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喜庆的年份，这就是我们的国家要从英国人手中收回原来属于自己的“东方明珠”香港。
150年前，一个泱泱大国竟被西方的几艘炮舰打得割地求和；150年后，这个泱泱大国的12亿人全都沉浸在宝地失而复归的喜洋洋气氛之中。用150年的代价，换来这个不寻常的从耻到荣的结果，我们在喜庆之后，是否应该认真地进行一次历史的沉思。
结论并不复杂，因为过去我们穷，穷就挨打，受欺侮，现在我们终于强大了。
150年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又是个很短的一瞬间。同我们中国相比，当年打败我们的英国其本土、其人口、其历史，都不能同日而语，可是他们赢了，赢得让我们那些扎长辫子的祖宗们瑟瑟发抖。其实英国本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当时已经开始了持续近两百年的那场“工业革命”。就是从18世纪就开始的“工业革命”，使这个欧洲西海岸的区区小国称雄世界，到19世纪成为全世界最发达、最富有的一流强国。即使到了20世纪，我们仍不得不承认它依然是当今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富庶国度之一，它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用我们现在的速度，仍可能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才能达到。
英国人了不起在于它那场使它强大了近三四百年的“工业革命”。当我们今天有兴趣掀开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发达的面纱时，竟发现它最早的“工业革命”动力源，与我们的常熟人开始市场经济的动力源同出一辙：都是一台纺织机！
工业革命前，英国原是个充满田园牧歌情调的农业国家，当时人称“快乐的英格兰”。它的居民有80％从事农业生产。由于英国很早就把自己的大量羊毛卖给欧洲邻国，这使得它的农业经济比当时任何国家都具有更深刻的商业性质。随着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与市场的联系逐渐密切起来。走过“圈地运动”和“海盗生涯”后，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便创纪元地进行了后来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生活与人类进步的大工业革命。这场革命最先肇始于棉纺织工业部门。当时英国有过这样一项法令：凡死在英国领土上的人都要用毛织的寿衣来入殓。但与此相反的棉纺织业则是英国一个新兴的工业部门，由于没有传统的束缚，这个部门的技术革新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懂行人知道，棉纺织业有两个重要门类：纺纱与织布。这两者必须保持平衡，生产才能正常。可是在1733年，兰开夏的一位钟表匠发明的飞梭，完全彻底地打破了这种平衡。用飞梭取代手工引线，使织布效率提高了几倍，这样纺纱的人就赶不上织布的了。这“纱荒”潮让英国人着实头疼了整整30多年，直到1765年有位名叫哈格里夫斯的人发明了“珍妮纺纱机”，才算透了口气。
大胡子哈格里夫斯每天下班后看着妻子珍妮很劳累地纺着纱，心疼地叫爱妻早些休息。珍妮“哎”了一声，手一松，不慎将纺车碰翻在地，纺车则仍带着那只锭子飞旋着。哈格里夫斯看着看着，突发灵感：如果把几个锭子同时竖起来，效率不就可以比横锭纺纱车快出几倍吗？第二天正是星期日，哈格里夫斯一早起来就干开了他拿手的木工活计，一台多锭纺纱机很快就在这位英格兰汉子手下完成。妻子一试，连声“OK”！为了表示这台机器是给爱妻的礼物，哈格里夫斯特意把它取名为“珍妮纺纱机”。就是木工哈格里夫斯发明的这台小机器，连我们伟大的恩格斯都这样评论道：“珍妮纺纱机降低了棉纱的生产费用，从而扩大了市场，给工业以最初的推动力。”瞧，小小的“珍妮纺纱机”多了不起！
但是“珍妮纺纱机”还有更了不起的地方，那就是它的诞生还导致了无产阶级的产生！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唐突，大胡子哈格里夫斯给爱妻做的一台小小的纺纱机怎么可能与我们伟大的阶级、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来的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联在了一起呢？只要我们细细看一下后来因“珍妮纺纱机”而引发的一系列工业革命运动，就会明白事实正是如此。
