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拉伯半岛的富裕国家，虽然国外劳工工作效率很高，已经成为支持经济发展的核心，但是目前的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因为这些劳工虽然在这些国家呆了很多年，但是阿拉伯地区的非民主国家甚至不愿意授予他们合法的公民身份。阿拉伯地区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移民问题是摆在该地区文化和政治面前的巨大挑战，阿拉伯半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沙滩和海岸下方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在该地区的一些国家，比如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周期性的外国劳工已经在那里生活了一代，真的是一个相当长的“周期”，这些劳工在人口中占大多数，因此应该融入当地社会，才不会显得突兀。外国劳工的结构也很多元化。高端技术移民主要来自富裕的西方国家，包括家庭服务员、工业工人、建筑工人在内的下等技术工人主要来自远东地区：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越南、菲律宾。有的国家既能输出技术劳工，也能输出非技术型劳工，比如印度。
耐人寻味的是，有些国家正在努力鼓励本国公民尽可能地参加工作。比如沙特阿拉伯就推出了所谓的“沙特化”政策，强制要求一定数量的沙特公民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工作。不管技术水平如何，是否接受过培训，在不同的业务领域，沙特公民必须占员工数量的30%、一半或70%。阿曼的政府可以说是所有阿拉伯国家中最好的，“阿曼化”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其中也包括聘请阿曼工人或禁止雇用外国工人的行政规定，这两种说法归根结底是一个意思。两个国家的具体方案各不相同，在利雅得（沙特首都）没有一位出租车司机是沙特人，而在马斯喀特（阿曼首都），根据法律规定，所有的出租车司机必须是阿曼人。
我们应该知道，就像当初被强迫带到美国的非洲奴隶，得到解放后，也不可能再被送回非洲一样，从印度被“暂时”带到斐济种植园的工人，最后只能一辈子呆在斐济，如今他们的后代约占整个国家人口的一半，斐济就是他们的家；来自土耳其的外籍劳工，最终决定不再回到贫穷的安纳托利亚（土耳其地名），如今每四十位德国人就有一位是土耳其裔。阿拉伯国家也是一样，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对外国劳工的依赖程度非常高。有朝一日，苏丹会不会出现一位巴基斯坦裔的元首，孟加拉移民的后裔是不是也能当上阿布扎比（阿联酋首都）的酋长呢？以目前来看，没有人会相信未来会发生那种事。不过，在半个世纪以前，很多地方都禁止“黑鬼”进入，那时候谁也想不到黑人会当上未来的美国总统。
庞大的移民潮难以避免。我们的身边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移民。目前，有超过2亿甚至可能将近2.5亿人，并没有在自己的出生地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数字会越来越大。移民浪潮既会带来严重的威胁，也会带来巨大的机会。之所以说是威胁，是因为大规模迁移最终可能失去控制，从北非到南欧、从墨西哥到美国、从巴布亚新几内亚、从其他南太平洋地区到澳大利亚、从叙利亚到土耳其、从乌克兰到斯洛伐克、从莫桑比克到南非、从缅甸到泰国都包括在内。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强行压制移民倾向，而且即便使用强硬手段，也不可能完全阻止人类的迁移。但是，我们可以合理地引导移民，让人口流向指定的方向。
合理指的是，保证移民输出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不会下降，不会影响本国正常发展。如果伊拉克成千上万的医生都跑到西方国家工作，伊拉克的发展肯定好不到哪儿去；如果津巴布韦培养的护士，都跑到英国去找工作，当地的发展肯定会受影响。除此之外，合理还包括另一方面的意思，要保证美国不会出现上千万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非法移民。有些人已经移居他国几十年，仍然找不到家的感觉，但是在孩子眼中，这个国家就是自己的家乡。合理还表示，我们不必非得把成千上万来自罗马尼亚、生活在法国的罗姆人（流浪民族）遣返回罗马尼亚，能做的只是给他们几百或一千欧元做送别礼，也表示我们不用担心如果上百万阿拉伯人涌入不能将他们遣返的问题。
有些国家无力招架大规模涌入的移民，也没有为这些外来人口在本地扎根做好准备。如果他们不能应对由此引发的多元文化问题，除了冒险前进也没有别的好办法，虽然前面的路上困难重重，他们必须努力向前取得胜利，只要努力就有可能。多元文化共存是未来社会的必然。由于地理或整体环境的原因，无法或不能获得解放自主的国家，未来会向发展中国家涌入大批移民。我们这里所说的大批，不是指一船或者一卡车移民，而是几十万甚至上千万规模的人口流动。
合理引导移民的可能性很大，但也可能出现意外。为了保证移民不会背离合理的方向，以及涌入的移民不会冲击当地的社会秩序，我们要限定移民的规模，延长移民潮持续的时间，引导移民方向。我们的价值观、制度和政策也要做好准备，应对这些未经邀请主动造访的不速之客。以目前的状况，如果一艘满载南亚难民的渔船冲向澳大利亚海岸，政府就会束手无策，不知道怎么应对这种情况。如果几千叙利亚难民劫持一艘船驶向鹿特丹，会引发荷兰的政治危机。如果上万来自苏联地区的移民横跨布格河，波兰也无力应对。把南亚难民聚集在远离澳大利亚海岸瑙鲁岛上的“临时”营地，或者把他们限制在船上不得上岸，再或者把他们带到废置的度假村加强守卫，这些方法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真的发生上述情况会怎么样？如果比我们设想的规模还要大该怎么办？
