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寿彝史学二十讲》开篇之前，我们对有关史学的基本知识，需要有个初步的了解，到底什么是史学？历史又是什么？史学的任务和范围是什么？需要在几个方面，具体什么样的问题上，去学习和研究史学？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说明和解答。
1.史学
什么是史学？史学是通过史料研究历史发展过程本身的学科。如果说，客观的历史是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史料只是历史过程留下的一些残骸或遗迹，那么，史学的任务却是要从历史的遗骸或残迹中去重新认识那曾经活生生的历史，并以文字为主要手段将它重现出来。这跟电影的摄制和放映颇为相似。客观的历史过程犹如演员的真实活动，史料犹如一些断断续续的影片，而史学工作就是要让历史的角色在史书的银幕上重新活动起来。因此，从史料到史学，是历史表现自身的形式的一种飞跃，是人类对于历史的认识的一次升华。
从实际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自从有了人类和人类社会，人们就以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留下了物质的遗迹；在文字产生以后，人们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记下了许多事情，留下了文字的记录。文字记录日益增多，逐渐在空间、时间和事情本身上有了连续性。一旦这种连续性出现，就具备了撰写历史作品的可能性，因为史料的积累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不论在中国或外国，按年记事的编年体大事记往往都是从零星记录转向成熟的历史作品的过渡形式。这种情况正如动作连贯的一张张的胶片增加到一定程度，就为电影的放映准备好了条件一样。
有了反映客观历史过程的历史作品，就开始有了史学。……那么史学本身就包含着历史观点、历史文献整理、史书编著和历史文学等内容。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史学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史学就其内容而言是客观的，就其表述而言是主观的；史书的首要要求是如实，是符合客观历史，而要达到这个要求的条件却在于史学家的主观，在于史学家的治史能力的性质和限度。在一定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史学本身就是在这种矛盾不断展开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历史学家以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写出不同的历史作品。他们之间，有沿袭，有变革，逐渐使史学有所发展。但是，只有到了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出现，人们才真正获得了如实认识和重现客观的有规律的历史的可能性。
我们研究史学，有必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史学发展的过程。这个问题也就是正确认识和对待史学遗产的问题。
2.历史
历史，就本身而言，是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连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自然史是自然界永远不停止地发展的客观存在。宇宙中一切天体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因而宇宙本身有着无限的历史。但是宇宙间每一个具体的天体都有它发生、发展到衰亡的过程，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有限的。因而它们有着有限的历史。空间和时间无限的宇宙，正是由无数的空间和时间有限的天体所构成，宇宙的历史也就是无限和有限的辩证统一。
地球，是人类居住的地方。地球上的生命是从地球上的非生命物质发展来的，生命是物质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表现。从非生命的物质发展成为具有新陈代谢机能的原始生命，需要许多亿年的时间。再经过三十多亿年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和分化，到距今约三百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能制造工具的人类。
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的历史。史学以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当然跟自然史也有密切的关系。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始终存在着的。人的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成财富。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生产活动。人们经过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现象、自然的规律性及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与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
作为在时间中发展的过程，自然史和人类史都有其一度性，即一去不返的性质。但是，自然史和人类史也表现出巨大的差别。首先，自然界（如天体、地质、物种、气候等）的变化，比起人类历史来，速度很慢，在短时期里甚至难以为人们所发现。再则，自然是没有意识的存在，自然界中的矛盾运动，相对于有意识的人类社会来说，后者比前者无疑要更加复杂些，自然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里使自然史上的现象相当准确地重现出来。而历史学家在人类历史上却看不到这样简单而又确定的重现现象。因此，史学工作者研究人类历史，必须从社会发展客观过程的实事中研究其各种复杂的具体联系，以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
3.史料
人类过去的社会已经过去，而且无法使之重现。我们的史学研究必须凭借史料，亦即人类社会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痕迹。史料包括史迹遗存与文字记录或历史文献两类，它们各有特点，难以互相代替，但可以互相补充。
史迹遗存，大体上可分为三种：一是遗址，指古代人的活动遗迹，如居址、村落、作坊、游牧民族活动遗迹，等等。二是墓葬。三是遗物，即历史文物。所有这些，都为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些方面提供更多的历史资料。
我国历史悠久，国土广大，史迹遗存丰富。它可以补充文字记载的不足，可以纠正文献的谬误，还能增强人们对历史的实感性，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更是仅有的重要资料。
历史研究必须使用史迹遗存的材料，不过这类的材料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在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一般地还必须以历史文献为主。我国文献史料数量极多，还有外国人有关中国的著述及流散到国外的书籍和史料，也是不能忽视的。
