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是著名的棉花产区，从明代开始这里就有了农民自产自用的土布纺织业。土布纺织业日趋成熟后，便出现了一大批与木匠、泥瓦匠并称当地“三仙”之一的“小裁缝”。特别是20世纪初至解放后，随着脚踩的“洋机”越来越多地替代手工缝剪之后，江南特别是像常熟这样的棉区，几乎村村有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小裁缝。在尚未有市场经济时，小裁缝完全是一群个体手工业劳动者，他们靠自己的劳动，走东家串西村地为近邻远亲裁衣缝裤，一天最多能挣得养家糊口的微薄报酬。然而尽管得的是微利，可比起纯靠干农活为生的“田匠”，用今天的话说，那小裁缝就算是“白领人”了。因为他不用晒太阳，不用抓粪灰，而且还能又吃又拿（客家得管饭付工钱）。所以，小裁缝在六七十年代之前的苏南一带非常吃香，不管是男是女，找个小裁缝做对象在当地可算一门“高攀”的亲事了。在这种风俗的影响下，小裁缝就遍地皆是--尽管有的一个月接不上一两桩活，但这并不影响学裁缝这门手艺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到了70年代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江南一带广大农民先是有了较好的吃，后来又家家户户住进了楼房。人生“吃、住、穿”三件事，到再后来，穿好就成人们生活中的大事了。于是江南一带的小裁缝，便有了从未有过的大发展和用武之地。
1991年秋，在华东地区爆出了一个令中国纺织业同行们震惊的新闻：常熟小镇王市在自己的小镇上举办了一个“农民时装节”。此事在当时不仅引起国内强烈反响，就连外国数家报纸都相继报道。在人们的印象中，像时装节这样极为高雅的服饰艺术的专业盛会，只有那些高雅人才欣赏得了，非一定水准的大中城市不能举办。那些脚上带泥的“土包子”们怎么可能搞这样的活动呢？确实，据说当时有不少人对这样一个几乎全是在种棉花的地里、卖棉花的路上、织棉花做服装的厂里举办由清一色种棉花的人、卖棉花的人、织棉布做服装的人唱主角的“农民时装节”，抱有怀疑。但后来人们发现自己错了，就像上海大明星张瑞芳所说，她开始便是考虑农民兄弟的面子才接受邀请的，可到了常熟王市小镇后这位大明星激动得直掉眼泪。她说她从50年代开始一直演了几十年的农村妇女，以前一演这种角色，导演就让穿有补丁的衣服，好像越破就越像农村妇女似的。可今天到了常熟小镇参加农民时装节一看，她们人人穿得那么漂漂亮亮的，我以后再演农村妇女时就可以对导演说，我也要穿漂漂亮亮的衣服上台了。
王市小镇的时装节如今已办了好几届，且办出了名。费孝通先生曾对小镇时装节给予高度评价，并写下“王市小镇，衣被天下”的题词。说到王市的农民时装节，就不能不说支撑这个时装节的“秋艳”服装了。而今驰名中外的“秋艳”时装，就出在这个王市小镇上。常熟人自豪地向我介绍，他们的“秋艳”作为名牌服装产品，是江苏服装行业最先的一个免检产品。作为企业集团，它名列全国500家最大经营规模乡镇企业前茅，年产值达两个多亿，利税3000万元。现有职工1200多人，每天生产5000套成衣，可企业自己没有一个专职产品推销员，它的产品年年都是别人追在屁股后面要。“秋艳”所在地的王市小镇，现在大大小小共有120多家服装厂，生意虽没能都像“秋艳”那么火，但全是属于“丰衣足食”。我了解后发现，所有这些厂的厂长是清一色的“小裁缝”出身。小镇当家人向我透露：王市之所以今天能在激烈的纺织业中独领风骚，就是因为这块土地上长期保有一千多名心灵手巧的小裁缝。就拿“秋艳”来说，六位厂级领导个个都是当年的小裁缝。在常熟本地有句很流行的话，叫做“内行当厂长，裁缝打天下”。探究一下常熟服装业发展的因果，你会发现此话不无道理。
如今已有1.4亿资产的“秋艳”集团董事长、全国著名企业家潘炳福，想当年也仅是位吃百家饭的小裁缝。在“秋艳”的本部办公楼，我与这位驰骋“穿”场的大老板仅有一面之缘，但就这短短的瞬间，他那双目光深邃的眼睛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
“你说潘厂长的眼睛？那当然。他厉害的目光是出了名的。”常熟的服装同行一说起老潘的眼力，无不流露出敬佩之意。
早在1980年初，那时“秋艳”才刚刚挂牌，没有半点名气。一次老潘在上海人立服装商店获悉：滑雪衫将取代中西式棉衣。当时中国市场上还未出现这种新时装，但老潘认定滑雪衫必将风行中国市场。于是他果断决定转产，并亲自南下广州购料采样，回厂后与技术人员一起创造性地设计出了一种色彩对比鲜明的独特的带帽女式滑雪衫。此款式一投放到市场就风靡上海城。那穿着最讲究的上海女人，当年为了买上一件“秋艳”牌滑雪衫，可以请上两天假去人立商场排队。据说那年仅人立商场一家，在一个星期内就卖了8万套这样的滑雪衫。