无论对于移民输出国还是输入国，移民都会带来巨大的机会。如果移民有条不紊地离开自己的国家，在降低过剩人口的同时没有削弱当地发展所需的人力，这当然是好事。如果这些人来到一个由于人口替换率过低，同时人口老龄化状况严重，劳工短缺的国家，移民的涌入可以拯救当地供不应求的劳动力市场。如果外国劳动力能够在长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引导下流动，就更好了。这种战略应该由政府制定，如果多国政府能针对这个达成协议，而不是由市场决定，那就再好不过了。市场应该起到的作用是落实政策，移民对私营部门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毕竟，移民不会去政府找工作，要到私营企业上班。有朝一日，他们居住的时间足够久了，这里就会变成他们的家，政府部门中也会出现他们的身影。政府中有移民身份的职员不仅不会带来任何伤害，还对社会发展大有帮助。
大规模跨国人口迁移在对社会和政治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会影响经济。移民活动还能消除地区或国家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发生作用的过程很简单。某地区输出劳动力后，当地的劳动力市场供应就会降低。其他条件相同，市场会因为劳动力供应的下降，提高工资。另一方面，移民输入国，劳动力供应上升，工资增长速度会放缓（前提是经济增长）甚至下降（前提是经济没有增长）。因此，劳动力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缩小，从长远来看，由于能缓解国际范围内的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因此是值得鼓励的好现象。
我们可以参考欧盟的例子。随着欧盟的不断扩大，11个前社会主义自主经济体也加入了欧盟，包括塞浦路斯和马耳他在内的17个富裕的欧盟国家的就业市场向这一地区开放。不是马上开放，更准确地说，并不是向所有国家开放，其实过了七年，直到2004年，德国和奥地利之前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设置的限制才解除。如果上面的说明还不够充分，我们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假设在移民的浪潮出现之前，一个熟练的水管工在波兰工资是500欧元，在法国是2000欧元。两国的工资比是4：1，这就是移民的强烈动机，贫穷国家的人民也会因此心生对社会的不满，谁不想“和别人有一样多的钱”。水管工会因此从波兰移民到法国。也有很多来自中欧和东欧其他国家的水管工来到法国，如果一个东欧国家的水管工在本国也挣2000欧元，就不会千里迢迢来到法国。随着各国水管工的涌入，水管工在劳动力市场供应提高。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人的工资就会下降到1500欧元。与此同时波兰本地的水管工数量下降，但是需求并没有降低，该漏的管子还是会漏，也就是说供应下降但是需求保持稳定甚至有所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工资就会提升。那些没有被2000欧元高薪吸引，选择留在本国的水管工们，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工资上涨到了750欧元。如此一来，法国和荷兰水管工工资的比例就从原来的4：1下降到了现在的2：1。
因此，全球范围的收入差异在不断缩小。上百万墨西哥人移民到了格兰德河北岸，拉低（与没出现移民之前的状况相比）了对岸的收入增长速度，甚至北美的绝对收入也会下降，与此同时，墨西哥的收入增长率会相对提升。美国或加拿大当然也会从中获利，国民总收入会提升，富裕阶层会变得更富，因为移民作为廉价劳动力，薪资水平更低。即便如此，他们挣的钱也比在自己的国家多，但是外地劳工的工资比本地的同种工人低。这种不公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文化因素（大家都愿意给“自己人”多付点工资），还有就是工会组织（工会中一定是本地人更多，因此在谈判时会照顾自己的利益）。
奇怪的是，目前人们的移民倾向并不是很强烈，在全球化的上一个阶段，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欧洲人迁移到了美国。目前的局势依然瞬息万变。全球的收入差距会逐渐缩小。如果资本生产力和工作效率全面提升，世界各地的收入水平都会上升，如果劳动力能追随供求关系转移，上升的速度会更快。弥补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当然是最重要的，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移民，也在提高自主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即便人口增长并没有失去控制，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人口结构的严重失衡也会成为孕育各种冲突的温床。那些正在追赶发达国家的后进国家，如果不降低人口增长速度，同时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迟早会爆发冲突。如果富裕国家想要避免贫穷国家移民潮的冲击，必须为实现包容性的全球化而努力，还要将援助自主经济体的发展提上日程，并在需要时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