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越来越热了，南风一阵紧似一阵，布谷鸟整天在村口叫个不停，有些田块里的麦子已经熟得有点过了。母亲说，她的祖父急了，催着雇工们下地去收麦子。她的父亲却有些犹豫。也许，她的父亲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她记得那个早上，她的祖父让人早早就做了早饭，还准备了许多的干粮。让人在院子里套好了三辆牛车，以及几十把磨得锋利的镰刀，说去东滩割麦子。不仅男人们要去，家里的妇女们都要去。母亲说，她的姑姑和母亲们，都得去。这个时候，没有什么主人和雇工的区别。谁要敢不去，她祖父的那张嘴就要开骂了。他会骂得很难听，很恶毒。
母亲说，那天她也去了。虽然她不用亲自下地去割麦子，但是至少可以给干活的人递水送茶。她的父亲没有来。他是到外村有事去了。有什么事？没人知道。她的祖父也不知道。这对父子不讲话了。李玉楼是向他父亲说的，但是他却不理他。老人仍然在生气。他曾经气得病倒在床上，好多天不吃饭，也不说话。是布谷鸟一阵紧似一阵的叫声，把他从床上扯了起来。就在这天下午，她的祖父在地里吐了血。
血是黑的，看来是积郁在心里的。
众人赶紧七手八脚地把他搬到了牛车上，再拉回来。
母亲说，那天她很为她的爷爷担心。
爷爷病倒了，都不能站起来了，可是躺在床上还在骂，骂他平时十分器重的儿子。在他的言语里，儿子李玉楼就是一个十足的恶魔，是前世的冤家对头，这世是专门来对付他的。他要把几代人辛苦经营的产业，完全地毁掉。他咳嗽得很厉害，可是他并不停止叫骂。整人李家庄的人（包括李家庄园和村子里的所有人）都知道李家老太爷，是被李玉楼气坏了。这是典型的“败家子”行为啊，谁能不气呢？
李玉楼走了，可是其他人心里很不安。
整个家里，像是真空了。
那时候，就全靠老三叔了。
母亲说，她的爷爷嚷着，要把她的父亲找回来。她的母亲也根本不知道他去了哪，只好请了张二先生和周相贵去寻找。她在心里也不抱指望的。但是，她必须要那样做。公公那样的叫骂，她心里也承受不住。虽然妯娌和姑子们都劝慰她，可祸毕竟是李玉楼惹下的。他是她的当家男人。另一方面，她又拜托老三叔和姑婶婶，照看好老太爷。因为老太爷在家里吵着，寻死觅活的，甚至说，他要和李玉楼断绝父子关系。
李玉楼已经是背上了不孝的恶名的。
奇怪的是，很多人都认为老太爷这下是快被气死了，躺在床上爬不起来了。这样一个年纪的老人，又气得吐了好几场血，谁得挺得住呢？可是，几天下来，他虽然不吃不喝，人明显瘦了，但是头发却变黑了。甚至有雇工说，晚上看到老太爷悄悄地走出来，就像一个幽灵，一点声音也没有，在院里转来转去，眼里放着绿光。这样的话，当然是下人们私下传的。母亲说，家里人听到了，只当是一种笑话。雇工的说话，怎么能当真呢？但是，他的白头发，逐渐变黑，倒是真的。
而收割还在进行。麦子不断地收上来，堆在院子外的一个晒场上，一垛一垛的，就像小山一样的高。母亲说，而她的父亲好几天也不见个人影。家里人牵挂他，担心他。母亲说，她那些天，天天望着村口。一个晚上，月亮半挂着，清亮清亮的，家里前院的那条大黑狗在狂叫，几个黑影进来了，然后就是一阵很大声地说话声。母亲说，当时她在那一大堆杂乱的声音中，听到有熟悉的声音。过了半袋烟的功夫，莫老黑来到后院，告诉她的母亲，说来的人是范守成，带着另外四个村里的人。他们说要找当家的谈谈。
“他们有什么事？”她母亲吃惊地问。
“他们也成立了农会，说要来谈谈分地的事。”
母亲说，她的母亲脸上现出了一些诧异，但很快就平静了，仿佛那早已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等她爸爸回来吧，分……是一定……会分的。至少，我们家那份田产，一定会分掉。……这一大家子意见不统一，这些……田产不全是我们的，他们也知道的。好多事……不由她爸爸……说了算。”
莫老黑安慰了几句，大意是这事也不用急，不能当真。莫老黑也是听了村里一些农户的议论的，他们对眼前的这个运动并不是特别积极，至少这里的人是这样。这里的大多数人是本份老实的，也很胆怯。他们有点想不明白，凭什么要从李家分得田地。他们也是世代住在这里的，眼见李家人是一点点地置下的产业，怎么可能说分就分呢？换了自己，一定也是非常不愿意的。如果李家人不愿意，他们可以动手去抢么？几辈子的交往了，如何舍得下这份脸皮。强抢，他们成了什么人了？但是，如果真的大势变了，均分成了一种公开而合理的选择，他们当然也是愿意接受的。谁会拒绝天下掉下的馅饼呢？所以，更多的人，是等待，是观望。
