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随后的八到十个月时间里，奥利弗成了一系列背信弃义和欺诈行为的受害者。他是用奶瓶子喂大的。教养所当局及时把这孤儿受饥挨饿和一无所有的情况报告教区当局。教区当局郑重其事地询问教养所当局，“所里”有没有女人能给奥利弗·特威斯特所必需的抚慰和营养。教养所当局谦卑地回答说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教区当局慷慨而又仁慈地作出决定，把奥利弗寄养出去，换句话说，把他送往约摸三英里外的一家教养分所，那里还有二三十个违反贫民救济法的小犯人[8]。在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慈母般的照看之下，他们整天在地上打滚，丝毫不存在吃得太饱、穿得太暖而带来的麻烦事。她是冲着每个孩子每星期七个半便士生活费才接收这批小犯人的。就一个孩子而言，每星期七个半便士是一笔相当可观的伙食费。七个半便士买得着许许多多的东西，足以撑饱他的肚皮，让他的肚皮不舒服。这位上了年纪的妇女足智多谋，经验丰富，知道怎么做对孩子们有好处，更知道怎么做对她自己有好处。于是，她把每星期的大部分经费挪为己用，留出远远低于标准的份额来抚养教区成长中的下一代。结果，她发现最低限度之下还有更低的限度，证明自己是个顶呱呱的实验哲学家。
大家都知道另一位实验哲学家的故事。他发明了一种关于马儿不吃草也能活下来的伟大理论，并且拿自己的马做实验。他开头相当成功，已经达到一天只给它吃一根草的地步。毫无疑问，再过二十四小时，它可以成为一匹完全不吃草也精神抖擞、欢蹦乱跳的骏马，只可惜没等到完全享用美味的空气的阶段它就一命呜呼了。不幸的是，那位受托抚养奥利弗·特威斯特的妇女在实验她那一套哲学理论的过程中，通常也取得十分相似的结果。每当一名孩子想靠最少数量、最无营养的食物存活下来，十之八九会出现相反的结局；他要么饥寒交迫而病倒，要么因无人照看而跌进火堆，要么不巧被闷个半死。无论哪种情况，可怜的小家伙往往会被召进另一个世界，跟他在这个世界从未见过的亲人团聚去了。
要是在翻床架子的时候因为疏忽把哪个孩子压死，或者在洗澡的时候由于粗心烫掉哪个孩子的小命——后一类事故是很少发生的，寄养所里极少有洗澡之类的事儿——那么偶尔会进行一次特别有趣的验尸，或者陪审团忽然会问一些非常讨厌的问题，或者教区居民会公然联名提出抗议。不过，教区大夫就会拿出证据，教区干事就会提供证词，马上制止这种无礼行为。尸体总是由前者打开的，他发现肚子里空无一物（这倒是非常可能的）；后者总是一口咬定，一切都是按照教区规定办事的，而且口气相当恳切。另外，管委会的先生们还定期视察寄养所，并提前一天派干事去通知关于他们要去的消息。等他们到来的时候，孩子们一个个看上去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人家还有什么话可说的！
这种寄养制度结不出什么出色或丰硕的果实，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奥利弗·特威斯特九岁生日的时候，这孩子长得脸色苍白，骨瘦如柴，个子偏矮，腰围绝对太细。但是，天性或者遗传因子倒赋予奥利弗一种非常倔犟的性格。多亏那个机构采取节衣缩食的政策，这种性格还很有发展余地。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政策，他才活得到第九个生日。不管怎么说，他这天确确实实满了九岁；此刻，他正在煤窖里跟两位精心挑选的小客人一起过他的生日。他们三个人穷凶极恶，竟敢假装肚子饿，结果挨了一顿痛打，被关在那里。这时候，教区干事邦布尔先生突然光临，死劲推着菜园大门上的耳门，倒把善良的女主人曼恩太太吓了一大跳。
