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是大自然倚天抽出的宝剑，将从仪陇西部逶迤而来的山脉在一个后来名叫大寅镇的地方一剖为二，形成一道长约十公里、类似峡谷的深沟。山上广阔的集雨面不断地汇集着涓涓细流，天长日久，深沟下便形成了一条小河。秋冬之时，小河沿着弯弯曲曲的河床静静地流淌着，天光云影，波澜不惊。但每至盛夏，这里总会随着雨季的到来洪波涌起。站在河边四处眺望，但见两岸连山，略无阙处，耳畔尽是大水跃跃欲试要漫出河床的咆哮声。
我们将要去了解的文昌，正好就处在这个山坳里。
这是仪陇县东南部的一个小乡，距大寅镇八公里。山高沟狭的地形地貌，使它数百年恬然世外的身影更像是一位息心修炼、无欲则刚的隐士。而文昌这个地名的由来，则需要我们追溯到清康熙年间。
移民四川的喧嚣不仅唤醒了仪陇死寂多年的田垄，也惊蛰了文昌这条山高林密的峡谷。从粤北闽南等地筚路蓝缕而来的移民不仅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也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基因与文化传统，而对文昌的崇拜便是一例。
文昌，本为星名，又名“文曲星”。是中国古代对魁星之上六星的总称，魁星又名奎星。汉代纬书《孝经援神契》中就有“奎主文章”之说。其后，奎星又被道教尊为主宰功名禄位之神。因“奎星屈曲相钩，似文字之划”，掌管着文章兴衰，所以旧时崇文之乡多建文昌宫、庙、祠，以供读书人前往拜祀，求得文运昌盛，考场亨通。客家人素以“耕读传家”“崇文重教”而著称于世，在粤北闽南等地即盛祀此神，客家人虽辗转千万里但崇文之心却不改一丝一毫。故而在家园已安、田土既垦之后，就大兴土木，将文昌菩萨从老家请到新家来，反正斯地竹苞松茂，本不愁什么建筑材料，又是福佑子孙后代的千秋伟业，于是人心齐，大庙起，小河两岸顿时洋溢着扑面而来的文化气息。几百年后，笔者曾在世居文昌的一位老人那里见到一本渐朽的族谱，其上有云：“乾隆八年（1743）建文昌宫于河岸，塑文昌、魁星神像祀上。春秋二仲，儒学收铺租致祭。”
有了这个精神家园，远近的客家人都心向往之，特别是“春秋二仲”，也就是每年的农历二月和农历八月儒学致祭之时，庙堂上下更是香火鼎盛，热闹如节，久而久之，这条深沟就有了它自己的名字——文昌。
几百年来，文昌是否出过什么文化名人或学术泰斗，今天已无从考证。作为一个深藏山间的小乡场，《文昌志》自然是不会有的，有的只是一些老人口口相传的故事，诸如“我们家老祖宗如何如何”，“我们家的先人怎样怎样”，但我仔细去翻了翻县志，却无记录老一辈文昌名人的半点墨迹。不过可以肯定地说，文昌的文化底蕴还是深厚的，只是不那么显山露水罢了。当然，文昌的村村社社读过书的文化人肯定也多。不说别的，单从文昌的村名就可以瞧出一些端倪，比如火烟、花桥、断桥、枫坪、桥亭，比如峰岩、凤鸣、中梁、复元、文峰……我曾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夜晚，在文昌小学教师宿舍的一方阳台上，与该校校长畅谈过这些村名。月明星稀，山影绰绰，把酒临风，感觉每一个村名其实都是一首婉转的诗，如舒婷笔下一般的朦胧。
让人遗憾的是，文昌虽在与时俱进，但文昌宫却在历史前进的步伐中不小心走失了，它的消失，版本甚多，但最可信的说法是有一年发大水，山谷里的那条小河变成了滚滚洪流，挟裹着文昌宫滔滔而去，不知所踪。今天的人，除了去河边看看那座垂垂老矣、苔藓缠身的字库塔外，还能做的，便是在文昌宫前那棵劫后余生而百年不老的黄桷树下去倾听一下一枯一荣的树叶对有风曾经吹过文昌宫的记忆婆娑了。
尽管如此，文昌宫的逝去却并没有引起更多的人凭吊与重视，因为文昌本就偏僻，钟爱它的人也不过是周围的客家人而已。而文昌本身也在1966年因为“破四旧”的需要更名为灯塔，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回去。数十年灯塔照耀下的光阴悄悄逝去，文昌甚至不能为本地的年轻人所熟稔。只有当这里又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涌现出了某一个官员，抑或在高考的独木桥上又走过一位本地的学子，人们才会在把盏相庆中猛然忆起——我们这里不就是文昌么！
