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石佛，人们的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这样一些景象：端坐于三江交汇的乐山大佛；面带神秘微笑的卢舍那佛；雍容华贵的凌云山睡佛，抑或是盘腿打坐于某一庙堂之中的某一尊佛。
而笔者今天说到的石佛，却是毗邻朱德故里仪陇县马鞍镇一个乡的乡名而已。
打开《仪陇县志》，其卷一有云：“顺治八年（1651），邑侯刘在宸为保聚计，仅得十余户，土著之稀少已可概见。”
在《清圣祖实录》中也可见如下史实：康熙四年，经太子太保、四川巡抚李国英奏准，“招两湖、两粤（即两广）、闽黔之民实东西川，耕于野；集江左右、关内外、陕东西、山左右之民，藏于市”。所以在康熙年间，湖广填四川的浪潮惊涛拍岸，前来人烟稀少的仪陇县泊岸而居的客家人日益增多。而就在其中的某一天，携妇将雏的青发荣、青发旺兄弟俩也混杂在填川的人潮中从湖广方向蹒跚而来，在仪陇县马鞍场东北方向约十公里一处人迹罕至、海拔约七百五十米的高山山腰上歇下脚来，覆草为屋，圈地而耕。因见其山之高，峰形似包，遂将新的家园唤作包包梁。
笔者以为，佛教的博大有时并不在于它会念阿弥陀佛，而在于它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生命力。就在青氏兄弟于包包梁垒石为灶不久，一位游方僧人路过此地，他惊异地发现包包梁下一块突起的山石颇像一尊站立的佛像，遂止住云游的步履，用长达十数年的光阴建起了一座庙宇，僧人将它命名为阿陀庙。
阿陀庙最初的香火是否明亮今人已不得而知，知道的只是它没挨到清王朝灭亡就荒废了。庙与佛结伴而远，阿陀庙在不幸中的万幸中成了一个地理名词。现在，当地的人们时常能听见这样的对话：农夫甲问，今天又栽的哪块地？农夫乙答，阿陀庙那块。抑或是：母亲叮嘱，天气热，不要跑到阿陀庙上面去了哈，谨防中暑。孩童答，我晓得。全然与佛与寺无关，如是而已。
但青氏兄弟却意外地在川北这片贫瘠的山地里青葱起来，并最终为这片山地带来今天都值得骄傲的荣誉。这当然不是他们荒垦得好，粮收得多，而是他们将流传于湖广的一样东西带了过来，并最终成就了后来在世界上都有影响的川北大木偶。
众所周知，木偶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始于汉，兴于唐，到宋时就相当盛行了。青氏兄弟给包包场带来的是和真人一般大小的杖头木偶，表演不受剧种限制，和人混合演出时，神貌无异，栩栩如生。
不知是地势偏僻观众太少，还是农事太苦不得闲暇，青氏兄弟来到包包场不久，就将这一在后来影响深远的技艺传给了民间艺人杨三合。杨氏接手后，即在一杨姓民间雕刻艺术家的帮助下，对青氏的杖头木偶进行了从形象到技艺的全方位改造，其人物造型以写实为主，眼、眉、口、头、耳、鼻、手、腰以及关节均可以活动，表演时能取物握物、穿衣解衣、戴帽脱帽、穿靴脱靴、吹火点蜡、拂袖掸尘、变脸下腰、翎子功、扇子功、水袖功等神乎其技，与人无二，令人叹为观止。为有别于青氏的杖头木偶，杨家将其称之为川北大木偶。
1914年，包包场另外一个木偶艺人李约之买下了杨三合后代的木偶，与其子李章福、李章祥，创建了“福祥班”，或称“李家班”。此后经年，大木偶艺术在川北地区活动频繁，川北大木偶妇孺皆知。
1950年，包包场设乡，当时的仪陇县委领导觉得包包场乡太口语化，于是就想起了几百年前那位僧人修阿陀庙的故事来，说：“叫包包场太土，就叫石佛吧。”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代，“福祥班”也由“土”变“洋”，连同李氏后裔被仪陇县木偶剧团悉数收编，为日后川北大木偶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