“天哪！这不是邦布尔先生吗？”曼恩太太把头伸出窗子，装出惊喜万分的样子说，“苏珊，快把奥利弗和两个捣蛋鬼带上楼去洗一洗。哎呀！说真的，邦布尔先生，见到你真高兴！”
邦布尔先生是个胖子，脾气很暴躁。他对这种热情的招呼非但没有作出相应的回答，反而恶狠狠地把耳门摇了几下，还朝它踢了一脚；这一脚，只有教区干事才踢得出来。“我的老天爷，真对不起，”曼恩太太一边说，一边跑出屋去——这时候三个孩子已经被放出来——“真对不起！我竟忘了门是从里面闩着的，还不是为了这些可爱的孩子呀！请进，先生；请进，邦布尔先生，请吧，先生。”
曼恩太太边说边行个屈膝礼，别的教区官员见了兴许会心肠软下来，邦布尔先生的火气却没有因此平息下去。
“教区官员为了教区孤儿的公务上这儿来，你却让人家等在门外面，”邦布尔先生握了一握藤杖质问道，“你觉得这种做法是很礼貌，很合适的，对吗，曼恩太太？你难道忘了，曼恩太太，你是教区委派的人，我可以这么说，还是个拿薪金的人。”
“邦布尔先生，我刚才去了几个可爱的孩子那儿，对他们说你来了，他们是非常喜欢你的。”曼恩太太低声下气地答道。
邦布尔先生知道自己口才出众，地位重要。现在他的口才已经充分发挥，身份也已得到确认，态度随和下来。
“算了，算了，曼恩太太，”他以比较温和的口气说，“也许就是你说的情况，也许就是。带我进屋吧，曼恩太太，我是为公务来的，我有话要对你说。”
曼恩太太领着干事走进一间砖头地面的小客厅，替他搬过一张凳子，殷勤地把他的三角帽和藤杖放在面前的桌子上。邦布尔先生走得一身臭汗；他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水，朝那顶三角帽瞥了一眼，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是啊，他露出笑容了。教区干事毕竟是人呀，邦布尔先生也会露出笑容。
“我要说一句话，你听了也别见怪，”曼恩太太妩媚动人、嘴巴甜甜地说，“你走了老远的路，否则我也不会提出来。嗯，你是不是先喝一口儿什么的，邦布尔先生？”
“一口儿也不喝，一口儿也不喝。”邦布尔先生威严而又温和地挥着右手说。
“我劝你还是喝一口儿。”曼恩太太说。她已经注意到他拒绝的口气，以及说话的姿势，“就一小口儿，加点凉水，加一块糖。”
邦布尔先生咳了一声。
“怎么样，就一小口儿。”曼恩太太劝着说。
“这是什么呀？”干事问。
“哎呀，这东西我不得不在家里备着一点；要是哪个有福的孩子身体不舒服，我加一点在达菲糖浆[9]里给他喝，邦布尔先生，”曼恩太太一边回答，一边打开墙角边的食橱，取出一个瓶子和一只杯子，“这是杜松子酒。我不骗你，邦布尔先生。这真的是杜松子酒。”
“你果真给孩子们喝达菲糖浆，曼恩太太？”邦布尔先生问，眼睛注视着调酒的有趣过程。
“啊，愿上帝保佑他们，真的，尽管价钱贵一点，”那位抚养人答道，“我不忍心看着他们受苦，你是知道的，先生。”
“是的，”邦布尔先生赞赏地说，“你的确是不忍心的。你是个好心肠的女人，曼恩太太。”（这时，她放下酒杯）“我一有机会就要把这事儿向管委会汇报，曼恩太太。”（他拿过酒杯）“你有一颗慈母的心，曼恩太太。”（他搅着加了凉水的杜松子酒）“我——我很高兴为你的健康干杯。”说着，他一口气喝了半杯。
“好吧，我们来谈谈公事，”干事说着，掏出一个皮夹子，“那个眼下叫奥利弗·特威斯特的孩子今天满九岁了。”
“愿上帝保佑他！”曼恩太太插嘴说，还撩起围裙角把左眼擦红。
“尽管悬赏十镑，后来又增加到二十镑——尽管这个教区作了最大的，我要说，最超常的努力，”邦布尔说，“我们还是搞不清谁是他的父亲，查不出他母亲的住处，姓名，身——份。”
曼恩太太吃惊地抬起两只手，寻思片刻以后接着说：“那么，他怎么会有姓氏的？”
