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珀斯医院传染病分院比“黄金时代”大得多，弗兰克最初被送到那里进行康复治疗。1893年，天花病流行起来。在此期间，传染病分院开始运营。它最初是一家帐篷医院，设在珀斯郊区未开垦的灌木林带里。不祥的是，一个新的城市公墓很快就在它附近被设立起来。随着医院的发展，它的病房在那片灌木丛里伸展开来，出口与走廊相连，成了一座长楼。一旦用惯了轮椅，弗兰克就飕飕地在走廊里穿行。他拜访病房和厨房，追逐他喜欢的护士，和病人聊天儿。那些病人坐在走廊上，看着鸟儿飞进黑黢黢的树林，又飞出来。
在康复期间，他很想知道他为什么还活着。
绝大多数患脊髓灰质炎的病人都是单身的年轻人。他们侥幸活了下来，兴致很高，喜欢讲和疾病有关的黑色幽默笑话。弗兰克是他们中最小的，很快便承担了传递消息的任务，他还为轮椅篮球赛呐喊助威，帮助设计每天例行对护士搞的恶作剧。这个瘦弱、面色苍白的淘气鬼，在那么一小段时间里，成了他们的吉祥物、丘比特和小兄弟。哪里都有他。他差不多还是个“孩子”，让人对他生不起气来。他轻易就能明白某种东西，就像他体内有个开关被打开了。在后来的岁月里，他认为这是独特的“魔力”。
有时候，在斑驳的光影里，那种等待的感觉，以及无穷无尽停停走走的陌生人，会让他回想起小时候在维也纳的难民收容所里度过的时光。他已经获救了，但尚未回归现实生活。在关于生活的课程上，他已经远远落后了。他热爱自由。而且，他正像是已经获得了可以延缓长大进程的授权一样。
一天，他进一步深入探索医院的老旧部分，他设法通过了沉重的大门，进入了一个未知的病房。病房里有四个带孔的大盒子。它们排成一排，宛如船坞里的潜水艇，它们幽灵般的、有节奏的呼吸声弥漫在整个房间里。弗兰克在门口待了一会儿，一动不动地。他清楚地明白这些声音来源于哪里、为了什么——它们是代替呼吸的铁肺，是困住你的“棺材”。除了死亡，这是脊髓灰质炎带来的最糟糕的东西。
他的额头上渗出了一滴汗。一种幽灵般的被监禁、无助的感觉刺穿了他的身体。他回到房间，回到他的床上，默默地躺了下去。
但是，到了第二天，早餐的盘子刚被收走，他发现自己马上又转着轮椅去了铁肺病房。
那个地方有一种特别庄严的平静气氛。弗兰克知道，那是早上洗刷、喂饭的混乱后的短暂平静。在房间的那一端，专门有一名护士在照看一个病人。一颗头颅从距门最近的盒子里伸出来，它脱离了枕头，就像一个盛放在盘子里的头颅。弗兰克瞥见了一个又高又白的额头、一只干净的大耳朵、一个罗马人般的鼻子和下巴。那侧脸明明就是一个成年男人，但却有着男孩般纤细的脖子，那人看上去就像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会长。
“你是要进来吗？”那个人平静地说，不过没有转头，“到这儿来，我们聊聊。”
弗兰克转着轮椅进去，停在他的旁边，“你是怎么看见我的？”
年轻男子把他的眼睛往上翻了翻。在他头的上方悬着一块长方形的镜子，那镜子倾斜了一定的角度，正对着走廊。
“往后稍退一下。好了。你多大了？”
“快13岁了。”
“你在这儿干什么？”
“随便看看。你在干什么？”
“写诗。”
沉默了一会儿，弗兰克说：“但是你没有……”
“我在脑子里写。”
“诗的题目是什么？”
“雪原。”
“雪？在澳大利亚？”
“实际上写的是天花板。”
“写天花板的诗？”弗兰克声音有点儿扭曲，默默吞下其他问题。
“我已经写好了头几行。”
“说来听听吧。”
诗人顿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
昨夜，
雪定然来过了，
这就是全部，
我现在能看到的。
“不押韵啊！”
“你为什么觉得必须押韵？”
“在学校里……”弗兰克的声音弱了下来。
