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眼说：“在受活待着倒是不遭辱，不遭辱可我二十九岁了，二十九了我连媳妇都找不到，你说我能不去吗。”
茅枝婆又到瘫媳妇家里了，说：
“你不能不去吗？”
瘫媳妇说：“不去我在受活穷死呀！”
茅枝婆说：“别忘了你是咋样瘫的呀，别忘了你是咋样来的受活庄。”
瘫媳妇说：“记住哩，就是记住我才不能不跟着上边的人出门呢。”
茅枝婆又去了十三岁的小儿麻痹家里了。
茅枝婆说：“孩娃才过了十三呀。”
人家爹娘说：“再长几年他的脚就穿不进瓶里啦。不小啦，该让他出门闯荡了。”
茅枝婆说：“不能拿着孩娃的缺残去让人看呀。”
人家爹娘说：“你不让人看这你让人看啥呀？”
茅枝婆就从小儿麻痹的家里出来了。庄子里是愈加的安静呢。西去的日头把满庄酷夏新生的树叶都照得红亮了，像树叶也会发光一样儿。庙客房在这日头的光亮里，静静坐落着，如了一个不言不语的老人一模样，有了年头了，有了岁数了，啥儿也不消去言说声张呢，就那么静静看着也就行呢。高老的苍柏树，把影子拖着铺在庄街上，将那亮堂的庄街染黑了半截儿。茅枝婆走路没有先前快捷了，没有先前快捷她却比先前瘸得更加鲜明哩。起原先，在脸上凝着的硬硬的冷黄疏淡了，变成了漂浮不定的灰，她像被人抽了筋骨样，软软地拄着她的拐杖走，慢慢地，拖着脚步，有一缕白发散在她的黄额上。到了庙客房的门口儿，立下来，望了望，她就进去了。
县长正在端着大茶杯子喝他的水，秘书正在叠着他帮县长洗的裤衩和褂子，叠着往县长的行李箱里装。县长说：“那裤衩让我收拾吧。”秘书说：“哪能呢，又不脏，就是做蒸馍的笼布也不脏。”县长就让秘书收拾了，一脸的安详和喜悦，望着秘书，像一个父亲看着他的孩娃长大了，能帮他干活了，可以坐在那儿悠悠闲闲指指派派孩娃了。县长喝着水，想起了啥儿样，回头瞟一眼正墙上挂着的那张他的像，又对秘书说：
“摘下来吧，不合适。”
秘书说：“留着吧，没啥儿不合适。”
县长说：“要留下来你把它往下挪一点，我咋能和人家并头齐肩呢。”
秘书就爬到那像下的桌子上，把县长的像摘下来，朝下挪了半筷儿高，使县长的头顶在毛主席像的肩膀上。秘书说：“这样行了吧。”县长看了看：“可以再往上挪一点。”秘书就又往上挪去了，让县长的像只比毛主席的像低出半头儿，才在那像的四角按着图钉儿。这当儿，茅枝婆出现在了庙客房正屋门口了，立在那，默言着，望着县长，没了十天前在梁上雪地见他时的那种不屑了，没了那种娘在儿娃面前的威严了。倒像有事要求了孩娃、又怕孩娃不应的一个可怜老人了，像怕孩娃会突然起身动手打她样，怯怯的，恹弱着，如若不是夹了拐杖就会倒下般。县长看见了茅枝婆，就像十天前茅枝婆起初看见了他，一脸的不屑不耐烦，也就依是坐在屋里桌边上，端着水杯子，并不喝，却又不言不动呢，只那么瞟着和盯着，像没有看见一模样。
“你真的要办那残人出演团？”
“是绝术表演团。明儿就走了，先到县城演，海报都让人在县里四处张贴了。”
“你要毁了受活庄儿呢。”
县长就笑了：
“毁啥呀，我让受活庄立马就家家盖楼瓦雪片哩，让所有的残缺人都有花不完的钱，过天堂的日子呢。”
茅枝婆说：
“你要不把受活人领走，我可以跪下给你磕个头。”
县长就笑了：
“我不欠人磕头。等我把列宁的遗体买回来，谁见我都会磕头呢。”
茅枝婆说：
“你把受活人留在庄落里，我可以把你的像挂在我家屋里正堂上，谁的像也不挂，就挂你柳县长一个人的像。还可以每天早晚都进香。”
县长又笑了，淡淡地说：“我知道你从让受活人入社[1]那天起，都想让受活人把你每天上香敬着哩，可你一辈子却最对不起受活人，没让受活人过上好日子。我和你不一样，我为受活人是不图人上香敬着哩。我不图名利呢。我就图受活人心里念我就行了。我知道你因为腿瘸，预报天气准，其实哩，你也可以到那团里演一个预报天气的啥儿节目哩，你去了，我让你每月拿那团里最多的钱，比别人多出一半、一倍也行呢。”