干事扬扬得意地挺了挺身子说：“还不是我给他起的！”
“是你起的，邦布尔先生！”
“是呀，曼恩太太。我按字母顺序来给我们的孩子起名字。上个孩子轮到S开头——我管他叫斯沃布尔（Swubble）。这个孩子轮到T开头，我管他叫特威斯特（Twist）。下个孩子该叫昂温（Unwin），再下一个该叫维尔金斯（Vilkins）。我已经想出好多姓氏，直到最后一个字母；到Z以后，再从头开始。”
“哎呀，你这个人还挺有文采的呢，先生！”曼恩太太说。
“啊，啊，”干事听了这番恭维话，心里显然很高兴，就说，“也许是的，也许是的，曼恩太太。”他喝干了加水的杜松子酒，接着说，“奥利弗已经大了，留在这儿不大合适。管委会决定把他领回所里去，我是亲自来接他去那儿的。所以，你马上叫他过来见我。”
“我这就去把他叫来。”曼恩太太说着，走出去叫奥利弗。这时候，奥利弗脸上和手上已经给擦去一层污垢，一次洗脸也只能擦到这种地步。他由好心肠的女保护人领着走进客厅。
“朝这位先生鞠个躬，奥利弗。”曼恩太太说。
奥利弗一半朝着坐在椅子上的干事，一半对着放在桌子上的帽子鞠了一躬。
“你愿意跟我走吗，奥利弗？”邦布尔先生威严地说。
奥利弗本来想说，他很乐意跟任何人走，但是他抬起头一看，只见曼恩太太站在干事坐的椅子后面，恶狠狠地在朝他挥舞拳头。他马上领会意思，因为那个拳头经常在他的身上留下痕迹，不可能不在他的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跟我一块儿去吗？”可怜的奥利弗问。“不，她走不开，”邦布尔先生答道，“不过，她有时候会去看望你的。”
这对这孩子来说根本算不上是个很大的安慰。然而，他年纪虽小，却知道应当装出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挤出几滴眼泪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儿。你想哭，只要听一听肚皮里咕噜噜的叫声，想一想近来受到的虐待，这些都是帮得上大忙的；奥利弗哭得的确很自然。曼恩太太把他搂在怀里亲热了一千次，还给了奥利弗一点更加实惠的东西，那就是一片黄油面包，免得他到贫民教养所时露出一副饿死鬼的样子。然后，奥利弗手拿面包，头戴教区发的灰布小帽，由邦布尔先生领出了那个讨厌的家。他在这儿度过了凄惨的童年，没有听到过一句亲切的话语，没有看到过一次和悦的脸色。然而，他到底是个孩子，当那房子的大门在他身后关上的时候，他禁不住伤心地哭起来。他跟受苦受难的小伙伴们从此分手，他们虽然无足轻重，毕竟是他生活中仅有的朋友。这孩子心里第一次深深感到，在这茫茫的大千世界里，自己很孤独。
邦布尔先生大步往前走着，小奥利弗紧紧抓住他的金边衣袖，快步跟在他的身边，每走过四分之一英里路就问一声“是不是快到了”。邦布尔先生对这些问话回答得又干脆，又生硬。他喝完加水杜松子酒以后一度变得很温和，而这时候那劲儿已经过去，他又摆出教区干事的架子。
邦布尔先生把孩子交给一个老婆子。奥利弗踏进教养所的围墙不到一刻钟，还来不及吃完另一片面包，邦布尔先生就回来了。他对他说，今天晚上管委会正好在开会，委员们让他马上去进见。
奥利弗搞不清“委员们”是什么东西，而且还是活的，因此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直发愣，拿不准究竟应当笑还是应当哭。然而，他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邦布尔先生举起藤杖在他头上敲一下让他清醒过来，又在他背上敲一下使他振作精神，然后命令他跟在后面，把他带进一间刷得雪白的大屋子。那里有八到十位胖胖的绅士围坐在一张桌子跟前。桌子上手有一把扶手椅，比别的椅子高出一截，上面坐着一位面孔圆鼓鼓、红彤彤的，长得特别胖的绅士。