母亲说，那个晚上夜深人静，她母亲一直在哭。她觉得自己是那样的无助。她忽然发现自己是承受不了太多的重量的。她恐慌。在黑暗里，她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个不幸的女人。丈夫不在身边，儿子们也不在身边。女儿们让她心烦，而儿子又让她牵挂，担惊受怕。家里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她是无所适从。她害怕得要死，感觉有更大的恐惧在向她袭来……
大家心里都是忐忑的。
等了好几天，母亲说，她的父亲终于回来了。他脸上的神情很不好，蓬头垢面的，胡子也是好长。他的样子很萎靡。他首先就去看望了他的父亲，在病榻前说了好半天。没有人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总之说的肯定都是非常要紧的话。然后，他才告诉了妈妈。母亲说，她的妈妈沉默不语。她的表现就是一切由他做主。她只是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人。然后，李玉楼又去找他的几个兄弟。其实是只有老三李玉贵和老六李玉石，老七李玉雷是个傻子。家里人基本对老七是视而不见的，母亲说，家里除了他的父母等几个少数人，别人都记不住他的大名。李玉雷，其实是个很好的名字。但是，再好的名字，对一个傻子来说，就不起什么作用。因为，人们一般会用一个更直接的名字称呼他，“七傻子”。
老三李玉贵和老六李玉石听了李玉楼当时那样说，开始都是激烈反对的。原来他们其实都是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人，这个时候却蛮横得不行。尤其是他们的老婆，更是情绪激动。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甚至扬言，如果谁敢动他们的一寸土地，他们就要和谁拚命。他们不相信范守成那样的，敢来分地。他们见识过他，以为他不过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来有心闹事罢了，未必就一定动真格的。
母亲说，她的父亲最后就对他们说，这样也没关系，如果他们坚持，他们兄弟几个（连同李家的几个寡妇，自然，“七傻子”李玉雷也有份）就把现有的财产进行分割，平均分割，包括在县里的那些店铺财产。他把他这些天来，在外面的所见所闻，都对他们讲了。话说到这份上，他们都沉默了。先是那些无依无靠的寡妇，她们先是软了。她们所以服软，是她们自己没主张，而平时又是充分相信这个叔子的。她们相信他对事情的判断。
“如果真的是这样，他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他们说，见寡妇们投降了，他们也松了口。他们愿意按照他所说的去做，如果事情真是那样的严重，谁愿意闹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呢。李玉楼从外面听来了很多的消息，都是关于土地改革的。有一些消息不仅是听来的，还被他亲眼证实了。他认识的一些地主们的田地，真的都被分了，还包括别的财产。那些财产，被称为“浮财”。有些人是比较开明的，主动站出来，配合当地新成立的农会工作，把所有的好地都拿了出来。有一些态度不好的，不肯配合的，则被愤怒的农民拉出来，一阵猛打。尤其是过去那些独霸一方，为富不仁的，终于让贫雇农们有了出一口恶气的机会。多少年来，一直受着剥削和压制，现在岂肯放过这样痛快淋漓的复仇！有的地主，被当地的农民们抓起来，打得皮开肉绽，直至活活打死。正所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地主家里的其他人，一样不会被放过。有女眷，有孩子，受了种种污辱和打骂的。
