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所传承的这种厚重的文化精神和道德审美理想对吕进有很大的启发，使他在自己的诗学体系中多次强调诗歌、诗人的使命意识和时代责任。在《新诗的创作与鉴赏》"社会主义新诗"这个章节吕进提出"通过诗人之情抒发人民之情"，对"人民之情"的重视正是对"使命意识"的强调。在《中国现代诗学》"抒情诗人的修养"这章中强调了诗人的非个人化和使命意识。吕进认为，优秀的诗人总是与时代同步、与民族同心，诗人看重自己的社会历史使命，社会历史也才会看重诗人的位置。在《诗，生命意识与使命意识的和谐》等相关文章中也强调优秀诗歌总是生命意识与使命意识的和谐，是出世态度与入世态度的统一。只有使命意识而没有生命意识，诗就会从体验世界蜕化为叙述世界；只有生命意识而没有使命意识，诗魂就会瘦弱，诗貌就会猥琐，诗就会变成只属于个人的"玩物"。这些关于诗人、诗歌使命意识的观点和论述体现了吕进对传统诗歌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延续。
使命意识作为中国诗歌的一种文化精神、一种道德审美理想随着集体无意识深深地植根于诗人和读者的灵魂深处，已经成为一种历代读者的审美期待和审美习惯。吕进通过对新诗使命意识的强调来寻找新诗发展的思想文化根基，满足当代读者的对传统文化精神审美需求，来解决新诗面临的现实问题。
2.诗学形态的影响
由于经济、文化背景的不同，中西诗学存在很大差异，除了诗学观念的差异之外，中西诗学在形态方面还存在两个根本区别：一是"中国传统诗学注重领悟性、整体性、经验性；西方诗学注重分析性、抽象性、经验性"；二是"中国传统诗学喜欢运用类概念，不致力于建立庞大的理论框架；西方诗学总是运用纯概念，致力于建立庞大的理论框架"。就此来考察吕进诗学体系的诗学形态的话，可以说它较多地吸收了中国传统诗学的形态特征。
中国传统诗学论著主要是以"诗话"的形式存在，"诗话"是谈诗的"诗"，没有纯粹的概念，往往是诗人论诗，用诗的方式表达。古典诗论除了部分著作带有比较强的学术概念和意义外，其他大都是"诗话"特征比较明显的诗人谈诗的著作。诗学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文论(诸如以小说、散文为研究对象的文论)，它的研究对象是最高语言艺术的诗歌，正是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再加上中国文学包括文论都追求诗意、诗化的特征，于是就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以领悟性、整体性、经验性和喜欢使用类概念为形态特征的中国诗话。吕进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于"以诗人之心论诗"，自然继承了古典诗学的这一形态特征，以不说尽来代替说不尽。
第一，就论诗的语言风格而言，吕进的诗学理论继承了中国传统诗学的领悟性、整体性、经验性的形态特征。中国诗话大多属于感悟式、印象式的品评，轻逻辑分析，在表述上显得活泼通脱，空灵自在，读文也如读诗；诗话的行文运笔，自由随意，不受任何拘束，始终以论诗为中心。"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诗话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它是一种整体的体验。中国诗学不像西方诗学那样将诗歌作分解的概念剖析，而是力求将诗保持为诗，让诗的魅力在诗话感悟性的诗意语言表述中妙不可言。
正是传统诗话形态的特殊魅力，吕进在诗学形态和话语方式方面更多地继承了传统的特征。比如，在对诗的内视点进行论述时，不像西方诗学那样注重分析性、抽象性，而是带有很强的领悟性、整体性特征。他说："内视点文学体验世界、披露心灵世界的精微......内视点将人带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带到诗的世界。......内视点给予诗人的是山中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难以道破，只能会心。就像老子《道德经·二十一章》说的那样：道之以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对内视点的论述就是采用这些感悟式的语言，甚至直接引用古典"诗话"的语言去解释，没有直接告诉你是什么，而是通过富于弹性的"诗话"语言让你去感受其中的真谛。除了表述的领悟性之外，采用古典诗话的短小句式，而非西方诗学那样的长篇大论。像"凭借想象力和通感力，使人便飘入主观世界。他用诗的眼睛观看，用诗的耳朵倾听，用诗的心灵感应，于是，从诗人笔下流出了一个美妙的梦幻世界"；"灵感是生活之花。越是丰富的体味了人生，越有较多的灵感的契机。灵感是艺术劳动之花......"等等，像这样的句式表述在吕进诗学中随处可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吕进诗学中有许多对诗歌作品的解读，这些解读带有传统印象式批评的特征，语言具有模糊性和感悟性的特点。我们顺手拈来一例，如对艾青的《礁石》的解析："他(艾青)推出意象，使读者在'象'中得'意'，在有限里找到无限，在微尘中感受大千，在顷刻间见到千古。小小的平凡的礁石，给诗人以丰富的情思。这情思只有在礁石意象中才能保持自己的丰富与新鲜。礁石也许是中华民族，历尽艰险而自信地屹立；礁石也许是祖国，面对'扑过来'的喧嚣，泰然自若地'站在那里'。"像这样感悟性、整体性的语言也是对古典诗学语言方式的继承。总之，吕进诗学的语言风格、话语方式都有诗意追求，具有"诗话"的弹性特点。
第二，就概念的运用而言，吕进诗学理论继承了中国传统诗学运用类概念这一特征。中国传统诗话一般是回避纯概念的，喜欢运用类概念。皎然《诗式》谈诗的六至："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这里谈了诗的六种追求，都没有用纯概念，没有像西方诗学那样进行一番思辨式的论述，而是用模糊的类概念形象地表达出了其中的含义。吕进在《守住梦想--我的学术道路》中曾说到："我考虑，不能在诗之外谈诗，也不能在诗之上谈诗，不搞高堂讲堂，不玩概念游戏。要抛弃纯概念，使用类概念。要在诗内谈诗。应当这样揭示诗的秘密：不仅不能用枯燥乏味的空论去使寓于这一秘密的魅力消失，相反，经过诗论的照射，这一秘密应当变得更加妙不可言"。
为了更好地揭示"诗的秘密"，吕进诗学理论较多地使用了类概念。比如，在论述内视点的三种存在方式时就采用了这种介于抽象和具象之间的类概念："以心观物"、"化心为物"、"以心观心"。这是根据王昌龄的"以心击物"转换而来。尤其是对于以心观物的解释更充分显示了类概念的模糊性，更接近诗美本身："物被诗人心灵化加工，于是物因心变，变得似而不似，不似而似。诗中之物，是心灵太阳重新照亮之物；诗中世界，是心灵太阳重新照亮的世界。"在论述诗的鉴赏时，用诗味即情味、意味、兴味、韵味来说明读者在鉴赏过程中所体味到的全部的抒情美和音乐美；另外对于鉴赏的方式喜欢延续古典诗学术语，比如："披文以入情"、"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文质彬彬"、"博观"等。诸如此类的类概念在其诗学体系中比比皆是，如"无理而妙"、"不即不离"、"诗出侧面"、"诗家语"、"不尽意"与"达意"等等。
另外，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大量古典诗话原文的引用，使整个论著有着浓浓的古典诗论气息，这些引文在传达一种古典的诗学观念的同时，也将中国古典诗学的气韵、气质带进了论述中。
(指导教师：蒋登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