当时在英国由于棉布需求量的增加，织工的工资不断上涨。因此一些原来织布的工人开始放弃以往兼营农业生产而专司织布业，这样就在英国土地上出现了第一批无产者。他们没有了自己的财产，只靠工薪维持生活。此外，“珍妮纺纱机”的问世还促进了纺织业中分工的发展，结束了过去那种纺纱与织布在同一屋完成的生产关系。操作“珍妮纺纱机”是个力气活，男人们就渐渐成了这职业的主导群体。许多家庭往往靠男人所从事的纺纱工作得来的钱维持生活。同时，另一些家庭因为买不起“珍妮纺纱机”，使用过时的手摇纺纱机又无济于事，于是干脆放弃手摇纺纱而专门从事织布。这样纺纱与织布同在一个家庭完成的现象彻底消逝，而替代它的是明显的职业分工。这种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工业分工，由于各司其专业，使得纺织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不断加剧。而专业化的加剧又极大地刺激了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更加明显。共产主义先锋队的无产阶级也就在这个时候越来越扩大、越来越具自己阶级的特征。
“珍妮纺纱机”的历史功绩，似乎超越了当时整个英国社会所给予它的评价。它诞生后为人类造就了一个崭新阶级的同时，又大大促进了另一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强大活力，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突飞猛进。
随着“珍妮纺纱机”带动的纱绽日渐增多，以人力作为纺纱动力显然越来越难以胜任。1769年，理发师阿克莱特，在哈格里夫斯基础上发明了能解决动力因素的水力纺织机。这使得整个英国纺织业又大大地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并真正推进了近代工厂制度的出现。所以别看理发师的技术是从一位木匠那儿窃来的（当然毕竟阿克莱特有其自己的创造），但在普遍意义上人们还是一直把他当做英国近代工厂制度的始作俑者，这一点我们的马克思也赞同。
木匠哈格里夫斯和理发师阿克莱特的发明，为英国社会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生产革命、技术革命以及后来的社会革命。这三大革命后来由英国发展到周边国家，直至整个世界。过去我们一直把英国的工业革命归功在瓦特的蒸汽机发明上，是有误的。其实瓦特的这一人类性发明，是完全始于“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织机的基础上的，而且瓦特的蒸汽机最初应用，也仅是为纺织工业服务。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从“珍妮纺纱机”开始，至水力纺织机，到瓦特的蒸汽机，英国社会的一场后来曾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工业革命，就是这样产生的。
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英国人靠一台“珍妮纺纱机”改变了自己，创造了财富，同时，它也改变了人类，包括出现了后来像我们的香港被它掠夺走的命运。一台“珍妮纺纱机”带给英国人更多的是文明与进步，对人类也是这样。
我的主人公--在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常熟人，或许自己尚不清楚他们正在走的路，与现今世界上最发达、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的英国的经济最初发展模式为何如此吻合！
常熟人自然不会想到，或许他们根本就不会这么想、这么比较。但有一点他们应当明白，他们今天在走有自己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探索中，萌生的许多追求、许多举措、许多创新，实质上都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这就是从实际出发，抓住当地当时自身优势，把握机宜，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对自我价值与自我财富及自我发展所抱有的创造天性、本能追求，并使之成为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动力源。
就其形式而言，今天的常熟人与当年工业起步时的英国人在生产力发展现象上十分地相似。但就其本质而言，则十分地不同。当年的英国人运用纺织机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而常熟人运用纺织机则是生产关系出现改变时的一种有序进步。但对两种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同一现象我们可以用同一种结论，那就是不管是昨天的英国人，还是今天的常熟人，他们从自我发展的自我条件出发，同样依靠一台纺织机的最终目的是一样的，即为了改变自己的落后，增加自己的财富，从而实现社会的整体进步。