文字记录的史料对于历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由于文献资料的丰富并具有相当高度的连续性和系统性，中国人民古代的灿烂多彩、可歌可泣的历史才得以在世界史上具有十分难得的地位。文献的发现，可以丰富或匡正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历来的史家都十分重视文献的历史资料。治史不能不依靠文献史料，但是也不能不以分析的态度对待它。
除了历史、史料、史学方面的研究之外，还有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其中包括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如何对待史学遗产、史学工作的继承和创新等。
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拥有连续不断的和丰富厚重的史学遗产。所谓史学遗产，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前人在史学活动中的创造和积累，是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把史学遗产从历史遗产中“分离”出来，并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提出来进行研究，白寿彝先生不仅开其先河，而且从理论上和研究对象上奠定了探讨这一领域的学术基础，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一、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
二、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
三、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把历史上人们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的研究内容。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马克思主义已经为我们的史学工作开辟了科学的大道。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许多方面做出了成绩，树立了榜样。新的正在成长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应该自觉地把史学领域的继承和创新任务承担起来。
4.任务和范围
史学的任务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它的范围可以包括历史理论、史料学、编纂学和历史文学。
历史理论，首先是史学领域的哲学问题，主要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上的地位问题，历史进程有无规律可循的问题。
历史理论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到底，是物质生产和物质生产者的历史。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史学领域里更为具体化的运用。我们经常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也就是这个意思。
历史理论二：物质生产和物质生产者的历史；
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是有规律的。辩证法就是“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写了大量的著作，总结历史经验，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引导国际工人运动的不断发展，也指明全人类向未来进军的道路。
历史理论三：社会历史之辩证的发展及其规律性。
史料的运用，史书的编撰和历史的文字表述，都应该在史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而且，不管史学家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但史料的运用、史书的编纂和历史的文字表述，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相对的独立性，亦即各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作用。尽管它们还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但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也可以说，已具有一定规模的雏形。因此，我们也可以分别称它们为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
5.重要的专题
与中国史学有关的9个方面：
一、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
（一）关于中国民族史撰述的回顾
（二）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分布现状
（三）统一的多民族历史的编撰
二、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
（一）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
（二）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
“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着重从普遍的意义上论述了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进而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包括地理条件对经济、政治、民族、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
三、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
（一）作为直接生产者的人
（二）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
“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着重论述了中国历史上的直接生产者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特点，都有着技术性和社会性的两个方面，同时又论述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的相互关系以及中国生产史上的科学技术及其特点。
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
（一）生产关系
（二）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
“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论述了生产关系、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其中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多种生产关系的并存，封建社会阶级结构的等级制，以及地主阶级在封建社会的社会矛盾处于主要的矛盾方面等。
