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担心的是，一个地区努力吸引人才，让他们来此发展、成长，但是同时也会出现某些地区人才流失、经济发展受阻的现象。人才外流或者说有能力的人都搬到了更发达的国家，这种现象已经成为新兴市场的一种属性。如果一个地区的人才外流情况严重，该国的商品出口量会降低，因为失去了竞争力。新兴经济体一定不能让这种状况常态化，这些国家更应该重视本国的人才，只有这样才能转变成自主经济体。韩国和智利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棒，巴基斯坦和南非则恰恰相反。捷克共和国或乌兹别克斯坦之类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表现虽然不是很差，但仍然存在改善的空间。
我们不应该忽略这个现实：严重的收入不平衡及其引发的贫困，是造成人才浪费的重要原因。一个人的天赋在未被开发之前，是处于蛰伏状态的。因此，我们必须保证不能让那些处在蛰伏期的天才尚未觉醒就迷失了方向，因此一定要针对贫困群体进行必要的再分配工作，尤其是教育助学金，一定不能缺失。总的来说，各个国家的人才比例应该是不相上下的，但是有些国家在教育、儿童保育、科学、研发等领域的投入更多。这样一来，人才浪费的比例就会很低，每个人都能充分认识自己的潜能。如果社会没有出现严重的分层，人才不被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吸引，并不是一件难以办到的事。
扩展知识经济覆盖的范围并加以强化，是我们未来发展的目标。就国家经济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应该讨论的议题；相反，我们应该更加注意不同于国家的全球化经济结构带来的威胁和机遇。毕竟，不断扩张是全球化固有的特点，不断扩张的内容既包括新产品、新服务，也包括新方法和新科技，这一切都源于知识和技术。如果一个大型制药企业考虑在乌克兰投资建设一个高端制药厂，那里就成了知识经济覆盖的区域。如果一家跨国电子科技公司要在哥伦比亚建厂，或者电信公司进军埃及市场，这些地区也会被知识经济覆盖。如今，全球化变成了支持和促进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将来还会不断延伸，成为知识促进发展的主要渠道。知识经济也会对当地的文化和包括家庭、国家、社会主题价值观在内的价值体系带来重大影响，促进当地的教育发展和知识传播。
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放远，就会发现那些坚持贸易保护主义的人，其实是在通过这种手段对抗知识经济的浪潮。将来，我们还是要保护自己，我们要抵制盗版，保护知识产权，认证专利，对实用模型非法复制进行追责。这些都是应该去落实的事情，冠冕堂皇的相互沟通交流是没有用的，要依靠优秀的法律以及和全世界合作伙伴的良好关系，这样我们才能更大程度地发展真正的知识经济。
我们应该对此抱有多大的期待呢？让我们以一个理性的乐观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通过大型电子对撞机，只花了40多年就证明了理论上应该存在的希格斯粒子确实存在，比论证一个针尖上不只站了一个魔鬼（神学家论证的哲学问题之一）的时间还要短，可是我还是要说，人们对知识经济抱的期望太大了。首先，这种经济活动会受限于人类的智慧，用IQ测试当作标准的话，并不是所有人的智力水平都超过100。其次，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体制不同，加拿大将来能实现的目标，乍得就未必能实现；突尼斯能实现的苏里南不一定能实现。第三，不管有多少人在生产避孕药、昂贵的香水、iPad、无人驾驶汽车和全息电视，还是得有人挖矿、摘苹果、扛水泥、盖房子、装卸卡车。
我觉得我们应该稍微扩展一下知识经济的概念。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好的经济政策，经济也不能朝积极的方向发展，因此知识经济的概念也可以扩展成知识政策，或者知识经济和知识政策相结合的改变。政策很多时候是根据意识形态、情感、执念、对反对者的敌意制定的，缺乏远见。与此同时，政策的制定常常会去迎合特定的利益集团。
政客们想知道如何在民主国家的选举中获胜，或者在独裁政权中使用谋略夺权，不管通过什么方法，只要掌握政权，就想保护手中的权力。因此，他们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只会考虑眼前的得失。丘吉尔曾经说过，从政治层面来看，一周已经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一周内会发生很多变化。虽然丘吉尔在印度的未来和英镑的金本位制的问题上判断失误，但是他有时会冒出一些很有远见的想法，其他人几乎不会有这种想法，比如前首相卡梅隆就很少提出有远见的观点。 有些活跃的经济领域政治家，非常喜欢预测股票市场的走向，或者滔滔不绝地分析第二年的年度预算，但是他们不会去谈论下个十年的经济竞争力，也不会去讨论下一代人将面临的自然环境问题。当然，平心而论，现在关心这些问题的人越来越多。