母亲说，听了他父亲的这些陈述，最后她的祖父也勉强同意了。他不但同意了，而且还从床上爬了起来，喝了一大碗桂圆银耳莲子羔。而且，众人看到，他一副神清气爽的样子，头发和胡子真的黑了不少。这真是一件奇事！她的父亲安慰她的祖父说，他们至少可以搬到县里去，把旧的店铺再收拾一下，以后就靠租金和绸店的生意过活。糊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除此，还能有什么法子呢？再说，他们想像农会的人，总还是要留一点田地给他们的，不可能一分地都不留。毕竟，这是他们祖辈一代代用汗水换来的，然后传下来的。他们相信公道，存天理。
不仅是这个家里的人统一了意见，祖父还叫来了族人，也就是他的叔伯兄弟们，以及他叔伯兄弟们的儿子们。他的这些叔伯兄弟们，也都是在村子里。这些人的家道都不太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破落了。但是，到底是有血缘的，所以呢，平素相对独立，而到了有大事的时候，还是会聚到一起，进行商量的。那个晚上，所有的本家叔伯兄弟们，全都聚集到了李家的那个大祠堂里。母亲也去了。按照家里的规矩，外人是不能进去的，而她作为一个女孩子家，也是不能轻易走进去的。但是，现在是非常时期。
母亲说，她不喜欢自家的祠堂，因为心里总是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平时她只是在白天，才会到这边里看看。通常也只是站在门外，看着外面的那两扇紧关着的大黑门。她知道，里面的大堂上，供着各位列祖列宗的牌位。
她不喜欢那些牌位。
那些牌位看上去有些阴森。
她所以会到祠堂来，是因为在那墙沿下，长了许多的菊花，开得特别的茂盛。金黄的、紫的、蓝的、白色，非常鲜艳。因为有着这些菊花，所以整个大院里，经常飘散着浓郁的香味。这种香味，有别于其它花香。它有一种药味。这药味，经常让她感觉有些恍惚。一恍惚，她就要去看看，顺便采几朵。而她去摘花时，得克服心里的一些障碍。她害怕靠祖宗们太近了。
母亲说，那个晚上，她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一脸的沉重。祠堂的大厅里，油灯有些暗，看不清楚来的那些人脸上的表情。但是，她能感觉到在压抑的空气里，隐藏着一种外来的，贪婪的兴奋。那种兴奋虽然也是压抑着的，但是，它却像是风箱里的火苗，在短暂的停息后，随着呼气，会喷发出更大的热焰。显然，他们和那些贫雇农一样，也是渴望得到土地。
土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
农民有了土地，就可以存活。没有土地，就什么也没有。母亲说，她其实是理解那些农民的。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份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既然他们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出来的。母亲说，她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她的祖父，巡视过李家的广大土地。从一早晨，她坐上牛车，能逛大半天，才能绕一圈。尤其是到了播种季节，或者收割季节，大片的田地里，全是人，忙忙碌碌。
母亲说，她是看过穷人的，到过一些佃户的家里。甚至，她看过一些本姓的李家，有的状况也不好。所以，对于分地，她是能理解的。分了地，也许他们一家可以回到县城里。这不是一件坏事情，她想。
那个晚上的家族会议，很顺利地得到取得了一致。所有的本家兄弟们，全是支持这一举动的。他们唯一有意见的，就是在分配上有不同。甚至，为了这个起了争执。他们认为应该把其中的大部分良田，分给本族的人。母亲说，她的父亲听了族人的那些争执，心里格外的凉。吵得最凶的，是他的一个伯父。这位伯父原来也是有相当的土地的，却是被自己挥霍掉了。抽大烟，赌钱，轧姘头，似乎坏事他没一样不会的。他的子女们，好像也没人走正路子，东飘西荡的，不学无术，不务正业。穷得丁当想，也不肯种田。他们对这一房的人，其实内心里充满了羡慕与妒忌。现在，他们却想白白地再得一份凭空掉下的好处。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利得，--既然可以给外人，他们这些血脉相连的，不是理所应当的么？