诗人微微一笑，呼吸了一下。“亚述人冲下来像……狼在羊圈……他那穿紫袍的军队……铠甲金光闪闪。”
他吟诵得很快，呼吸间吞吐着奇妙的韵律，像一支儿歌。
“我们就是这么学的。”
“当然是这样……你叫什么名字？”
“弗兰克·戈尔德。”
“看啊，拜伦勋爵……在一百……四十年前……写的那首诗，你再也……不必……写那样的诗了。顺便说一下，名字真好……戈尔德，很……贴切。”
他的名字叫沙利文·贝克豪斯，弗兰克开始每天都去拜访他。正式的拜访时间很严格，每周两个下午，时间从正午到下午1:30。为了每天选择正确的时间进入那个病房，弗兰克用尽了他所有的技能——直觉、观察、经验——来进行合适的拜访。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发觉，护士是知道他来这里的，但她们默许了他的行为。或许是因为沙利文和她们说起过他，弗兰克猜。
他们的谈话常常是关于诗歌的。沙利文如同一个老师，弗兰克是学生，尽管弗兰克现在还没有一丝作诗的想法。实际上，当艾达和迈耶互相引用匈牙利语的诗歌时，弗兰克会感到很厌烦——尤其是艾达那略显神圣的声音。他觉得她对音乐和文学的尊崇是做作的、有意为之的，她将它们看得比其他任何事儿都重要。
“诗歌不需要夸张，”沙利文说，“也不是为了炫耀什么。它听起来就像是有个人在说话，它完全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美国的诗歌发生了重大变革，一场新的运动正在兴起。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诗人中汲取了经验——罗森博格、萨松、欧文。他们并未赞美战争，而是简单地、一点儿一点儿地谈论那些和他们一样的战士的经历。不论在哪里，他们都从未停下自己的笔触，哪怕是在地下掩体里、在船上、在火车上，甚至是在医院里。”
“一旦你习惯了你的处境，”他说，“你的想象力将再度得到自由。”
沙利文总是在写诗。那些诗是关于什么的呢？弗兰克很想搞清楚。
“朋友、航海、夏季的河流、在学校的最后一天……从前写的大多是这类怀旧的或是临时创作的诗。但如今似乎总是在写关于现在的诗，过去仿佛变得极其遥远。”
弗兰克的第一印象是对的。沙利文在学校里是个学生会长。沙利文在一所男校就读，他是学校赛艇队的队长，在一个名为“河流的首领”的比赛中，他们曾以微弱劣势败北。接下来，沙利文被确诊患上了脊髓灰质炎。他曾打算毕业去大学读英语专业，（学英语？我们所有人都会，还用学吗？弗兰克想。）航海是他的挚爱。他有三个兄弟，一个比他大，另外两个比他小，他们一起住在带着花园的房子里，那房子就在天鹅河的尽头。沙利文刚满18岁。
“我父亲打算等我出院了给我买一个助力器，这样我就能远行了，也可以再次游泳了。”
在此之后，弗兰克的脑海里形成了一幅图画，他把这幅图画与沙利文联系了起来。那是数年前他从火车上瞥见的一个场景。当时，他和他的父母准备去看望住在中部地区的匈牙利朋友。画面里有一座带着宽阔走廊的两层房屋、一块斜坡草地，柳树的叶子拂过橄榄绿的水面，小码头上小船晃动。穿短裤的孩子们跳上小船又跳下去。那就像旧式绘画中的一个场景。当然了，那不是沙利文的房子，沙利文的房子其实是在城市的另一边。但是，这个场景一直徘徊不去，宛如一支曲子或一阵芬芳。只要他看到或想到沙利文，他就会想起这个场景：水面上的太阳、摇晃的小船、蹦蹦跳跳的细腿孩子。
探望沙利文的还有沙利文的父亲。他利用闲暇时间进进出出，肯定没有谁会阻拦他。他个子很高，长腿，斑白的头发向后梳着，注重礼仪，穿着一套迈耶会欣赏的套装，有时候也穿一件有着金纽扣的蓝夹克。护士长有一次亲自把他领了进来。“你这个淘气鬼，走吧。”她微笑着对弗兰克说，露出了牙齿。弗兰克感觉被冒犯了，立即转着轮椅离开了。沙利文的父亲什么时候来，弗兰克就什么时候离开。当有人来探望某个病人时，其他人就离开，这是所有病人都会遵守的一种礼貌，护士长难道认为他不懂吗？