五、国家和法
（一）国家性质和政权形式
（二）国家的职能
（三）法
“国家和法”论述了国家职能的起源演变，研究其发展规律，通过对国家职能的具体分析，肯定了它在历史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国家不仅具有统治职能和社会职能，二者并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六、社会意识形态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
（二）中国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历史发展
（三）中国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特色
“社会意识形态”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以及中国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历史发展及其特色；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社会政治思想的革新进取精神，人性论及道德学说的丰富遗产。
七、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
（一）历史理论的探索
（二）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
“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论述了历史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历史的客观性和历史的可知性，进而中国史学在其中的探索；中国历史文献的发展和历史文献学的形成。
八、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
（一）史书体裁的综合运用
（二）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地反映历史
（三）历史文学
“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阐述了史书编撰体裁的具体构思，采用中国历史上各种优秀的史书编撰体裁的缘由，说明了运用多种体裁的相互配合，得以多层次地反映历史面貌的必要性，同时反映了历史的进程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丰富性，力求达到贯通今古的目的和要求。
九、中国与世界
（一）中国历史的特点
（二）中国史和世界史
“中国与世界”论述了中国历史的特点，即中国历史的继续性；国家统一的发展和巩固；同时论述了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关系，即中国史有结合世界背景考察之必要；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一至六方面，依从物质到精神—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再到意识形态的逻辑思维，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展开了对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认识；七至八两方面结合中国史学遗产，阐述了对历史编纂中理论文献体裁表述等多方面的理论性认识，以及对这些方面的设想和要求。第九方面阐述了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的认识。
6.创新的理论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系统地论述了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填补了中国历史研究和历史理论研究的这两方面的空白。具体的历史理论之突出创新，表现如下：
一、关于中国历史的范围：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
二、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问题：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经过一个漫长过程的。我们的祖国，曾经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多民族的统一，也曾经有过多次的分裂，但在分裂中也还是有统一。我们经历过的统一，有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多民族内部的统一和多民族的统一，后者又包含区域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
三、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
历史分期是研究历史发展的重要问题。……但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关于中原地区奴隶社会跟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我们应当放开视野，努力在全国的范围内考察这个问题，不要局限于中原地区。封建社会历史很长，记载很多，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也很大。我们也应该重视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问题。近代史距离我们的时代近，跟今天现实关系密切，我们更应该重视近代史的分期。
历史上，我国各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不平衡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各民族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一个民族内部的发展也不平衡，我们应当从不平衡的状态上掌握一个历史时期的整体性。
我国封建社会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四、关于地理条件与中国历史发展：
中国的地域范围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个地域范围内的地理条件及其变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地域辽阔，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地理条件的复杂性是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的特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五、关于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
生产活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人类有了生产活动，才开始有了自己的历史。