话到这，县长望着茅枝婆，就像望着他在规劝他的一个姑女儿，像他说的话，入了人的心肺了，能把人从那岸劝到这岸上，于是呢，脸上就漾荡了很厚很厚的红亮和快活。望着柳县长，茅枝婆不言声儿了，她像被县长在脸上掴了几个耳光样，忽然间脸上有了一满全的青紫色，像是她很想像十天前那样把她的拐杖在他面前舞起来，挥挥打打的，可她青紫着脸，真的要试着在他面前舞划她的拐杖时，她的身子却没有一早先的稳扎了，没等她把拐杖挪离脚地儿，突然的，突然突然的，她人就像一捆草样一冷猛地倒下了。不是像一根椽木样，一冷猛地重重倒下的，是像一捆草样飘飘无力地倒下了。倒下来，她就一脸不歇地抽搐和拧扭，嘴角上挂了白沫了，吐着白沫，还面对着天空嘶嘶哑哑地哭着只有她、只有受活人才能一明二晓地唤：
“是我对不起受活呀，我让受活人入社啦——是我对不起受活呀，我让受活人入社啦——”
茅枝婆像是有了羊角风。在庙客房门口的蛾儿看见外婆一捆草样倒下来，先还要往庙客房里跑，一脚踏进来，却又立马抽了回去了。往她家里跑去了。跑着大叫着：
“娘！娘！快点吧，快点吧，我婆不中啦——”
“快点吧，快点吧，我婆不中啦——”
庄人们就朝着庙客房这儿跑来了。菊梅和她的姑女们也都朝着庙客房这儿跑来了。整个受活都是了洪涝汪汪的脚步了。
絮言：
[1]入社：这是一个只有受活人才明白的历史用语的简称，是独属于受活的一段历史故事。
第五节 絮言——入社
说起来，几十年前的己丑牛年里，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天大的事。茅枝婆那时候还年轻，也才二十七八岁。二十七八岁，她已经做了石匠多年的媳妇。做了媳妇，未及生养，因此水嫩秀润，腿虽有些瘸，可也没有瘸到哪里去，慢些走路没人能看出她是一个残疾人。她是几十年前，石匠到耙耧山里给人洗磨时从半道捡回的一个大姑娘。没人知道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饿得柴柴瘦瘦，死死昏昏。石匠从深山二十几里把她背回庄，喂了水，灌了汤，过几年她就做了他的媳妇了。那个年景里，耙耧人从外边背回一个女的就做了自己媳妇是常有的事，没有什么可以惊奇的。可惊奇的是，这个叫茅枝的姑娘，人不是庄稼人的样，穿的却是庄户人家的家常服，可又长到十七岁，还不会种庄稼，不会缝衣裳，倒能认识不少的字。她是被石匠从路边救活过来的，那时石匠单身过了三十一周岁，将近比她大了十五岁，是合该立马和她成亲结婚的，可石匠因为大，茅枝因为小，却没有很快成亲过日子。她就在他家和他分开着住，那么长久地分铺安顿着。安顿着，却又常常透出要离开受活、走出耙耧的心。她是人在受活，心在耙耧外的世界飘浮着。飘浮却又没有最终一横心离开受活庄，都以为是因为石匠一家对她的好，究其实，倒不完全是这样。她是从小跟着母亲和红军走了千里万里的人，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有一夜，她和母亲睡在山洞里，忽然母亲就被几个男的红军抓走了，天亮时，和另两个红军一道被枪毙在了一条河边上。她是三天后才知道母亲是被一个她常叫伯伯的红军团长枪毙的，知道了母亲和那另外两个一叔一伯的红军是叛徒，说一个团几个月来总甩不掉敌人的围追和堵截，都是母亲和那叔、那伯告的密。因为她是叛徒的女儿，即使三天在洞里没吃饭，也没有哪个红军叔啊、伯的敢去给她送上半碗汤。可是到了第四天，有个红军营长把她从洞里抱出来，给了她一碗汤、三个煮鸡蛋，说她娘不是叛徒，叛徒是另外几个人，也都已经枪毙了，队伍已经可以安全地甩掉敌人，和中央红军会师了。说她母亲已经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她是烈士的后代，革命的后代，因此就成了最小的红军女战士。