1966年，“打倒一切”与“造反有理”的口号甚嚣尘上，石佛当然无法成为世外桃源。血气方刚的造反派们找到了当年僧人看着有点像佛的那块山石，愤怒地用粗大的绳子将它拉垮，并宣布石佛乡更名为旭日乡。
乡名改了，阿陀庙早就没有了，有点像佛的那块山石也轰然倒地，失去了“革命”对象的“革命者”们不免就有些失落，一个个聚集在“革委会”会议室里义愤填膺地梳理着这个乡的旮旮角角。这时，有人提议了：“阿陀庙后山的那株柏树不也是封资修么，我们去铲掉算了！”
原本一片狂躁的会议室顿时鸦雀无声，造反者多是本地人，而本地人太了解那株柏树的深刻内涵了。
那是一株和阿陀庙的年龄差不多的柏树，相传是康熙年间包括青氏兄弟在内的相继迁到石佛的十余个姓氏的祖先们共同手植的，其寓意是携手团结，共建新的家园。颇有传奇色彩的是，这株树在数百年的生长过程中，从根部生出七个躯干，郁郁葱葱，伟岸威严，当地人称团结树或七柏姊妹树，一直是石佛的一道胜景或一个象征，说它是一代又一代石佛人心中的佛可能都不过分。把这样一棵树当作“封资修”的毒草给铲了，今后还怎么在这块土地上做人？
矛盾再三的结果，是众皆作鸟兽散。
“旭日”照耀了十多年后，包包场又还原成了石佛，终点虽回到了起点，但轮回之中却有了新的景观，新时代的缕缕春风不仅吹绿了阿陀庙山上的红土，也吹富了人们从物质到精神上的生活，就连曾经仅百十间瓦房的街道，也憋足了劲，以楼上楼下、粉墙碧瓦的新面孔沿着场镇公路向两头撒着欢儿地奔跑开去。
但最让石佛人长脸的却是那个早已和他们分别的大木偶，1987年以后，川北大木偶屡受文化部派遣，赴世界各地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境外艺术专家学者们纷纷称誉“大木偶艺术是世界独特的十分令人珍爱的木偶艺术”“在表演手法丰富细腻方面，欧洲木偶艺术还比不上中国”。仅此，川北大木偶的故乡石佛人足有资格春风满面。
当然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2006年，川北大木偶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笔者闻讯，当即给时任石佛乡的一位领导去了电话，在通报这一喜讯的同时，要求他去做一个广告，说白了也就是在场头镇尾找一个地方弄一个醒目的标识，上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北大木偶发祥地。谁料电话那头的他讷讷地说：事情是个好事情，只是我们乡镇哪有那笔开支哟？你说的那个文化遗产有没有点配套的经费给我们？
差不多也在同时，石佛乡的另一件工程正式竣工。石佛人为了彰显名称的合法性，采取政府默认、民间投入的方式在离阿陀庙也离看着有点像佛的那块山石都很远的一个山崖上修建了一尊通高约三十米的石佛，佛像庄严，袈裟飘逸。然石佛地处偏远，过境公路也只一条，且只通往两个乡镇，佛像前后并没有什么景观烘托、点缀，也谈不上什么服务设施配套，更兼佛像新造，亦无传奇故事或显灵之事支撑，动感强烈、栩栩如生的佛像也就真正成了石佛乡一个新造的标识而已，更多的时候，是居住在斯地的妇孺与老幼在出门或回家时以高兴或困顿的目光打量一眼他那俯视一切的容颜。
想想原本无石佛的包包场，想想早已破落的阿陀庙，想想看着有点像佛的那块山石，同样想想发祥于斯的川北大木偶与生长于斯的七柏姊妹团结树，脑海里就倏地冒出一首关于佛教的名诗，不妨就略作改动，然后用它来做本文的结语吧：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石佛，
何必惹尘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