中国历史上的直接生产者，有农民、牧民、渔民、盐民、矿冶劳动者、林业劳动者，有各种手工业劳动者，还有车船等运输业劳动者及其他直接生产者。这些直接生产者，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都有技术性和社会性的两个方面。生产者跟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技术状况、生产规模和生产技术的传统，都属于技术性方面，是属于社会生产力问题的，直接生产者的身份，即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是属于社会生产关系问题的。从具体的情况说，直接生产者的技术性方面和社会性方面的特点是密切结合的。
六、关于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
在人类生产过程中，有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有人与人的关系。
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论是任何历史时期，人们在生产中都形成一种跟当时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生产关系，它不仅是其他社会关系的决定因素，也是一切社会的基础。
在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是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的，因而，每一种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以及消费的性质，都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的。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也在发生变化。
从原始社会到现在，人类历史上已相继出现过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在每一个社会里，都有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最基本的生产关系，使这一种社会形态与其他社会形态相区别。
在每个具体社会形态中，往往不是单一的生产关系，而大都是两种以上的生产关系同时并存。这些生产关系虽然对社会的变化和发展都各自发生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所有的生产关系都成为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决定社会的性质。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中国社会经济开始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总的趋势是：一方面封建地主经济依然保持下来，地主阶级仍然占有农村土地的大部分，仍然以种种特权和超经济强制来攫取农民收入的大部分，并且同高利贷、商人、买办、封建官僚结合在一起，对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霸占中国领土，勒索赔款，驻扎军队，开设银行、商行，控制海关和通商口岸，掠夺中国资源，并向中国倾销大量过剩的商品，使中国经济日益走向殖民地化。跟这种经济变化相适应，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既保存着原来的一些基本阶级，如地主阶级、农民阶级等，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阶级，如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一定的阶级内仍保留着封建的等级制，也有新的阶层出现。
世家地主、门阀地主、品官地主、官绅地主视为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变化的四个阶段。
七、关于国家职能：
国家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的产物，从国家产生的历史就可以看到国家的性质。
国家是在社会分成阶级的地方和时候，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出现的时候才出现的。
国家的职能是国家发挥作用的具体体现。一个国家如何运用它的职能，直接关系到它的治乱兴衰。国家职能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社会职能，一是统治职能，二者又往往有密切联系，不可分割。
简单地把剥削阶级掌权的国家看成是一无所取的，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
八、关于史书编纂的形式：
回顾我国史书体裁发展的悠久的过程，深感到一种单一的体裁，决不足以反映我国历史的丰富内容。我们应该发展综合运用的优良传统，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地反映历史。
九、关于中国与世界：
中国史毕竟是世界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不能离开世界史而简单地研究中国史。
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是十分突出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其二，中国文明在文化发展史上也未曾有断裂现象。
7.不变的观点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疆域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这是白寿彝研究中国史学创立并坚持的不变的观点。
一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单一民族的内部统一，主要是由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发展而来。有时，一个民族遭到重大的挫折，分散了，后来重新组合，形成这个民族内部新的统一。如松赞干布时的吐蕃、阿保机时的契丹、成吉思汗时的蒙古，都有一个统一民族内部的过程，都是由分散的许多部落统一起来，形成较高发展阶段的民族共同体。
社会主义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继承，而在本质上跟历史上的统一又有根本的区别。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是消灭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历史的发展上看，这四种民族统一的形式，是按着程序前进，一步高于一步的。先是有若干单一的民族内部统一的出现，如夏、商、周等族的最初形成。然后有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如战国七雄。然后有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然后有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全国性多民族统一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分裂。秦汉以后，出现了魏、蜀、吴的割据。经过西晋短暂的统一，又有五胡十六国之乱及南北朝的分立。在唐与元之间，又有辽、夏、金与宋的对峙。但每经历一次曲折，统一的规模就更为盛大，元比隋唐就还要恢廓。在曲折过程中出现的地方政权，就全国来说，是割据政权。从它们本身来说，也自有其历史性的意义。在这些政权的统治范围内，由于先进生产力的影响和统治者谋生存的需要，往往会出现生产力状况的改善。自三国至南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是其显明的例证。地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改善，为后来统一局面再度形成后提供了生产发展的一些条件。同时，地方政权往往也能根据本地区的特殊情况，创造和积累了处理国家事务方面的经验。隋唐的官制、军制和田制，就有不少继承了北朝长期实行的制度。从历史的某一片断来看，确实不止一次地有分裂状态的存在，但从历史发展的全貌来看，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才是主流。
