以说是《汉书》训诂之学。又一个是《汉书》收载文章诗赋，具备多种文体，富于辞藻，为后来文章家所取资。这就是柳宗元所说：“由高帝迄于哀平王莽之诛，四方之文章盖烂然矣。史臣班孟坚修其书，拔其尤者，充于简册。”这两个方面都不属于史学的范围，第二个方面也只是指《汉书》所收的文章，而不是说《汉书》本身的文学成就。但后人评论《汉书》往往因这两方面的影响，不适当地抬高《汉书》在史学史上的地位。
《汉书》的博洽，是从具体的历史资料和历史知识说的，也是从它能把后者组成一部断代史来说的。它在这方面做出了成绩，并有利于后人对西汉史的研究，这是可以肯定的。但这种博洽并不能解救它在历史思想上的贫困，也掩盖不了这种贫困，正相反，这种博洽却助长了它的驳杂，成为折中主义的工具。
上文已说到十志最足以表现《汉书》的博洽，但折中主义的面貌也在十志里暴露得更显著。《律历志》《天文志》和《五行志》，或把政权的兴替说成是神意规定的历史秩序，或把自然的灾异说成跟政治得失有必然的联系。《刑法志》在解释国家政权的形成时，则把它归之于人民群居的需要和对于圣王的归心，这里就没有神意的影子了。《食货志》通过农政叙宗周以后农业生产的发展，《地理志》从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说明各地区物产和风俗的特点，《艺文志》总括古今学术的流变，尽管它们也偶尔点出一两句阴阳五行说的术语，但都脱离神学的轨道而基本上就具体的现象作解释。这是《汉书》的折中主义首先表现为对政治史跟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之理解的矛盾，同时也表现为对政治史现象之间理解的矛盾。
甚至在同一历史问题上，《汉书》也遮盖不了它的折中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混乱。例如秦楚之亡和汉之兴是一个历史问题的两个方面，在不同方面可以有不同的具体解释，但对于这一个问题的基本理解应该是一致的。《汉书》并不能这样做。它在《高帝纪》采用了刘向的五德相生说，把汉之建国归之于“协于火德”。在《陈胜项籍传·赞》，借鉴了贾谊《过秦论》，把秦亡归之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又用了司马迁的说法，把楚亡归之于项羽战略上的错误。在《诸侯王表·序》，又用封建论者的说法把秦亡归之于“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像这样采用众说，博洽是博洽了，但这四个说法之间却无一不矛盾。单独地就一个说法来看，却都还不失为一种看法，但合起来看，就什么问题都不能说明了。
《汉书》的折中主义是正宗思想在威信已经衰落时所表现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它在一开始就表现出生命枯竭的窘态，它无论如何在混乱的博洽中翻跟头，却万变不离其宗，顽固地坚持拥汉的立场不放。
《汉书》在史学史上的成就，是在思想性和技术性的矛盾下的成就，是技术性远远超过思想性的成就。这种情况还会在以后的中国史学发展中，以新的形式出现。一向把《史》《汉》并举，应该说是一种很不相称的并举，它们在体例上虽各有创造性的地位，但就它们的史学的全部成就来说，是属于不同性质的类型的。
5.《汉纪》的继出
《汉书》成书一百一二十年之后，荀悦改编的《汉纪》出世。荀悦也是一个正宗史学家。他改编的《汉纪》约18万多字，不到《汉书》的1/4，但《汉纪》所载西汉灾祥可以说应有尽有，这也表现出他对正宗神学的态度。这种态度是跟他的政治立场一致的：他未尝不知道汉室已日暮穷途，但还是拥护汉室，还是不愿看到汉室灭亡。班固的历史思想已经无法掩盖其贫困的内容，荀悦就更沿着班固的旧路进入虚脱的阶段了。
在技术上说，《汉纪》以《汉书》的纪为纲，大量吸收了传的材料，还吸收了一些志表的记载。正如《汉书》发展了《史记》的体例，而创立了断代的纪传体，《汉纪》发展了《春秋经》和《左传》的体例而建立了颇具规模的断代的编年体。《汉纪》的出现，扩大了《汉书》的影响。它们成为封建社会正宗史学两类“正史”的创始者。在后来史学的发展中，不同时期不同史学流派对于《史记》和《汉书》《汉纪》的不同态度，常常成为其史学倾向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