“朝委员们鞠个躬。”邦布尔说。奥利弗抹去滞留在眼睛里的两三滴眼泪，没有见到什么“门”，只看见一张桌子，便朝桌子鞠了个躬，幸好这还过得去。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坐在高椅子里的绅士问。
奥利弗一下子看到这么多绅士，吓得直发抖。干事又从背后给了他一藤杖，他干脆哭开了。他又是怕，又是痛，因此答话的时候结结巴巴，声音很轻。一位穿白背心的绅士马上说他是个小傻瓜。那是这位绅士提精神、舒心情的好办法。
“孩子，”坐在高椅子上的绅士说，“听我说，你也许知道自己是个孤儿。”
“什么叫孤儿呀，先生？”可怜的奥利弗问。
“这孩子确实是个小傻瓜——我早料到了。”穿白背心的绅士说。
“嘘！”最先开口的绅士说，“你知道，你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是教区把你养大的。”
“知道，先生。”奥利弗答道，哭得很伤心。
“你哭什么？”穿白背心的绅士问。这确实是不可思议的。这孩子有什么可哭的呢？
“我想，你每天晚上都做祷告的，”另一位绅士用粗哑的声音说，“为养大你的人祷告，为照看你的人祷告——像个基督徒那样。”
“是的，先生。”孩子结结巴巴地说。最后开口的绅士无意之中说对了话。奥利弗要是真的为养大和照看他的人做祷告，本来会很像个基督徒，一个非常出色的基督徒。可惜他没有这么做，因为没有人教过他。
“啊！你来这儿接受教育，学一门有用的手艺。”坐在高椅子上的红脸绅士说。
“明天，你从早晨六点钟开始剥麻絮。”穿白背心的绅士粗声粗气地接着说。
奥利弗在干事的授意下深深地鞠了个躬，感谢他们让他干剥麻絮这么简单的活儿，既可受教育，又能学手艺。然后，他被匆匆带进一间大屋子，在一张硬邦邦的床上躺下来，抽抽噎噎地睡着了。这真是仁慈的英格兰法律的绝妙写照啊！法律居然还让贫民睡觉！
可怜的奥利弗！他幸好睡在那里，对周围的一切浑然无知；他丝毫没有想到，就在那一天，管委会作出了关系到他一生命运的重要决定。事情是这样的：
管委会的全体委员都是些深谋远虑，富有哲学头脑的贤人。当他们把注意力转向贫民教养所的时候，立即发现普通人永远也发现不了的事——贫民喜欢这个地方！它成了一个贫苦阶级的公共娱乐场所；一家什么都用不着花钱的，一年四季免费供应早餐、中餐、茶点和晚餐的客店；一个只有玩耍、不用干活的砖头和灰泥结构的人间天堂。“啊嗬！”委员们露出很精明的样子，说道，“我们要把这种情况纠正过来；我们必须立即通通加以制止。”于是，他们立下规矩，所有的贫民都可以自行作出选择（因为他们不会强迫任何人，绝不会的），要么在教养所里面慢慢地挨饿，要么在教养所外面快快地饿死。于是，他们跟水厂签订无限制供水的合同，又跟面粉商订立定期供应少量燕麦粒的协议；一天提供三顿稀粥，一周两次增加一点洋葱，星期日发给半个面包卷儿。他们还作出许许多多别的英明而又仁慈的规定，都跟妇女们有关系，这里不一一细述了。考虑到去伦敦民事律师公会[10]打官司费用巨大，他们好心好意地帮助已婚的贫民办理离婚手续；他们过去强迫男人赡养自己的家眷，如今拆散他们的家庭，让他们变成光棍！最后两条规定可惜只对教养所的居民适用，否则全社会各阶层真不知会有多少人来请求帮忙解脱包袱呢；然而，管委会里都是些有先见之明的人，他们早已设置重重障碍。那种解脱非得与教养所和稀粥连在一起，这就让人望而却步了。
奥利弗·特威斯特回教养所之后的最初六个月里，正是这项制度得到充分实施的时候。开始，这是相当花钱的事儿，办丧事的费用增加不少，贫民的衣服通通需要改小。喝了一两个星期稀粥以后，他们一个个面黄肌瘦，衣服飘飘荡荡的很不合身。不过，教养所里的贫民数目也像体重那样减下去，委员们无不感到心花怒放。