但是，贝克豪斯先生已经背对着护士长了，正朝着沙利文弯下腰。“你怎么样，老伙计？”他低声说。他一贯如此，眼里没有别人。
有一次，在沙利文的支持下，或许还受到了沙利文的鼓动，他转向弗兰克，而弗兰克正在忙着想他的告别词。“那么你就是楼上最小的病人了，”他和蔼可亲地笑着说。他的发音非常标准，几乎和英国人一样。“一个新澳大利亚人。”
“是的。”弗兰克说。
“弗兰克·戈尔德。你来自哪儿啊？”
“匈牙利。”
“哦。”贝克豪斯先生点了点头。弗兰克感受到了这个男人的冷淡目光。
“你什么时候来的澳大利亚？”他微微一笑，眨巴着眼睛，尽量不去看沙利文。
“在1947年。”
“喜欢珀斯这个地方吗？”
虽然似乎有必要给沙利文的父亲说实话，但弗兰克还没想好怎样概括他的经历。
“喜欢。”在这位父亲痛苦而绝望的烈焰的炙烤下，弗兰克的魔力就像清晨的露珠一样消散了，他没办法说实话。沙利文父亲的内心似乎一直在说：为什么我的儿子要这样？为什么我的儿子不能坐在那里？
“好孩子！”他又把脸转向沙利文了。沙利文总是有一个笑话或病房生活的轶事讲给他的父亲听。
弗兰克明白了沙利文背负的巨大责任。我干吗要拒绝它呢？他一边想，一边转着轮椅离开了。他知道，他父母把他失去的双腿当成他们又一个不得不承受的不幸。我拒绝成为他们唯一的光，我想成为我自己活着的理由，弗兰克想。虽然迈耶每个星期来一次传染病分院，有时候艾达也是如此，但他宁可他们永远也不来探望。他现在已经和沙利文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魔法的世界。
有一次，当他给艾达提起沙利文的名字时，她皱起了眉头。“贝克豪斯？那是个德国名字吧？”
“我不知道！”他不耐烦地摇摇头，“他是个澳大利亚人。”
“也许是个瑞典名字，”艾达若有所思地说，“你怎么拼它？”
“‘apposite’（适当的）是什么意思？”弗兰克问她，想换个话题。
“它的意思是……完全不同……在另一边……你懂的。”
“不是opposite，是apposite。”他再次摇摇头，眼睛看向了别处。
有传言说，沙利文的父亲是州长助理，是坐着配有专门司机的车来探视的。弗兰克开始在走廊上等，等着观看贝克豪斯先生离开病房。贝克豪斯先生低着头，耸着肩，夹克飞扬，迈着从容的大步走向车道的尽头，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有一辆黑色的大哈博车停在那里。
沙利文说，只有当他孤单时，他才能过上他真正的生活。
“因为你是个诗人？”弗兰克问道。
“当然不是！每个人的生活不都是如此吗？”沙利文说，“看看艾迪。”
沙利文这样称呼照顾他的护士，这个名字是他偷偷起的。
“她的面庞如此文雅、开朗，你注意到了吗？她总是在为别人考虑。”弗兰克注视着那个平淡无奇、满脸雀斑的“艾迪”，扁平的身材，短腿，她不是他们总关注的那个漂亮护士，但是，艾迪是一个爱笑的人。
“我会幻想她独自一人待在自己房间里的样子，”沙利文继续说，“她坐在床上，脱下鞋子，慢慢卷下长筒网丝袜，我相信那时她看起来会很美。”
“我们其实是死于孤独。”沙利文说。
沙利文一向和善，但有时候弗兰克到来时，弗兰克不说话，他躺着不动，只是眨眨眼睛表示欢迎，随后便直勾勾地看着前面。第一次这么做时，他用嘴向弗兰克示意，“我在工作。”
如果弗兰克在那里坐的时间够长，沙利文会在每次呼气的时候说一句诗，弗兰克把它们记在他的处方笺上。
事实证明，
我们坚强，
就像蟑螂。
弗兰克浑身发抖，他还是觉得自己太脆弱了。他仿佛听到了甲壳“嘎吱”的声音，如同脆弱的骨头正在裂开。就像所有的生物那样，人的肉体也很容易被彻底毁灭。
“别担心，戈尔德。”沙利文说，“我会接着写的，铁肺是个好编辑。”