当然，即便是民主国家，执政者也要知道如何握住手中的权力才行。如果有专门的学科，教导政治家应该达成哪些目标，如何做出正确的决定改善社会、经济状况，那当然再好不过了。虽然政治手段的功利性强于战略性，但是政治在历史舞台从不曾消失。其实政治也是一门艺术，并不是谁都有这种天赋。
处理各种复杂的国事，需要庞大的知识量，尤其是正在全球化洪流中的国家，更是如此。放眼世界，我们会发现，大家都想要在实践中掌握更多的知识，而不是在大学中学习。从别人的失误中学习既能降低自己的损失，还能学到更实际的东西，但是大家似乎都在自己的失误中学习（虽然没人承认，但是事实摆在那里）。在自己的错误中也能学到东西，但是缴纳的“学费”过于昂贵，这些失误一定会对自己的人民和经济造成影响。
因此，更应该教导那些搞政治、做决策的人，应该怎么做，他们的所作所为应该源于知识，而不是源于所谓的良好意图和宏伟目标。“技术治国”这个词已经出现很长时间，这种治国理念强调的是，要让包括宏观经济和各种琐事在内的公共管理职业化。但是在代议制民主（或者说这种所谓的民主其实是一种假象，一个无知的人无法真正代表自己选民的利益）的压力之下，技术治国的理念已经被边缘化，业余的政治表演、民粹主义、愚蠢平庸的治国理念占了上风。我们应该不断思考的问题是：在探讨知识经济、知识政治的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通常会超过半数，愿意相信那些蠢人而不是聪明人。如果经济政策的制定不是以知识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知识经济就无从说起。
但是，提倡知识经济和知识政策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无非就是将所需的知识进行简单的汇总，似乎也没那么难。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确实如此，但是知识和胆固醇有些相似，有些胆固醇对健康有益，有些则对健康有害。有时候其实很难判断到底哪些知识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拿历史教科书来举例，很多时候不同国家的历史教科书讲述的是完全不同的“史实”。翻开俄罗斯和波兰、美国和墨西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中国和日本、土耳其和亚美尼亚的历史教科书，就能充分证明我所言非虚。虽然很难接受，但是不难理解各个国家记述的“史实”以及对历史事件给出的系统解释为什么各不相同。教科书中划分了明确的边界，但是人体感受不到这种边界，可以轻松跨越，比如从印度到巴基斯坦，从摩洛哥到毛利达尼亚，或者从玻利维亚到智利，国与国之间都存在有形或无形的国界线。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难以分辨的知识，好在不是太多，如果有人混淆了科学和宗教的概念，在生物教科书中可能会去探讨神造论而不是进化论。
那么经济学知识也这么难辨对错吗？总的来说争议不像上面提到的几个学科那么大，但是经济学知识的对与错并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一些中学教科书或专科学校的经济学或经济政策教科书中存在很多荒谬的、过时的，以及没有依据理论的文章。这些文章，不是在传播客观的科学知识，而是在推广一种意识形态。奉行新自由资本主义理念的国家，通常会推广偏右翼的意识形态；奉行国家资本主义理念的国家，有些地区会推广偏右翼的意识形态，比如沙特阿拉伯，有些地区也会推广偏左翼的意识形态，比如白俄罗斯。一些经历过深刻政治变革的国家，比如前社会主义国家，自由市场的原教旨主义泛滥，教科书中充满了不成熟的、天真的意识形态。如果大学生们接受这样的教育，虽然学到了知识，但并不是对社会发展有益的知识。如果依靠这些知识发展经济，怎么可能实现经济繁荣。在思考未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将这个重要问题牢记于心。只有掌握正确的知识，我们才能往好的方向发展。