男孩子们吃饭的地方，是一间很大的石屋子，一端放着一口大铜锅。到了开饭的时候，大师傅系着围裙，在两名妇女的协助之下从锅里舀出稀粥。每个孩子可以分得一小碗这种美味佳肴，吃完不能再要——只有在盛大的节日里才外加二又四分之一盎司面包。碗是从来用不着洗的。孩子们用匙子把碗刮得干干净净，重新闪闪发亮；刮完以后（这也无须花费很长时间，因为匙子差不多跟碗一样大小），他们坐在那里，一面眼巴巴地盯着大锅，恨不得把砌锅台的砖头吞下肚去，一面不停地吮着指头，把偶尔溅在手上的零星稀粥抢救回来。男孩子们一般胃口很大。有三个月光景，奥利弗和他的伙伴们受尽了慢性饥饿的折磨；他们终日饥肠辘辘，饿得快要发狂。有一个论年纪个子算高的、还没有过惯这种日子的孩子（他的父亲开过一家小餐馆），向伙伴们发出不祥的暗示：他要是不能每天再来一碗稀粥，说不定哪天夜里会吃掉睡在他身边的孩子，而睡在他身边的恰好是一个幼弱的小家伙。他露出狂野的目光，一副饥不择食的样子，对他的话大家都深信不疑。他们开了会，抽了签，决定当天晚饭以后由谁去问大师傅再要一碗；中签的是奥利弗·特威斯特。
晚上到了，孩子们各就各位。大师傅系着厨师的围裙站在大锅跟前，替他当助手的两名贫妇分别站在他的后面。稀粥逐碗盛出，大家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然后动手吃掉很少一点晚饭。稀粥很快吃个精光。孩子们开始交头接耳，朝奥利弗眨眨眼睛，坐在他身边的人还用胳膊肘推他。他虽然是个孩子，但已经饿得不顾一切，痛苦得敢于铤而走险。他从餐桌旁站起来，拿着碗和匙子走到大师傅跟前，心里对自己的胆量有点吃惊。他说了一声：
“对不起，先生，我还要。”
大师傅是个身强力壮的人，可是顿时脸色苍白。他呆若木鸡，以惊愕的目光朝那个小逆种凝视片刻，然后扶着大锅稳住身子。两名助手吃惊得不能动弹，孩子们都吓得魂不附体。
“什么！”大师傅终于有气无力地开口说话。
“对不起，先生，”奥利弗答道，“我还要。”
大师傅拿起勺子朝奥利弗头上猛击一下，用胳膊将他紧紧按住，尖声呼喊，把干事叫过来。
管委会正在庄严的气氛中开秘密会议，突然间邦布尔先生慌慌张张地冲进屋子。他对坐在高椅子上的绅士说：
“利姆金斯先生，请原谅，先生！奥利弗·特威斯特吃完还要！”
每个人都大吃一惊。每一张脸上都露出惊愕的神色。
“还要！”利姆金斯先生说，“你镇静点儿，邦布尔，一字一句地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在说，他吃完规定的一份晚饭以后还想再要？”
“没错儿，先生。”邦布尔说。
“这孩子将来肯定上绞架，”穿白背心的绅士说道，“我知道，这孩子将来肯定上绞架。”
谁也没有对这位绅士的预言提出不同看法。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立即下令把奥利弗禁闭起来。次日上午，大门外贴出一张布告：谁愿意把奥利弗从教区领走，谁就可以得到五镑酬金。换言之，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无论从事什么手艺，什么生意，什么行业，如果想要一名学徒，都可以领走奥利弗·特威斯特和五镑钱。
“这是我今生今世最有把握的事，”次日上午，穿白背心的绅士一边叩着大门，一边看着告示说，“这是我今生今世最有把握的事，这孩子将来肯定上绞架。”
这位穿白背心的绅士的话能不能得到应验，我打算在下文交代清楚；倘若我现在贸然暗示奥利弗·特威斯特会还是不会落到如此可怕的下场，那么势必会损害这篇故事的趣味性（如果它有什么趣味性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