在思想上，统一的想法起源甚早。《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所谓“天下”，究竟是指多大的地方，无从稽考，但总是诗人心目中很广大的地方。他这两句诗，表明了他的天下统一的思想。可能由于诗人对王权崇拜至极，难免有相当多的夸大。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南宫适说：“禺稷躬稼，而有天下。”这所谓“天下”，意味着极为广大的地区的统一。战国时期，变乱日亟，人心思治。有人问孟子：“天下乌乎定？”孟子说：“定于一。”孟子的话比孔子的话要更明白些，他说的是七国的统一。在战国时期以后成书的《禹贡》，描画了九州山川物产。《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引邹衍大九州之说，每一大州，有九州，九九共八十一州。中国为赤县神州，是八十一州之一。中国还有九州，即如《禹贡》所说的九州。《禹贡》和邹衍以九州说中国，都是指中国说的，但都还属于地理概念，与孟子所谓“定于一”者不同。到了秦始皇，刻石颂秦功德，把破灭六国的统一，看作空前的大业。汉初，公羊学派借助经典，把大一统的学说涂上神圣的光彩。此后，历代皇朝都拿统一的规模作为当时政治成就的最高目标。
在分裂的年代里，割据势力往往把自己说成是皇朝的正统，把统一作为奋斗的方向。三国时期，魏地处中原，把自己说成是汉朝的继续，要恢复全国的统一。蜀以自己姓刘，说自己是汉室宗亲，要恢复汉家的旧业。南北朝时期，北朝说南朝是“岛夷”，南朝说北朝是“索虏”。他们都自居为中国，要灭掉对方，统一全国。辽、宋、金的相峙时期，这三个朝廷也都自命为中国的主人，都设想由自己统治全中国。
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和长期积累下来的政治威望，对少数民族是有吸引力的。这可能在形成倾向统一的新的因素上起一定作用。
在多民族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之间有和好，有争吵。和好，有聘问、朝贡、封赐、和亲、交易、民间的各种往来。争吵，有时发展为战争。因此就有人问，民族关系史是以民族友好为主流，还是以民族斗争为主流？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须作一些分析。
第一，友好和斗争都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斗争是手段，友好是目的。有的时候，友好是手段，斗争是目的。有时，在个别事件、个别地区有争吵，但不一定就破坏民族间的友好。
第二，历史记载中，对于民族友好的记载往往不像记载民族纠纷、特别是民族战争那样引人注目。民族纠纷，特别是民族战争，即使是暂时性的、自发性的，也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长期友好的印象。
廓清历史上所笼罩的一些迷雾，揭示出历史的真实面貌，是须下一些苦功的。现在根据我们所接触的材料看，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说来，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无论在时间的继续性上，在关系到的地区上，在牵涉到的方面上，都是这样。
清代的统治者，对少数民族一手拉，一手打。但清代各族人民在反清、反封建斗争中的联合，声势极为浩大。辛亥革命以后，各族人民的联合更为显著。通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大增强了民族间的亲密友好。这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很大的发展。在历史上，民族之间曾发生过这样那样不愉快的事情，这基本上是由反动统治阶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所造成的。我们抚今追昔，应该特别珍重历史的主流。对我国在历史上的各方面的贡献，各族人民都有份，但我们研究得很不够。对于汉族是这样，对于少数民族更是这样。比如，火药、罗盘、造纸、印刷等四大发明，是应该大书特书的。这在有关的历史书里也都写了，但对于它们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对于人类文化发展上所起的作用，却很少认真地写。至于它们后来在西方各国的发展，为什么会超过中国，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认真地研究。又比如，对祖国国土的开发。我国各族人民都有他们各自的功劳，但往往对少数民族在这方面的贡献，我们注意得不够。范文澜说得好，他说：
依据历史记载，共同开发中国的各民族，一般说来，汉族最先开发了黄河流域的陕甘及中原地区，东夷族最先开发了沿海地区，苗族、瑶族最先开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藏族最先开发了青海、西藏，彝族和西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南地区，东胡族最先开发了东北地区，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蒙古各族先后开发了蒙古地区，回族和西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北各区，黎族最先开发了海南岛，高山族最先开发了台湾。所以按照汉族今天居住地区看来，似乎中国领土上的极大部分都是汉族所开发的，其实，其中不少地区最先开发者，却是已经消失了的和现实存在并发展的许多民族。事理很显然，中国之所以成为疆域仅次于苏联，人口在全世界各国中居第一位，历史悠久，延续不绝，在全世界各国中也居第一位的伟大国家，首先必须承认，这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男女劳动人民长期共同创造的成果。
二 中国的疆域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
白寿彝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中，讲过三个重要的问题，即多民族的统一、疆域、历史时期的划分。“疆域”问题，他着重指出：
疆域，是历史活动的舞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也就是我们撰写中国通史所用以贯串今古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
这个疆域，基本上包括了汉族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但并不局限于这个地理范围。如果局限于这个范围，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都要排挤出去了。这个疆域，是国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但并不包含某些民族外国成员的活动在内。这是因为有些民族是跨国境的，我们只写这些民族在我们国境内的这部分人的活动，一般不写这些民族在国外的那一部分人的活动。例如，我们要写傣族，但一般不写泰国的傣族。我们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俄罗斯族，但一般不写作为俄罗斯主要民族的俄罗斯族。我们写朝鲜族，但一般不写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朝鲜族。这是因为，我们不能把外国人算作中国人，不能把跨国境的血统关系相同而国籍不同的人都包括到我们的历史范围内。当然，在论述这些民族族源的时候，是不应当受国界限制的。有些历史上的民族，如匈奴，如突厥，曾经煊赫一时，但后来在中国历史上不见了。还有一些民族，见于古老的传说和记载，但弄不清楚他们跟现在国内民族的关系。只要有适当的材料，对于这些民族也要写，因为他们都曾在这块广大的国土上生存过，活动过。