就跟着队伍从四川的哪儿辗转着往西北的方向去，一年又一年，她长出成人样儿，能持枪打仗时，部队一到西北，就在一场恶战中被打散了，姐妹们各自离散，流落他乡。在那些跟着队伍的年月里，她是在惊惊恐恐中长大的，敌人的枪声和枪毙母亲的枪声总在她的睡梦里砰砰砰地响，就在这外人不知的惊恐里，她说要走着，却又一天一天留在了受活庄。留下来，却又总不忘记着走。日间里闲下来，她总是要到山脉的梁道上，碰到从山外进来的路人就问人家许多事，问外面的世界怎样了，仗还在打着吗？日本人到了山东到了河南没？而路过的人，也是多半不能告诉什么给她的。她也就终于明白，耙耧山脉在世间的偏僻，就像一块平常的碎小石头，被遗落在一条漫长的沟谷间；像一蓬儿草，生长在一大片的林地样。路过梁道的人，也都是对世事知之甚少的耙耧人。又三年两年，就这么一晃过去了，外面世界上，有关日本人长短的消息，也是今天传过来，明天传过去，并没有什么的确凿和一定。但因此，受活人也就慢慢知道了，她是跟着队伍走过的人。可是走过了，也就走过了，心里有了伤，身上有了疤，腿瘸了，落根在受活这地方，是连心思也不能走远的。还有那偏僻，连一丝革命的确凿消息也没有的偏僻，也就成了她要走却又留下来的最好理由。似乎也就只好让日子把那些往事全都掩埋着。受活有种不完的地，有吃不完的粮，她也就日渐习惯着，会了种地，会了缝衣，成了庄稼人。石匠有一个七十三岁的老瘫娘，她是受活年龄最大的人，最知道受活的来龙与去脉，关于受活的起源与传说，都是出自她的口。茅枝每天和她在一起，是开口合口都称她为奶的。庄里有人说，你让茅枝给你叫娘嘛。她就说，你就别操闲心了，该让茅枝给我叫啥我心里清白呢。人又说，让你孩娃去把她睡了去。她就冷眼盯着那个规劝她的人，说闲了就歇歇你的嘴，心咋就不长到肚里呢。
庄人们就愈加敬着了石匠的娘。
可庄人们以为茅枝永生都不会和石匠结婚时，有年冬天他们成亲了。后来庄人们才知道，是那年冬天石匠的娘有了病，临终时抱着茅枝尽了劲儿哭，哭着和茅枝说了很多话，茅枝也哭着和她说了很多话。后来几十年都没人知道她们说了啥，可是到末了，茅枝就答应和石匠结婚成亲了。
答应了，石匠娘就安安详详死去了。
那一夜，她就和石匠合了铺。
那一年她虚岁十九，他已经快到三十五岁了。
就那么过活着，择日子埋了石匠的娘，石匠就不再出门去洗磨，日日夜夜地守在家，守着她，种着地。茅枝呢，虽还时常打听一些外面世界上的事，比如人家说，日本人到了九都了，她的脸上会有一些惊白色。人家说日本人从城里到了乡下要粮食，见了孩娃们还给孩娃发些洋糖吃，她就会有一脸的狐疑色。关于外面的风雨和枪枪炮炮的事，她虽依然热爱地打听着，却从不再说要离开受活走了的话。
她是真的成了一个受活的人。石匠去犁地时她就牵着牛。石匠割麦时她就在石匠身后捆麦捆。石匠发烧了，她就到村里寻姜找葱给他熬汤喝。和家家户户都一样，虽都是有瞎、有聋的残缺户，可却扎扎实实地种地收割，忙秋忙夏，到季里，家里的粮食吃不完，菜也吃不掉，日子过得殷实而富足。世外的事和受活人的日子遥遥相隔着，如相距了十万八千里。除了庄里人到几十里外的镇上赶集买些油盐，捎回来一些亦真亦假的战事消息外，受活是和外面世界遥遥相隔着。
就这么一天一天隔着过去了。
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
春夏秋冬地过去了。
过了己丑牛年到了庚寅虎年，照着民国的日子算，到了民国三十九年哩。就是那一年，那一年的秋天时，茅枝去几十里外的街上赶了一次集。先前庄里赶集都是男人的事，是那些圆全的男人和不盲不瘸的男人们，把各家要卖的杂物挑出去，把要买的物杂挑回来。
可是这年秋，落叶满地时，茅枝去自己家田头摘柿子，就远远看见从山下路上爬来了一个人，她就在那柿树上问：
“喂，你知道外面世界啥样吗？”
那人抬头望着她：
“啥子啥样啊？”
她说日本人打到哪儿啦？
那人就惊着说日本人早就回家啦，他们乙酉鸡年从民国三十几年的八月投降至今都又过了五年啦，眼下连民国都没啦，四邻八村都已经入了合作社了呢。
那样几句平淡的话，树下的人不会想到它将给树上的人带来怎样内心的波澜和惊奇，不会想到一个人的和一个村庄的历史将从此翻开新的一页。他走了，她在树上遥望着耙耧山脉以外那隅开阔之处，秋天的白云在天空淡淡飘动着，日光如水洗了般明明亮亮，大地与万物，都在这明亮中发生着奇异的变幻与流动。就是在这变幻与流动中，茅枝最后望了一眼那穿中山服的人的背影儿，她从柿树上下来回家了。
来日，她一早就往镇上去赶集。从受活到那叫柏树子街，来回有一百多里路。所以她是在鸡叫头遍就起床，鸡叫二遍就上路，鸡叫三遍时，她已经独自在山脉上走了十几里。
到鸡叫四遍时，就下了耙耧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