虽然我们不能预计常熟人今天手擎一台纺织机，是否也能像昨天的英国人一样后来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世界命运那样，激动人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常熟人今天手擎纺织机，终有一天也会让世人所惊叹！事实上，这种强大的工业化、商品化、资源化、财富化、实力化，已经从他们身上显示了出来。只是过去没有人这么讲，没有人这么去想而已。任何一场深刻的革命都是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被人们有所认识。常熟人的经验，或许在更长一些时间后，更能让人从本质上理解和认识到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所起的某种不可小视的影响力。暂时让我放弃这种预言，带着读者们一起去看一看常熟人今天手擎一台纺织机而带来的那场正在涌动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吧。
常熟这场革命的产生，首先与当年英国工业革命始于棉纺业的历史，有惊人的相似。常熟这个地名始于宋代，当时的官人取名这块“土壤膏沃，岁无水旱”之地为“常熟”，可谓聪明备至。常熟常熟，常种常熟。常熟常熟，种什么熟什么。常熟人富裕首先要感谢先圣虞仲开垦出来的那片让老天爷都无法拒绝不熟的肥沃土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阶段，中国的民族工业开始出现，而早期的中国民族工业，又都以与人们生计十分紧密的日用品工业生产为起点。常熟作为粮棉产地，又近靠上海、苏州等城市，这时期便出现了一批商人到这里办厂的浪潮。如江西籍盐商独资27万两银元，于光绪三十年在常熟支塘镇建的“裕泰纱厂”便是一例。此厂占地200亩，所引进的设备都是1888年英国“道勃生”和“汉斯顿”制造的纺织机，其生产规模在中国早期纺织工业可算非同一般。20世纪20年代，又有一批上海、无锡商人到常熟开厂，形成了常熟纺织工业第二个发展阶段。之后是抗日战争开始，上海、无锡等城市的工厂又为免受日军飞机的轰炸而纷纷搬到离城不远的常熟乡村，这客观上又使常熟纺织工业朝前迈进了一大步。
其实上述原因还远非常熟纺织业发展的根本因素。常熟纺织业之所以今天能成为当地人民走向市场经济的“火车头”，主要还是常熟人自身的条件在起作用。
在常熟的浒浦镇，人们告诉我一个很有点像18世纪中叶的那个发明了“珍妮纺纱机”的大胡子哈格里夫斯式的人物，不过这个人物是位女性，她叫季根仙。不知是因为她的祖先季陵是宋代名将之故，还是她生来就有灵仙之气，父母给她起了如此一个名字。根仙生于1884年，卒于1978年，是位有94岁高龄的老寿星。在她的家乡浒浦镇大居家宅基，乡亲们为她塑了一尊像，这是常熟土地上唯一一尊老乡们自发地为一位平民农妇塑的像。在常熟市内，政府也为季根仙塑过像。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上点年岁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出口创汇产品中有一样就是在世界手工艺界也享有盛名的“常熟花边”。而中国的“常熟花边”的开山鼻祖，便是季根仙这位活了近一个世纪的农妇。
1919年，家境贫困的青年妇女季根仙去上海徐家汇投亲，经妹夫介绍，受洗礼加入天主教，后跟教堂一位外国修女学手绣花边，时约半年。因季根仙心灵手巧，所绣的花边不但超众，且在工艺上既承外国之技术，又融中国传统手工之精华，在质量上堪称开辟花边之一代先河。后季根仙回故里浒浦便开始以刺绣花边为业，这时总有邻近姑嫂姐妹结群前来观赏。因当时刺绣花边工价较高，且又是手头针线活，学起来也并不费劲，所以每当季根仙做活时就四周拥满学艺者。为了让众农家姐妹们也能学到刺绣花边的技术，次年春，季根仙租下白宕桥居氏一大厅开始正式传授刺绣花边技术兼营发放业务。由于绣花边能使妇女们不仅更加心灵手巧，而且有了一门其收入远超于其他农家副业的本领，所以到季根仙那儿学艺的人蜂拥而至，后又一传十，十传百，到20年代初常熟一带农村，数以千计的农家妇女都学会了“做花边”。妇女们农闲在家做，农忙带到田头做，也可以在给孩子喂奶时剌上几针，也可以在做饭等火时绣上几行。等一张花边做完交活后，就可以换回数元数十元现钱。那些手巧的姑娘们三年五载下来由绣花边得来的私房钱，就足够办嫁妆用的了。刺绣花边的这种效应，使得后来常熟一带的民间流传着一种风俗：哪家的姑娘小姐不会“做花边”，就找不到好的婆家，而“做花边”快的姑娘小姐则当然成了婚嫁娶亲的抢手对象。如此的风俗反过来又大大刺激了花边业的发展。至解放前，常熟的花边商行多达300余家，而在常熟周边的县市也出现了数以百家的花边商行。解放后，由于常熟城内有了独立的花边出口业务，乡乡镇镇也都设立了花边收购发放站，所以农家妇女们的这种手工艺，便完全形成了一种地方产业，县里乡里还办了几家专门的花边厂，“常熟花边”也因此成了国家的一个著名的地方出口产品而享誉世界。
1978年，94岁高龄的“花边皇后”谢世，两年之后由她自成一派的“常熟花边”，荣获国家金质奖。
季根仙的“花边传播现象”，看起来似乎很寻常，其实却深刻地揭示了当地人心灵手巧的天性和特有的商业敏锐性。说到常熟季根仙的“花边现象”，我不能不在这儿说一说常熟市场经济中的另一个独一无二的“小裁缝现象”。所谓的“小裁缝”，在当地是人们对那些靠做衣服为生的手艺人群体的一种称呼。你可千万别小看了常熟“小裁缝”。读者知道北京有个“红都”服装店，它生产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服装。然而“红都”的“第一把剪刀”是谁，也许没有人说得上来。常熟人却可以明白地告诉你：那就是他们的“小裁缝”--田阿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