在历史上，有些朝代的版图超越现在的国境，有些战争或别的重大的历史活动超越了现在的国境。有时候，有一些外国人进入中国境内从事各种活动，甚至还有外国军队来侵略。虽然是在国境以外，或是外国人进入我们国境之内，都跟我国历史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也都要写在我们的历史内。我们说本国疆域的范围，并不限制关于中外关系的记载；相反，我们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中国人有到外国去的，有在外国居住好几代的，只要他们对人类的进步有贡献，跟祖国的事业、祖国的威信有联系，也都要写在我们的历史里。
关于疆域问题，有一部分历史工作者，还不能完全摆脱皇朝疆域的圈子。他们把殷周史限制在黄河流域，把春秋战国史基本上限制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把秦汉隋唐的版图要说得是如何的统一和恢廓，把元的版图要说成跨欧亚两洲等。就殷周史说殷周史，就春秋战国史说春秋战国史，就秦汉隋唐的版图说秦汉隋唐的版图，这都是对的。但如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过程来看，这是不能说明中国各族人民是如何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的。很显然，不能跳出皇朝疆域的圈子，就会掉入大民族主义的泥潭里，这既不符合历史的真相，也不利于民族的团结。
在处理历史上祖国疆域问题的时候，既要注意疆域问题同祖国各族人民的密切联系，也要注意到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或国家间的历史关系。
三 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
白寿彝反复强调指出：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含着曾经在这块广大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
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中华各民族人民共同开创了中国历史的辉煌！
现在所描述的是远古文化的遗存，表明中国境内在那遥远的时代，曾经在不同地区发展着不同系统的文化。总体来说，先秦的文字记载，从甲骨文、金文、《诗》《书》《春秋》经传、《竹书纪年》、诸子书以至《天问》《山海经》，或叙说当时史事，或追述前人的传说，都在民族方面有所反映。但在这些文字记载中，只有《诗》《书》所记略具首尾，《春秋》经传所记材料较多。
《春秋》《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和被称为“春秋外传”的《国语》都是政治史一类的书，但记载了大量的民族史材料，这可以说是关于中国民族史撰述的正式开始。
从多民族史撰述的杰作来讲，司马迁是中国史学的奠基人，他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都是有卓越成就的史书。它们在民族史方面也都有杰出的撰述。
《史记》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为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它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分别按地区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把这六个专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其中有些记载是超越当时和今日国境范围的。
班固的《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继承《史记》，在民族史方面，对前史或续或补，对创兴的新史专立篇目。它们在资料上可说是收集得不少，而见识上要比司马迁差得远。
在编写体例上，《汉书》和《后汉书》都是按地区对多种民族作综合表述，有时是以一个最占优势的民族为主而连带叙述其他民族的。它们在表述民族史事时，往往穿插着有关的中外关系，使读者可以看到民族地区在中外关系史上的地位。这两点，都是继承了《史记》的编纂方法，对后来的民族史撰述很有影响。一直到今天，这两点还是值得采用的。
《史记》《汉书》《后汉书》的成就不同，均为中国民族史工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研究的线索和撰写的方法，在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具体讲民族重新组合的历史记录，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民族重新组合的时期。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是民族重新组合的又一时期。关于这两个时期的历史记录，在数量上的丰富是远远超过前代的。
北魏崔鸿著《十六国春秋》，有120卷之多，可惜原书久佚，仅有16卷节抄本传世。唐房玄龄等所撰《晋书》载记，部分记十六国史事，在今传史书中是比较详备的。南北朝时，鲜卑族拓跋部建立北魏，鲜卑族宇文部建立北周，北齐魏收和唐令狐德棻等为分别撰《魏书》和《周书》。在隋唐时曾一度强盛起来的吐谷浑，也是鲜卑族的一支，但居于青海，自成一个系统。梁沈约所撰《宋书》、唐魏征等所撰《隋书》、后晋刘昫等所撰《旧唐书》，都有《吐谷浑传》。契丹族建立辽，女真族建立金，元脱脱等为撰《辽史》《金史》。党项族，为羌族之一支，建立了西夏。元脱脱等修《宋史》，有《夏国传》上、下卷，主要记政治大事、夏宋关系，最后记夏之军制。《辽史》以西夏跟高丽合为一卷，称《二国外纪》，主要记夏的风土习俗和辽夏关系。《金史》有关西夏记述有一卷，主要记夏金关系。三书所记互有详略，可能是在撰述时有所规划。契丹人、女真人都有民族文字流传下来，但还没有出现史书。蒙古族建立了蒙古汗国，建立了四大汗国。明宋濂等修撰《元史》，这书在纪传体史书中是一部颇为芜杂的史书，但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原始材料。蒙古人有自己写的史书，如《蒙古秘史》，还有波斯人写的蒙古历史，如《史集》《世界征服者传》等，都是有名的撰述。
在上述这些民族以外，这两个时期的其他民族，旧史所记名目繁多，又颇杂乱，有待于学者们逐步清理。相对地说，北方民族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民族，如柔然、勅勒、突厥、黠戛斯、回纥等记载较详，而西南民族中影响较大的民族，如吐蕃、乌蛮、白蛮等次之。这些民族的历史分别见于《魏书》《周书》《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通典》和《宋史》。