有一次，他非常冷淡。当弗兰克问候他时，他连眼睛都没有睁开。“他昨晚遭了不少罪。”当弗兰克进去时，护士长宾尼对他说。
弗兰克一直等护士离开，才朝他俯下身去。“你怎么样？”
沙利文睁开了一只眼睛。
“不能抠我的鼻子，不能挠我的睾丸，不能擦我的屁股。不过除了这些，一切都称心如意，戈尔德。”
他闭上了眼睛，咧开嘴笑了，仿佛一切对他都没什么。
沙利文的病情逐渐好转后，终于不再待在铁肺里了。他被绑在一个躺椅上，一直绑到脖子，随后就可以和弗兰克一起在走廊里坐着，椅子挨着椅子，刚开始只能坐五分钟，然后十分钟，再然后半个小时。阳光正好，空气清爽。他们坐在那里，对世界感到心满意足，就像两个已近暮年的老人。“最后，我终于学会了如何生存下来。”沙利文说。
他说起脊髓灰质炎侵袭他的那一天。每个人发病的情况都不一样，他发病时恰逢那场著名的“河流的首领”划艇比赛。一开始他感觉自己全身发抖，但他认为那不过是因为神经紧张。比赛正在进行，他的船领先对手一个船头。突然间，他的力气消失了，再也没办法继续划了，就像拉着铃的铃绳忽然断开一样。他们最后排在了第三，比赛结束后，他觉得太热，颤抖得太厉害，于是认为游泳之后也许会好些。他不在乎这是不是出格，直接一头扎进了河里。然后，他发现他的腿动不了了，他举起手求助，可所有人都觉得他在开玩笑。等他们把他拖到艇上的时候，他已经呼吸困难了。
他异常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形，在他看来，那段记忆有一种美感。在学校的生活过得太开心了，他有两三个关系很好的伙伴。他相信，他们会成为他一辈子的朋友。
他们把他平放在艇上，向岸上送去。他看到灼热的阳光穿透了他的眼皮，也感受到照在他身体上的热度，耳朵里满是男孩子们涉水时水飞溅起的声音。他听到了他们的沉默，就在那时，一首诗闪进了他的大脑，道尽了这一切。那是一首长诗、大诗，题目是“我在世上的最后一天”，他现在写的一切都是它其中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弗兰克的发病经历不太有诗意，他一点儿都不想说。在他的记忆里，发病的那段时间，他感受到的是自己家庭生活的喧嚣、苛刻、过分亲密，如同一出悲喜剧。他刚开始头痛得目眩，拒绝起床。艾达冲他喊叫说她要迟到了，有可能丢了她在女帽店的新工作。迈耶上早班，早就走了。艾达火急火燎地走了，然后又从公交站点回来，想最后检查一下他的额头。接下来，她疯狂的喘气声充满了他们小小的房子。她在迈耶的衣服口袋里找硬币，骂他每当需要的时候都不在。她沿着街道跑向电话亭，去给科恩医生打电话，也不管前门还大开着。
然后，迈耶奇迹般地出现了。弗兰克像一个婴儿般躺在他的臂弯里，被抱向了救护车。迈耶被晒成褐色的脸在那时变成了浅灰色，艾达的脸色也是煞白。人们远远地看着，其中包括扎内蒂一家、其他邻居和路人。他们的脸模模糊糊的，宛如梦境。
这将教会他们一些事情，他曾经想。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超然和无动于衷的感觉。教会他们什么呢？不要指望他会成为他们的全部幸福！他拒绝成为他们唯一的光。
他此时想，有一天这一切也将成为一个梦。在阳光的照射下，他闭上了眼睛。
“我们正在好转。”他对躺椅里的沙利文说。
“也许这只是暂时缓解？”沙利文反问道。突然，沙利文的背部开始出现严重的痉挛，弗兰克赶忙去找艾迪。
一天晚上，弗兰克醒了，房间里很热、很黑，外面还打起了雷，闪电劈开了天空，大雨倾盆而下。他躺在那里，想起铁肺是靠风箱工作的，风箱连接着病房窗户外面的一台大电动机。
他的轮椅被放在了病房的门边，他没办法够到。他索性从床上滑到地板上，用肘部撑着越过了冰凉的油地毡，通过房门，到了走道上。当他费力向黑暗中看时，倾盆而下的雨水溅到了他的身上。他发现到处都没有生命活动的迹象，难道所有人都忘了铁肺里的病人？