都说老潘爱用双眼去“扫市场”，而且口袋里还总带着三件宝：小剪刀、皮尺和计算器。当他的目光“扫”到一个新款式、好面料时，他就用上自己的“三件宝”，然后回厂开动脑子，用不了几天就出个让同行眼红死的新产品。1983年的一天，老潘又来到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淮海路等地开始“扫市场”，在五颜六色、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老潘从众多穿中山装的人流身上敏锐地发现已有一部分人开始着起紧身卡腰、线条优雅的西装了，可多数中国人当时仍相对保守。取两者之优，兼顾国人时尚，必胜无疑……老潘一边走一边心中已有一种适合中国市场的新服式了。果然不久，上海商场里出现了一种用中长马裤呢作面料，内托全夹，紧身大方，富有青春活力的“卡曲衫”。新款服装一上市，又在上海并很快波及全国地掀起了一股“卡曲热”。
1984年，老潘推出“航空式”、“森林式”新颖滑雪衫；
1985年，老潘推出白色西装系列；
1986年，老潘推出女式绣花仿毛、粗花呢西装及男女风衣系列；
1987年，老潘推出毛呢“飞龙衫”、“木耳衫”；
再后来，老潘每月推出一个新产品，每天推出一个新产品，到现在一天推出三个以上的新产品……
“常熟小裁缝太厉害了！”一位与老潘屡次交手最终便不知如何再做服装生意的上海服装商如此感叹道。其实，包括上海服装商在内的中外服装界敌不过常熟“小裁缝”的原因是：他们并不清楚现在的常熟小裁缝早已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那些吃百家饭的小手工艺人了，这些小裁缝他们后面的牌子都是一个个大企业家。他们之所以在市场上驰骋自如，是因为他们个个都是行家里手，他们可以自己设计款式，自己决定生产，自己走入市场。面对这样的对手，所有一般意义上的服装商不甘拜下风才怪！
而且，常熟“小裁缝”还有一个更厉害之处，那就是他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说起这一点，我不得不给读者介绍另一位常熟“小裁缝”。
他就是以“波司登”品牌而驰名国际服装界的江苏康博集团总裁高德康先生。
你也许无法想象一个小裁缝出身的农民所生产的一个服装品牌就值1.58亿元，然而这是事实--对“波司登”品牌价值评估的是江苏省无形资产评估事务所，这个机构是政府的权威部门。
常熟“小裁缝”高德康的康博集团，是一家以生产羽绒、牛仔等系列产品为主的国家级大型服装企业，拥有1.25亿元固定资产，全套引进美、日、法等国先进的服装生产流水线，其“波司登”系列产品不仅在国内畅销，而且远销美、德、日、俄等十几个国家，是国家羽绒制品中唯一免检产品。1995年康博集团年产值超两亿元，刨利税2850万元，列全国缝纫业十强之一。纺织业在西方人眼里是个即将步入暮年的“夕阳产业”，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夕阳产业”中，我们中国的一个农民，竟把它振兴得如此辉煌灿烂。
高德康是常熟白茆镇人。你别小看这个白茆小镇，它可是有不少我们中国人值得骄傲的地方。名闻遐迩的“白茆山歌”，不仅是我国东吴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还是日本民歌的鼻祖。以小镇名命名的“白茆塘”，是太湖至长江的重要泄洪道和苏南水上交通要道。“白茆大米”更是过去皇宫里的佳肴。现今的白茆依然物产丰富，名流辈出。“波司登”名牌与老板高德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位小裁缝于1975年出师，但不久，“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那种极左思潮对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死寂的中国大地重新开始有了些生机。就在这时，我们的小裁缝高德康不甘寂寞，领着他的11位师兄师弟组成了“康博”的前身--白茆山泾村缝纫组，全部家当是他们自己的8台缝纫机。在开始的许多年里，像所有常熟“小裁缝”一样，高德康他们干的活不是来料加工就是替别人代做活。但后来情况就很快发生了质的变化。
常熟离上海很近，所以上海很多名牌服装过去一直是采取由上海市内设计--常熟“小裁缝”做工--再回上海市场销售的方法。以上海为中心的我国南方服装生产业，几十年一直沿着这样的方式，现在还是如此。常熟服装业今天为什么会立于不败之地是有其特殊的区域原因的。上面已讲述过，常熟本身是产棉区，土布交易和服装自制业的历史又悠久，小裁缝多就必然造成制服工艺的不断精细与提高。后来加上像上海这样文明程度和现代技术水平的国家乃至世界一流的大城市的新技术、新款式、新思想不断输入，常熟小裁缝们的自身素质的提高异常之快。又因为常熟小裁缝的勤学肯钻，他们与大服装商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很快由过去的“主仆”关系到后来的合作关系（你上海是设计与市场的老板，我常熟是加工和原料的老板），再后来就变成了我常熟小裁缝是掌握原料、掌握设计、掌握工艺当然也掌握高利润的大老板，你上海人就只能当市场销售的小老板了。
高德康走的就是这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