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地区，旧史自《晋书》以下多有记述，一般缺乏伦次，但究竟也提供了一些资料。晋人常璩著《华阳国志》，唐人樊绰著《蛮书》，为关于西南民族的重要撰述。南方民族，旧史混称为“蛮”，实际上包含了许多民族。《宋史》有“蛮夷”四卷，大致包括今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广西相毗连的苗、瑶、羌、壮、土家等民族地区。这是关于当时南方民族比较详细的记载。后来清人修《明史》，有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土司，共十卷，对于南方民族，包含西南民族在内，就有比较系统的记述了。
从民族史撰述和地方志、纪事本末的发展来看，明清时期的民族史撰述跟地方志和纪事本末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鸦片战争后，清代官修的民族地方志和民族史事纪事本末书仍在继续。但因时代变了，书的形式虽不变，而意义不同了。地方志有较多的知识性的记载。但地方志数量相当大，而且又是地域性、专题性的资料汇编，经过去伪存真的选择，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利用，它还是具有相当丰富的史料价值。《明实录》《清实录》中的民族史料不少。
再从民族史撰述的近代化倾向来讲，鸦片战争前夜和战后百余年间，中国民族史撰述上出现了近代化倾向。现就五个方面论述如下：
第一，它反映了各民族联合反清反封建压迫的历史；
第二，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在这时期有了重大的改变。过去，在民族纠纷中，少数民族往往被认为是威胁中原政权的力量，现在，他们成为捍卫边疆的重要力量。因此，当时有政治敏感的人，把对国防的重视跟民族史的研究联系起来；
第三，民族史在中国史中的地位受到重视。清末，夏曾佑著《中国历史教科书》认为，民族问题在历史进程中处于很重要的地位。夏曾佑认为，民族问题既与政权兴替密切相关，又与宗教信仰类型密切相关，他把民族史在通史中的地位看得如此重要，还是前所未有的。这显然是与作者所处的时代有关。这是当时国内外的民族矛盾在作者史学思想上的反映。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十余年间，王国维对北方民族的历史做了大量而细致的考订工作，对于蒙古史用力尤勤。他根据古籍所记，结合古器物、古文字，参考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做出了一些精辟的论断。他是用近代的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工作的。他的名著《鬼方昆夷玁狁考》《西胡考》《西胡续考》《黑车子室韦考》《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鞑靼考》《萌古考》《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一直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特别是这些作品引起了人们对民族史在中国古史中的地位的重视；
第四，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近代形式的中国民族史出现。所谓近代形式，主要是指它基本上脱离了政治史的附属地位，而向一个有丰富内容、有自己体系的独立学科发展。梁启超倡之于前，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吕振羽等相继编写于后。梁启超著《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这是一篇对中国民族发展相当概括的论述。梁启超在书中解释了“民族”一词的含义，把“民族”与“宗族”“国民”区别开来。他论述了中国民族的起源，指出了外国学者的中国民族西来说，或中国民族的南来说都是没有根据的，并以《诗经》中的记载来反证《史记》中关于夏商周始祖之不可信。他认为，中国境内有六个民族，中国古代民族可分为八个组。而汉族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跟各族融合而成的混合体。他这篇文章，有些话说得很有见识，概括能力也很强，但在对各个民族的分别论述和古今民族的演变上错误很多。从民族史研究的发展上看，这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的书都称作《中国民族史》。吕振羽的书称作《中国民族简史》。四书对于民族的分类，主要是按照辛亥革命以来的“五族共和”的提法，列出汉、满、蒙、回、藏，加上了苗，还略有其他民族的增益。在取材上，这四种书基本上根据旧史。吕振羽重视调查材料，而调查到的材料也不多。王桐龄书，实际上只是汉族形成发展史，对于其他民族，也只是就其与汉族有关系的史事说了一些。这书的特点是附表多，关于不同民族间杂居、通婚、仕宦、文化上的学习等，这些表可供参考。其他三书，都是就不同民族分别陈述，不能对国内各民族作综合的说明。作为书中主要内容的五族历史，因研究得不够，说法上也有很大的分歧。吕振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上解释一些问题，并探索各民族的历史前途。尽管他在具体的史实方面有不少误解，但从书的总体上看，代表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从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史撰述是沿着近代化的倾向蹒跚前进的。因历史条件的局限，这种状况很难改变。一直到了新中国的建立，中国各民族得到了解放，为民族史的调查、研究和撰述提供了便利条件，因而民族史的研究工作才能面目一新；
第五，民族思想的多样化和民族平等思想的出现。鸦片战争发生后的第三年，即《南京条约》签订的那一年，魏源的《圣武记》成书。这是一部有爱国思想的书，针对外国入侵的局势立论的。这是魏源民族思想的主要方面。但《圣武记》中大量地颂扬了镇压少数民族的胜利，这又反映了满汉统治阶层的大民族主义的立场。
在辛亥革命前后，章炳麟是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大民族主义者。他所著《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和《讨满洲檄》，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当时的革命党人具有类似思想的，颇不乏人。
孙中山主张民族平等。他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明确地指出：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汉民族之统一。
后来他提倡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即其中之一。他主张对外要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对内要国内民族一律平等。但他把蒙古人和满人都看作是历史上的外国人或被汉人同化了的外国人，认为元、清两朝的统治是中国亡了两次国。这些显然还是大民族主义的论点。
1941年，李维汉主编的《回回民族问题》出版。这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民族问题的第一部专书。书中讲到回族的来源、回族长期被压迫和斗争的历史，分析了回族跟伊斯兰教的关系，分析了西北伊斯兰各个教派的经济基础，批判了各种有关回族问题的谬论。这是一部富有创见的书，也是适应当时革命斗争需要的书。这书的名称虽叫《回回民族问题》，实际上，它对开展民族问题的科学研究，包含民族史研究在内，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回回民族问题》出版后八年，吕振羽在他的《中国民族简史》中提出：