知识不等于信念，但是这两点都是学生在接受学校教育和大学教育时应该成长和发展的方向。大家都知道：树枝向哪个方向弯曲，树就会向哪个方向生长。因此，一些志在全球的国家，当局也会注意其他国家的教科书，包括历史、地理、生态学、社会学、政治科学和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都会关注，宗教书籍也会留心。美国教育部意识到，今天对学生们的教导会对未来人民的意识形态产生重要影响，今天坐在教室里学习的学生，将会是未来活动的实践者。当然，只要我们不是故意通过教育欺骗下一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因为让孩子接受虚假的教育可能会适得其反，在多元化的世界中，将来的知识传播一定是更加开放、更加客观的。很多阿拉伯世界的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只是其中一些国家并没有朝着既定方向发展，反而冒险推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从政治高度回到实际的微观经济活动，最重要的是管理。很多国家，管理方面的差距比技术差距大得多。不管是在商学院学习到的管理知识还是在生活实践中学习到的，只要推行知识管理，在经济活动中的成功率都会提升。一些管理专家经过比较分析，得出结论：提高管理质量，能让国民收入在短时间内明显增长。这种假设对于那些已经处于高度职业化管理之下的国家并不适用，比如德国的知识化管理已经推行很长时间，韩国也推行了十年之久。但是那些管理质量水平较低的国家，比如哈萨克斯坦、坦桑尼亚，知识化管理一经推行，就能迅速看到成果。有些人认为，如果提高管理水平，印度经济产值在短时间内就能翻倍。毫无疑问，在未来的世界中，管理比政策更能有效刺激经济，使其发挥最大潜能。
无论是政策还是管理，都需要不断地改进，有些国家因此取得了丰硕成果，比如韩国；有些国家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比如乌克兰。如果我们能将韩国企业实施的管理标准搬到乌克兰，可能比实施经济政策转移更有效，乌克兰的状况有可能会出现明显改善。但是，根据这个推理进行简单地逆推，结论却并不完全相同。如果把乌克兰的宏观经济政策套用到韩国身上，对韩国造成的伤害，比把乌克兰的管理套到韩国身上要大得多。我们不会展开任何相关实验。但是，等到韩国的经济管理和政策逐渐在朝鲜推行（朝鲜不会采取类似“休克疗法”式的颠覆性改革）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结果了。
包括文化在内的很多复杂因素决定着管理的质量，当然也包括知识在内，问题的关键是哪些知识是必要的，以及这些知识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之所以要掌握更多的知识，因为当今的经济活动中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即便眼下的危机退去，这种不确定性并不会随之消失，但是性质会发生变化，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作用力增加到一定程度，就会影响事件的切实进展，管理者不得不做出策略调整。适应这些变化的能力是需要不断学习才能掌握的。一些特定的知识要及时更新才能对现有的数据资料做出正确的解释，如果我们想做出合理的判断，得到的信息必须是正确的。将来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采取的处事方法貌似合理，实际上当初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把昨天的假设当成了明天的答案，因此引发很多冲突。
将来，变化管理方面的知识将会拥有特殊的价值。变化自身的特点和引发变化的动力，会导致有时变化速度很快，有时很慢，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应该考虑到。出现问题时，要快速做出决定，紧急处理。这就要求你的头脑要转的足够快。很多错误都是因为不够沉着冷静，鲁莽行事造成的，你犯下的这些错误只能自己买单。有些问题需要你马上给出答案，有些问题在给出答案之前应该认真思考。关于美国如何才能摆脱财政赤字的问题，如果是美国有线新闻网在做直播访谈，访谈对象必须马上给出答案，但是如果是在耶鲁大学的学期研讨会上，你就可以慢慢思考给出答案。接受电视访问的时候，没有时间慢慢思考，但是如果是在生活中，在给出或肯定或否定的答案之前，最好思考十秒再开口。只要你的思考方向是正确的，思考的时候以正确的经济理论为基础，前提合情合理，对事实的判断准确无误，无论是快速思考还是慢速思考，都会把未来朝好的方向指引。过程中的不断变化无疑会使一切都变得更加困难。虽然综合所有信息之后，我们能获得更多有价值的内容，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事情越复杂，我们越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思考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值得回味的情况，同一件事，如果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可能是很大的慰藉，但是从效率角度出发，几乎毫无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