在接下来的一道闪光里，他看到了一群白色的身影。那些身影就像幽灵，在如注的大雨中行进。他看出那些女人是护士。她们从宿舍跑向了铁肺病房，她们身上穿的短睡衣全都湿透了。当他看到那群护士时，他就知道铁肺里的病人将安然无恙。他精疲力竭，勉强撑着回到自己的床上。第二天上午，在铁肺病房，他才了解到，她们竟然一连三个小时用手给那些风箱打气。
不久，医院里有传言说，一些病人将被允许回家度过周末。只是，沙利文不在其中，因为他再也离不开铁肺了。而弗兰克也不在其中，因为他不想离开沙利文。
“我正在缓慢地变成别的某种东西。”弗兰克在处方笺上写道，为了沙利文。这是他的新诗的第一行，诗的题目是“痕迹”。
我们把悲剧留在了家里，
留给了我们的母亲和父亲。
“我父亲想刊印我的诗。”沙利文说，“就一小部分，不是现在这些诗，是我过去写的那些，关于朋友和航海之类的，押韵的那些。他想把它们称为‘青春’，我想把它们称作‘我在世上的最后一天’，但他不听我的。我希望结尾用另外一首诗，虽然我还没写完。”
他闭上了眼睛，一会儿又睁开，看着弗兰克说：“这最后一行是送给你的，戈尔德：到最后，我们终将成为孤儿。”
第二天上午，在病房的早餐盘发出的“锵锵”声中，弗兰克听到一个护士对另一个护士说，一个铁肺病人昨天晚上去世了。
弗兰克急忙去够他的轮椅，他的盘子无意间被打落到地板上。
“嗨，小家伙！”“你这是怎么了？”当他转着轮椅下到走道上时，其他病人这样喊道。
沙利文的铁肺不见了。
“我正要去告诉你，”艾迪说。她的鼻子和眼睛红通通的，帽子也歪了，肩膀下垂。“他有一点儿流鼻涕，不想喝茶，突然就发起高烧来。”她的拇指和食指“咔嗒”一声碰到一起。“他离开了，沙利文就这样离开了。”她站在弗兰克面前，扣着自己的双手，然后又松开了。
一行诗句进入弗兰克的头脑。
啊，你为什么这样站在我面前，
扭着你红彤彤的小手？
“它在哪儿？”他朝着原来放着铁肺的地方做了个手势。
“正在维修，熏蒸消毒。需要这样，弗兰克。”
沙利文的父亲和护士长走过了病房。沙利文的父亲面色苍白，拿着个袋子。当他看见弗兰克时，他停下脚步，低下了头。“我亲爱的孩子已经失去了他的生命。”他说。他的言行举止是在对他儿子的朋友表示尊敬，一种官气十足的致意。他抬起头，向前走去。
沙利文失去了他的生命，但他仿佛还活着，只是没了他的肉体。
弗兰克的绝大多数亲属都在战争中被谋害了，但他对他们的死亡从来没有感觉。他怔怔地躺在床上，从口袋里掏出处方笺，打开，翻到沙利文让他记录下的最后几行诗句。
我必须找到一个，
能够呼吸的地方，
那是诗人的故乡，
是我们心中最深的执着。
“不过是些笔记，戈尔德。”沙利文曾经说，“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弗兰克在接待大厅的电话亭里给迈耶打了电话，当时迈耶在上班。“一个男孩儿去世了。”除此之外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他感到头晕、发烧。他试图完成一首诗，沙利文的诗，《我在世上的最后一天》，现在轮到他接着写了。他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在旋转，医院的走道像流动的动脉，流过厚重的、有着微弱的呼吸声的黑暗房间。除了这些，还有跳动的阳光、俯冲的鸟儿、灌木丛神秘的阴影。他感受到了自己的生活和这个悸动的世界，他顽强跳动着的小心脏不过是其中微小的部分而已。
他没挂电话就离开了。他上了床，拉上帘子。熟悉的黑暗在那里等着他。他直挺挺地仰面躺着，睁大眼睛，手臂放在两侧，缓慢地呼吸着，仿佛也死了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