“他们还不如外人。”李玉楼后来这样对他的家人说，语调里充满了怨恨与哀伤。
母亲说，农会的人再次来了，和她的父亲谈了话。她的父亲没有一点的讨价还价，完全按照范守成他们的意思。范守成大体上对他还是客气的，说他可以按照实际人口，和所有的佃户一样，保留相应的土地。而且，保留的这些，差不多都是比较好的田块。
来的那些农会成员，大约有十几个。母亲说，她的父亲对此是感到了一种担忧。那十多个里，差不多都是本村的。他们都是当地穷得最彻底的男人。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和他有过冲突。来的人中，也有明显不是本村的。一看就是外地来的。他能猜到他们的身份。那一两个外地的陌生人，他们的态度倒是很和蔼。他们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一直不怎么说话。他们只是很安静地听着，脸上保持着适度的微笑。但是，母亲说，她的父亲能知道，至始至终，都是那两个陌生人在主导着谈判的大方向。最后，其中的一个是做了总结性的发言，大意就是赞扬李玉楼是个思想比较进步的有产者。这么多年来，在乡间有着比较好的声誉，尤其是对待贫雇工，以及佃户，是比较有分寸的。说到底，还是因为家里的孩子们是思想进步的青年（关于李家文和李家武，他们也是听说参加了革命，这就让他们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同样保持着一定的分寸），他们受着青年人的影响。他们称赞李玉楼是个开明的乡绅。
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李家的田就都分了。
分得一干二净。
分地的那天，整个李家庄热闹非常，到处是敲锣打鼓的，还有人家放起了鞭炮。母亲说，只有他们一家人，心情格外地不舒服，包括家里的一些长工（他们都是多年的老伙计了）。他们都有一种大厦将倾的感觉。大家都是垂头丧气的，只有李玉楼，表面上还努力装出镇定的表情。母亲说，她的伯伯和叔叔内心里是怨恨的，恨她的父亲。可是，他们自己没主张，就把失地后的责任全归咎到她父亲身上，仿佛这分田，从头到尾只是他的主张。他们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们只看院子里，或者院外的二三里地外的地方。表面上，外面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在本质上，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
祖父一直不吭声，阴沉着脸，佝偻着腰，不断地咳嗽。
李家只保留了二十几亩地。
分地的那天下午，农会的人都来了。李玉楼拿出了过去所有的帐本和合约，悉数奉上。农会的一个干部（外地的，好像姓陆，大家都叫他“陆同志”）把那些账本什么的，都堆在了地上，然后一把火就烧了。那些纸片在烈焰中，成了一片黑色的蝴蝶，四处飘飞，洒落了一院子。直到第二天，整个院子里还飘散着纸臭味。
表面上看，一切都结束了。
雇工们也大多离去了。母亲说，有些人开始都不愿意走，是她的祖父和父亲再三劝他们。他们当中的有一些人，是分到了地的。另外一些老三叔、杨哑巴还有像小肖、三保子等等，他们本来就是没有根的，根本无家可归。自然，他们也没有分到地。如果他们不走，庄上如何养活他们呢？庄上已经什么什么土地了。仅有的土地，母亲说，她的父亲李玉楼和他的父亲认为，自家人就足够干的了。既然没了那么多的土地，余下的就自己种好了。
那一段日子，家里人尽管心里不是很安稳踏实，但是过得还算平静。家里先后接到过李家文和李家武的几次来信。李家文来信是充分肯定 了家里的分地行为，并且热切地号召妹妹走出去，投身到革命的洪流当中去。李家武只来过一封信，说他跟随着学校到了贵州，一切都还好。他想回来，可是到处是日本人的战场，交通都阻隔了。不管怎么说，他们在外，有音讯就好。平安，是最重要的。
乱世，需要的是活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