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要解决的国内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土地问题，一是民族问题。土地问题，由于二十年来革命实践的体现，天才领袖的创造，已成了中国最先进人士熟知的科学；民族问题，我们也有着正确的原则、方针，并早已正式提到行动日程上，不过在全国人民，以至最先进人士里面，大多还不如对于土地问题那样熟悉。现抗战胜利结束，进到和平民主事业的斗争，国内民族问题，立即就要全面地提到行动日程上，我们应同时展开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
中国民族问题，从来还没有系统地研究过，“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的用语，是从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译来的，马列这个用语的本来意义是“中华诸民族”或“中国的民族”。但中国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者，却从大汉族主义的立场来窃用这个神圣的用语。他们颠倒黑白，歪曲历史事实，无耻地只承认汉族是一个民族，说国内其他民族如满、蒙、回、藏、苗等等，都只是所谓“宗支”或“宗族”。这不啻是对国内其他民族任意“侮辱”，并证明了他们毫无科学常识。中国境内究竟有多少民族，他们的起源、历史过程以及现状怎样，法西斯大汉族主义者是完全无知的。他们敢于那样大胆的武断，不仅在企图避免国内民族问题的正确解决，且正是臭名万代的希特勒、荒木贞夫的民族优越论的翻版。这和马列主义的民族问题的科学，自然正相反对，而与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基本精神，也是不相容的；其对今后全国和平民主事业，更十分有害。
自然，谁也不容否认，汉族是全世界第一位人口众多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主要部分。中华民族四千年光荣的文明历史，过去辉煌灿烂的封建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主流，对全人类的文明，也有着伟大贡献，而其主要创造者也是汉族。这回决定全民族命运的伟大抗战事业，主要也由汉族在担当。但同样不容否认，中国境内其他兄弟民族，对过去中国文化的创造也都直接或多或少有其不朽的贡献；对这回的民族抗战也都有相当的功绩。
吕振羽的话，说出了民族史的真实情况，也说出了我们历史工作者在民族问题上应持的正确态度。
以上简单而扼要地回顾了新中国创立前，我国多民族历史撰述的一些情况。它们已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统，留下了相当多的历史资料，运用了各种不同的撰述体裁，表达了不同的民族思想，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历史特点。这些宝贵的遗产为我们研究民族史，提供了大量资料和编写上的借鉴。那些认为中国史书只记载汉族，不记载少数民族的历史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
汉族史家生活在中原，在两三千年的漫长时期里，他们接触各地区少数民族的机会比较多，因而汉文在民族史方面的记载比较多，也相当重要。少数民族用本民族语言写下的历史，在不同民族中有很不相同的情况。挖掘、研究民族文字的历史记载，还处在初步阶段。我们急需加紧努力，使汉文及少数民族文字的记载得以互相补充、互相印证，使我们多民族祖国历史的研究和撰述得到不断的充实和提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使国内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使国内的民族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曾经阅历了无数惊涛骇浪，穿越了无数深峡险滩，其间有过许多光辉灿烂的时期，也有过不少风雨如晦的朝夕。但是，中国文明并未在这些危机中失去自己的独立存在。近百余年来的历史证明，中国文明经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向复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大体可以表明中国文明发展连续性的基本特色。
中国的文明，源远而流长，这是极为难得的。文明恰似江河，如果渊源深远，那么只有在前进的流程中得到足够的川流的汇注，才有可能越来越宽阔、丰富，形成不竭的长流。中国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与国家统一的发展和巩固是有密切关系的。中国的统一之所以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民族关系的具体发展特点密切相关的。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进入了多民族统一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各民族内部的统一、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而达到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也经历了多次的曲折而终于达到稳定的多民族的统一，并且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8.无限的期望
白寿彝一贯对于我们的历史工作者们寄予无限的期望，他指出：
建设浩浩荡荡的史学大军，只有专业史学队伍显然是不够的，还要有为数更大的业余史学队伍。史学工作具有极为广泛的社会性，仅仅依靠专业史学队伍是不能做好这个工作的。
当年，毛泽东同志曾经把研究历史看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思想条件。他在这方面的许多论述，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今，为了实现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历史任务，一切从事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教育工作的同志都应当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一方面，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另一方面，是把历史教育工作和本职工作结合起来，以历史教育工作去促进本职工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事上述工作的同志应被看作是一支庞大的、当之无愧的业余史学队伍；它的存在，不仅是上述各方面工作的迫切需要，也是建设强大史学队伍的需要。专业史学队伍有义务帮助业余史学队伍的建设和发展，使业余史学队伍的水平不断有所提高；而业余史学队伍也有责任向专业史学队伍输送一些学有专长的人才，使专业史学队伍得以充实、壮大。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历史工作者肩负着伟大的历史使命。忠实的、热忱的、有责任感的专业历史工作者和业余历史工作者，要努力提高理论水平和史学水平，在研究历史、撰写历史、宣传历史方面，不断做出新的、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成绩。
触摸史学，感悟历史的真谛，这是《白寿彝史学二十讲》之根本，也是我们响应白寿彝所倡导的，要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肩负着伟大的历史使命”，“在研究历史、撰写历史、宣传历史方面，不断做出新的、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